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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靠近 这章写的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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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前两周,过得比我想象的要快。
我和江沁之间,依然隔着那三十五厘米的距离。她不主动说话,我也没有刻意找话题。班主任调了一次座位,但神奇的是,我们俩的名字又一次挨在一起——班主任说按身高排,我们俩差不多高,就还是同桌。
调座位那天,江沁抱着书包站在走廊上等。我搬着桌子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她微微侧了一下头,像是想看我,又忍住了。等我把桌子放好,她无声地走过来,把椅子放下。
椅子和我之间的距离,还是三十五厘米。
不多,不少。
她保留了这个距离。像是量过一样精准。
我开始注意到一些细碎的事情。
比如,她每天到教室的时间都很早。我七点二十到,她已经在了;有一次我刻意七点十分到,她还在了;后来我七点整到,教室灯还没开,她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双马尾垂在肩头,像一尊安静的雕塑。
听到我的脚步声,她没有抬头,但她的肩膀松了一下。
很轻。像是紧绷了很久的弦,被拨了一下,发出了一声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响。
比如,她的课本边缘总是卷起来的。不是用旧了的那种卷,是被人反复捏着同一个地方翻页的那种卷。语文书翻得最多的是《背影》那一课,书角磨得发白,纸张薄得透光。
比如,她从来不跑。课间的时候,走廊上有同学追逐打闹,从她身边跑过去,她会本能地侧身,不是躲,是那种很轻微的身体反应——肩膀往内收,脚步往旁边挪一小步,给跑的人让出空间。但她自己从来不跑。去小卖部是走过去,去厕所是走过去,去老师办公室也是走过去。她的步速很均匀,不快不慢,像是身体里有一个节拍器,控制着她不能超出某个速度。
有一次,一个男生从她身边跑过的时候撞了一下她的肩膀。她被撞得往旁边踉跄了一步,扶住了墙才站稳。那个男生回头说了声“对不起”就跑了。她在墙边站了两三秒,然后继续往前走,步速没变,但左手摸了摸被撞到的右肩,又放下来了。
我看在眼里,没有问她。
这些事情很小。小到如果不是每天都坐在一起,根本不会注意到。
但我注意到了。
我好像总是会注意到她。
不是刻意的。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转头看窗外的时候,余光会经过她;低下头写作业的时候,余光会经过她;抬起头看黑板的时候,余光还是会经过她。
她就在那里。
安安静静地,像一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的那个名字,不大不小,不声不响,但你翻到那一页的时候,总会停下来看一眼。
第二周周三,体育课。
上课铃响之前,体育委员就在讲台上宣布了:这节课男生一千米,女生八百米摸底测试。
教室里一片哀嚎。
我下意识地看了江沁一眼。
她的反应和别人不一样。她没有哀嚎,没有叹气,甚至没有皱眉头。她只是把面前那本小说的某一页翻了过去,动作很慢,和平时一模一样。
但她的手指停在了那一页的边缘。
没有继续翻。
也没有收回来。
就那么停在那里,像是某个齿轮卡住了。
体育委员说完之后又补了一句:“对了,体育老师说,有特殊情况的可以提前跟他说,不用跑。”
这句话说完,江沁的手指动了一下。
她把那一页翻了过去。
体育课在操场上集合的时候,秋天的阳光还带着夏天的余热,晒得人头皮发麻。体育老师是个三十出头的男老师,姓周,声音大得像装了扩音器。
“男生先测,女生在旁边热身。有特殊情况不能跑的吗?现在说。”
我站在队伍里,余光看着江沁。
她站在队伍的最边上,离前后左右的同学都隔着一段距离。低着头,双马尾垂在肩头,阳光照在她棕黄色的头发上,颜色显得更浅了。
她没动。
体育老师又问了一遍:“有没有不能跑的?”
