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爱吃甜品的瘦子

13、柳浩和“栀子” 二〇〇一年

　　二〇〇一年的元旦，顾玥的公司在南京西路的波特曼丽嘉酒店办年会。宴会厅布置得金碧辉煌，水晶灯亮得晃眼，照在人脸上，每个人都像镀了一层金。顾玥穿了一件新买的连衣裙，深蓝色的，领口虽然不低，但也露出了锁骨，腰上系着一条细腰带。她不太习惯穿成这样，在镜子前照了好几遍，转过来转过去，最后还是穿着去了。
　　年会上人很多，各个部门的同事聚在一起，喝酒、聊天。顾玥不太会应酬，端着一杯橙汁，立在角落里，看着热闹的人群。人群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她立在岸边，鞋都没湿。
　　采购部的经理傅荇走过来。他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胸袋里插着白色手巾，却没有打领带，袖口的扣子是银色的，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也白净，看起来就是那种做事很体面的人。
　　“你是顾玥？”他问。
　　“是啊。”
　　“我是傅荇，采购部的。之前听我们部门的人提过你。”他笑了笑，笑得不深不浅，刚好合适。
　　顾玥也笑了笑，不知道该怎么接。
　　傅荇倒是不冷场。他聊年会上的抽奖，聊公司的项目，聊最近虹桥新开的一家餐厅。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不小，恰到好处，不会让人觉得太热情，也不会让人觉得太冷淡。顾玥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也仅此而已。
　　自从年会后，傅荇就开始出现在她的生活里。有时候是中午在食堂“偶遇”，有时候是下班时“正好顺路”可以送她一程。顾玥不是傻子，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没有拒绝。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拒绝。
　　傅荇送过她几次礼物。一开始是一些小东西——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他说是“供应商送的，自己用不上”。顾玥推脱了几次，有的收下了，有的没要。但后来礼物所表示的含义就越来越明显了——一条丝巾，一瓶香水，一盒巧克力。每次傅荇都说“你收下吧，就当是朋友送的”，那语气中竟好像带着几分恳求。
　　全公司都知道傅荇在追她。有人在背后议论：“没看出来哦，顾玥这小姑娘还蛮有花头的。”有人说：“傅荇条件那么好，怎么会看上她？”顾玥偶尔会听到这些声音，但她装作没听到。她心里有一丝满足——原来自己也会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离开了王闻樱，离开了五人组，现在她是傅荇眼中的唯一，但她理不清这满足是不是代表“喜欢”。

　　元宵节的那一天，柳浩做了一个决定——他要见“栀子”。
　　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他反复想了好几天——上班的时候想，吃饭的时候想，坐班车的时候想，连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也在想。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个从未真正谈过恋爱的人，在跟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聊了大半年之后，决定请假约她出来见面。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但他还是做了。
　　他选了一个日子：二月十四号，哪怕那天是工作日，他也打算请半天假。不是因为他浪漫。他是要作一个试探。他不知道“栀子”有没有男朋友——她从来没有提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但那一天是情人节，一个有男朋友的女孩子，大概率不会在这一天出来见另一个陌生男人。假使她拒绝，他就知道答案了。假使她答应……他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他在QQ上找到“栀子”的头像。头像亮着，是一只卡通猫，绿色的眼睛。他打了几个字：“下周三下午有空吗？”
　　“下周三？二月十四号？”她很快回。
　　“嗯。”
　　“情人节？”她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一个冒号一个括号，很简单。
　　柳浩的手指悬在键盘上。他本来想说“我知道”，但觉得太直白了。他临时编了一个理由：“乔家栅新出了一款汤圆，我想去尝尝。一个人吃没意思。”发完他就觉得自己蠢极了，汤圆跟情人节有什么关系。
　　“栀子”没有立刻回复。柳浩盯着对话框，等了大概一分钟——他觉得像一年。屏幕上的光标一闪一闪的，像一个人的心跳。然后她回了：“你是想请我吃汤圆？”
　　“嗯。”
　　“为什么请我？”
　　“因为你回我的帖子。”
　　“很多人回你的帖子。”
　　“他们回得没你好。”
　　那边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栀子”问了一个让他心跳漏拍的问题：“你约我这一天出来，是不是有什么含义？”
