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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余波 听证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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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结束后第三天,银星资本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公开声明:“基于对监管环境的尊重,银星资本决定正式放弃对华微电子的投资计划。周济桓先生已于今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即日起卸任银星资本CEO一职。”
消息传来的时候,沈既明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听证会的结案材料。林筝推门进来,手里举着手机,屏幕上是财新网的头条推送——“银星资本CEO周济桓辞职,华微电子安全审查案尘埃落定”。她的眼睛有点红——不是因为哭过,是因为这几天加起来睡了不到十个小时,全靠咖啡和肾上腺素撑着。
“沈律,黎景川先生被免予刑事起诉。”
沈既明放下笔。她预料到这个结果——黎景川在听证会上当庭翻供,提供了对国家安全审查至关重要的证词,商务部向检察机关出具了建议从宽处理的意见书。但真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还是长出了一口气。
“条件呢?”
“五年内限制出境。配合监管部门完成对银星资本的全部调查。”林筝把手机递给她,“另外,陆总刚才来电话了。说黎景川想见你。”
下午三点,沈既明在上海一家康复医院里见到了黎景川。
他坐在轮椅上,面对着窗户。窗外是一个小花园,栀子花开得正盛,香气透过纱窗飘进来。他的手指上戴着康复用的矫形支架——不是治疗,是缓解疼痛。那些手指早就废了,矫形支架只是让他在晚年不至于太疼。
“黎先生。”
“沈律师。”黎景川转过头,声音比听证会上轻了一些,但咬字依然清晰,像是在脑内打了草稿才说出口。
“我应该谢谢你。不是因为你帮我免了刑——是因为你把ACK带到了听证会上。那组电码,我等了十七年。我以为永远不会收到。”
“那是陆砚舟父亲的笔迹。不是我的。”
“我知道。”黎景川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老派的、军人的清澈,“但你把它发给了我。你在交叉质询的时候,可以用那个问题逼我认罪——你可以问我‘黎先生,你是否伪造了陆维庸的信件’,那会让我在专家委员面前失去全部可信度。但你没有。你问了我Acknowledge。你在用我的语言告诉我——你的一切,我们收到了。”
沈既明在病床边坐了下来。床头的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声,心率七十六。
“黎先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在银星潜伏了十七年,伪造了四十七份文件。但您为什么选择在听证会上翻供?如果没有这场听证会——如果没有华微的案子——那些文件会不会就一直埋在地砖下面,直到您去世?”
黎景川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头看着自己戴了矫形支架的双手,像是在看十根不属于自己的手指。
“我曾经以为我只需要收集证据。等证据足够多,自然会有人来用。但我错了。”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二〇一八年,周济桓通过陈知行拿到了一份芯片公司的技术评估报告,然后在新加坡复制了那家公司的整条生产线。那家公司叫中科芯创,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一千多名工程师,有的去了竞争对手那里,有的转了行。一个技术团队十几年的心血,两年就被抽空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光是收集证据是不够的。我必须等一个公开场合——一个有记录、有国徽、有专家委员会的场合。在那里,我的证词不能被压下去,不能被庭外和解,不能被金钱和游说力量抹掉。所以我继续等。等了六年——等到了你和陆砚舟。”
“为什么是我们?”
