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里的灯火》叶安逸

29、纪念墙 第

　　第四卷第二十九章纪念墙

　　2020年4月20日上午 10:00

　　医院行政楼一层的走廊尽头，新立起一面墙。

　　不是砖墙，不是石膏板墙，是那种展览馆常用的、可拆卸的移动展板，拼成了大约十米长、两米多高的一面素白背景。墙前拉着一道简易的红色丝绒隔离带，两端摆着两盆郁郁葱葱的绿萝，算是唯一的装饰。

　　墙是空的。上面什么都没贴，什么都没写，干净得近乎刺眼。只有上方悬挂着一条红色的横幅，白字写着：“致敬英雄缅怀逝者 ——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念墙”。字是打印的，方方正正，透着公事公办的肃穆。

　　王梅站在这面空白的墙前，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仰头看着那条横幅。晨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长长的、棱角分明的影子，也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细小的尘埃。光线太亮，她眯了眯眼睛。

　　纪念墙。

　　这个提议，是医院工会和宣传科提出来的。疫情高峰过去，援鄂医疗队陆续撤离，本院工作逐步恢复正常，是时候“总结”“表彰”“纪念”了。提议很快通过，方案也迅速敲定：收集疫情期间的照片、实物、感言，制作成展板，在这面墙上展示，以“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很常规，很正确，很……像那么回事。

　　但王梅看着这面空白的墙，心里却空落落的，像被挖走了一块。

　　她知道这面墙最终会变成什么样。会贴上精心挑选的照片：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比着胜利手势的集体照；患者出院时与医护拥抱、笑容满面的合影；社会各界捐赠物资堆积如山的场景；领导视察时亲切慰问的画面。会陈列一些“有代表性”的实物：一件签满了名字的防护服，一个破损的护目镜，几本写得密密麻麻的交接班记录。会摘录一些“感人肺腑”的语录，来自医护，来自患者家属，来自媒体报道。

　　它会成为一面“功勋墙”，一面“英雄墙”，一面供人参观、学习、感慨的“教育墙”。

　　但那些真正应该被“纪念”的东西，那些无法被拍照、无法被陈列、甚至无法被言说的东西，这面墙，装得下吗？

　　装得下凌晨三点缓冲间里压抑的哭声吗？

　　装得下护目镜里浓得化不开的白雾，和抬起一条缝时钻进来的、带着病毒气味的冷风吗？

　　装得下呼吸机只剩一台、必须二选一时，赵一鸣眼里冰冷的疲惫和陈静沉默的颤抖吗？

　　装得下李秀英女儿在电话那头破碎的呜咽，和她床头那个贴着黄色标签的白色密封箱吗？

　　装得下林小夏脸上淡不去的紫色压痕，和深夜无法入睡时，盯着天花板裂缝的茫然眼神吗？

　　装得下苏宁出院后，走在阳光下，却感觉自己脸上烙印般刺目的、对他人目光的敏感吗？

　　装得下她自己，在这间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对着“0殉职”的报表和撤离名单，无声流泪时，胃里那阵熟悉的、尖锐的绞痛吗？

　　装得下那些被透支的健康，被碾碎的睡眠，被压抑的恐惧，被深埋的创伤，和无数个“本可以”“不应该”“为什么”的无声诘问吗？

　　装得下生命本身的脆弱、无常，和医疗在死神面前有时近乎徒劳的、悲壮的尊严吗？

　　装不下。

　　这面光滑的、洁白的、等待着被贴上“正能量”标签的墙，什么也装不下。它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仪式，一个社会在经历巨大创伤后，试图用秩序和意义来包裹混乱和痛苦的努力。一种必要的、但注定苍白无力的努力。

　　王梅知道，她不能这么说。作为护士长，作为管理者，她必须支持这面墙，必须协助收集材料，必须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必须让这面墙如期、圆满地立起来，成为医院“抗疫精神”的物化象征。