　　柳浩握着鼠标的手紧了一下。他想了很久，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了一句：“你愿意出来吗？”
　　对方回答：“愿意。”
　　就两个字。但柳浩觉得那两个字比他这辈子听过的任何话都重。他看着屏幕上那个“愿意”，看了好几遍，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他们约在人民广场的肯德基。柳浩提前半小时到，点了两杯可乐，手心出汗。他立在门口等，冷风吹得他耳朵发红，但他不觉得冷。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万一她来了，他不认识怎么办？他们没见过面，连照片都没交换过。他只跟她说自己会在肯德基门口等，但她长什么样？他忘了问了。就在他开始后悔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了。
　　穿着牛仔裤，白色T恤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开衫毛衣，头发扎成一根短马尾。不算高，不胖不瘦，走路的样子很普通，不扭捏，不刻意。柳浩看见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好看不好看”，而是“她会不会冷”——二月的上海，穿一件开衫毛衣，她不冷？
　　她走到他面前，停下来，看着他的脸。
　　“你是江边柳？”她问。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柳浩点了点头。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跟“栀子”说过自己的真实名字，但对方依然没有透露。她不主动说，柳浩也没有追问，倒也没有觉得不公平，男人的风度还是要有的。
　　“我是栀子。”
　　“我知道。”他说完就后悔了，这话接得不好。
　　她看到了他手里那束百合——白色的，简简单单扎在一起，牛皮纸包着，麻绳系着。他在路上买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傻，现在更觉得傻了。
　　“送给你的。”他说。
　　她笑着说“谢谢”，伸手接过花，低头看了看，凑到鼻子边闻了一下，说：“好香。”她闻花的样子很认真，鼻尖微微皱着，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柳浩看着她的侧脸，不惊艳，但很端正。皮肤白白的，下颌的线条比王闻樱钝一些，没有那么锋利，看起来更柔和。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记住的长相，但看久了，也不会腻。
　　“走吧，吃汤圆去。”她说。
　　柳浩带着“栀子”逛福州路。这条路他太熟悉了，大学时走了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每一家店的位置。他指着一爿文具店说：“我以前在这儿买针管笔，零点一的，零点三的，零点五的，一套下来好几百块，省吃俭用攒的钱。”又指着一爿纸行说：“在这儿买水彩纸，英国产的，一张就要十几块，心疼得要命，但画出来效果确实好。”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点怀念。
　　“栀子”走到那爿纸行门口，停下来，往里看了一眼。角落里码着一摞灰白色的纸垛，她指着其中一摞说：“那是我们厂常用的。四百二十克卡纸，包装上那个蓝色的标签，我们厂经常买这种。”柳浩看了她一眼。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不是那种“你看我多厉害”的炫耀，而是一种“这些东西我太熟悉了，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的笃定。就像一个老农民，捏起一把图在手指间搓一搓就知道该种什么东西。
　　“你懂的真多。”他说。
　　“哪有。”她笑了笑，“就是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不知道也知道了。”
　　晚上他们在乔家栅吃元宵。白瓷碗里浮着六颗圆滚滚的汤圆，汤是清的，上面漂着几朵金黄色的干桂花。“栀子”舀起一颗，咬了一口，黑芝麻馅流出来，混着桂花的香气。她眯起眼睛，露出一个心满意足的表情，像一只偷到鱼的猫。
　　吃完元宵，他们去了人民广场迪美地下商场。“栀子”在一家卖手工饰品的摊位前停下来，拿起一条手链看了看。那条手链很便宜，银色的链子上缀着几颗蓝色的珠子，在灯光下闪了一下。她又放下了。
　　“不喜欢？”柳浩问。
　　“喜欢。但没必要买。”她说。
　　“喜欢就买。”
　　“也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要拥有的。”她说，说完眨了下眼睛，笑道：“作吧？”
　　柳浩愣了一下。她说话的方式总是让他意外——不是因为她说的东西有多深奥，而是因为那些话听起来像是他自己在心里说过无数次、但从来没有说出口的。他摇了摇头：“没有。”
　　逛了一圈，在一家饮料店里他们坐了下来。“栀子”对他说：“我之前跟你说我在印刷厂工作，其实那厂就是我爸妈开的。”柳浩看着她。“我大学毕业就去厂里了，挺忙的。”
　　“效益怎么样？”柳浩问。
　　“一般。”她回答的语气很平淡，“反正这厂是自己家的，干好干坏也都要撑着。”
　　柳浩沉默了一会儿。“你不想干别的吗？”
