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入暮色》崎也

1、童年 我叫暮郁。

　　我叫暮郁。

　　暮色的暮，郁金香的郁。

　　这是我对我自己名字的解释。户口本上写的是“郁郁寡欢”的郁，但我不喜欢那个说法。郁金香多好，好看，还贵。

　　我叫暮郁，今年十五岁，是高一生。

　　我妈说我出生那天傍晚，天边的云彩烧成一片紫红色，我爸站在产房窗外看了很久，说这孩子就叫暮郁吧，暮色的暮，郁——他想了想说，郁，是郁郁葱葱的郁，希望她生命力旺盛，像春天的树一样。

　　这是我爸给我名字的版本。

　　可惜他编完这个寓意不久就消失了。

　　不是死了，是消失了。

　　这两个词不一样。死了是一种结局，消失了是一种悬而未决。就像你看一部剧，看到一半主角突然不见了，片尾也不出字幕，就那么卡在那里，永远缓冲不出来。

　　我妈就被卡在了那个缓冲界面里，十年了，进度条没动过。

　　我爸失踪那天，我五岁，正在幼儿园里画全家福。老师接了个电话，脸色变了，走过来牵我的手说:暮郁 你妈妈来接你了。我妈站在幼儿园门口，眼睛红红的，脸上的表情我从来没见过。

　　她蹲下来抱住我，抱得很紧，紧到我画的全家福皱到一块。

　　“你爸……你爸出门了，”她说，声音抖得像冬天没关紧的窗，“他过几天就回来。”

　　五岁的我信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上我爸出门上班，拎着那个他每天都拎的黑色公文包，穿的是那件我妈给他买的蓝色条纹衬衫。出门前他回头看了一眼，我妈在厨房煎鸡蛋，我在客厅看动画片。

　　他看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关上了门。

　　没有监控拍到他的去向，没有通话记录，银行卡没有动过，手机信号在几公里外的某个基站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警察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案子从“失踪”变成“疑似失踪”变成“长期未结”，最后变成一沓落灰的档案，锁在某个办公室的铁皮柜里。

　　我妈不接受这个结果。

　　她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什么线索都没有，凭什么就结案了？她自己去贴寻人启事，自己去车站问，自己花钱找私人侦探——后来发现所谓私人侦探就是个骗子，骗了她两万块钱跑了。

　　那两万块钱是我们家当时全部的积蓄。

　　从那之后，我妈身体里的某个开关就好像被拨到了错误的位置。

　　起初是不睡觉，整夜整夜地坐在客厅里，灯也不开，就坐在黑暗中，盯着门口。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黑暗中一个人影坐在那里，吓得哭出来。她回过神来，走过来抱我，说没事没事，妈妈就是睡不着，你自己去睡。

　　后来是不说话，可以一整天一个字都不说。我放学回来跟她说学校的事，她像没听到一样，眼睛盯着电视，但电视根本没开。

　　再后来，她开始打我。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我七岁那年，某天放学回家，书包还没放下，她突然冲过来质问我：“你是不是也打算走？你是不是也要丢下我？”

　　我说没有。

　　她说你骗人，所有人都骗人。

　　然后一巴掌扇过来。

　　我摔在地上，懵了。不是因为疼——虽然确实很疼——是因为我不理解。这个人是我的妈妈，是那个在我发烧时整夜不睡给我敷毛巾的人，是那个教我认字时会把我抱在腿上、一个字一个字指着念给我听的人。

　　她怎么会打我？

　　我哭着爬起来想去抱她，被她一把推开，后脑勺撞在桌角上。

　　血从头发里渗出来，一滴一滴落在我的校服上。

　　我妈看到血，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似的，突然清醒过来。她跪在地上抱住我，哭得比我更大声，连声说对不起，说妈妈不是故意的，说妈妈生病了，说暮郁你原谅妈妈好不好。

　　我当然原谅了她。

　　因为她是我妈。因为她说她生病了。因为她说对不起的时候，哭得那么大声，那么用力，好像每一个“对不起”都是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

