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现实的边缘》琴枫落寒

33、年关 腊月二

　　腊月二十九，江城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雪花不是一片一片地飘，而是一团一团地砸下来的，像有人在天上撕碎了整床棉被，棉絮纷纷扬扬地往下落。不到半天，整座城市就变成了黑白照片——屋顶是白的，树枝是白的，马路上的车辙是黑的，行人的脚印也是黑的。远处的长江大桥在雪幕中若隐若现，像一条被冻住的巨龙，弓着背趴在江面上，一动不动。
　　李默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看着外面的雪。窗户是单层玻璃，关不严，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像刀子一样割在他的脸上。他没躲，就那么站着，让风割着。脸上的痛感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不是那种“心脏还在跳”的活着，而是“还有知觉”的活着。这两种活法不一样，前者是生理的，后者是心理的，他分得清。
　　出租屋在江城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巷子很窄，两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红砖楼房，外墙的涂料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楼与楼之间拉着各种线——电线、网线、有线电视线——乱七八糟地缠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楼下有一个垃圾桶，已经满了，垃圾堆在外面，冻成了一个小山包，散发着酸臭的味道，但在零下五度的空气里，那种味道被冻住了，变得若有若无。
　　这间屋子是他三个月前租的，月租两百块，不包水电。屋子不大，十五六平米，放了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了。墙上的壁纸已经翘起来了，露出下面发霉的墙面，他用透明胶粘了粘，但粘不住，没两天又翘起来了。地板是水泥的，没有铺瓷砖，走起路来脚底板冰凉，他买了一双棉拖鞋，十块钱，底很薄，但至少脚不直接挨着地了。
　　书桌上摊着课本和草稿纸。课本是数学，翻到了数列那一章，书页已经被他翻得起了毛边，书角卷了起来，书脊上出现了折痕。草稿纸用了三张，上面写满了数字和符号，有的整齐，有的潦草，有的被划掉重写，像一场混乱的战争留下的痕迹。他已经做了两个小时，把数列的通项公式、求和公式、递推公式都复习了一遍，又做了十几道例题。手边的水杯已经凉了，杯壁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
　　窗外传来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放机关枪。小孩的笑声从楼下传来，尖尖的、脆脆的，像玻璃珠子掉在地上。有人在放烟花，一朵一朵地炸开，在灰白的天空中显得格外扎眼。电视里在放春晚前的特别节目，声音从隔壁的窗户里飘出来，主持人用那种过年特有的、打了鸡血一样亢奋的声音在喊——“春节到了！给全国人民拜年了！”——声音很大，大得像在吵架。
　　李默没有开电视。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台能放磁带的录音机都没有。他的娱乐工具只有一部手机，诺基亚的，黑白屏，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连贪吃蛇都没有。那部手机是他妈去年给他的，二手的，外壳上有一道裂纹，用透明胶粘着，按键不太灵敏，要用力按才有反应。但他一直用着，因为那是他妈给的，因为他舍不得换，因为他觉得手机能打电话就够了，其他的功能都是多余的。
　　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变成了白雾，慢慢升上去，消散在屋顶的日光灯旁。日光灯是那种老式的管灯，启动的时候会闪几下，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只巨大的蚊子在头顶盘旋。灯管已经发黑了，两端的黑色像两个淤青的眼眶，看起来随时会灭，但一直没灭，就那么顽强地亮着，像一台不肯死掉的旧机器。
　　他看着那盏灯，想起了母亲。
　　母亲叫李秀兰，四十二岁，但看起来像六十。她在服装厂上班，每天踩十二个小时缝纫机，月薪八百块。她的腰肌劳损，每到阴天就疼得直不起腰，但她从来不请假，因为她请不起——请假一天扣五十块，全勤奖一百块，加起来就是一百五十块。一百五十块，够她吃半个月的药。她的手指被针扎了无数次，布满了茧子和疤痕，指甲缝里永远嵌着线头，洗不掉。她的头发白了大半，不是那种花白，是那种从根上白到底的白，像冬天的枯草，没有光泽，没有生气。