　　“想啊。”“栀子”说。“但厂里忙，缺人手，我走了爸妈忙不过来，多请工人就不划算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怨气，就像天要下雨，地要结冰，没什么好抱怨的。
　　柳浩忽然觉得，这个人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他想象中的“栀子”，是那种会在深夜发帖、会拍街角的猫、会写一些淡淡忧伤的文字的女孩。但眼前的“栀子”，是一个经常会在印刷厂里加班到深夜、会分辨四百二十克卡纸和铜版纸、会为了爸妈留下来帮忙的女儿。不是文艺青年，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女孩。但正是这种普通，让他觉得踏实。像一双穿惯了的鞋，不漂亮，但合脚。
　　逛完商场，柳浩送“栀子”到公交车站。夜风吹过来，她把毛衣裹紧了一些，柳浩脱下外套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穿上了。外套太大了，像一件袍子，袖子长出一截。她把手缩在袖子里，只露出指尖，那几根手指头像几只探头探脑的小动物。
　　“柳浩。”她叫了他的名字。不是“江边柳”，是“柳浩”。
　　“嗯。”
　　“今天很开心，逛得也开心，吃得也开心，认识你也很开心。”
　　柳浩的呼吸停了一瞬。他看着她。她也在看他。旁边的店铺里照出来的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脸有一半在亮处，一半在暗处，明暗之间那条线正好从鼻梁上划过去。她在笑，笑容很温柔。
　　风在旁边的弄堂口打了个转吹过来，吹得店铺外面挂的壁灯轻轻晃了一下，他们的影子在地上也晃了一下又稳住了。他看着她，忽然觉得如果不把这句话说出来，他这辈子大概再也不会说了。
　　“我也是。”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不觉得孤独。”
　　“栀子”低下头。她把手从外套口袋里抽出来，拨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她低着头，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也是”。说得很轻，轻到在夜风里就好像是一阵耳语，但柳浩听到了。柳浩看不到她的表情。他只看到她耳廓的轮廓，在路灯下像一朵半透明的花，耳垂上有一颗小小的痣。
　　公交车来了。她把外套还给柳浩，说了声“再见”，转身上了车。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柳浩立在窗下，隔着玻璃看着她。她朝他挥了挥手，他也挥了挥手。
　　柳浩一直目送着公交车子消失在拐角才穿上外套，他把手伸进口袋，指尖触摸到了一个东西——是纸，折成小小的方块。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展开，上面有一行清秀的字：“我叫花自芳。”
　　柳浩立在那里，把这五个字看了又看。花自芳。他在心里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了口袋。

　　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边，王闻樱正坐在餐桌前。月嫂在厨房里洗碗，母亲在房间里咿咿呀呀地哄着小知懿，小知懿咯咯地笑。
　　过完元旦她就回公司上班了。和之前一样，到了公司，跟同事们打招呼、画图、改方案、开会，该笑的时候笑，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跟马海仁难免会碰见，王闻樱也不躲闪，也不会特意注视，一切就跟之前一样，就像是精心排练过的一样。反而是马海仁，还不如她老练。起初还会有人拿她和马海仁的关系开玩笑，叫她嫂子，她也能大大方方地答应“哎”，没有人看出她有什么不对。
　　但只有她知道自己有多累。觉得自己像一只有了裂缝的瓷碗，裂纹很细，不仔细看都看不出，但谁也不知道哪一天再碰一下就会碎。
　　这个裂纹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她想起女儿刚出生那一个月，家里还算正常。马海仁虽然帮不上什么忙，至少每天晚上回来，都会抱着女儿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嘴里哼着不着调的歌。但女儿作息完全没有规律，饿了哭，饱了哭，尿了哭，没理由也哭。去年十一假期结束前，马海仁跟王闻樱商量，说想去公司宿舍住一阵子。
　　王闻樱当时正在给女儿拍嗝，手里的动作没有停。她说“好”。不是她大度，是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不行”？马海仁的黑眼圈她是看得到的。他不像自己，有产假，有月嫂，白天还可以休息，但他白天还要上班，倘或在家里睡不好，工作出了差错谁负责？但说“你去吧”，她心里是委屈的。凭什么他可以一走了之，她就得一个人扛？但她没有说。她只是把他换洗的衣服叠好，装进袋子里，放在门口。
　　她给母亲打了通电话，母亲说“我来照顾你吧”。
　　第二天上午，母亲来了。母亲进门的时候，马海仁正提着袋子往外走。两个人打了个照面，母亲说“走了？”，马海仁说“妈，我去宿舍住几天”，母亲没有接话，侧身让他出了门。那个侧身的动作很自然，自然到像是排练过的。
