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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 14 章 三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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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像身体里有一个闹钟,知道今天是特别的日子。窗外的天还是黑的,只有东边有一点点灰蓝色的光,像一幅画刚被擦出了第一笔。河水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清晰,哗啦,哗啦,像一个老人在慢慢翻书。
我躺了一会儿,没有起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从墙角到灯座,那条裂缝我看了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画出它的形状。今天之后,我会看别的天花板。别的裂缝。
六点,我起来了。
泽安已经在厨房里了。灶台上的锅冒着热气,他在煎蛋。鸡蛋在油锅里滋滋地响,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早晨里显得很热闹。他背对着我,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灶台旁边摆着两个盘子,盘子里已经放了烤面包和切好的芒果。
我没有说话。走到桌前坐下,等着。
他把煎好的蛋铲出来,一个放在我的盘子里,一个放在他的盘子里。蛋煎得刚好,边上是焦的,蛋黄还是溏心的,用叉子一戳就会流出来。他煎蛋的手艺一直很好。也许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煎。也许是因为他只有这一件事可以为我做好。
我们面对面坐着吃早餐。没有说话。屋子里只有叉子碰到盘子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一声鸟叫。芒果树上的鸟起得很早,比我们早,比太阳早。它们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它们只知道今天是另一天。
泽安吃得比我快。他吃完以后没有离开桌子,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我吃。他的目光不重,不像在看什么重要的东西,更像是在看一条河、一棵树、一片他熟悉到不用再看但还是在看的风景。
我吃完以后,把盘子收进厨房。泽安已经把我放在门口的行李箱拎了起来,箱子修好的轮子在地上滚动,声音很轻,像一只安静的小动物跟在身后。
“走吧。”他说。
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天刚亮透。河面上有薄雾,白茫茫的,对岸的树看不清楚,像一幅被水泡过的画。芒果树下的地是湿的,昨晚下了点小雨,雨水把芒果树叶洗得很绿,绿得发亮。空气里有潮湿的泥土味和淡淡的花香——是路边的某种野花,细小的、白色的。
车过桥的时候,桥面还是那条老旧的铁桥,栏杆锈得发红,桥下的河水比平时安静,大概是因为太早了,风还没醒。过桥以后是那条土路,路两边的房子还没开门,窗帘都拉着,像一排闭着的眼睛。偶尔有一只狗跑出来,对着我们叫两声,然后又跑回去。
路过明薇家的时候,门是关着的。窗帘也是拉着的。她大概还在睡。
路过索菲亚家的时候,她的粉色自行车停在门口。
路过五金店的时候,阿披查已经在开门了。他把卷帘门往上推,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看见我们的时候,他愣了一下,然后抬起手,朝我们挥了挥。我也挥了挥手。泽安没有挥手,但他点了点头。对阿披查来说,一个点头可能比一百个挥手还重。
镇子的汽车站很小,只有一条候车长椅和一个卖零食的小窗口。我到的时候,大巴还没有来。站牌上写着圣保罗的方向,箭头指着远方,远方是山和雾,看不见路的尽头。
泽安把把行李箱从后座上卸下来,立在候车长椅旁边。
“几点?”他问。他明明知道,昨天已经问过了。
“八点半。”
他看了看手表。手表是很旧的,表盘上有几道划痕,表带是后来换的,颜色不一样。他没有手机。他不需要。他认识镇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
我们并排坐在候车长椅上。长椅是木头的,被太阳晒得发白,坐上去有点烫。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牛仔裤的线头。
时间过得很慢。慢到我能听见每一辆路过的车的声音——摩托车的突突声,皮卡的轰轰声,一辆运鸡的卡车,鸡在笼子里咕咕地叫。卖零食的窗口打开了,一个胖女人在里面整理货架,她把薯片一包一包地码好,像在砌一面五颜六色的墙。
大巴没有来。
八点二十。八点二十五。八点半。没有来。
泽安看了一眼手表,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站牌前,看上面的时刻表。时刻表被太阳晒褪色了,字迹模糊,像被水泡过的报纸。
“晚点了。”他说。
“嗯。”
他又坐回来。这次他坐得比之前近了一点。我的胳膊能感觉到他的胳膊,隔着两层薄薄的布料,他的体温传过来,温的,像河水的温度。
八点四十五,大巴来了。
从远处开过来的,先是看见一团灰白色的影子,然后听见引擎的声音,轰隆隆的,像一头喘气的牛。大巴的车身上写着“圣保罗——贝拉维斯塔”,字是蓝色的,掉了一点漆。它在站牌前面停下来,车门打开的时候,发出一声长长的、闷闷的“嗤——”,像一声叹息。
司机探出头来:“圣保罗?”