　　但她从来不叫苦。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给奶奶擦身子、喂饭、换尿布，然后赶六点半的公交车去上班。晚上七点下班，八点到家，再给奶奶擦身子、喂饭、换尿布，然后洗衣服、收拾屋子、准备第二天的饭菜，一直忙到十一点。她每天只睡六个小时，有时候更少。她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青黑色的，像两块淤青。她的嘴唇总是干裂的，起了一层又一层的白皮，她用舌头舔，舔了更干，干了再裂，裂了再舔，恶性循环，像个永远打不开的死结。
　　李默每次想到母亲，心里就像被人用手攥住了一样，疼得喘不过气。那种疼不是尖锐的、像针扎一样的疼，而是钝的、像被石头压着一样的疼，沉甸甸的，从胸口一直沉到胃里，压得他想弯下腰，想把那些东西从身体里吐出来，但吐不出来，因为它们太重了，重到卡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
　　他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下午四点。他想了想，给他妈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快得像她一直守在电话旁边。
　　“妈。”他说。
　　“默子？”他妈的声音有些哑，像是刚哭过，又像是刚睡醒，“你吃饭了没？”
　　“还没。”李默说，“妈，你们过年吃啥了？”
　　“包了饺子，白菜猪肉的。”他妈说，“你奶奶吃了八个，我吃了十个。你呢？你一个人在外面，别省着，该吃吃该喝喝。”
　　“我知道。”李默说，声音很平静，但他的手指在发抖，“妈，奶奶身体怎么样？”
　　“还行。”他妈说，“就是天冷了，咳嗽得厉害。我给她买了药，吃了好一些了。”
　　“你呢？你腰还疼吗？”
　　“不疼了。”他妈说，“好多了。”
　　李默知道她在撒谎。她的腰不会好，只会越来越差。服装厂的缝纫机是那种老式的脚踩的，一天踩十二个小时，对腰的损伤是累积的，不可逆的。医生说要做理疗，一个疗程一千多块，她舍不得，说“忍忍就过去了”。但忍忍过不去，只会越来越疼。
　　“妈。”李默说，“等我以后挣了钱，我带你去医院看病。”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妈的声音传过来，带着笑，但那笑是装的，他能听出来，因为那笑太用力了，像在用力压住什么东西。
　　“好。”他妈说，“妈等着。”
　　又沉默了一会儿。李默能听到电话那头奶奶在咳嗽，一声接一声的，像要把肺咳出来。他妈在那边喊“妈，喝点水”，然后脚步声远了，又近了。
　　“默子。”他妈又拿起电话，“你在外面好好的，别担心家里。你奶奶有我呢。”
　　“妈。”李默的声音突然哑了，“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我没好好读书。对不起我让你操心了。对不起我不是个好儿子。”
　　电话那头，他妈哭了。没有声音，但李默听到了。他听到了那种压抑的、不想让人听到的哭声，像风穿过破旧的窗户，发出呜呜的声音。那种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但它存在，它扎在李默的耳朵里，扎在他的心里，扎在他每一寸皮肤上。
　　“默子。”他妈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你是妈的儿子，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都是妈的儿子。你好好活着，就是对妈最好的报答。”
　　李默没有说话。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得死死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不想让他妈听到他哭，因为如果他哭了，他妈会更难过。
　　“妈。”他说，“过年好。”
　　“过年好。”他妈说，“默子，明年会好的。”
　　“会的。”李默说。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暗了，他的脸映在黑色的屏幕上，模糊的，像一幅没画完的素描。他看着那张脸，突然觉得很陌生——那是谁？那是他吗？那个头发长到遮住额头、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下巴尖得像刀片的人，是他吗？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像一盆冰水浇在脸上。他打了个哆嗦，但没有关上。他让风吹着他，吹着他的脸，吹着他的头发，吹着他的身体。风很冷，冷到骨头里，但他觉得舒服，因为那种冷让他清醒，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还在呼吸，还在这个世界上。
