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鲨鱼的故事》AAA土鸡蛋批发零售

4、第 4 章 安娜沉

　　安娜沉默了很久。沉默的时候，它在水里又转了一个圈，这一次转得很慢，慢得像时针的移动，你看着它动，但是你说不出它在动。然后它说：“因为我们之间有误会。它觉得我抢了它的浴盐。其实我没有抢，是它自己忘了放在哪里了，它以为是我拿的。后来我在它的床底下找到了那瓶浴盐，但是它已经走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它不知道我找到了，它还以为是我偷的。”

　　说完这些，安娜大哭起来。这一次不是默默地流泪，是放声大哭，哭得整个下水道都在震动，天花板上掉下来很多灰尘，灰尘落在我们的头上，把我们的头发染成了灰色，像是提前进入了老年。水从它的房间里涌出来，涌到了走廊上，涌到了广场上，涌到了那个厕纸之神的雕像旁边，雕像被水淹了，只露出了举着卫生纸的那只手，那只手看起来像是在求救，又像是在指挥交通。

　　我站在水里，水已经漫到了我的腰。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站在水里，水漫到了他的胸，因为他比我矮。他挣扎着把手举过头顶，手里攥着那瓶薰衣草味的浴盐，大喊：“别哭了！浴盐在这里！都给你！全给你！你姐姐没有偷你的浴盐！我作证！”

　　安娜的哭声小了一点。水退了一点点，从腰部退到了大腿。它抽泣着说：“你怎么作证？你又不是当事人。”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说：“我可以找到你姐姐。我可以带它来见你，让你们当面对质。”

　　安娜停止了哭泣。水继续退，退到了膝盖，退到了脚踝，最后全部退回了它的房间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地上那些湿漉漉的痕迹，证明刚刚确实有一场洪水。安娜看着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我的头发都快干了。然后它说：“你发誓。”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举起右手，左手还拿着浴盐，他说：“我，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以我外婆冬天的泡菜坛子的名义起誓，我一定会找到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鲨鱼，把它带到新库兹涅茨克的下水道里，让它和安娜·谢尔盖耶芙娜·鲨鱼姐妹重逢。如果我做不到，就让我的厕所永远没有卫生纸。”

　　安娜说：“这个誓发得好狠。我相信你了。”

　　我小声问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你怎么找？那条鲨鱼已经不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厕所里了。”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也小声回答我：“我也不知道，先答应再说。你看它哭成那样，你不答应它，它能把整个西伯利亚给淹了。到时候新库兹涅茨克就变成新威尼斯了，你觉得新威尼斯好听吗？我觉得不好听，因为威尼斯已经有水了，再来一个就多余了。”

　　安娜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它正在把浴盐倒进水里，薰衣草的香味弥漫开来，香味浓得像是走进了一家卖香水的店，但是这家香水店开在下水道里，所以香味和臭味混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新的味道。这种味道我从来没有闻过，我想给它起个名字，叫“西伯利亚的下水道之花”。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太文艺了，不适合我，所以我改成了“厕所牌薰衣草”。还是不好听。算了，不起了。

　　我们在安娜家待了大概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安娜给我们看了它的相册。相册是防水的那种，因为在水下看也不会湿。照片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画的，不是印的，是画的，画得很像，像到你能看出每一条鲨鱼的表情。第一张照片是安娜和奥莉加的合影，它们还很小，小得像两条小泥鳅，靠在一起，头挨着头，鳍挨着鳍，看起来很快乐。第二张照片是它们和妈妈一起拍的，妈妈很大，大到照片拍不下，只能拍到一半，一半是妈妈的身子，一半是安娜和奥莉加的头，看起来像是安娜和奥莉加长在了妈妈身上。第三张照片是它们全家福，除了妈妈还有爸爸，爸爸是一条大白鲨，但是大白鲨和鲸鲨怎么结婚的，这个安娜没有解释，我也不好意思问，因为问别人的父母怎么结婚的，就像问一个胖子你为什么这么胖，虽然你说的可能是事实，但是对方听了不高兴。

