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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判 我再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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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不在崖底了。
彭伯利的客房里烧着壁炉,火光照得天花板上的石膏花纹明明灭灭。我躺在一张巨大的四柱床上,被子掖得严严实实,左半边身体像是浸在滚水里。有人在床边坐着,身影被火光拉得很长。
是达西。
他没发现我醒了。他缩在椅子里,膝盖蜷起来抵着下巴,眼睛盯着壁炉里的火,一动不动。额角那道血口子还没包扎,结了一层暗红色的痂。他换过衣服了,但领口是歪的,像是匆忙套上去的。
我想叫他,喉咙却干得发不出声。
门外有脚步声。是大人。我听见父亲压低了嗓子在走廊里说什么,“医生”“骨头”“神经”这些词断断续续飘进来。达西显然也听见了。他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在发抖。
门开了。老达西先生走进来,看见我睁着眼,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走到床边。
“爱德华,”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吵碎什么东西,“你感觉怎么样?”
达西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他站在墙角,背贴着墙,脸色白得像纸。他看着他父亲握住我的手,看着医生进来掀开被子检查我的左腿,看着母亲红着眼眶站在门口。他一直在看,但一句话都没说。
医生姓沃克,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说话很慢。他对大人们说了一些话,其中几个词落进我耳朵里,像石子投进井水。
“左手……神经永久性损伤……”
“左腿……跛行……无法完全恢复……”
我还没来得及理解这些话的含义,墙角传来一声闷响。
达西跑了出去。
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沿着走廊狂奔,然后是一扇门被撞开的动静。老达西先生叹了口气,对夫人使了个眼色。达西夫人追了出去。
那天夜里,我发起了高烧。
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听见有人在哭。哭声很远,像是隔着几道墙。我问护士是谁在哭,护士沉默了一会儿,说:“是达西少爷。他从晚饭后就一直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不肯出来,也不肯吃东西。”
我盯着天花板上的石膏花纹,没说话。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想的不是自己的手,也不是腿,而是白天他在崖底跪在我旁边时说的那句话。
我找到你了。
第二天早上,达西出现在我房间门口。
他站得很直,衣服整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夜之间,他像是长大了五岁。眼睛还是那双灰蓝色的眼睛,但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见了,被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冰取代。
他走到床边,把一个东西放在我枕边。是一副小羊皮手套,新的,但尺码很小,像是专门找人赶制出来的。
“对不起。”他说。
然后他转身走了。
我拿起手套。左手的手指在发抖,握不住它。我把手套贴在脸上,闻到了新皮子的味道和一丝很淡的松木香气。
那是达西身上的味道。
后来的很多年里,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我们之间隔了多少人和事,只要闻到松木的香气,我就会回到那个早晨。他站在门口,背上披着走廊的光,把一个男孩能给出的所有补偿放在了我枕边。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叫做愧疚。更不知道这份愧疚会像一个看不见的钩子,把两个人的命运死死钩在一起,谁也挣脱不了。我只知道达西走了以后,我突然很想哭。
不是因为手,不是因为腿。
是因为他说对不起的时候没有看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