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记得》山小白

1、村学 一梁虎气生

　　村 学
　　作者：山小白

　　一梁虎气生年少，半岭书声忆旧村。
　　——引子

　　我叫来虎。

　　这个小名，是太爷爷给我取的，如今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家住的山梁叫老虎梁，远远望去，就像一头趴着的猛虎。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又是男孩，一家人把所有的盼望和好意头，都塞进了这两个字里——盼我壮实、勇敢、有出息，像这山梁上的老虎一样，稳稳当当，能扛事儿。

　　我的童年，就安在大山里那所小小的村学。一坡黄土，一串铃响，一想起来，心里就亮堂堂、轻飘飘的。

　　村学上学不用早起。夏天八九点钟出门，太阳早已把黄土坡晒得暖乎乎的。我挎着娘缝的粗布斜挎包，包里没几本书，就装着一身野气，跟着大孩子沿着山岗一路往下走，再钻进一条山沟。

　　山沟中间是一条水沟，两边是玉米地，长得比人还高。水沟像蛇一样蜿蜒，不发水的时候，只是细细一股浅流，清清浅浅淌着；一到下大雨发大水，水势猛涨，能把两边玉米地里的玉米秆淹掉大半。野狗常常从这里窜出来，我们每人手里都攥一根红柳棍，既是拐杖，也是胆子。

　　我们其实最怕撞见野狗。一遇上，谁也不敢跑，一跑就会被追。我们便立刻举着红柳棒站定，围成小半圈，跟狗直直对峙。眼睛既要盯着前面的狗，又得提防它绕到身后偷袭，一步都不敢乱。一边慢慢往前挪，一边摸出兜里的小馒头块，往它脚边扔，嘴里“啾啾啾”地哄着、唤着，一点点稳住它，再借着空隙，慢慢蹭向学校。能遇上地里干活的大人的时候少之又少，大多时候，就靠我们自己，一点点把这段险路熬过去。

　　等我长大一点，也成了领头的大孩子，举着红柳棒护着一群小娃，走得雄赳赳、气昂昂。

　　冬天一下雪，山岗滑得要命，一步一趔趄，可只要雪不是大到走不动，我们照样踩着雪上学。下雨天也一样，裤脚溅满泥点，也乐呵呵往学校跑。

　　村学里没有幼儿园，只有个名义上的学前班。我那时候年纪小、个子也小，家里人便安排我先跟着一年级的孩子“混”了一年，才正式上一年级。

　　头一回踏进学堂，是奶奶牵着我去的。她怕我怯生、怕我哭，就一直在学校旁边的人家守着。我在窑洞里坐不稳、心不定，一会儿慌慌张张跑出来瞅一眼，一会儿又探出头张望，只要看见奶奶还在，才敢缩回去乖乖坐好。没过几天，我才慢慢融进窑洞里的热闹，不再黏着奶奶，也慢慢适应了上学的日子。

　　村学先是在旧窑洞里，后来搬到一座矮平房。房檐下挂着个铁铃铛，一拉“叮铃铃”，上课、下课、放学，全听它的。窑洞里是长条木桌，两三个人挤一块儿。黑板是木架子支起来的厚木板，用墨汁染得黑黑的。一二三年级挤在一个教室里，老师轮着教：先教一年级，再教二年级，再教三年级，一堂课拆成三段，乱中有序，倒也好玩。

　　在村学，我们用的都是土旱厕。不过几个土坑，几堵矮土墙简简单单隔出男女。那时候年纪小，什么也不挑，排队、说笑、追跑打闹，照样玩得尽兴。如今在外用惯了干净的现代厕所，再闻旱厕那股味道，反倒有些受不了了。

　　我刚去时，村学里有两位老师。
　　一位是郭老师，女老师，对我们格外温和，像自家老人一样疼人。前几年听说她已经走了，因为各种缘故，没能去送她最后一程，至今想起来都觉得遗憾。

　　另一位是徐老师，男老师。他本是庄稼人，天不亮先下地忙活，忙完了才来上课。他什么都会，能手写曲谱，歌唱得好听，字也写得端正漂亮，在我眼里，他就是天底下最博学的人。我们的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西游记》片尾曲《路在何方》，全是跟着徐老师学会的。可惜后来他没能转成正式教师，也没再往上走一步，最终离开了讲台，回家务农了。每次想起，都觉得可惜。

　　徐老师有时也会爬上我们老虎梁。有一回，他看见路上有馍渣，那时候粮食金贵，不知怎的，他认定是我扔的，就在路队里狠狠说了我一顿，还动手打了我的脸。我知道他是爱惜粮食、为我好，可我心里明明清楚，那馍渣真不是我丢的。我没哭，也没辩解，就默默站着，把这股小委屈悄悄藏在了心里。

　　在村学，我们也写大楷、小楷，拿着毛笔在粗纸上描。写得歪歪扭扭，也没人细教，现在更是写不了毛笔字，成了个小小的遗憾。

　　一到冬天，教室里就架起山里的老式火炉。柴火都是学生从家里背来的，玉米秆、枯树枝，一捆捆堆在墙角。谁值日谁早来生火，烟呛得人直咳嗽，可火一烧起来，满屋子都暖烘烘的。