　　第四张照片是安娜自己拍的，拍的是一朵花。但是鲨鱼怎么拍花的？花不是在水里，是在陆地上。安娜说，这朵花是它有一天浮出水面的时候看到的，花的颜色是紫色的，紫得像薰衣草，但是它不知道这朵花叫什么名字，所以它就给这朵花起名叫“安娜”。后来它发现这朵花真的叫安娜花，因为有一个植物学家在水边看到了这朵花，给它起了名字叫“安娜·帕夫洛芙娜·花”。安娜说这个植物学家一定是穿越了，因为它给花起名字的时候，安娜正在水里看着它，它抬头看到安娜，说：“你看，那有一条鲨鱼，不如我给这条鲨鱼也起个名字吧，叫安娜·谢尔盖耶芙娜·鲨鱼。”安娜当时就愣住了，因为这个名字正好是它自己的名字。它觉得这个植物学家是个先知，或者是疯了，或者既先知又疯了。不管怎样，这朵花后来就真的叫安娜花了。

　　看完照片以后，安娜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觉得之前所有的荒诞都变得不那么荒诞了，或者说，变得更加荒诞了。它说：“我知道我姐姐的下落。它在托木斯克。”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的眼睛瞪大了，大得像安娜的眼睛，但是没有安娜的眼睛大，因为安娜是鲨鱼，鲨鱼的眼睛本来就比人的眼睛大，这不是谁的错，这是自然规律。他说：“托木斯克？托木斯克离这里有五百公里。它怎么跑到托木斯克去了？”

　　安娜说：“它在找一个叫‘红手’的餐厅。它在那个餐厅里听说有一种红烧大肥鱼做得特别好，蒜蓉放得很足。它想吃那个鱼，就去了。但是它不知道托木斯克有三个叫‘红手’的餐厅，一个在市中心，一个在火车站旁边，一个在垃圾处理厂的对面。它可能去了垃圾处理厂对面的那家，因为那家最便宜，便宜到一份红烧大肥鱼只要五十卢布，五十卢布的红烧大肥鱼你敢吃吗？我不敢吃，但是我姐姐敢，因为它饿的时候什么都吃。”

　　我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托木斯克？”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安娜，又看了看我。他说：“你有钱吗？去托木斯克的火车票要三千卢布。”

　　我说：“我没有。”

　　他说：“我也没有。”

　　安娜说：“我有。这个给你们。”它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了很多硬币，有十卢布的，有五卢布的，有一卢布的，还有一戈比的。我们把硬币数了数，数了半个小时，因为硬币太多了，而且有些硬币上粘着奇怪的东西，需要先擦干净才能看清面额。最后数出来的结果是：两千九百九十九卢布。差一卢布。

　　差一卢布怎么办？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说：“我可以去卖血。”我说：“你的血谁要？你整天蹲在下水道里，血里都是细菌。”他说：“那我去卖肾。”我说：“你的肾更不值钱，因为你只有一个肾了，另一个你上次卖过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猜的。猜对了吗？”他沉默了一下，说：“猜对了。”

　　安娜想了想，说：“还有一个办法。你们可以走路去。”

　　“走路？五百公里？”

　　“对，走路。沿着铁路走。铁路旁边有一条小路，是修铁路的工人走出来的。你们沿着那条小路走，走十天就到了。如果你们走得快的话，八天。如果你们跑的话，五天。如果你们一边跑一边喊‘乌拉’的话，三天。但是喊‘乌拉’会消耗体力，所以建议你们只喊需要的次数。”

　　我看了看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他看了看我。我们同时叹了一口气。叹气的声音很大，大得像两个气球同时漏气，一个漏得快，一个漏得慢，但是最后都漏光了，瘫在地上，变成两片皱巴巴的橡胶皮。我说：“行吧，走路就走路。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做。”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说：“我也没有。我的厕所哲学博士论文还没写完，但是我已经写了四年了，再多写几天也没什么区别。”

　　安娜很高兴。它高兴的方式是：又在水里转了一个圈，又溅了我们一身水。这一次我们已经习惯了，连躲都没躲。水溅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鞋子里，我们像两根腌黄瓜一样站在水里，湿漉漉的，但是脸上带着微笑，因为淋湿也是一种缘分，就像下雨天你没带伞，正好遇到了一个也忘了带伞的人，你们一起在雨里跑，跑着跑着就成了朋友。

