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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朋友 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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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城九月的风是黏的。
陈建洲拎着蛇皮袋走出火车站的时候,一股热浪裹着水汽迎面扑来,像有人把一条湿毛巾捂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站了一会儿,看见出站口外面挂着一条红色横幅——“苏城大学欢迎新同学”。横幅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像在喘气。
他往横幅下面走了几步,就听见有人喊:“苏大的!苏大的这边来!”
一个戴红帽子的男生跑过来,二话不说抢过他手里的蛇皮袋,掂了掂:“哥们儿,你这装的啥?这么沉。”
“书。”
“大学还带书?”那男生咧嘴笑了,“到了学校图书馆随便你看,带什么书啊。”
陈建洲没接话。那本《刑法学》是他妈塞进去的,说万一学校发的被子不够厚,可以垫在下面。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索性不解释。
大巴车开了四十分钟,从市区一路晃到大学城。车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工厂,从工厂变成荒地,从荒地变成一眼望不到头的水杉。陈建洲把额头贴在车窗上,玻璃被太阳晒得发烫,他看见自己的影子模糊地映在上面——瘦,头发有点长,眼睛底下有黑眼圈,像一只没睡醒的猫。
苏城大学的正门比他想象的要小。大门左边是传达室,右边是校训石,上面刻着四个字:敦行致远。大巴没有停,直接开进去,绕过一座假山,停在了宿舍楼下。
他下车的时候,听见有人在笑。
笑声很大,一点都不收敛,像是故意要让整栋楼都听见。他循着声音看过去,看见一个男生正蹲在花坛边上系鞋带,旁边放着一个黑色行李箱,箱子上贴满了贴纸——AC米兰、科比、法拉利、还有一张写着“别惹我”的骷髅头。
那男生系完鞋带站起来,差不多有一米八五,肩膀很宽,皮肤晒成了小麦色,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他看见陈建洲在看他,就朝这边扬了扬下巴。
“嘿,你也住这栋?”
陈建洲点头。
“几楼?”
“四楼。”
“我三楼。”那男生把行李箱竖起来,单手拎着就上了台阶,动作利索得像拎一箱矿泉水,“走吧,一起上去。”
他叫孙浩。
沈阳人,高考超了重点线四十分,不知道怎么就报了苏城大学。陈建洲后来想,也许一切都是从这一个“不知道”开始的——孙浩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这里,不知道为什么选了这个专业,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被分到了三楼的宿舍,而陈建洲在四楼。如果他们之间隔了三层楼而不是一层,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
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也许”。
报到第一天晚上,宿舍里乱成一锅粥。有人打电话给家里哭,有人铺了凉席在地上打游戏,有人对着镜子反复试新买的衣服。陈建洲把蛇皮袋里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两件换洗T恤,一条牛仔裤,一双白色回力鞋,一个充电器,一本被他妈塞进来的《刑法学》,还有一包他藏在衣服最底下的烟。
他不怎么抽烟,但揣着一包烟在身上,总觉得安心。
走廊尽头是公共阳台,晾满了床单和内衣,在夜风里飘飘荡荡,像一面面招魂幡。陈建洲站在阳台上,刚把烟点着,就听见后面有人说:“借个火。”
孙浩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了,穿着一件黑色背心,胳膊上的肌肉线条在阳台的灯光下一清二楚。陈建洲把打火机递给他,他接过,点了烟,深吸一口,然后把烟吐出来,看着那团白雾被风吹散。
“你是哪儿人?”孙浩问。
“江西。”
“江西哪?”
“抚州。”
“没听说过。”孙浩笑了笑,不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笑,是真的没听说过,“那边有什么好吃的?”
“米粉。”
“就米粉?”