　　楼下，一个小孩在放鞭炮，是一个摔炮，往地上一扔，“啪”的一声响，小孩笑了，笑得很大声。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应该是他妈妈，穿着红色的羽绒服，手里提着一袋年货，看着小孩笑，脸上全是笑纹，像一朵开得太用力、马上就要谢了的花。
　　李默看着那个女人，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有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是前年在批发市场买的，花了八十块钱，说是“打折的，划算”。那件羽绒服很薄，不保暖，穿在身上像披了一层纸，但她舍不得换，说“还能穿，不用买新的”。她的衣柜里挂着那件羽绒服，红色的，在一片灰黑色的衣服中间格外显眼，像一面褪了色的旗。
　　他关上了窗户，回到书桌前，重新拿起笔。
　　书桌上摊着数学课本，翻到了数列那一章。他看了一眼，觉得自己还能再做几道题。不是因为他喜欢数学，而是因为他不想停下来。停下来就会想，想了就会难过，难过了就会想抽烟，抽了烟就会头疼，头疼了就更做不了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像一台失控的机器，越转越快，越转越乱，最后要么散架，要么爆炸。
　　他不想散架，也不想爆炸。他只想做题。
　　一道，两道，三道。他做得很慢，每一步都写得很清楚，不敢跳过一个细节。他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秋风吹过落叶。他的眉头皱得很紧，嘴唇抿成一条线，整个人像一台精密的仪器，每一个零件都在运转，每一个齿轮都在咬合。
　　做到第五道题的时候，他的手机震动了。他拿起来一看，是一条短信，陈启明发的：“李默，过年好。寒假作业做了吗？数学卷子第三套的第二题有点难，你要是不会，开学了我教你。”
　　李默看着那条短信，愣了一会儿。他没想到陈启明会给他发短信。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缓和了，但还没到“过年发短信”的程度。陈启明是那种对谁都客气的人，但这种客气是疏离的，是“我跟你不太熟所以我对你很有礼貌”的那种客气。但这几条短信不一样，这几条短信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客气，是关心，是那种“我想到了你所以给你发了短信”的、自然的、不做作的关心。
　　他想了想，回了两个字：“收到。”
　　然后又加了一句：“过年好。”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在一边，继续做题。但他的手在抖，不是冷的，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被人拍了一下肩膀、说“别怕，有我在”之后的抖。
　　没过多久，手机又震动了。这次是赵山河：“李默，过年好。我爸的腿好多了，谢谢你。你的钱我会还的，你放心。”
　　李默看着那条短信，嘴角动了一下。那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淡的东西，像湖面上被风吹起的第一道涟漪，若有若无，但确实存在。他回了四个字：“不用还了。”
　　赵山河秒回：“必须还。”
　　李默没有再回。他知道赵山河的脾气——这个人倔得像一头牛，你说不用还，他偏要还，你说这不是他的错，他偏说是，你说你不介意，他偏介意。他的世界是由一条一条的“原则”搭建起来的，每一条都很硬，硬得像钢筋，撑着他往前走，也撑着他不会倒。
　　手机又震动了。这次是张弛：“李默！！！过年好！！！你在干嘛？？？一个人？？？要不要来我家吃饭？？？我妈包了饺子，白菜猪肉的，贼好吃！！！”
　　三条短信，三个问题，三个感叹号。张弛这个人，连发短信都像在喊，像在跑，像在跳，像在说“快点快点别磨蹭”。李默看着那些感叹号，突然觉得有点好笑——这个人是不是永远不知道“慢”字怎么写？他的人生只有两种速度——快和更快，没有中间选项。
　　他回了：“不用了。我自己吃。”
　　张弛又秒回：“你是不是又吃泡面？？？你过年就吃泡面？？？你还是人吗？？？”
　　李默没有回。因为他确实在吃泡面。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三块五一桶，是他从小卖部买的，买了两桶，一桶今晚吃，一桶明天吃。他的桌上还放着一袋火腿肠，双汇的，五块钱一袋，里面有十根，他打算一根一根地加在泡面里，每顿加两根，能吃五顿。他把泡面的盖子掀开，热气冒出来，带着一股浓烈的调料味，整个房间都是那种味道，廉价的、刺鼻的、但很香的、让人又爱又恨的味道。
　　他用叉子挑起几根面条，吹了吹，送进嘴里。面条很烫，烫得他眼泪都出来了。他吸了吸鼻子，继续吃。面条的口感很软，软得像一摊烂泥，但他不在乎，因为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
　　吃到一半的时候，手机又震动了。他以为是张弛，拿起来一看，是林晓月。
　　“李默，过年好。听说你没回家，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江城这几天降温，多穿点。别感冒了。”
