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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章 康年拖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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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年拖着行李箱站在那扇掉漆的防盗门前,手机屏幕又一次亮了起来。是母亲发来的语音,她没点开,光是看那个红色角标就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不用听也知道内容是什么,无非是隔壁张阿姨的女儿考上了公务员,楼下李叔的儿子进了国企,而她康年,一个刚从互联网公司毕业就被裁员的应届生,连试用期都没撑过去。
她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素净的脸。对方看起来和她差不多大,短发,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两个人对视了大概两秒,对方先开口了。
“康年?”
“对,你是刘世华?”
刘世华点点头,把门拉开让她进来。合租的屋子比康年想象中还要小,两室一厅,客厅几乎被两个搬家的纸箱占满,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世界地图。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窗户开了一条缝,风吹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
康年把行李箱拖进靠厨房的那间卧室,床板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层薄灰。她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这间屋子像极了自己当前的人生,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连灰尘都不值钱。
她在家待了将近一个月,每天被母亲的叹气声包围。后来是高中同学辗转介绍,说北京有一家小公司招人,工资不高但包住。康年连工资都没问就买了火车票,到了才发现所谓的包住,就是和另一个被裁员的女生合租这间老小区里的两居室,公司只补贴一半房租。
刘世华就是那个女生。
第一天晚上,两个人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吃外卖。康年点的是麻辣烫,刘世华吃的是清汤面。电视机开着,本地新闻频道正在播报一条消息,画面上一个女人穿着深蓝色西装,从首尔看守所走出来,头发灰白,但腰背挺得笔直。
康年停下筷子,盯着屏幕看了几秒。
“朴槿惠。”
刘世华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新闻正在切换画面,开始播放这位前总统的过往影像,年轻时的,父母葬礼上的,当选总统时的,被弹劾时的,每一个画面里她都是同样的表情,平静,克制,眼睛里有一种康年说不清楚的东西。
“她出狱了。”刘世华说,“上个月的事,现在好像在帮一个什么候选人助选。”
康年嗯了一声,低头继续吃麻辣烫。她其实不太懂政治,大学时候连学生会选举都懒得投票。但朴槿惠这个名字她记得很清楚,不是因为那些□□,而是因为她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朴槿惠刚当选总统不久,电视上在播她宣誓就职的画面。康年的妈妈站在厨房门口擦手,看着屏幕说了一句,这个女人挺可怜的,爸妈都被人杀了,一辈子没结婚,把自己嫁给了国家。
当时康年觉得这话有点矫情,现在想起来,却莫名地觉得心里发紧。
刘世华吃完了面,把碗筷收好,忽然问了一句:“你觉得她为什么还要出来?”
康年想了想,摇摇头。
“我不懂这些。”
刘世华没再追问,起身去厨房洗碗。水龙头的声音哗哗地响,康年坐在原地,看着电视机里朴槿惠走进一个什么活动现场的画面,周围全是举着标语的人,大多数是女性,中年和老年居多,她们的眼神很热切,像是看见了什么希望一样。
康年其实不太理解这种热切。在她看来,所有搞政治的到最后都一样,都差不多。但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海里总是浮现朴槿惠走出看守所的那个画面。那个女人七十一岁了,经历过父母双双被暗杀,经历过众叛亲离,坐过牢,出来之后还在做同一件事。
康年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她想起自己提交离职申请表那天,人事部的小姑娘甚至没有多看她一眼,只是机械地说了一句,祝你未来一切顺利。一切顺利,这四个字轻飘飘的,像是打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她确实无关紧要。大学四年,考研失败,校招没进,海投了三百份简历,只有一家创业公司要她。干了不到三个月,公司倒闭了。她甚至来不及学会什么叫真正的职场,就被扔进了失业大军里。
康年忽然觉得自己和那位前总统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距离。那个距离不是七十一岁和二十三岁的差距,不是权力顶端的总统和被裁员的打工仔的差距,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那个人失去一切之后还在往前走,而她失去一份实习工作之后,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第二天早上,康年被厨房里的动静吵醒。她走出去,发现刘世华在煎鸡蛋,灶台上还煮着粥。见康年出来,刘世华头也没抬地说了一句,冰箱里有咸菜,自己拿。
康年愣了一下,她不太习惯这种突如其来的善意。大学宿舍四年,室友们各过各的,连话都很少说。她拉开冰箱门,看见一罐腐乳和半瓶老干妈,拿出来摆在桌上。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早餐,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刘世华先开口的。
“你之前做什么工作?”