　　王闻樱知道母亲心里有气，她有气的道理——哪个小孩不哭闹的？哪里有因为孩子哭闹，当爸的就跑出去住的？天底下哪里有这样的怪事。有一次夜里她起来冲奶粉，经过母亲房间门口，听到母亲在跟父亲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在安静的夜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我就知道这个人靠不住……当初就不该嫁给他……现在孩子这么小，他搬出去住，算怎么回事……”王闻樱立在门口，手里举着奶瓶，奶瓶里的奶已经凉了。她没有推门进去。母亲是过来人，她知道母亲说的是对的。
　　但她不能让别人知道母亲是对的。
　　转天吃早饭的时候，她一边给女儿擦嘴一边说：“妈，海仁他们所最近在赶一个大项目，他压力大，休息不好也不行。等知懿断了奶，他就搬回来了。”母亲看了她一眼，笑了笑，那个笑容里没有温度。“你说了算。”母亲说。就这三个字，不多不少，但王闻樱听出了里面的东西——不是信任，是放弃。当初她要嫁给马海仁的时候，父母不同意，她没听，现在母亲已经不指望她听劝了。
　　每天下午五点，马海仁的车准时停在大楼门口。他送她回家，两个人坐在车里，收音机开着，播的是什么没有人听。到了家，饭已经做好了。四菜一汤，碗筷摆得整整齐齐。马海仁坐下来吃饭，母亲端着碗只顾自己吃，不跟他说话，连眼皮都不抬一下。王闻樱夹了一块糖醋排骨放在母亲碗里，说“妈，你尝尝这个”，母亲说“嗯”，还是没有看马海仁。马海仁倒也识趣，吃完饭说一声“我走了”，母亲连头都不抬。王闻樱送他到门口，他换鞋的时候说“你妈还在生气？”，王闻樱说“没有”。他没有再问，拉开门走了。王闻樱立在门口，看着周海涛打开车门钻进去，车灯亮起，然后一哄油门开走了。
　　她也想过叫母亲回家算了。但之前做月子的时候把母亲请过来，现在自己上班了却让她走，女儿太小，家里只有一个月嫂她也确实不放心。再说，母亲走了，她连每天晚上这顿四菜一汤的晚饭都没有了。她只能挨着。每一天都像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鞋，走不快，也脱不掉。

　　刚进入六月，顾玥和傅荇确定了恋爱关系。她带他回家见了父母。顾玥的父亲照例问傅荇是哪里人，收入多少，家里还有谁。傅荇对答如流，不卑不亢。顾玥的母亲后来私下跟她说：“这个小伙子不错，有礼貌，有分寸。”顾玥笑了笑，没说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不错”是不是就等于“喜欢”。喜欢这件事，太复杂了，有时候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何况是别人。
　　七月，鲁书翰因为项目去顾玥的公司汇报。中午顾玥请他在公司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傅荇也来了。傅荇点了一桌子菜——清蒸鲈鱼、红烧肉、白灼虾、蟹粉豆腐，满满一大桌。鲁书翰觉得有点多，但没说什么。吃饭的时候，傅荇一直在给顾玥夹菜，还要给鲁书翰倒酒，被鲁书翰推辞了。他说话很大声，像是在刻意让旁边几桌的人都听到他在说什么。一顿饭下来，鲁书翰记住的不是菜的味道，是傅荇的笑声——太响了，响得让人觉得不真实。
　　饭后，桌上剩了很多菜。红烧肉还剩五六块，清蒸鲈鱼只剩骨头了，但鱼头还在，白灼虾剩了半盘。鲁书翰说：“打包吧。”傅荇说：“不用了吧，剩菜有什么好打包的。”鲁书翰看了他一眼。“不浪费。”顾玥立起来，帮鲁书翰一起装菜。两个人低着头，把鱼骨头挑出来，把剩下的红烧肉倒进餐盒里，虾一只一只地拣进去。鲁书翰小声说：“他对你挺好的。”顾玥抬起头，笑了。那个笑容跟她在公司里的笑不一样——虎牙露出来了，眼睛弯弯的，像大学时一样。“嗯，”她说，“他对我挺好的。”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他平时不这样的。”鲁书翰明白她的一丝，也笑了。“祝福你。”他说。他没有问“你爱他吗”，因为他知道，有些问题，问了也是白问。

　　也就是在这个月底，柳浩搬出了合租的公寓。他和花自芳在南昌路茂名路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老房子。一室一厅，但层高很高，看着都快有四米了，木地板踩上去吱呀吱呀响。窗户采光很好，窗户外面是一棵老梧桐树，枝丫伸到窗前，在房间里投下婆娑的影子。搬家那天，鲁书翰帮柳浩搬东西。柳浩的东西不多，几箱书，几卷图纸，一个画架，一箱画具。鲁书翰把那个画架搬上卡车的时候，看到最上面放着一卷用牛皮纸裹着的画轴。他没有问那是什么，但他猜到是什么了。有些人，有些东西，不碰比碰好。
　　柳浩和花自芳一起收拾房间。他们买来那种人字拼花的复合地板，柳浩趴在地上一块一块地拼，花自芳给墙上挂画。挂的是一些电影海报，有《红》、《白》、《蓝》，还有《泰坦尼克》。她立在椅子上挂，柳浩在下面扶着椅子，说“左边高了”，她往下挪了挪，又说“右边高了”，她又往左挪了挪，来来回回好几次，她也不烦。累了就在弄堂口买了绿豆冰棍来吃，吃完了接着干。布置房间的时候，柳浩发现了花自芳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大多数时候她都说“你定吧”“我都行”，听他的安排。但如果她觉得某件事情不应该这样，她也不会妥协——比如窗帘的颜色，柳浩觉得原来屋主留下的深灰色就可以，她坚持要浅米色。“深灰色太暗了，”她说，“客厅要亮一点。”下一个周末，她从家里拿来了浅米色的窗帘，结果装上去发现窗帘短了，下面还露了一大截。花自芳立在窗前，一脸的懊恼，嘴都嘟起来了。柳浩劝她还是用原来的窗帘算了，说“反正白天都会把窗帘拉开，什么颜色无所谓”。可她下一个周末还是买了尺寸合适的浅米色窗帘挂了上去，然后一脸骄傲地看着柳浩，好像在说“你看，我说了算”。