　　李默看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林晓月的字——不对，是她的短信——总是这样，淡淡的，轻轻的，像一杯温水，不烫嘴，不冰牙，但喝了之后胃里暖暖的。她不问你“为什么没回家”，不问你“一个人害不害怕”，不问你“是不是跟你妈吵架了”——她不问那些让你尴尬的问题，她只说“注意安全”“多穿点”“别感冒了”。她不会让你觉得她在可怜你，她只会让你觉得她在关心你，这两种感觉不一样，前者会让你想躲，后者会让你想靠近。
　　他想了很久，回了两个字：“谢谢。”
　　然后又加了一句：“你也是。”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吃泡面。泡面已经有点凉了，面条吸干了汤汁，变得更软更烂，但他还是吃完了，连汤都喝完了，一滴不剩。他把空桶扔进垃圾桶，桶落在桶底，发出“咚”的一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外面的雪已经停了，但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白茫茫的，像铺了一层棉花。远处的江面上，有船在走，船上的灯一闪一闪的，像天上的星星掉进了水里。近处的老城区，低矮的楼房错落有致，屋顶上落了一层雪，在路灯的照耀下泛着橘黄色的光，像一幅油画，颜色不多，但每一笔都很重。
　　他的手机又震动了。这次是刘洋，短信很短，只有四个字：“过年好。保重。”
　　李默看着那条短信，笑了一下。刘洋这个人，永远是这样——话少，字少，但每一个字都很有分量，像他写的代码一样，简洁、高效、没有废话。他的世界是二进制的是与否、0和1、对和错，没有中间地带。但李默知道，在他那层坚硬的壳下面，有一颗很软的心，软得像豆腐，一碰就碎，所以他用壳把自己包起来，不让任何人碰。
　　他回了四个字：“你也是。保重。”
　　然后他放下手机，坐到床上。床是铁架床，铺了一层薄薄的床垫，床垫是他在旧货市场买的，十块钱，里面塞的是黑心棉，睡上去硬邦邦的，像睡在木板上。但他不在乎，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习惯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能让你适应任何环境——冷的、热的、硬的、软的、好的、坏的——只要你待得够久，你就能习惯。
　　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水渍，形状像一只正在飞的鸟，翅膀展开，尾巴翘起来，像要冲出这间屋子，冲向外面的世界。他盯着那只“鸟”，看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那种“什么都没想”的空白，而是那种“想得太多了反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的空白，像一台内存被占满的电脑，鼠标在转圈，但屏幕是蓝的。
　　他想起今天接到的那些短信——陈启明的、赵山河的、张弛的、林晓月的、刘洋的。每一个人都说了“过年好”，每一个人都说了“保重”。这些字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但它们很重，重到他的整个心脏都在为它们跳动。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壳的，硬邦邦的，有一股淡淡的霉味，但他不嫌弃，因为这是他妈给他缝的。他妈的针线活不好，枕头缝得歪歪扭扭的，线头露在外面，像一条条蚯蚓。但他一直用着，因为这是他妈做的，因为这是他跟家之间唯一的联系。
　　他想起了母亲的手。那双手很小，很瘦，骨节突出，青筋暴露，像一只风干了的鸡爪。但那双手很暖，暖得像冬天里的火炉，每次他生病的时候，那双手都会放在他的额头上，试他的体温，那种温度他记得，记得清清楚楚，忘不掉。
　　他想起了奶奶的咳嗽。那种咳嗽不是普通的咳嗽，是那种从肺的最深处咳出来的、带着痰音的、像要把整个胸腔都咳出来的咳嗽。每一次咳嗽都像一把锤子，砸在他的心上，砸得他的心咚咚响。他小时候不懂，觉得奶奶咳嗽是因为感冒了，吃点药就好了。后来他懂了，奶奶的咳嗽不是因为感冒，是因为老，是因为她的肺像一台用了太久的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磨损，每一根管道都在堵塞，修不好了。
　　他想起了父亲的死。父亲是在他十岁的时候去世的，肝癌，从确诊到去世只有三个月。他记得父亲最后的样子——躺在医院的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脸黄得像纸，眼睛深深地陷下去，像两个黑洞。他站在床边，不敢靠近，因为他害怕，害怕那个躺在床上的人不是他爸，是一具会呼吸的尸体。他妈拉着他的手，说“默子，叫爸爸”。他叫了，但声音很小，小到像蚊子叫。他爸听到了，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说什么。然后他的眼睛闭上了，再也没有睁开。