“运营。就是那种啥都干,啥都不精的活。”
刘世华点了点头,说:“我学设计的,也在互联网公司,上个月被裁的。”
康年这才注意到刘世华的手,手指修长,指节分明,指尖有一点颜料痕迹。是一双好看的手,不该用来搬快递和写周报的那种。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康年问。
刘世华咬了一口煎蛋,蛋黄流出来,她赶紧用嘴接住,含混地说了一句不知道。
康年觉得这三个字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她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心脏。不知道,这三个字太熟悉了,熟悉到她已经懒得去想。毕业那天她穿着学士服站在图书馆门口拍照,笑的特别开心,那时候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两个月后自己会被裁员,不知道要窝在这个老小区的合租房里吃清汤面配腐乳,不知道自己会因为一个七十一岁的老太太失眠。
那天下午,康年去附近超市买东西。她路过报刊亭的时候,看见一本杂志的封面是朴槿惠,标题写着“出狱后首次公开露面,女性支持者热情不减”。她站在那儿翻了几页,里面有一段朴槿惠年轻时候的采访。
记者问她,作为前总统的女儿,你有没有想过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
朴槿惠的回答很简短,她说,我没有资格过普通人的生活。
康年把杂志放回去,没买。但这句话一直留在她脑子里。她没有资格过普通人的生活。康年想,自己倒是有资格,可惜连普通人的生活都过不好。
回到合租房的时候,刘世华正坐在客厅地板上,面前摊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招聘网站密密麻麻的岗位列表。康年把手里的袋子放下,从里面拿出一瓶可乐递过去。刘世华接过来,放在地上,没有喝。
“你投了多少了?”康年问。
“今天投了二十几家。”
“有回复吗?”
刘世华摇了摇头。康年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就这么靠着墙坐着,面前是两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样的招聘页面,一样的石沉大海。客厅里只有风扇转动的声音,老旧的叶片发出咔咔的响声,像是在提醒她们时间还在往前走,但她们好像被卡住了。
康年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她侧过头看刘世华,刘世华正盯着屏幕,鼻梁上那副圆框眼镜滑下来了一点,她没有推上去,就那么半垂着眼镜看网页,神情专注又疲惫。
康年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她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是为什么。朴槿惠在自传里写过一句话,她说自己在父母去世之后,常常一个人坐在青瓦台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发呆,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
当然这是康年在网上看到的,她没读过那本自传,只是看过一些零星的摘录。但她觉得那种感觉她能懂,不是懂一个总统失去父母的悲痛,而是懂一个人在巨大的变故面前手足无措的那种茫然。只不过那个人的变故是整个国家都看得见的,而她和刘世华的变故,连她们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不就是被裁员了吗,多大点事。康年每次跟家里打电话都是这么说的,语气轻快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但实际上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不致命,但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到。
她看着刘世华,刘世华还在翻招聘页面,一页一页地翻,像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康年忽然想问她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也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但她没问出口,因为答案太明显了,明显到不需要问。
晚上康年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吹风。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语音,这次她接了。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如既往的焦虑和小心翼翼,问她吃了吗,住的怎么样,工作找到了吗。
“还在找。”康年说。
“你那个室友怎么样?”