　　说到冬天喝水，我现在反倒记不清了。到底喝不喝热水？热水又是怎么烧、怎么放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渴了就舀缸里的凉水喝，清清凉凉，一身舒坦。

　　扫地的扫帚，也是父亲手扎的，每学期得从家里带一把到学校。因为是土地，即使事先在地上洒了水，每次一扫还是会尘土飞扬，虽然呛人，但我们眯着眼睛，嘻嘻哈哈就把地扫完了。

　　每天到校的第一件事，不是读书，而是去山沟里的泉眼抬水。这像值日一样雷打不动，每天都有两人轮流去。两人各抬铁桶一头，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沟底的小路上，清冽的泉水一路晃荡，洒在黄土上，晕开一圈圈小小的湿痕。抬回来的水，一股脑倒进教室后头那口硕大的陶缸，直到把缸灌满。缸沿上挂着一把铁皮瓢，渴了就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清清凉凉，带着山野的味道。那是我们一天里唯一的水源，简单，却最解渴。

　　中午没有热饭，早上揣一块硬馍，就着凉水啃一口，倒也吃得香。

　　缺纸少笔的年月里，我们便以炭为笔、以黄土为纸。捡来废弃的一号电池，小心砸开，取出中间乌黑的炭棒。在地上抹平一块黄土，就着炭棒一笔一画写起来，横竖撇捺，痕迹清清楚楚。风一吹，字迹便散了，可那些稚嫩的笔画，早已深深刻进记忆深处。

　　课间和课外活动最热闹。丢手绢、跳房子、打沙包、老鹰抓小鸡，还有一种画圈当“牢”的游戏，进了牢里就不能抓，出来才能追，满院子跑着喊着，疯得满头是汗。校园里长着不知名的花草，开得自在热闹，我们常把花籽带回家，撒在自家院子里或是自己开辟的一方花园里，盼着一院芬芳。

　　小时候也调皮。有次老师不在，我们跑进办公室，糟蹋了稀罕的粉笔。老师回来后，便罚我和另一位同样被算作主谋的同学站在黑板前不停地写，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一笔一划，写满了愧疚，也写进了成长。

　　还有一桩委屈，记了很久。刚上学时，有人冤枉我把尿撒在了他装馍的挎包里，还给我起了很难听的外号。我明明没做，可年纪小，却不敢辩解，就这么认了。这个外号，一直跟着我到乡里上三年级。现在想想，那不是我的错，只是童年里一段小小的插曲。

　　我也逃过学。年纪小，贪玩，有一次偷偷躲进了山坳里，想就此躲开学堂。结果□□活回来的母亲隔着山看见了，她拿着一根粗棍，从山岗一路把我追到学校。那一顿追，吓得我再也不敢逃学，也让我铁了心：要读书，要走出大山。我常说，我是被母亲赶进学校的，也是被娘赶出大山的。

　　我们村学小，没有设考点，每逢期末和六一，都要结伴去邻村一所更大的小学。路途虽然平坦，却要穿过一道深沟，沟里躺着块白森森的头骨。我们路过时又害怕又好奇，越怕越忍不住偷偷张望，真看不见了，心里反倒空落落的。这般又怕又盼的小心思，是童年独有的野趣。

　　我也格外盼着去那所大小学，因为那天，我可以穿上攒了许久的新衣裳。平日里新衣服都被母亲仔细地收着，要留到重要日子才肯拿出来给我们穿，寻常时候根本没机会上身。

　　有一年六一，我去邻村那所大小学参加汇演，独自上台表演了一段绕口令般的小节目，还意外拿了奖。那张奖状，至今还端端正正贴在家里的墙上，那是我小时候最骄傲、最得意的一件事。

　　我在村学读完一二年级，三年级就去了乡里的小学。那时候只觉得换了个地方，没料到，那间村学，我再也回不去了。

　　后来，大山里的路越修越宽，村里的孩子都去了乡里、县里的学校，那座藏在山里的村学，终究还是倒闭了。窑洞塌了，平房荒了，檐下的铁铃铛不知去向，曾经热闹的校园，长满了荒草，被黄土慢慢掩埋。玉米地依旧青黄交替，泉水依旧流淌，可再也没有一队举着红柳棒的孩子，叽叽喳喳走过那道坡。

　　村学的消失，是一个时代的悄悄退场。
　　山里的孩子一个个走出了山沟，日子越过越好，路越走越宽，可那所装着我们整个童年的小学校，却永远留在了旧时光里。
　　对像我这样的山里娃来说，村学不只是一间学堂，它是山里娃最初的世界，是根，是起点，是一想起就心软的地方。

　　每次回到老虎梁，站在山岗上望过去，心里都轻轻软软的。那所消失的村学，装着我最灵动、最野气、最快乐的童年。

　　风一吹过黄土坡，好像又听见那串铃响。
　　那些跑过的路、唱过的歌、受过的小委屈、藏不住的小骄傲，都安安静静落在我心里，一想起，就笑。
　　一笑，就回到那个举着红柳棍、雄赳赳气昂昂的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