“就米粉。”
孙浩又笑了。这一次陈建洲也笑了。他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也许是因为孙浩的笑声太大了,大得让你觉得如果不跟着笑,就显得太不合群。这是陈建洲一生中最大的弱点:他太害怕不合群。
他们在阳台上聊了半个多小时。孙浩说他爸做生意,从小跟着转了三个省,换了四所学校。他说他最讨厌的事情就是“重新开始”,因为每次换了新地方,就要重新认识所有人,重新证明自己不是好欺负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孙浩把烟头弹出去,看着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掉进楼下的草坪里,“就是太讲义气。”
陈建洲看着他的侧脸。灯光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清楚,眉骨高,鼻梁直,下巴方正——是那种一看就觉得“这人肯定人缘好”的长相。
“讲义气算什么缺点?”陈建洲问。
孙浩转过头来看他,眼睛里有一瞬间的东西,像是意外,又像是认真。然后那个表情很快消失了,他又笑了。
“等你认识我久了就知道了。”
他拍了一下陈建洲的肩膀,力道很大,拍得他往旁边歪了一下。然后他转身走了,拖鞋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啪嗒啪嗒响,一直响到楼梯口。
陈建洲在阳台上又站了一会儿,把那根烟抽完。
他不确定自己喜不喜欢孙浩,但他确定了一件事——这个人,要么会成为他最好的朋友,要么会成为他最不想遇见的人。
后来的事情证明,他的直觉没有错。
只是他猜中了结果,却猜反了方向。
开学第三周,孙浩开始去四楼找他。
一开始是借东西。充电器,课本,笔记,计算器。每次都笑嘻嘻的,不管借到什么都说“回头请你吃饭”。陈建洲从来没等到那顿饭,但他也不在意——他那个人就是这样,别人对他好一分,他就记十分;别人对他差一分,他就当没看见。
第五周的时候,孙浩开始拉他去吃饭。
“走,二食堂今天红烧肉不错。”
“走,后门新开了家烧烤,尝尝去。”
“走,我请客。”
陈建洲渐渐发现,孙浩嘴里说的“我请客”,最后付钱的往往不是他。要么是“忘带钱包了”,要么是“手机没电了”,要么是“你先垫着,回头给你”。陈建洲垫了七八次之后,终于有一次忍不住说:“你上次的还没还。”
孙浩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拍着桌子说:“你看我这脑子!真忘了!”他当场掏出钱包,把之前欠的全部还清,还多塞了一百块给陈建洲,“利息。”
陈建洲没收那一百块。孙浩硬塞了三次,最后说了一句:“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于是陈建洲收了。
他后来反复回忆这个细节,试图从中找到某种预示——一种“这个人不对劲”的信号。但他找不到。因为孙浩还钱的那一刻,脸上的表情是真诚的,甚至带着一点愧疚。一个人可以有真诚的愧疚,同时又是一个混蛋吗?
陈建洲那时候不知道答案。等他知道了,已经太晚了。
十月底的一个周末,孙浩带他去了一个地方。
太湖。
他们从学校南门坐公交车,晃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湖边。那天的天很蓝,蓝得不像真的,湖面上笼着一层薄雾,远处的岛像浮在水面上的龟壳。孙浩脱了鞋,把脚踩在湖边的石头上,说:“我以后要在湖边买栋房子,每天早上起来跑步,跑完步跳下去游泳。”
“你会游泳?”陈建洲问。
“不会。”孙浩理直气壮地说,“但不会可以学嘛。”
陈建洲笑了。这很孙浩——先做决定,再想怎么实现。他觉得这种性格挺好的,至少不会像自己一样,什么都想清楚了才敢动,等想清楚了,机会也没了。
他们在湖边坐到太阳落山。孙浩买了两瓶啤酒,一人一瓶,对着湖面喝。喝完第二瓶的时候,孙浩忽然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陈建洲摇头。
“你安静。”孙浩指着他说,“你他妈真的太安静了。跟你说话你不会抢着说,听你说话你不会打断我。我认识那么多人,你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
他想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词。
“不累?”陈建洲说。
“对,不累。”孙浩用力点了一下头,“跟你在一起不累。”
陈建洲低下头,看着啤酒瓶上凝结的水珠。他想说,其实他并不总是这么安静。在老家的时候,他也能跟人吵成一团,也能在酒桌上吹牛,也能扯着嗓子唱歌。只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声音说话,于是就干脆不说了。
但他没有解释。因为他觉得,被人喜欢是不需要解释的。
他不知道的是,孙浩说他“不累”,并不是因为他安静——而是因为他是最好捏的那一个。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陈建洲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了他妈在他出门前说的那句话:“在外面要多个心眼,别让人欺负了。”
他觉得自己没有被人欺负。
他只是交了一个朋友。
一个讲义气的、大声笑的、会在阳台上和他分享一包烟的朋友。
他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风穿过水杉林,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