　　她笑点很低。看电视的时候，一个小品能笑得前仰后合，笑到眼泪都出来了，拿手背擦。柳浩有时候觉得她笑得太夸张了，但看着她笑，他自己也会笑。他发现自己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不是那种应酬的笑，不是那种礼貌的笑，是那种真的觉得好笑的、控制不住的、从喉咙里往外跑的笑。
　　“你笑起来挺好看的。”花自芳说。
　　柳浩愣了一下。“是吗？”
　　“嗯。你平时不太笑，我还以为你不会笑。”
　　柳浩没有接话。他想，他不是不会笑，只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事。

　　假使老天爷要在人间谋一份工作，肯定是一个顶好的导演，才把柳浩的婚礼和王闻樱女儿出生的日子放在一起，只不过中间隔了整整一年。
　　八月中旬，鲁书翰接到了柳浩的结婚请柬，打开看，里面写着：送呈鲁书翰先生台启，谨定于二〇〇一 年九月八日（星期六）为柳浩与花自芳举行结婚典礼，敬备喜筵，恭请光临 。
　　“栀子”姓花，柳浩是告诉过他的，但没有跟他说过全名，当时鲁书翰略略惊讶了一下，毕竟“花”这个姓不常见，他也只在《红楼梦》里见过一回。今天看到“花自芳”三个字，不由哑然失笑，心想，这女孩大约也有些男子气吧。
　　婚礼很隆重。虹桥路上一家老牌饭店，宴会厅摆了十几桌，红色桌布，金色椅套，桌与桌之间挨得很近，人一多就显得挤。柳浩的母亲七月底就开始筹备，列名单、订酒席、选喜糖。她拿着笔记本，一项一项地勾，勾完了又检查，怕漏了谁。柳浩的父亲穿了一套深蓝色西装，白衬衫，系了一条暗条纹领带，立在门口迎宾，腰板挺得笔直，跟每一个来宾握手，说“谢谢谢谢”。
　　柳浩这边请了亲戚、初中的好哥们、高中的死党。大学同学他只请了一个人——鲁书翰。顾玥后来从鲁书翰那里听说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哼，他居然不请我”，但并没有真的生气。那时候她正在和傅荇热恋，傅荇每天晚上开车送她回家，她坐在副驾驶座上，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跑。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正在试婚纱——她打算春天结婚，婚纱是定做的，白色，拖地很长。傅荇说“好看”。她对着镜子看了很久，觉得自己确实好看。
　　婚礼上，柳浩的父亲上台致辞。他说柳浩从小懂事、独立，不需要大人操心。他说他和老伴为儿子感到骄傲。他说希望小两口以后好好过日子，互相扶持，互相包容。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句话都说得很稳，像一个人走在平地上，不紧不慢的。柳浩立在台下，看着父亲，眼眶有点红。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公园，他走累了，父亲就把他扛在肩上。那时候父亲的头发还是黑的，腰还是直的。
　　鲁书翰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一杯可乐。他看着柳浩和花自芳在台上交换戒指——柳浩握着花自芳的手，很慢地把戒指套上去，像是在做一件很慎重的事情。戒指是白金的，素圈，没有花紋，在灯光下闪了一下。花自芳的手小小的，但戴上戒指以后，那只手忽然变得好看起来。
　　柳浩下来每个桌子敬酒，花自芳跟在旁边捧着酒瓶。很多人都起哄，要新娘也喝一杯，都被柳浩和身边的伴郎挡下来，来到鲁书翰面前，鲁书翰立起来，跟柳浩碰了一下杯。
　　“好好过日子。”鲁书翰说。
　　柳浩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那一眼里有话，但没说。
　　那天晚上，柳浩告诉鲁书翰，花自芳已经怀孕一个月了。鲁书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双喜临门。”他说。柳浩也笑了，但那笑容里有幸福，也有一种温和的、不折腾的认命。

　　婚后的日子，柳浩开始从妻子和岳父母的聊天中更深入地了解印刷厂的经营情况。民营印刷厂不好做。设备种类和规模比不上国营大厂，大单子接不了；小单子成本高，前期调色、制版、打样，一套流程下来，利润薄得像纸。花自芳的父母干了十几年，赚的钱不多，也没有什么起色，就那么撑着，像一只小船在风浪里慢慢漂，不沉就算赢了。
　　柳浩开始考虑一件事——要不要辞掉设计院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印刷厂？他跟花自芳聊了。花自芳说：“你考虑清楚就好。这说到底不是你的事，是我自己家里的事。”她说话的时候正在叠衣服，叠得很整齐，一件一件摞在沙发上。柳浩看着她叠衣服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很懂事，懂事得让人有点心疼。他又跟自己的父母长谈了一次。父亲坐在书房里，听完他说的话，沉默了很久。书房的灯是暖黄色的，照在父亲花白的头发上，像落了一层薄雪。
　　“你想好了？”父亲问。
　　“没有。”柳浩老实说，“但我一直在想。”
　　父亲点了点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一直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会受到很多阻碍，就看你怎么化解，能不能坚持。”
