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疫情袭来 顾湘指挥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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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冬，瘟疫来了。
谯县的冬天一向干冷，西北风刮过黄土夯成的院墙，能把人的脸割出裂口。往年这时候，村子里最常听到的是咳嗽声——老人咳，孩子咳，狗在夜里吠，鸡在凌晨啼。但今年不一样。
今年，第一个倒下的人死在谯县东市的一个肉铺前。他早上还蹲在摊位边啃杂粮饼子，中午就开始拉肚子，拉到日头偏西，整个人缩成一张皱巴巴的皮。有人用门板把他抬到医馆，还没进门，人就已经凉了。
没有人当回事。每天都有死人，乱世嘛，死个人跟死条狗差不多。
但第二天，东市又有三个人出现了同样的症状。第三天，七个人。第四天，十七个。
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沛国。不是普通的伤寒，是一种来势更凶、走得更快的病——剧烈腹泻，喷射状的黄水，一天拉几十次，拉到人站不起来。然后是高烧，烧得胡言乱语，烧得浑身滚烫。从发病到死亡，快则三天，慢则五天，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掐住了人的喉咙，一点一点地收紧。
第一批病人送到济世堂的时候，顾湘还以为是普通的急性肠胃炎。那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被人用牛车拉来的，躺在车厢里盖着破棉被，脸色蜡黄，嘴唇干裂，眼窝深深地凹进去，像两个干涸的坑。
顾湘给他做了检查——腹部柔软，没有明显的压痛点，但肠鸣音亢进得像打鼓。她让吴普煎了一剂黄连汤，又叮嘱病人回去多喝米汤。汉子道了谢，被人扶上牛车，吱吱呀呀地走了。
她以为这就完了。
第二天，五个。
当第五个人被抬进济世堂的时候，顾湘正在院子里切黄芪。她听到阿香在前面喊“先生——又来一个——又来一个——”，放下刀走出去，看到诊室门口横七竖八地躺着五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种表情——那种从身体深处被掏空之后的、空洞的、灰败的、像一盏快要灭掉的灯。
她的职业本能像一根针，猛地扎进了她的太阳穴。
这不是散发病例。这是暴发疫情。
“隔离。”她转身走进诊室，对华佗说。语气不是商量，是命令。
华佗正在给一个老人诊脉，三根手指搭在病人的寸口上，指腹微微用力，感受着那根跳动的弦。他闻言抬起头，目光里带着询问。那目光的意思很明确——你在说什么？
“把所有已经发病的人和没有发病的人隔开，”顾湘语速很快，像拉满了的弓弦，“不能让健康人接触到病人。不是减少接触，是不能接触。衣服、用具、粪便、呕吐物，全部单独处理。”
华佗把手指从病人的手腕上收回来，慢慢站起身。他的眉头皱在一起，眉心的竖纹深得像刀刻的。他在医书里读到过“疫”的描述——黄帝内经里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但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种规模的传染病。
“村人不会同意。”他说，语气不是反驳，是陈述事实。他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太清楚这些人的想法了。家里有人病了，家人不可能不照顾。这是孝道，是亲情，是天经地义。你让他们把亲人隔开，不让靠近，他们会觉得你疯了。
“那就设一个专门的地方，”顾湘没有退让，“让病人集中住，家人不能随意进出。派人专门照顾，进去的人要穿专门的衣服，出来要洗手。不是洗一下，是用力搓，用酒擦，用开水烫。”
华佗看着她。
他从顾湘的语气里听出了某种东西——不是害怕，不是焦虑，而是一种他在战场上才见过的、将帅面对敌军压境时的战前紧绷。她的下巴微微收紧，瞳孔里有一种燃烧的光。她不是在“建议”什么，她是在“指挥”什么。
他认识她快一年了。她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过话。
“你觉得这次很严重？”他问。
顾湘张了张嘴，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诊室门口，看着外面院子里那五个躺着的病人，他们的脸在正午的阳光底下，没有一丝血色。
“腹泻性疾病的死亡率取决于脱水程度，”她说，声音低了下来，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这里的病人喝不到干净的水，补充不了电解质，三天就能脱水而死。如果不控制传播源，整个村子——不，整个县——都可能沦陷。”
她说“电解质”的时候，华佗的目光闪了一下。他没有问那是什么。他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了一个他不会忘记的数字：三天。
华佗站起来，整了整衣襟，迈步往外走。
“我去找保长。”