　　临走的时候，安娜给了我们一个指南针。指南针是指向磁北的，但是下水道里磁场很乱，所以指南针一直转个不停，像一个陀螺，转得我头晕。安娜说：“没关系，你们不用看指南针。你们只要跟着水流的方向走就行了。水流的方向就是通往叶尼塞河的方向，叶尼塞河的方向就是通往托木斯克的方向。但是要注意，有些地方的水流会拐弯，拐弯的时候你们也要拐弯，不拐弯的话就会撞墙。撞墙了也没关系，撞几次墙就学会拐弯了。”

　　我们说好。然后我们出发了。离开安娜的家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娜站在门口，冲我们挥了挥鳍。它的鳍举起来的时候，像一面小小的旗子，旗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微微晃动，像是在说“再见”，又像是在说“一定要回来”。我说：“你回去吧，外面凉。”安娜说：“我住的地方水是凉的，外面也是凉的，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们走上了那条通往未知的路。下水道越来越窄，窄到最后我只能爬着走。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在我后面爬，他的头有时候会碰到我的脚后跟，碰到的时候他就说一声“对不起”，我就说“没关系”，他就又说“谢谢”，我又说“不用谢”，他又说“应该的”，我又说“真的不用”，他又说“那我就不谢了”。我们就这样一边爬一边客气，客气得像两个英国人被困在一个电梯里，电梯坏了，出不去，只好互相道歉。

　　爬了大概一个小时后，我们看到了光。光是从一个井盖的缝隙里透下来的，微弱得像萤火虫的尾巴，但是萤火虫的尾巴是绿色的，这个光是黄色的，黄得像秋天的落叶。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说：“我们到了。”我说：“到哪了？”他说：“到新库兹涅茨克的火车站了。上面就是站台。”

　　我们推开井盖，爬了出来。天已经黑了，黑得比我昨晚的心情还黑，但是昨晚的心情至少还有一点光，因为昨晚我吃了一碗很好吃的面条。今晚我没有吃面条，所以心情更黑了。火车站的钟楼上，钟指向了十一点。十一点，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深夜，在新库兹涅茨克尤其深夜，因为新库兹涅茨克的人睡得很早，早得像鸡，太阳一下山就睡了。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地图。地图是用手画的，画在一张餐巾纸上，餐巾纸上还有之前擦嘴留下的油渍，油渍正好印在了地图上托木斯克的位置，看起来像一个太阳。他说：“我们沿着铁路走。从新库兹涅茨克到托木斯克，途经别洛沃、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尤尔加、泰加、安热罗-苏真斯克，最后到托木斯克。这些地名我一个都没听说过，但是它们都真实存在，就像你我的灵魂一样真实存在，虽然谁也看不见。”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他说：“现在。”

　　于是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的行李很少：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背着一个双肩包，包里有一瓶水、两个面包、一盒火柴、一把小刀、一卷卫生纸、一本《厕所哲学导论》（他自己写的，还没有出版）、一条备用的内裤、一管牙膏、一把牙刷、一个勺子、一个杯子、一个手电筒、两节备用电池、一顶帽子、一条围巾、一副手套、一双备用袜子、一个急救包、一把瑞士军刀（其实已经有了小刀，但是瑞士军刀有开瓶器，万一路上遇到需要开瓶的饮料呢）、一个指甲剪、一本《怎样在野外生存》（他从来没看过）、一个打火机（虽然有火柴，但是打火机防风）、一个哨子（用来求救）、一个指南针（安娜给的，还在转）、一张西伯利亚地图（不是餐巾纸那张，是真正的纸质的）、一支笔、一个笔记本（用来记录沿途见闻）、一个枕头（充气的）、一个睡袋、一个帐篷、一个锅、一个碗、一双筷子、一包盐、一包糖、一包茶、一个保温杯、一个收音机（他说可以听天气预报，但是西伯利亚的天气预报永远只有一个词：冷）、一副扑克牌、一本《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他说在路上看比较有氛围，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去过西伯利亚）、还有一条小毯子。我问：“你这个包有多重？”他说：“不知道，没称过，但是肯定比你重。”

　　我的行李更简单：我什么都没有带。因为我来新库兹涅茨克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我本来是来旅游的，旅游就是一个人从自己呆腻的地方跑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带，那你去哪里都像是刚从家里出来，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迷路。