她还是没动。
我看着她,心里想着“wdfk你到是说话呀”
但她没说。她站在那里,像一个不会举手的人。不是不想举手,是不会。那种“不会”不是能力上的,是心理上的——她不知道怎么在人群面前开口,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特殊情况说出来,不知道怎么承受说完之后所有人看向她的目光。
她宁愿跑。
我正要开口帮她喊一声“老师有人不能跑”
——“老师。”
一个声音从队伍的另一边响起来。
不是江沁。是另一个女生,站在前排,举手了。
“我生理期,肚子疼,跑不了。”
体育老师点了点头:“行,你去边上坐着。”
那个女生大大方方地走出了队伍,坐到树荫底下去了。
又有两个女生举了手,说腿疼、脚崴了,不管真假,体育老师都让她们去旁边了。
我侧头看了江沁一眼。
她还是没有举手。
但她的手在捏校服的下摆。捏得很紧,指节泛白,校服布料被她攥出一团褶皱。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盯着地面,那个位置的地面已经被太阳晒得发白,什么也没有。
她明明可以像那些女生一样,随便找个理由,就不用跑了。
但她没有。
不是因为她不想找理由。
而是她不知道怎么开口。
一个连上课被老师点名都会紧张到声音发抖的人,要她在全班面前举手说“我不能跑”,那比跑八百米还难。
男生先测一千米。
操场上有人在冲,有人在浑水摸鱼,更甚者甚至在外道走路。体育老师的哨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催促着偷懒的人,整个操场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热气从地面往上蒸,把远处的楼房都蒸得扭曲了。
轮到女生的时候,江沁站到了起跑线上。
和别的女生不一样,她站的位置不是起跑线正中,而是最边上的位置,像是准备好了从一开始就被甩在后面。
体育老师的哨子含在嘴里,正要吹——
“等一下。”
体育老师放下哨子,看向队伍后方。
一个女生举着手跑过来,气喘吁吁的:“老师,我迟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体育老师皱了皱眉:“归队。”
那个女生跑到队伍里,正好站在江沁旁边。她看了一眼江沁,大概是不认识,就转过去了。
体育老师重新含住哨子。
江沁还是那个姿势,她的嘴唇在动。
不是在对谁说话,是在自言自语。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但从口型上看,像是在数数。一、二、三、四……
哨声响了。
女生们冲了出去。
江沁没有冲。
她跑了,但那个速度不叫冲,甚至不叫跑,叫“比走快一点的运动”。她的步子很小,摆臂的幅度也很小,像在竞走。
第一圈的前半段,她还跟得上队伍末尾。第一圈过半的时候,差距开始拉大。她离前面的女生越来越远,像一条被潮水冲散的船,孤零零地在后面漂着。
跑到弯道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呼吸声。
不是“呼哧呼哧”的那种喘,而是一种更细的、更破碎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每一次呼气都要冲破什么东西才能出来。
她的脸色开始变白。
不是那种运动后的红润,而是白。白得像冬天里的第一场雪,那种没有温度的、几乎透明的白。嘴唇已经完全没有了血色,不是淡粉,是灰白色的,像纸。
第一圈快结束的时候,她的步伐乱了。
不再是快走,而是变成走了。然后比走还慢。
她的身体开始往一边倾斜,像是平衡感在消失。双马尾在身后晃得乱七八糟,左边的皮筋滑到了发尾,头发散了一半,贴在她流汗的后颈上。
第二圈跑到一半的时候,她停了。
不是慢下来,不是走,是完全停了。
她站在跑道中间,双手撑着膝盖,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呼吸声变得很奇怪,似在哭泣。
体育老师吹了哨子,让她坚持跑完。
她没有动。
体育老师又吹了一声。
她直起腰来,但那个动作太猛了,她整个人晃了一下,像一堵快要塌的墙,左右摇晃了两下才勉强稳住。然后她又开始跑了——不,不是跑,是挪。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每一步都在晃,每一步都像是在用最后的力气抵抗地心引力。
我站在终点线旁边。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走到那里去的。我只是看着她在跑道上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然后我的脚就不听使唤地带着我走过去了。
终点线前二十米。
她的嘴唇是灰白色的,干裂起皮。她的眼睛是湿的,不是哭,是生理性的泪水——身体在告诉她“够了”,但她还在坚持,身体和意志在打架,打出了一眼眶的水。
倒数第十步,她的腿软了一下,膝盖弯下去又撑起来,像是要跪下去,但最后一秒又被什么力量拽了回来。