　　柳浩看着父亲。他忽然觉得父亲老了。不是那种突然的、明显的衰老，而是一种缓慢的、日积月累的——头发比以前更白了，眼角的皱纹更深了，坐在那里的姿势比以前沉了。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沉稳，但语速慢了一些，像一台上了年纪的机器，运转得还是很稳，但声音不一样了。
　　“爸，”柳浩说，“你当年有没有做过什么自己认为对、但别人都不看好的事？”
　　父亲想了想。“有。”
　　“什么事？”
　　“娶你妈。”说完父子两都朝厨房那边看了一眼，柳浩的母亲正在里面收拾。
　　柳浩愣了一下。父亲笑了笑。“你爷爷当时不同意。你妈妈那时候只是村里一个卫生站的小护士，一个月就只拿几块钱工资，家里还是农村的。你爷爷奶奶给我安排了跟别人相亲，人家是纺织厂的工人，条件好得多。我没有听他们的。”他顿了顿。“后来过了很久，你爷爷跟我说，他看走眼了。”
　　柳浩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父亲说，“你选的人，你选的路，你觉得对，就行。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年底的时候，柳浩向设计院提交了辞呈。领导很意外，挽留他。领导说“你再想想”，柳浩说“我想过了”。领导说“你在设计院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柳浩说“我家里有事需要我”。领导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劝。柳浩办完离职手续，走进电梯。走廊里有人正在把墙上的标语撕下来，写的是“争取2001年实现百分之百电脑出图率”。

　　同是在这个冬天，王闻樱的生活也走到了一处说不上是路口还是死胡同的地方。说是路口，还能转弯；说是死胡同，走到底连退都退不出去。她说不清是哪一种，只是觉得脚下的路越走越窄，窄到只能容下她一个人，连影子都贴在她身上，分不开了。
　　孩子断了奶，母亲便收拾行李回了闵行。月嫂本来讲好只签三个月，后来一拖再拖，直到九月让人走。王闻樱另外请了一个居家保姆，姓李，四十多岁，安徽来的，话不多，做事也还利索。李阿姨就住在那间本来留给母亲的房间里，每天照顾知懿的吃喝拉撒，王闻樱下班回来，女儿已经洗过澡、喂过饭，干干净净地坐在爬行垫上等她。她推开门，看见女儿坐在地垫上，手里攥着一个布偶。女儿一岁不到就会偶尔说一些单个的字，比方说会张开手说“抱”，或者会指着奶瓶说“奶”，发音虽然还不准确，也让王闻樱开心了好几天。这天知懿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嘴里发出“妈”的声音，却还不会连着说“妈妈”。保姆跑过来，把小知懿抱起来递给王闻樱，在一旁开心地说“哎呀娃儿会叫妈妈了”。那一刻她觉得什么都值得，又觉得女儿没有爸爸陪在身边，心好痛。这两种感觉拧在一起，像两股绳，拧得她喘不过气。
　　她本以为孩子断了奶，母亲回了家，马海仁总该搬回来了吧。这话她没有说出口，只是在心里跟自己说的，像一个人对着墙许愿，墙不回答，但她觉得墙听见了。
　　他确实搬回来了。住了七天。七天里，他在家吃了三顿晚饭，其中两顿还接了电话，说“所里有事”，放下碗就走了。筷子还搁在碗上，饭还剩半碗，人就不见了。第七天晚上，他把换洗衣服装进那个黑色的公文包，拉链拉得哗哗响，一声接一声的，像是在赶什么。“最近所里项目紧，我还是住宿舍方便。”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她，低着头在系鞋带，系完又松开，重新系了一次。他系鞋带的样子很认真，好像这双鞋以后再也不用系了。
　　王闻樱立在卧室门口，怀里抱着刚哄睡的女儿。女儿睡得很沉，小嘴微张着，呼吸细细的，像一只小动物。她想说“所里的项目一直紧，我也在所里工作，那么多同事都在所里工作，难道大家都不回家了”，她想说“你不是说断奶就回来吗”，想说“你到底是住宿舍还是住别的地方”，想说“你给我一句实话”。这些话在喉咙里转了一圈，像滚烫的汤圆，含不住也咽不下。但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看着他系好鞋带，立起来，拿起公文包，走到门口。他没有回头，说了一声“走了”，门就关上了。门关上的声音不大，“咔嗒”一声，锁舌弹进门框，像什么东西合上了，再也打不开。她知道眼前这个人变了，变得连一句像样得敷衍也不愿意给她。
　　从那天起，他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家。今天说加班，明天说应酬，后天说太晚了就在宿舍凑合了。他的理由越来越多，多到记不住，有时候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对不上，他也不在意，反正她也不会查。王闻樱一开始还打电话问，问多了他不耐烦，说“你烦不烦”。她就不打了。她学会了从他的语气里判断他今晚回不回来——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背景安静，他说“在忙”，那就是不回来；如果背景安静，他说“在路上”，那也不回来；如果他接了电话只说了一声“喂”，那声音拖得长长的，像一根拉不断的面条，那就是在某个她不方便知道的地方。她后来连电话都不打了。打不打都一样，他不会因为她的电话就回来，打了反而让自己觉得很卑微。电话像一块石头扔进泥潭，声响都没有就沉下去了消失了。