　　我们沿着铁路走了。铁轨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亮得像两条银色的蛇，笔直地伸向远方，伸到我看不见的地方。我走在铁轨上，一步跨一根枕木，一步跨一根枕木，像是在玩跳房子，但是跳房子不需要走这么远，跳房子只需要跳一个格子就行了，跳完了就可以回家吃冰棍。我没有冰棍吃，也没有家可以回，因为我现在的家就是这条路，这条路就是我的家，我的家会移动，会移动的家叫房车，但是我没有房车，我有两只脚，所以我的家是我的脚。

　　走了一个小时后，我的脚开始疼了。疼的位置是脚后跟，疼的方式像是有一个人在用针扎我的脚后跟，但是扎了一下就不扎了，等你忘了疼的时候又扎一下。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说：“你需要一双好鞋。你的鞋是皮鞋，皮鞋不适合走路，适合开车。但是你没有车，所以你不如光着脚走。”我说：“光着脚不会更疼吗？”他说：“会，但是疼的方式不一样。皮鞋磨出的泡是圆形的，光脚踩到石头上的伤口是不规则形的。你喜欢圆形还是不规则形？”我说：“我喜欢不疼。”他说：“那不存在。”

　　我们又走了两个小时。月亮从东边走到了西边，或者说，我们从东边走到了西边，反正总有一个在动，就像时间，你不知道是时间在走还是你在走，但是结果都一样，你老了，时间也老了，老到你们俩都忘了彼此是谁。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突然停下来，说：“你看。”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铁轨旁边有一个小屋，小屋是用木板搭的，木板上写着“售票处”。我说：“野外也有售票处？”他说：“不是卖火车票的，是卖空气的。”

　　“卖空气？”

　　“对。西伯利亚的空气是世界上最好的空气，因为它冷，冷了就没有细菌。有人把这里的空气装进罐子里，运到苏黎世去卖，一罐卖五百块钱。但是我不建议你买，因为你现在就在西伯利亚，你可以免费呼吸。”

　　我说：“那这个小屋是干什么的？”

　　他说：“以前是卖空气的，后来倒闭了。因为来买空气的人发现，打开罐子以后空气就跑了，跑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花五百块钱买了一罐什么都没有，大家觉得不值。现在这个屋子是流浪汉的家。你看，门口有一双鞋。”我看了看，确实有一双鞋，是军绿色的胶鞋，大得像两只小船。鞋上面有一个洞，洞的位置在大拇指，大拇指从洞里伸出来，像是在跟路过的人打招呼。

　　我们绕过了小屋，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听到了水声。水声很大，大得像尼亚加拉瀑布在打呼噜——等等，这个比喻我用过了，那我换一个：水声很大，大得像一千个人同时拧开水龙头，但是一千个人同时拧开水龙头的声音没有那么好听，因为一千个人拧水龙头会有金属的摩擦声，而这个水声没有金属声，只有水声，纯粹的水声，干净得像刚洗过的床单在风里飘。我转过头去看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他也在看那个方向。他的表情很奇怪，奇怪得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三天的人突然看到了一个游泳池，想跳进去但是又怕游泳池是海市蜃楼。

　　那个水声传来的方向，有一条河。河不宽，但是水流很急，急得像我妈催我结婚的时候说话的速度，每分钟三百个字，每个字都像一颗子弹，打得你无处可逃。河水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光在水面上跳动，跳得像一群精灵在开派对，但是精灵的派对人类是看不见的，所以我看到的应该只是光在水面上的反射。

　　河的对岸，有一个影子。影子很大，大得像一间屋子，但是屋子不会动，这个影子在动。它动得很慢，慢得像一棵树在生长，你看不见它在动，但是你闭一下眼睛再睁开，它就换了一个位置。我眯着眼睛看了很久，久到我的眼睛酸了，酸得像吃了很酸的话梅，但是话梅至少还有甜味，我的眼睛只有酸。然后我看清楚了。

　　那是一条鲨鱼。

　　灰色的背，白色的肚皮。它正在河里游着，不紧不慢地游着，像是在散步。它的背上坐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军大衣，戴着一顶有护耳的帽子，嘴里叼着一根烟。烟头的火光一明一暗，明的时候像一颗红色的星星，暗的时候像那颗星星闭上了眼睛。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抓得很紧，紧得像是要在我胳膊上留下五个手指印，然后拿着这个手指印去银行取钱。他说：“那是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因为它的背上坐着一个人。只有奥莉加才允许人坐在它的背上。其他鲨鱼都会把坐上去的人吃掉。”