村里有威望的保长姓刘，六十多岁，是个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黄土地的老农。他的脸被风霜刻满了沟壑，手指关节粗大得像老树的根节。他没读过书，不认字，但他知道一件事：华佗说的话，得听。
不是因为迷信，而是因为华佗在这个村子行医二十年，救过他的孙子、他的老伴、他的邻居、他的邻居的邻居。二十年积累下来的信任，比任何文书都管用。
华佗把情况一说，刘保长的反应出乎意料地干脆。
“华先生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他的声音沙哑但笃定，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在生死关头才会出现的、近乎本能的清醒。
不是因为他多相信华佗对“疫情”的判断，而是因为隔壁村子已经死了十几个人。消息像丧钟一样从村口传进来，一个接一个，没有停过。全村人都吓破了胆。昨天还有人骂华佗的徒弟“多事”，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人敢靠近济世堂门口那片空地。
当天下午，济世堂旁边的空地上搭起了三个临时草棚。
草棚是用竹子做骨架、用稻草编的席子做墙、用油布盖顶搭起来的，四面透风，但好歹能遮雨。刘保长动员了村里十几个壮劳力，砍竹子、编草席、挖排水沟，从下午忙到半夜，灯笼火把把空地照得通明。
三个草棚，三种颜色，三种命运。
东边那个最大，是隔离区，住已经发病的病人。草棚里铺了一层干草，草上再铺草席，每张“床”之间隔了五尺远。顾湘亲自量了距离——五尺，够一个人躺下再翻个身，也够两个人中间站一个照顾的人。
西边那个小一些，是观察区，住有接触史但没有发病的人。那些病人的家属、邻居、帮忙抬过病人的好心人，统统住进去。他们有意见，但刘保长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你想死就回家，别连累你爹你娘。”
北边那个最小，是医护区，华佗和顾湘住。两张草铺，一张桌子，一盏油灯，两个人换着睡，合衣而卧，随时准备起来救人。
阿香负责熬药和送饭，不进入隔离区。顾湘给她划了一道红线——用石灰在地上撒出来的，明明白白。阿香把饭送到隔离区入口，放在一块木板上，退后五步，等里面的人出来取。取完了，碗筷用开水煮过，才能拿回来。
吴普和樊阿负责进入隔离区照顾病人。两个人轮班，一人四个时辰，中间不重叠。
每次出来，流程是固定的：先站在隔离区入口用酒洗手——就是黄酒，没有酒精，没有碘伏，只能用这种度数不高的浊酒反复搓，搓到手指发红。然后脱掉外面的麻布罩衣，罩衣丢进一口装满开水的铁锅里煮。再洗一遍手，换上干净的衣服，才能进入医护区。
吴普第一次走完这套流程，苦笑着说：“师娘，这也太麻烦了。进进出出的功夫，我能看三个病人了。”
顾湘正在调配一批口服补液盐，头都没抬。
“你看三个病人，带三份毒出来，全村都染上。”她的语气像冬天的井水，又凉又硬，“按我说的做。”
吴普的笑容僵在脸上。他看了看顾湘的表情，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顾湘这个样子。那个平日里说话温和、会蹲下来给小孩子擦脸、会在月亮底下哼歌的女人，现在像一把刚开了刃的刀。
吴普闭嘴了，乖乖地按流程做了一遍。他在酒盆里搓手的时候，酒水溅到了眼睛里，辣得直咧嘴，但一声没吭。
第一个重症病人是个五岁的男孩，姓张，小名狗子。他是村里张屠户的独子，虎头虎脑的，前两天还在村口追鸡玩，把刘保长家的老母鸡追得满村飞。
他被送来的时候，已经拉了三天。
三天，他拉空了身体里所有的水分。他的皮肤干得像老树皮，用手指轻轻一捏，皱褶半天都弹不回去——顾湘知道，这叫“皮肤弹性减退”，是重度脱水的典型体征。他的眼眶深深地陷进去，像两个没填满的洞，眼珠子上蒙着一层灰蒙蒙的膜。他的呼吸急促而浅，一呼一吸之间，胸口起伏得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
顾湘蹲在他身边，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烫得她心里一沉。她又摸了摸他的脉搏，细得像一根快断了的线，跳得快而无力。
张屠户站在草棚外面，隔着那道石灰画的线，一声一声地喊：“狗子！狗子！爹在这儿！你听见没！”
男孩没有任何反应。
重度脱水。在现代，顾湘会立刻开通静脉通路，一根留置针扎进手背或脚踝的静脉，接上输液管，让生理盐水一滴一滴地流进血管。成人用十四号针，儿童用二十二号针，补液速度按体重算，公式她能倒背如流。
但这里没有输液管，没有生理盐水，没有葡萄糖，没有任何可以静脉输注的液体。她面对的，是一千八百年前的医疗荒原。
她深吸一口气，脑子里飞速运转。
口服补液盐。
配方她记得清清楚楚——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配方变了不知道多少版，但最基础的原则从来没有变过：一升干净的水，六平勺糖，半平勺盐。钠和葡萄糖在肠道里手拉手地通过肠壁进入血液，水跟着它们一起走。这个简单的化学反应，挽救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糖和盐，这个时代都有。
“吴普！”她站起来，声音大得连隔壁草棚的人都听见了，“拿糖和盐来！还有水，烧开的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