　　只有一种情况他一定会回来——周末。他父母每个周末都来看孙女。爷爷奶奶来了，马海仁自然也在。他穿着一件整洁的衬衫，领口雪白的，像是刚从洗衣店拿回来的。他抱着女儿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儿歌，跟他妈妈讨论“知懿今天吃了什么”，跟他爸爸汇报“所里最近接了一个大项目”。他笑得体，说得体，站得体，像一个称职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王闻樱立在厨房门口，手里端着切好的水果，看着他在客厅里表演。他演得很好，好到她觉得如果自己不是当事人，也会被这场戏感动。但她是当事人，她知道这场戏的幕布后面是什么——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她忽然觉得这个人她从来没有认识过。她认识的马海仁是那个年会上跟她对唱《相思风雨中》的人，灯光很暗，他的眼睛很亮。是那个在维多利亚港的夜色中说“我会对你好”的人，海风吹过来，他的头发乱了。不是眼前这个把家当成片场、把父母当成观众、把她当成道具的人。那个人去了哪里？她不知道。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个人，那个人只是她想象出来的。
　　她几乎可以肯定，马海仁在外面有人了。她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知道到了什么程度。她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一个女人在丈夫不爱自己的时候，是不需要证据的。她能感觉到。从他看她的眼神里——那眼神是空的，像看一件家具，不讨厌也不喜欢，就是放在那里。
　　她跟马海仁谈过一次。那天是周四，他回来拿一件冬天穿的厚外套。外套挂在衣帽间的角落里，他抽出来的时候衣架卡住了，扯了两下才扯出来。王闻樱立在卧室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水是温的，她端了很久了，一口也没喝。
　　“马海仁。”她叫住他。
　　马海仁转过身，外套窝在手臂上，翻毛的领子拖下来，像是一只动物的尸体。他没有看她，看着客厅里那盏落地灯，灯罩是米白色的，积了一层薄灰。
　　“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她问。声音不大，也不抖，平得像一张没有写过字的纸。
　　马海仁把那件外套在手臂上折了折，“最近忙。”他说。
　　“你什么时候不忙？”
　　“不知道。”
　　“你在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她本来不想问这句的。她跟自己说好了不质问、不发作、不撕破脸。但这句话自己从嘴里溜出来了，像一只关不住的鸟。她听见自己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有一个东西“咯噔”了一下，不是疼，是松了。像一颗螺丝拧得太久，忽然滑了丝，再也拧不紧了。
　　马海仁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她来不及看清里面装着什么——是心虚？是不耐烦？是被戳穿的恼羞成怒？都有可能，又都不像。然后他笑了。不是开心的笑，不是苦笑，是一种很奇怪的、像是在说“你终于问出来了”的笑。那笑只持续了不到一秒钟，嘴角动了一下，就收回去了。“没有。”他说。
　　王闻樱知道他在说谎。她从他说话的节奏里听出来的——他说“没有”的时候，比正常语速快了半拍。一个人说谎的时候，嘴比脑子跑得快，怕脑子追上来拦住它。马海仁是跑得太快的那种。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她问。她知道他不会回答，但她还是问了。问出来，是为了让自己死心。
　　马海仁低着头看着外套，好像在确认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让王闻樱彻底闭了嘴的话：“我不会离婚的，这一点你放心。”
　　说完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地板上，笃笃笃的，经过玄关，换了一双鞋，铁门关上了。那一声关得很紧，锁舌弹进去的声音从走廊里传回来，闷闷的，像一个人咬着牙咽了一口气。
　　王闻樱立在原地，手里那杯水已经凉透了，她没有喝，端到厨房倒进了水池。水哗哗地流下去，她拧开水龙头冲了冲杯子，把杯子倒扣在杯架上，转身回了客厅。她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灯，没有哭，就那么坐着。
　　她从那段婚姻里已经得不到任何东西了——爱、尊重、陪伴、温暖，统统没有。她能得到的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名分。她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也许什么都不坚持，只是还没有想好怎么收场。就像一件穿了很久的衣服，你知道它破了，知道它不合身了，但穿了那么多年，你已经习惯了它的样子，脱下来换上新的，反而不知道该把手往哪里放。