　　我说：“那坐在它背上的那个人是谁？”

　　他说：“不知道。可能是它新交的朋友，也可能是它的心理咨询师。鲨鱼也有心理问题，你知道的。它们经常因为身材焦虑而抑郁，因为海洋里的审美标准是越瘦越好，但是鲨鱼天生就胖，就像我们人类，有些人天生就胖，怎么减都减不下来，最后只好接受自己，但是接受自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漫长到比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铁路还长。”

　　我们站在河边，看着那条鲨鱼缓缓地游过来。它游到岸边的时候，停了下来。那个坐在它背上的人跳了下来。那人走路的样子很奇怪，一瘸一拐的，像是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一截，但是他没有用拐杖，也没有用轮椅，他就是那么一瘸一拐地走着，走得很自然，自然得像正常人走路一样，只不过正常人走路的时候两只脚落地的时间是一样的，他是一脚快一脚慢，节奏像一首三拍子的华尔兹：嘭-嚓-嚓，嘭-嚓-嚓。

　　那人走到我们面前，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吐了一口烟。烟在月光下飘散，飘成了一朵花的形状，花开了，花谢了，花又开了，花又谢了。他说：“你们是谁？”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说：“你是谁？”

　　那人说：“我叫彼得·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我是这条鲨鱼的心理咨询师。”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说：“我叫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我是厕所哲学博士。这个人——”他指了指我，“他是我的朋友，名字不重要，因为他说了他也会忘。”

　　我说：“我叫安德烈。”

　　彼得·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看了我一眼，说：“你好，安德烈。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来旅游的。”

　　他说：“旅游好。旅游就是一个人从自己呆腻的地方跑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这话是谁说的？”

　　我说：“我正想问你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

　　鲨鱼在水里翻了一个身。它翻身的时候溅起了很大的水花，水花落下来的时候像下雨，雨水打在脸上凉丝丝的，凉得像有人在你的脸上放了一片薄荷叶，薄荷叶是凉的，但是薄荷叶也有一种辣味，这个水没有辣味，只有凉味，纯粹的凉。鲨鱼翻身以后，它的脸朝向了我们。它看着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看了三秒钟，然后说：“我记得你。你是那个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蓝色厕所里蹲了三个小时的人。”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说：“对对对，是我。你还记得我？”

　　鲨鱼说：“记得。你走的时候没有冲马桶。我对此非常不满。”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像西红柿，但是西红柿没有这么红，因为西红柿的红是正常的红，他的红是不正常的红，红到连耳朵都红了，红到连脖子都红了，红到我觉得他的脑袋随时会像一个熟透的西瓜一样炸开。他说：“对不起，我当时太害怕了。我忘了。”

　　鲨鱼说：“忘了？你上厕所不冲马桶你说你忘了？这是西伯利亚，不是原始森林。在西伯利亚，冲马桶是对马桶最基本的尊重。你不冲马桶，马桶会伤心的。你考虑过马桶的感受吗？”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低下了头。他的头低得很低，低得快要碰到地面了，如果他再低一点，他的脸就会贴到铁轨上，铁轨上有很多石子，石子会硌到他的脸，但是他不在乎了，因为他正在承受比石子硌脸更痛苦的事情——一条鲨鱼的道德谴责。

　　我说：“那个，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对吧？我们这次来，是受了你妹妹的委托。”

　　鲨鱼的眼睛突然睁大了。它睁大眼睛的时候，眼珠子像是要掉出来一样，但是没掉出来，因为眼眶还在那里挡着。它说：“我妹妹？安娜？你见到安娜了？”

　　我说：“见到了。它在新库兹涅茨克的下水道里。它一直在找你。”

　　鲨鱼沉默了。沉默的时候，它在水里吐了一个泡泡。泡泡浮到水面上，啪的一声破了。这个泡泡的声音很小，小得像蚂蚁在打喷嚏，但是在寂静的夜里，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清楚，清楚得像有人在你的耳边说了一声“嘘”。然后鲨鱼说：“安娜还好吗？”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说：“它不好。它哭了。它以为你还生它的气，以为你还是觉得它偷了你的浴盐。其实它没有偷，浴盐在你的床底下找到了，它想告诉你，但是找不到你。它找了你很久，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找到新库兹涅茨克，从新库兹涅茨克找到这里——不，它没有找到这里，是我们找到你的。我们是替它来找你的。”