“还行,挺安静的。”
“女孩子在外面要注意安全,不要跟陌生人走得太近。”
康年嗯了一声,心想自己和刘世华的距离已经近到要合租了,但母亲说的对,她们确实是陌生人,昨天才第一次见面,之前只是在微信上聊过几句。两个被生活抛弃的陌生人挤在一间老破小的屋子里,互相取暖又互相戒备。
挂了电话之后,康年在阳台上坐了很久。对面楼的窗户亮着灯,她能看见里面有人在看电视,有人在吃饭,有人在哄孩子。那些窗户像一个个小小的屏幕,播放着别人的生活,而她坐在阳台上,成了一个观众。
她忽然想起朴槿惠说过的一句话,是在某次演讲里说的。她说,我没有家庭可以依靠,所以我把国民当成了我的家庭。康年当时觉得这是一句很漂亮的政治修辞,但现在想来,也许有几分是真的。一个人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伴侣,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一件事情上,不管那件事情是什么,都需要一种近乎偏执的信念。
康年没有那种信念。她连自己明天要不要继续投简历都不确定,更别说把谁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正想着,阳台的门被推开了。刘世华端着一杯热水走过来,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康年意外的话。
“你今天看新闻了吗?朴槿惠去大邱助选了,好多人都去了,基本都是女的。”
康年抬头看她,刘世华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一点点光,像是那种在暗处待久了,突然看见一丁点火苗都会觉得亮的那种光。
“你怎么突然关注她了?”康年问。
刘世华喝了口水,声音很轻地说了一句,不算是回答的回答。
“她爸妈都被人杀了,她也没垮。”
康年忽然觉得鼻子一酸,她不知道是因为刘世华那句话,还是因为夜晚的风太凉,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指甲剪得很短,关节处因为搬箱子磨破了皮。
她们都没再说话。风从阳台外面灌进来,带着九月末的凉意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康年把手缩进袖子里,偏头看了一眼刘世华。刘世华的侧脸在路灯的光线下显得很安静,鼻梁挺直,下颌线利落,短发被风吹起来,露出耳朵上一个小小的银色耳钉。
这个画面忽然让康年想起以前在大学图书馆里看过的一张海报,上面是一个日本摄影师拍的街头肖像,一个年轻女人站在傍晚的车站前等车,表情淡漠而疲倦。当时康年觉得那张照片拍得很好,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好,直到现在她才明白,那种好是因为照片里的人不在乎自己好不好看,她只在乎公交车什么时候来。
刘世华就是这个状态。她不在乎自己看起来怎么样,她只在乎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来。
康年忽然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特别漂亮的特别,而是一种很沉很稳的特别,像是暴风雨里的船,不是不会翻,而是翻了之后还能自己翻回来。
这种感觉让康年觉得安心,又觉得不安。安心是因为至少这个屋子里还有另一个人,不安是因为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那天晚上,康年躺在床上刷手机,看到一篇关于朴槿惠出狱后首次公开露面的报道。文章写得挺长的,从她父母被暗杀开始讲起,讲到她在青瓦台长大的经历,讲到她在父亲被刺杀后带着弟弟妹妹离开,讲到十八年后重返政坛,讲到当选总统,讲到被弹劾,讲到坐牢,讲到出狱。
文章最后有一段话,康年看了好几遍,大意是说,朴槿惠的一生像是一部悲剧,但她本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因为她始终相信自己的使命高于自己的命运。
康年把手机扣在胸口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发愣。灯管有一端已经发黑了,每次打开都会先闪几下才彻底亮起来,就像她现在的生活,闪几下,勉强亮起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彻底灭掉。
她想起自己大学时候的梦想,其实也没什么梦想,就是想找一份稳定点的工作,攒钱买个小房子,养一只猫,周末的时候能睡到自然醒。这些事说起来都很小,小到不值一提,但对她来说已经大到够不着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刘世华发来的,内容很短:明天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总待在家里心情不好。
康年回了一个字:好。
发完之后她盯着那个绿色的对话框看了很久,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这个夜晚悄悄发生了变化。她说不上来是什么,也许是某个很小的齿轮开始转动了,也许是某个很大的东西终于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