　　我想，她是真的生病了。生病的妈要原谅她，就像生病的我要喝很苦的药，不能因为苦就不喝。

　　药我也喝了，打我也挨了，日子就这么过。

　　七岁到十岁那三年，是我妈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她开始喝酒，开始出现幻觉。有时候半夜她突然推开我的房门，把我从床上拽起来，问我有没有听到敲门声。

　　“你爸回来了，他敲门了，你听到了吗？”

　　我被摇得头晕，说没有，我没听到。

　　她不信，冲到门口去开门。门外是空荡荡的走廊，和对面邻居贴着福字的防盗门。

　　她站在门口很久，然后慢慢蹲下去，把脸埋在膝盖里，小声地哭。

　　我赤着脚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

　　她瘦得厉害，脊背上的骨头硌着我的脸。我说：“妈，外面冷，进去吧。”

　　她拉着我的手，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

　　她说：“暮郁，你说他是不是被妖怪抓走了？像西游记里那样？被妖怪抓走了，总有一天会出来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蹲在凌晨两点的家门口，问自己的女儿，爸爸是不是被妖怪抓走了。

　　我蹲下来，看着她。

　　我说：“对，她被妖怪抓走了，孙悟空会去救他的，到时候他就回来了。”

　　她信了。

　　她真的信了。

　　她从地上站起来，乖乖跟我回了屋，躺到床上，像个小孩子一样让我给她盖被子。我给她倒了一杯温水放在床头，关上灯，说晚安妈妈。

　　她轻声说，晚安，暮郁。

　　那个晚上之后，我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和我妈相处。不再跟她讲道理，不再试图把她拉回现实。现实太疼了。现实是她丈夫消失了，她的钱被骗光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她觉得我爸是被妖怪抓走了能好受一点，那他就被妖怪抓走了吧。

　　如果她觉得我长得像我爸要打我，那就打吧。

　　反正也打不死。

　　我十岁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特别冷，南方不下雪，但那种湿冷比北方干冷更阴，像无数根细针从衣服的每一个缝隙扎进去。放学后我没直接回家，因为学校旁边的文具店在打折，我看中了一支钢笔，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刚好够。

　　那支钢笔六块钱。

　　我买完钢笔回到家，比平时晚了二十分钟。

　　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门没反锁，这不对。我妈不管在不在家，都会反锁门。我推门进去，屋里没开灯，窗帘拉得死死的，空气里全是酒味。

　　“妈？”

　　没人应。

　　我把书包放下，去厨房开灯。灶台上放着一把菜刀，刀面上有干了的血迹。我的心猛地一缩，转身冲进卧室——

　　我妈坐在地上，靠在床边。她的左手手腕上有一道口子，不深，但还在往外渗血。看到我，她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不是高兴的笑，也不是苦笑，是一种类似于“解脱”的表情，像是一个被困在深井里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井口的亮光。

　　“暮郁，”她说，“你回来了。”

　　我冲过去，扯下自己的红领巾，缠在她手腕上，拼命勒紧。我的手在抖，但我没有哭。我不能哭，哭会浪费时间。我先把她伤口包好，包好之后才能哭。

　　“妈，你等一下，我打120，你等一下。”

　　“不用打，”她说，“我没割多深，我就是试试。”

　　“这种事怎么能试！”

　　我吼了出来。

　　我从来没有对她吼过。

　　她被我吼得愣住了，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我没有打120，因为伤口确实不深，血已经开始凝固。我去拿碘伏和纱布，蹲在她面前给她清理伤口。

　　碘伏触到伤口的时候她疼得缩了一下手。

　　我没松手，抓着她的手腕继续擦。

　　“暮郁……”

　　“你别说话。”

　　“你生妈妈气了？”

　　“没有。”

　　“你在生妈妈气。”

　　我把纱布缠好，打了个结，才抬起头来看她。我的眼泪在这个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一颗一颗的，砸在我手背上。

　　“妈，”我说，“你要是死了，我就真的只剩一个人了。”

　　我妈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很久，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她伸出手，慢慢地、轻轻地，摸了一下我的头。

　　那是那一年她第一次对我做出“摸头”这个动作，而不是“扇”“推”“掐”。

　　我把脸埋进她膝盖里，哭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把那把菜刀洗干净放回刀架，把地上的血迹擦干净，给我妈熬了一锅粥。她喝了半碗，剩下的半碗凉了，我热了又端过去，她又喝了半碗。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睡着。