　　鲨鱼又吐了一个泡泡。这一次泡泡大了一点，大到像乒乓球那么大，乒乓球是白色的，泡泡是透明的，透明的东西很难形容，就像空气，空气也是透明的，你看不见空气，但是你知道空气在。泡泡破了以后，鲨鱼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鲨鱼的眼泪在水里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一次我看见了，因为它的眼泪不是透明的，是蓝色的，蓝得像波罗的海，蓝得像那个蓝色的厕所，蓝得像新库兹涅茨克下水道里的安娜花的颜色。蓝色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滴进河里，河水染上了一层淡淡的蓝，蓝得像天空被刷了一层薄薄的油漆，油漆还没干，所以颜色在流动，在扩散，在消失。

　　鲨鱼说：“我在托木斯克听说了安娜的消息。一个卖烤肉的老头告诉我，有一个一米长的灰色鲨鱼在新库兹涅茨克的下水道里，一直在找一个叫奥莉加的鲨鱼。我当时就想回去找它，但是我迷路了。我在托木斯克吃了太多红烧大肥鱼，胖了，游不动了。后来我遇到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他说他可以帮助我减肥，还可以帮我做心理疏导。他让我坐在他的背上——不对，是他坐在我的背上，他说这样有助于建立信任关系。我们就这样一路从托木斯克游到了这里。我们正准备去新库兹涅茨克，去找安娜。”

　　彼得·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这时候插了一句话。他说：“这条鲨鱼的体重超标了百分之三十，主要是因为吃太多红烧大肥鱼，而且蒜蓉放太多，蒜蓉的热量很高，你知道吗？一颗蒜蓉的热量相当于一颗糖，你想想它吃了多少颗蒜蓉。”我说：“它吃的是鱼，不是蒜蓉。”他说：“但是它吃蒜蓉吃得多。它的心理问题主要是由体重问题引起的，体重问题又引起了自卑，自卑又引起了暴食，暴食又加重了体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的治疗方案是：先让它每天游泳五百公里，同时控制饮食，每周只能吃一条红烧大肥鱼，蒜蓉减半。然后再做心理疏导，让它接受自己的体型。鲨鱼也好，人类也好，最重要的不是瘦，是健康。但是健康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心。开心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也不知道重要的是什么，反正我先拿钱，然后说什么都行。”

　　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小声对我说：“这个心理咨询师不太靠谱。”我也小声说：“我也觉得。”

　　鲨鱼说：“你们能带我去找安娜吗？我不认路。我只认识厕所和餐厅的路，不认识下水道的路。下水道太复杂了，比我现在的生活还复杂。”

　　我说：“我们刚从下水道出来。我们可以带你回去。但是你要答应我们一件事。”

　　鲨鱼说：“什么事？”

　　我说：“你见到安娜以后，要跟它道歉。你错怪了它。它没有偷你的浴盐，是你的床底下吃掉了你的浴盐——不，是你的床底下藏着你的浴盐。总之，你要跟它和好。姐妹之间不应该因为一瓶浴盐而吵架，因为浴盐是身外之物，而姐妹是一辈子的。”

　　鲨鱼又哭了。这一次它哭得很厉害，蓝色的眼泪像瀑布一样流下来，河水蓝了一片，蓝了两片，蓝了三片，蓝得像一整块蓝色的布，铺在河面上，随着水流慢慢地往下游漂去。它说：“我会的。我发誓。如果我不跟安娜和好，就让我以后再也吃不到加蒜蓉的红烧大肥鱼。”

　　这个誓发得很重。因为对于一条喜欢吃红烧大肥鱼的鲨鱼来说，吃不到加蒜蓉的红烧大肥鱼，就等于人类喝不到水，三天就死了。它既然发了这样的誓，说明它是认真的。

　　于是我们调转方向，朝新库兹涅茨克走回去。鲨鱼在河里游，我们在岸上走。彼得·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坐在鲨鱼的背上，两只脚垂在水里，晃来晃去，像一个坐在秋千上的孩子，只不过秋千是一条鲨鱼，孩子的岁数是四十二岁。他一边晃一边唱起了歌，唱的是《大鲨鱼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