“因为你们两个联手做了周济桓最怕的事。”黎景川看着沈既明,眼睛里那种被压抑了太久的光芒再次浮现出来,“他在资本市场深耕了三十年,最怕的不是竞争对手,不是监管者——他最怕的是两种人联手:懂法律的和懂信号的。你们一个能从他的交易结构里找到漏洞,一个能从他的加密通信里截获情报。当你们两个人站在同一张白板前面画图的时候——我就知道,时机到了。”
沈既明离开康复医院的时候,在门口遇到了陆砚舟。他靠在林肯飞行家的车门上,手里拎着一个纸袋。纸袋上印着某家老字号糕饼店的商标——是厦门那家店,在上海没有分店。这意味着他专程跑了一趟厦门。
“你昨晚没在上海?”她问。
“回了趟老宅。把那个铁皮盒子取回来,顺便——买了这个。”他把纸袋递给她,“我爸以前每次见黎叔叔都会带这家的凤梨酥。我想黎叔叔应该很久没吃过了。”
沈既明接过纸袋,低头看了一眼里面的糕点盒。盒子上贴着一张便签,便签上是一组摩尔斯电码。她不需要翻译,她已经背熟了——ACK。
“你送进去吧。他在等你。”
陆砚舟拎着另一个纸袋,走进了康复医院的大门。他走到病房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抬手敲门。
笃,笃,笃。三下。像摩尔斯电码里的S。
门里面传来一声沙哑的“进来”。
他推开门。黎景川坐在窗前,逆光中他的轮廓模糊得像一张黑白老照片,只有那双眼睛还亮着,是照片里唯一没有褪色的部分。
“黎叔叔。”陆砚舟走进来,把糕点盒放在床头柜上,“我爸以前给你买的那种。凤梨酥。”
黎景川低头看着糕点盒上的便签。ACK。他的手指在便签上轻轻抚过,指尖的触感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那些被敲碎的骨骼和神经末梢,连摸到纸张的纹理都变得困难——但他还是一笔一划地用手指描完了那三个字母。
“砚舟,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黎景川放下便签,看着陆砚舟,“你父亲最后那条信号——他在结尾时发了一个SORRY。那不是发给你一个人的。是发给我们两个人的。”
“给你,是抱歉他不能回复你的信号。给我,是抱歉他让我一个人在银星潜伏十七年。”
“他不需要抱歉。”陆砚舟在病床边坐下,“十七年前他一个人扛下了全部。十七年后——我们替他把棋下完了。”
黎景川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从枕头下面抽出一个信封。信封很旧,纸边已经起了毛,看得出被反复触摸过。他把信封递给陆砚舟。
“这是你父亲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他在出事前寄给我的,用的是挂号信——老派的作风。我一直没拆。不是不敢拆。是想等到一个有意义的时间点——一个可以让你亲眼看到他字迹的时间点。”
陆砚舟接过信封。收件人写的是黎景川在北京中科院的旧地址,寄件人是陆维庸,日期是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日。对赌协议签署的那一天。
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信纸上只有一句话:
“老黎:如果有一天砚舟找到你,告诉他——他没有输。他只是换了棋盘。”
陆砚舟把信纸对折,放回信封里。他把信封放在糕点盒旁边。窗外的栀子花被风吹落了一地白色花瓣,有几瓣落在窗台上,香得有些过分。
“我父亲——他到最后还在想棋盘。”
“因为他知道你会下棋。”黎景川伸出手,用那根最不受控制的食指,在陆砚舟袖口的太空人袖扣上轻轻碰了一下。力道很轻,但他准确无误地碰在了那枚袖扣正中央的阿姆斯特朗头盔上,“棋手不会死。棋手只会在新的棋盘上继续落子。”
陆砚舟离开病房后,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康复医院里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栀子花香,一种诡异但令人安心的组合。他掏出手机,给沈既明发了一条微信。
“黎叔叔说,棋手不会死。棋手只会在新的棋盘上继续落子。”
沈既明秒回。
“那这一局算我们赢了吗?”
陆砚舟盯着屏幕。拇指在键盘上方悬了片刻。
“算。但下一局还没开始。”
“下一局你想下什么?”
陆砚舟想起黎景川给他的那封信——“他没有输,他只是换了棋盘”。他打字:
“银星倒了,但周济桓的模式还在。他用了三十年建立的跨境技术套利体系——通过新加坡和开曼的离岸结构,通过前BIS官员的旋转门,通过境内关联方的代持持股——这个体系不会因为银星一家公司倒闭就消失。我们能打掉一个周济桓,但还有几十个周济桓在盯着中国的半导体公司。我们不能一个一个去打。”
“你想做什么?”
“做一个预警系统。用大数据分析跨境投资风险——把黎景川这十七年积累的加密通信模式变成算法,把银星的交易结构变成风险指标。让那些潜在的周济桓在动手之前,就被标记出来。”
沈既明没有回复。
隔了很久,久到陆砚舟以为她掉线了。
然后她的回复跳出来。只有两个字。
“一起。”
陆砚舟把手机收回口袋里。走廊尽头,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轮子在塑胶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嘎声。窗外的栀子花还在落,花瓣堆积在草坪上,白得像刚下了一场不合时令的雪。
他站起来,走出医院大门。太阳很亮,亮得他眯起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