　　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她脸上。睡着的时候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妈妈，眉心没有那个紧皱的“川”字，嘴角没有那种绷紧的刻薄。她甚至微微笑了一下，大概是做了什么好梦——也许是梦见我爸回来了，也许是梦见自己被妖怪抓走的丈夫被孙悟空救回来了。

　　我没舍得走，在床边坐了很久。

　　十岁的我，在那个冬天的夜晚，脑子里忽然想起了语文课上老师讲过的一个故事。

　　卖火柴的小女孩

　　老师在讲台上念那段的时候，班里闹哄哄的，没人认真听。但我听了。我一个字都没漏掉。那个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夜里，一根一根地划亮火柴，每根火柴都给她带来一个短暂而美丽的幻象——温暖的火炉、香喷喷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还有她最爱的奶奶。

　　最后，火柴燃尽了，她也冻死在街角。

　　她没有别的了。她没有火炉，没有烤鹅，没有圣诞树，没有奶奶。她拥有的只是一根根小小的火柴，每一根只能亮几秒钟，但那几秒钟的光和暖，是她在那个冰冷的夜晚里全部的慰藉。

　　我也没有别的。

　　我没有爸爸，没有正常的妈妈，没有温暖的家，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我不确定我还能撑多久，不确定明天回家我妈是清醒的还是醉的，不确定那扇门后面等着我的是沉默还是耳光。

　　但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就会像那个小女孩一样，在黑暗里慢慢冻死。

　　所以我需要一根火柴。

　　不是太阳。太阳太远了，太大了，我够不着，也当不了。我只有这么一点点力气，这么一点点光。当不了太阳，就当一根火柴吧。哪怕只能亮几秒钟，至少这几秒钟里，我的手是暖的，我的眼前是有光的。

　　这个世界太冷了。我冷过，所以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冷是什么滋味。如果我注定要待在这个冰冷的家里，那我就自己发光发热。哪怕这个光只能照亮我自己，哪怕这个热只能温暖我一个人，那也比坐在黑暗里冻死强。

　　而且，万一有人也需要这点光呢？

　　从那之后，我开始练习微笑。

　　对着镜子练。嘴角上翘多少度看起来最自然，笑的时候眼睛要不要弯，笑出声的时候声音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开始很假，笑得像牙膏广告里那种塑料人。练了几个月，慢慢就自然了。

　　我真的变开朗了。

　　在学校里，我是那个任何时候都笑眯眯的暮郁。同学说我是个很暖的人，说和我待在一起很舒服。老师也觉得我是个乖学生，成绩中等偏上，不惹事。

　　那天是九月一号。

　　我起了个大早，煮了粥，炒了一个菜，用保鲜膜封好放在桌上，给我妈留了一张纸条：“妈，粥在锅里，菜在桌上。我去学校报到了，晚自习后回来。粥要是凉了热一下再喝，不要喝凉的。”

　　我背上书包出了门。

　　九月的早晨，阳光刚好，不刺眼也不寡淡，落在皮肤上像一层薄薄的暖意。

　　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步子轻快。

　　经过菜市场，卖豆腐的大叔正在摆摊，看见我喊了一声：“上学去啊小郁？”

　　“嗯！王叔早！”

　　经过包子铺，热气腾腾的包子刚出笼，我咽了一下口水，但还是没买。零花钱要省着用，碘伏快用完了，得去买一瓶新的。

　　经过那棵被台风刮歪了但还顽强活着的梧桐树，我停下来看了一眼。它还是那副歪歪扭扭的样子，但今年春天发了新芽，叶子比去年还密。

　　真好，树都能活下来，我当然也能。

　　校门口，人声鼎沸。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个练习了千百遍的微笑挂上嘴角，推开了玻璃门。

　　教务处里挤满了人，我领了表格和课程表，走出来。走廊很长，阳光从东边的窗户照进来，把地面切成一块一块的亮和暗。

　　我低头看着那些光影格子，心想：踩亮的格子，走好运；踩暗的格子，也走好运。

　　反正都是好运。

　　我迈开步子往前走。

　　拐角处，一个人影突然冲了出来。

　　没刹住。

　　我们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