倒数第五步,她抬起头来。
那一瞬间,她的目光扫过了终点线。扫过了体育老师。扫过了站在旁边的几个女生,然后停在了我身上。
很短。
可能不到一秒。
但我看到了。
那双浅琥珀色的眼睛里,有疲惫,有痛苦,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的东西。不是请求帮助,不是委屈,不是脆弱——是一种更轻的、更淡的、像是确认“那里有个人”的东西。
她只是确认了一下。
然后低下头,继续挪。
倒数第三步。第二步。第一步。
她跨过终点线的时候,没有减速。不是因为她想冲,而是因为她的身体已经不会减速了。跑完的那一刻,她的腿像是断了电,整个人往前栽下去——
我伸手扶住了她。
不是刻意的。我的手比我的脑子快。等我的大脑反应过来的时候,她整个人已经靠在我身上了。
她的体重压过来的时候,我震惊了。她很轻,轻得不像一个高中生的重量,像一件被水浸透的衣服,挂在晾衣绳上,风一吹就往下坠。
她的手搭在我的小臂上,凉的。不是那种空调房里的凉,是那种从里到外透出来的、没有温度的凉。她的手指细得像枯枝,搭在我校服袖子上,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体育老师走过来,语气有些不耐烦:“同学,没事吧?平时要加强锻炼啊,八百米都跑不下来以后怎么考?”
江沁摇了摇头。
没有解释。没有说自己哪里不舒服。只是摇了摇头,脸埋在我肩膀后面,没有看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看了她一眼,又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扶她去旁边休息吧”,就走了。
我扶着她走到操场边的那排树荫下。
太阳被树叶切成一块一块的光斑,落在地上,落在她身上,落在她散了一半的头发上,落在她灰白色的脸上。她靠在树干上,整个人缩成一团,双手还捂着左侧肋骨下面那个位置,呼吸还是那么碎,那么浅。
我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给她。
她看着纸巾,犹豫了一下,接过去了。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动作很小,像是怕擦得太用力会弄脏纸巾浪费掉。擦完之后她把纸巾叠成一个整齐的小方块,攥在手心里,没有扔。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问。
她摇了摇头。
“你平时是不是不怎么运动?”
她顿了一下,然后点了一下头。
不是那种“承认一件事”的点头,是那种“被人看穿了但否认也没用”的点头。
我从书包里拿出水杯,拧开盖子,递过去。
她看着水杯,犹豫了一下,接过去了。
没有说谢谢。
但这次她没有看向别处。她的目光落在我手中的水杯上,然后慢慢上移,经过我的手腕、我的袖子、我的肩膀,最后停在我的眼睛上。
她看着我的眼睛。
大概两秒。
然后低下头,喝了一口水。
很小的一口。水流顺着喉咙下去的时候,她的喉结动了一下,像是很久没有喝水的人,身体对水有一种陌生的、怯怯的反应。
她把水杯还给我。
我没有接。
“你再喝一口。”我说。
声音不大,但很确定。
她看了我一眼。
这一次看的时间比刚才长。
然后她又喝了一口。
大一点的一口。这一次水流下去的时候,她的喉咙动得更明显了,像是一块干涸了很久的地终于等来了一场雨。
喝完,她把盖子拧好,递回来。
我还是没有立刻接。
我把水杯拿过来的时候,指尖碰到了她的手指。还是凉的。但这一次,凉的触感没有让我想缩手。
她靠在树干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脸颊没什么肉,颧骨的轮廓隐约可见。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像碎金子一样。
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
然后,她说了两个字。
“谢谢。”
声音很小,小到如果不是周围很安静,我根本听不到。那两个字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点气音,像是声带不太习惯发出这个声音,像是这两个字在她喉咙里等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出来的缝隙。
我的心跳了一下。
不是心动的那种跳。
是一种更柔软的东西。像是一颗被冻了很久的种子,忽然感觉到了土壤的温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发芽。
“不用谢。”我说。
她垂下眼睛,没有再说话。
但她没有把椅子挪远。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体育老师吹哨集合,宣布下课。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往教室走,有人抱怨跑得太累,有人说要去小卖部买水,有人在商量中午吃什么。