“嗯。”我站起来。
泽安也站起来。他把行李箱提起来,放进大巴侧面的行李舱。行李舱的门很重,他用一只手撑着,另一只手把箱子推进去。箱子在舱里滑了一下,碰到底部,发出一声闷响。
他把行李舱的门关上,拍了拍手上的灰。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做一件他不想做完的事情。
我站在车门旁边,手里拿着那个文件袋和书包。司机在等我。
我转过身看泽安。
他站在两步之外。阳光在他身后,从他的肩膀两边射过来,他的脸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但他的眼睛是亮的,和上次一样,里面有那个很小的、热的、红色的东西——像电烙铁的尖端,像那个LED灯,像什么东西在燃烧,但烧得很慢很慢,烧了二十年还没烧完。
我想说很多话。想说谢谢你。想说对不起。想说我会好好吃饭。想说你也要好好吃饭。想说你的鞋该换了。想说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要总是工作到很晚。想说那些电线不会跑,你可以明天再修。想说河涨水的时候你记得搬东西。想说那个装置电池没电了你要记得换。想说——
我什么也没说。
我走过去一步,伸出手,抱了他一下。
很短。短到可能只有两秒钟。短到也许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我的手臂环过他的腰,他的腰很窄,比我想象的窄,肋骨隔着衣服硌着我的手臂。他的身体僵了一瞬间——像那次在自行车后座上我抱住他的时候一样,僵了一瞬间——然后放松了。
他的手没有抬起来。他没有回抱我。他就那么站着,像一棵树,让我靠了一下。
两秒钟以后,我放开了他。
我转身上车。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人。我走到靠窗的位置坐下,把文件袋放在膝盖上,书包抱在怀里。车窗的玻璃很脏,有一层灰,我用袖子擦了一下,擦出一小片透明的区域。
泽安还站在原处。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微微内收,头微微低着。他没有看我。他看的是地面,是他自己的鞋。那双鞋头的皮已经磨得发白的、左脚鞋底开了胶被他用胶水粘过两次的鞋。
引擎发动了。大巴开始移动,先是慢慢地、缓缓地,像一个老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速度渐渐加快。
我透过那块擦干净的区域看着他。
他没有抬头。
大巴拐弯的时候,我的视线被他站的地方甩了出去,甩到了路边的树、电线杆、一堵涂鸦的墙上。我转回头,从后窗看——他已经转过身了,背对着我,走回自行车旁边。
他的背影在晨光里很小,小到像一幅画里的一个点。他跨上自行车,蹬动了踏板。他的姿势还是那样,背挺得直直的,风吹起他浅灰色的T恤,露出一小截腰。
然后他骑走了。
朝河的方向。朝家的方向。
我坐在车上,文件袋抱在怀里。里面装着明薇写的那五页指南,装着阿婆的信,装着泽安写的纸条和信,装着那张他在三角梅旁边的照片。铜片在胸口贴着我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和车轮滚过路面的节奏不一样。
车轮在滚。心跳也在滚。一个向前,一个留在原地。
大巴开上公路以后,窗外的风景变了。房子越来越少,树越来越多。甘蔗田一片一片地过去,绿得发黑的甘蔗叶子在风里翻动,像一片绿色的海。远处有山,山上都是雾,雾很厚,像盖了一层棉被。
我把车窗打开一条缝,风灌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没有河水的味道。这里离河已经很远了。远到河水的声响已经听不见了,远到那个蜂鸣器的哔哔声已经被四百公里的公路吞掉了。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枚钥匙。家里那把大铁锁的钥匙,棱角分明的,硌着手指。
大巴在路上颠了一下,我的头靠在了车窗上。玻璃凉凉的,贴着太阳穴,很舒服。我的眼睛慢慢地、慢慢地合上了。
车继续开。
甘蔗田过去了,山过去了,雾过去了。路在向前,河在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