　　这是她的工作，是“后疫情时代”必须完成的、众多“善后”工作中的一项。

　　但她心里，有个声音在问：纪念，难道只是为了“弘扬”吗？只是为了把一场集体的、深重的苦难，转化成可以示人的、光鲜的“精神财富”吗？那些说不出的痛，流不出的泪，无人知晓的崩溃，和永远无法弥补的失去，它们的位置，在哪里？

　　阳光移动，照亮了横幅上“缅怀逝者”四个字。

　　王梅的目光落在“逝者”上。

　　是的，逝者。那些没能走出冬天的人。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这面墙上吗？也许，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列出“本院因公殉职人员名单”，如果真有的话。但更多的，那些逝去的患者呢？那些李秀英，那些王慧兰，那些没有名字、只有床号和死亡时间的普通人呢？他们的生命，最终只会凝结为统计报表上的一个数字，一个被“治愈率”“死亡率”计算和比较的、冷冰冰的百分比吗？

　　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挣扎，他们的不甘，他们对亲人的不舍，他们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模糊的凝望……谁来纪念？

　　风吹过走廊，带来远处隐约的消毒水味，和春天特有的、湿润的气息。那面空白的墙，在风里微微颤动了一下，发出极其轻微的、纸张摩擦的窸窣声。

　　王梅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她抬起手，不是去触摸那面墙，而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白大褂的衣领。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进行某种无声的宣誓。

　　然后，她转身，离开。

　　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清晰，平稳，一步步走向她的办公室，走向那些等待她处理的、永远也处理不完的文件、电话、会议和人事安排。

　　纪念墙，会立起来的。会有照片，有实物，有语录。会有领导剪彩，有媒体拍照，有参观者驻足，发出“真不容易”“向英雄致敬”的感慨。

　　然后，人们会慢慢散去，回到各自的生活。墙上的照片会褪色，实物会蒙尘，语录会被遗忘。只有那面墙本身，会一直立在那里，成为一个沉默的、略带尴尬的纪念碑，纪念着一段所有人都在努力“翻篇”的历史。

　　而真正的纪念，不在墙上。

　　在每一个深夜突然惊醒的冷汗里。

　　在每一次闻到消毒水味时心头掠过的寒意里。

　　在每一次看到口罩压痕时，下意识移开的目光里。

　　在每一次面对重症病人时，更深一层的无力感和更执着的坚持里。

　　在康复者肺里偶尔的隐痛和长久的疲惫里。

　　在逝者亲人余生里，那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里。

　　在像她这样的管理者，胃部时不时的、熟悉的绞痛，和深夜里再也无法入睡的清醒里。

　　在所有这些看不见的、无法陈列的、但真实存在着、并将持续很久很久的“后遗症”里。

　　那才是真正的纪念墙。

　　一面立在每个人心里，由血肉、记忆、眼泪和沉默筑成的，永不倒塌的墙。

　　它不宣扬伟大，不歌颂胜利。

　　它只是，存在着。

　　提醒活着的人，曾经发生过什么。

　　提醒他们，有些东西，不能遗忘，即使遗忘能让生活变得轻松。

　　提醒他们，在通往“正常”的路上，每个人都必须，带着自己的那份沉重，继续前行。

　　王梅走进办公室，关上门。将走廊尽头那片刺眼的白，和那面空荡荡的墙，关在门外。

　　她坐到桌前，打开电脑。屏幕亮起，跳出待办事项列表。第一条，就是：“协助宣传科，收集抗疫纪念墙素材。今日下班前汇总。”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

　　然后，她移动鼠标，点击，打开一个空白文档。

　　标题，她打上：“隔离一区素材提供”。

　　然后，她开始打字。

　　没有照片描述，没有实物清单，没有感人语录。

　　她只是，开始记录。

　　记录那些，注定无法被贴到墙上的东西。

　　（第二十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