　　她没有哭。那天晚上女儿睡了之后，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把那句“我不会离婚的”翻来覆去地想了许多遍。这句话像一把尺子，把她心里的那点念想量了又量，量到最后，什么也不剩了。马海仁把一个空壳子丢给她——你还是周太太，你还是住在浦东这套房子里，你的女儿还是有爸爸。他以为这些就够了。也许在他看来，这些确实够了。女人嘛，有房子住，有孩子带，有丈夫的名分，还要什么呢？
　　她知道自己错了。母亲对马海仁的不满从一开始就是对的。母亲第一次见到马海仁回来，坐在沙发上，脸上的表情就不对，嘴抿得紧紧的，像怕一张嘴就会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后来母亲私下跟她说：“这个人不行。”她问“哪里不行”，母亲说不上来，就是“不行”。她觉得母亲太主观了，凭什么见一面就说人家不行？现在她知道，母亲说的“不行”，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但直觉上就不对的东西。是眼神，是语气，是那些藏不住的小动作。母亲活了大半辈子，见过的人比她多，吃过的盐比她吃的米还多。她不信，她以为自己是读过大学、见过世面的人，不会看走眼。她就是看走眼了。她只是不想承认。承认了，就意味着她这些年的坚持、隐忍、委曲求全全都没有意义，连同当初的那些幸福也是假的。她是一个不愿意承认自己选错了的人。她宁可把一条错的路走到黑，也不愿意在半路上回头。回头太难看了，她怕看到别人眼里的“我早就告诉过你”。
　　但现在她立在路中间，前后都看不见尽头。前面是黑的，后面也是黑的，她立在那里，脚底下踩着一小块被路灯照亮的空地。她不知道自己是该往前走还是往后退，还是就立在那里，等天亮。

　　鲁书翰放假回了九江。他已经一年没回家了。上次回来还是去年春节，父母在站台上接他，母亲说他“瘦了”，父亲说“在外面好好干”。这次回来，母亲说“又瘦了”，父亲说“好好干”。好像时间在这个家里是停滞的，只有他在变。
　　除夕夜，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年夜饭是母亲做的。红烧鱼、腊肉炒蒜薹、排骨莲藕汤，都是他从小吃到大的菜，连盘子都是以前那些盘子，边上的印花磨掉了一些。父亲开了一瓶九江特产的“封缸酒”，鲁书翰给父母都倒了一杯，他自己也倒了一杯。酒是琥珀色的，倒进杯子里，晃一晃，挂在杯壁上。酒杯碰了一下，谁都没说祝酒词，只有母亲说了一声：“来，吃吧！”
　　电视开着，春晚正在播赵本山的小品《卖车》，观众在笑，电视里的笑声很大，但鲁书翰没怎么笑。
　　“工作怎么样？”父亲问。
　　“还行。”鲁书翰说。他没有说实话。他在公司并不顺心。倒不是业务上的问题——图纸画得不错，方案也能按时交。让他难受的是那些图纸之外的东西。开会的时候要揣摩领导的心思，吃饭的时候要给领导敬酒，明明心里觉得某件事很蠢，但还要照做。他不是不懂这些，他只是不愿意做。他觉得虚伪，觉得累，而他很懒。他有时候会羡慕柳浩，柳浩的变化很大，不仅是在工作上，跟同事和领导的关系也搞得很好，柳浩在公司得到的肯定，鲁书翰是能感觉得到的。但他也知道，柳浩是柳浩，他是他，这是他的命。
　　父亲没有追问。他大概是知道儿子过得不好，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一个在九江这个小城市里唯一的高校当校长、教了三十年物理的老教授，对大城市的那些规则并不熟悉。
　　“外面不好混，就回来。设计院哪里都有的。”父亲说。
　　鲁书翰没有接话。他本来是想回来的，去九江城乡规划设计院工作，娶里面华工的女儿，但现在回不来了。
　　鲁书翰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了灯，躺在被窝里。窗外的烟花在远处炸开，声音闷闷的，像是隔着一层东西，隔着玻璃，隔着风。鲁书翰躺着，看着窗前，看着那些五彩缤纷的光在天上炸开，又落下来。他想起了大一暑假在太湖边，他们五个人坐在一起，聊以后要做什么。那时候他说要流浪，王闻樱说要去巴黎深造，李沁妍说要去南方，顾玥说她爸妈不让她离开上海，柳浩说了什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未来很远，远到可以随便说，反正有的是时间。
　　现在时间来了。那些说过的话，有的实现了，有的忘了，有的变成了另一种样子。王闻樱没有出国，毕业才半年多就嫁给了自己的所长。李沁妍去了广州，嫁给了一个黝黑的广东男人。顾玥在地产公司做着文员，跟一个同事谈恋爱。柳浩结婚了，对象不是王闻樱。他呢？他好像什么都没做成。他一直想写一部小说，想写他和华清秋，还想写他们五人组，但写了几年，开了好几个头，每一个都写不下去。他倒不觉得自己孤独，只是惆怅，就像是在一条船上，船在水中央，四周都是水，看不清岸在哪里。不是怕，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划。
　　手机亮了一下。是柳浩发来的消息：“新年快乐。”
　　他回了四个字：“新年快乐。”又亮了一下，顾玥发的“祝马年马到成功”。李沁妍说“新年快乐，代我问大家好”。王闻樱没有消息。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窗外的烟花还在放，声音一阵一阵的，像潮水，涌上来，退下去，涌上来，又退下去。十二点快到了，鞭炮声开始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夹杂着咻咻的烟花声，房间里照得五颜六色的，一下红，一下蓝，一下金。那些光落在墙上，落在床单上，落在地上，又灭了。九江的这个夜晚，跟上海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