　　那是李默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死”。死不是睡着了，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不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死就是没了，彻底地、永远地没了。你再也见不到那个人，再也听不到那个人的声音，再也摸不到那个人的手。那个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中，不留痕迹，无影无踪。
　　从那以后，李默就不再哭了。不是因为他不难过，而是因为他觉得哭没有用。哭不能让他爸活过来，哭不能让他妈不辛苦，哭不能让他奶奶不咳嗽。哭只是浪费眼泪，而眼泪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不需要花钱就能拥有的东西，他不想浪费。
　　他把脸从枕头里抬起来，看了看窗外的天色。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着，昏黄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像一根金色的丝线。远处有人在放烟花，一朵一朵地炸开，把夜空染成彩色，红的、绿的、紫的、金的，像一幅会动的画，色彩斑斓，但转瞬即逝。
　　他坐起来，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晚上九点。他想了想，给他妈发了一条短信：“妈，睡了吗？”
　　他妈回：“还没。你奶奶刚睡着。”
　　“妈，明年会好的。”
　　“会的。默子，你早点睡，别熬夜。”
　　“嗯。”
　　他放下手机，重新躺回床上。这一次，他把被子拉到下巴，把身体缩成一团，像一只冬眠的动物，把自己藏在壳里，等着春天来。被子很薄，是那种单人被，棉花已经板结了，硬邦邦的，不保暖，但他把身体缩得很小，小到被子刚好能盖住他，像一个茧，把他包在里面。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又开始转那些数字——陈启明的两万，赵山河的四千，张弛的五十，刘洋的三十，林晓月的二十，王雪的十块，老周的两百。他把它们加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是一万两千三百二十七块五毛。这个数字刻在他脑子里，像烙铁烙上去的，怎么也忘不掉。
　　但他不再觉得那些数字是负担了。以前他觉得那些数字是山，压在他身上，压得他喘不过气。现在他觉得那些数字是砖，砌在一起，变成一堵墙。那堵墙很厚，很结实，可以挡住风，可以挡住雨，可以挡住所有的恐惧和不安。
　　那堵墙上刻着很多名字——陈启明、赵山河、林晓月、王雪、张弛、刘洋、苏晓蔓、老周。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块砖，每一块砖都是一份情。那些情很重，重到他的心脏装不下，要分给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让它们帮他记着，帮他扛着，帮他还着。
　　他翻了个身，把脸朝向墙壁。墙壁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是上铺的学长留下的，地图上画了很多红圈，是学长想去的地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纽约、伦敦。他看着那些红圈，突然觉得，也许有一天，他也能去这些地方。不是去旅游，是去生活，去工作，去扎根。
　　也许有一天，他也能站在那些城市的最高处，看着脚下的万家灯火，想起今天——十七岁，高一，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泡面，但他不觉得苦，因为他有希望。
　　希望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它不像钱，不能花；不像衣服，不能穿；不像食物，不能吃。但它比钱值钱，比衣服暖和，比食物管饱。因为它能让一个人在黑暗中看到光，在寒冷中感到暖，在绝望中找到路。
　　李默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但他知道，路是走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他得走，一步一步地走，哪怕每一步都很小，哪怕每一步都很慢，哪怕每一步都很痛，但他得走。因为不走，就永远到不了他想去的地方。
　　他闭上眼睛，嘴角带着笑，慢慢地沉入梦乡。
　　梦里，他站在一座很高的楼上，脚下是整座城市。灯火璀璨，车水马龙，风从耳边吹过，带着一股熟悉的味道——是江城，是他的家乡，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笑了，笑得很开心。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会站在这里，不是做梦，是真的。