江沁从树荫下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身体晃了一下,但她这次没有扶任何东西,自己稳住了。
她拍了拍校服上的灰,然后弯腰把刚才擦过汗的那张纸巾从地上捡起来——大概是刚才站起来的时候从手心里掉出来的。她看了看那张叠成方块的纸巾,犹豫了一下,揣进了校服口袋里。
然后她转身,往教学楼的方向走。
步子还是那么慢。双马尾在肩膀两侧晃着,左边的辫子散了,她没有重新扎。
我跟在她后面,隔了几步的距离。
走到教学楼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没有回头。
但她停了一下。
像是等什么人。
又像是只是在想走哪个楼梯。
我等了一下,她没动。我走上去,走到她旁边。她开始走了,和我并排,中间隔了大概四十厘米。
不是三十五。
是四十。
她拉开了五厘米。
但没关系。
她停了。她等我了。
这比三十五厘米重要得多。
回到教室之后,我以为她会趴着休息。
但她没有。
她坐下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那本小说从桌肚里拿出来,翻到之前看到的那一页,放在桌上。
然后她趴在桌上,脸朝着那本书的方向,闭上了眼睛。
那本书还打开着,像一个小小的堡垒。
她不需要堡垒了。
但她还是把它打开了。
习惯了。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翻书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窗外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九月末的风已经没有暑气了,带着点秋天要来的凉意。
我低头写数学作业,写到一半,笔没墨了。
晃了晃,还是没墨。
“借我一支笔。”我侧头对江沁说。
声音很小,但足够她听到。
她顿了一下。
然后低下头,从笔袋里拿出一支笔,放在我桌上。
那支笔很普通,黑色外壳,笔夹是银色的,大众品牌,校门口的文具店两块五一支。但笔身很旧了,漆面磨花了好几处,笔夹上的银色已经褪了一大半,露出下面黄铜的底色。
不是新买的笔。
是用了很久的笔。
“谢谢。”我说。
她没有回应。
我拔开笔帽,写了两行字,发现这支笔的出墨量很节制,写出来的字比平时细一号,墨色深浅不一,像是墨囊快用完了。
但很好写。
笔尖在纸面上滑过去的感觉很顺,没有刮纸,没有断墨,是那种被人写了很久、磨得很顺手的笔。
我写完作业,把笔还给她。
她把笔接过去,放回笔袋里。
动作很轻。
下课铃响的时候,教室里开始骚动起来。收拾书包的声音、说话的声音、椅子拖拽地面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个巨大的搅拌机。
江沁开始收拾东西。
她的动作和平时一样慢。先把那本小说放进书包,然后是课本,笔记本,笔袋。一样一样地放,每一样都放在固定的位置,像是一套她重复了很多遍的流程。
她站起来,背上书包,往外走。
走到过道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我以为她要等前面的人先走,但前面没有人。过道是空的。前面的人已经走了,后面的人还没有跟上。
她就停在那里。
大概两秒。
然后她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很短的一眼。
像是确认了一下我还在。
然后她转过身,走出了教室。
我跟在她后面走出教室的时候,她已经走到走廊那头了。双马尾在肩膀两侧晃着,步子很慢,书包带子还是那么长,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的。
走廊上的光已经变成了橘黄色。夕阳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楼梯口。
影子在走廊的地面上铺开,像一条黑色的河流。
我从那条河流上走过去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个画面。
开学第一天,她坐在我旁边,把椅子挪近五厘米。
五厘米,大概是成人拇指到小指撑开的距离。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不构成任何意义的、在图纸上几乎测量不出来的长度。
但它在。
窗外的老槐树又落了叶子,风卷着它们在地面上打了几个旋,然后吹散了。操场上还有几个人在跑步,红色的跑道被夕阳染成了橘色,远远看过去像一条烧着的河。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然后走下了另一边的楼梯。
回家的路上,经过菜市场,王叔已经开始收摊了。他看见我,笑了一下:“小郁,今天怎么晚了?”