　　第二天早上，李默被鞭炮声吵醒了。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窗外——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像一根金色的丝线。鞭炮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放机关枪。有人在喊“新年好”，声音很大，大到隔着几条街都能听到。
　　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昨晚他睡得很好，没有失眠，没有做梦——不对，他做了一个梦，但忘了内容，只记得梦里有光，很多很多的光，像太阳掉进了眼睛里。
　　他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早上八点。手机里有十几条短信，全是新年祝福。陈启明的、赵山河的、林晓月的、王雪的、张弛的、刘洋的、苏晓蔓的，还有一些是同学发的，群发的，内容差不多——“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他一条一条地看完，没有回。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回什么。“新年快乐”四个字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纸，风一吹就没了。他想说点什么重的，但重的字他说不出口，因为那些字太真了，真到说出来会疼。
　　他起床，去水房洗漱。水房在走廊尽头，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是冰的，冰得刺骨。他把水泼在脸上，凉意从皮肤渗进骨头里，整个人瞬间清醒了。他用毛巾擦了脸，毛巾是湿的，冻得硬邦邦的，像一块冰片。他把毛巾放在水龙头下面冲了一会儿，等它软了，再拧干，叠好，放回脸盆里。
　　回到房间，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衣服不多，就那几件——校服、校服、还是校服。他选了一件最干净的，穿上，拉好拉链，翻好领口。然后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右下角碎了一块，裂纹像蜘蛛网一样向四周扩散，把他的脸切割成好几块。他看到自己的眼睛有点肿，是昨晚哭的。他没用冷水拍，因为他不在乎。
　　他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桌上还摊着数学课本，翻到了数列那一章。他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今天的日期——2002年2月12日，正月初一。
　　然后他开始做题。
　　窗外的鞭炮声还在响，电视里的春晚重播还在放，邻居家的笑声还在传。但他不在乎。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这间十五六平的出租屋，小到只有这张一米宽的书桌，小到只有这本翻烂了的数学课本。但他的世界也很大，大到装得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纽约、伦敦——那些红圈圈住的地方，那些他从未去过但总有一天要去的远方。
　　他做完了第一道题，在答案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翻到下一页。
　　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他的手上，落在他的笔尖上，落在他的草稿纸上。那些金色的光线很细，很轻，像一根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他的今天和明天缝在一起。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
　　天很蓝，蓝得像洗过一样。雪已经停了，屋顶上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着光，像撒了一层碎银。远处的长江大桥上，车流稀疏，偶尔有一辆公交车驶过，发出沉闷的轰鸣声。桥下的江水浑黄，缓缓东流，像一条不知疲倦的巨龙，驮着这座城市，驮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向前走。
　　李默看着那条江，突然笑了。
　　那笑容很轻，很淡，像冬天的第一缕阳光，不暖，但很亮。
　　因为他知道，春天就要来了。
　　冬天再冷，也会过去。雪再大，也会融化。他再难，也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