“被拖了一下堂。”
“哦,那快回去,别让你妈等急了。”
我笑了笑。
我妈不会等急的。她甚至不知道我几点放学。
经过包子铺的时候,老板娘正站在门口倒水,看见我喊了一声:“明天豆沙包,给你留两个?”
“好,谢谢赵姨。”
她笑着摆了摆手。
那棵歪脖子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不是全黄,是一点一点的,从叶子的边缘往里渗,像谁用淡黄色的墨水在绿色的宣纸上点了一下,颜色慢慢地、慢慢地晕开。
我停下来看了两秒钟。
叶子的纹路在夕阳下看得很清楚,每一条脉络都伸向不同的方向,但终点都是叶柄。不管怎么分叉,最后都回到同一个地方。
树都有根。
人也是。
我加快脚步往家走。
书包里有一支笔,忘了还。
不是忘了,是那支笔还在我手上,我准备下课后还的,但下课铃一响,她走得快,我也没来得及叫住她。
银色的笔夹,漆面磨花了好几处。
我拿出来看了看。笔身上没有贴任何标记,没有名字贴,没有贴纸,干干净净的,只留了很多很多细小的划痕——用久了自然留下的划痕,像一截老树的树皮,每一道痕迹都在说同一句话:我跟了这个人很久了。
我把它放进笔袋里。
明天还给她。
快到家的时候,远远看到楼下停了一辆白色面包车,车身上印着“XX搬家公司”的字样。几个工人正在往楼上搬东西,楼道里传出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又有人搬进来了。
我们这个小区是九十年代的老房子,隔音差,墙皮脱落,楼梯间的灯坏了半年也没人修。地段好,租金便宜,来来往往的人多,住不了多久就搬走,搬走了又来新人。
我绕过那些搬家的纸箱和编织袋,上了楼。
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里面很安静。
不是我妈睡着了的安静,是一种更空的安静——没有呼吸声,没有酒味,没有那种让人浑身紧绷的不确定性。
“妈?”
没人应。
我打开灯。
客厅里没人,厨房里没人,卧室里也没人。
床头柜上的相框被放倒了,枕头上还有睡过的痕迹,被子掀开着,摸了一下,床单是凉的。走了有一阵了。
桌上放着那张纸,压在水杯下面。
我走过去,拿起来看。
上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是她清醒的时候写的。清醒的时候她能写出不错的字,但这一行写得不太清楚,有些字笔画勾在一起分不开,像是写到一半又后悔了,想划掉又不知道怎么划,就那么别扭地留在那里。
“暮郁,妈妈出去找份工作,晚上回来晚的话你先吃饭,不用等我。”
出去了。
找工作。
这已经不知道是她第几次说要找工作了。每次找工作都持续不了几天,最长的一次是在超市当理货员,做了两周,因为跟顾客吵架被辞退了——不是顾客的错,是她犯了病,把人家骂了一顿。
最短的一次,半天。上午去面试,下午就回来了,说人家不要她。
但我没有嘲讽的意思。
她在努力。
哪怕这个努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看不到结果、甚至还不到普通人的起点,但她是真的在努力。就像一个人在沼泽里挣扎,每一次试图往上爬都会陷得更深,但她还在爬。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去厨房看了看,灶台上有早上剩的粥,没动过。碗筷还是昨天的,泡在洗碗池里,水都凉了。
我挽起袖子,把碗洗了。
把灶台擦了。
把粥热了,盛了一碗放在桌上,用保鲜膜盖上。
做完这些,我回到房间,打开台灯。
橘黄色的光照亮了一小块桌面。桌面上有叠好的干净校服,有翻了一半的数学参考书,有一摞按科目分类的笔记本,有一个透明的笔袋。
我从笔袋里拿出那支笔。
银色的笔夹,漆面磨花了好几处。我把笔放在台灯下看了一会儿,然后放进了笔袋里。
明天还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