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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心之言 周永昌请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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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无心之言
第二天一早,我刚打开花店的门,就看到了周总。
他穿了一身休闲装,没戴那块劳力士,手里提着一篮水果,站在门口像来探病的。我看了看表——早上八点四十分。花店的营业时间是十点。
“陈老板,早。”
“周总,您这是……”
“专门来拜访。”他把水果篮递过来,“昨天酒会上人多嘴杂,没好好聊。今天特意过来,就是想请您吃个早茶。”
“我开店……”
“不耽误,我知道旁边有家点都德,我订了位子。”
他的态度跟昨天晚上判若两人。昨晚是“有空聊两句”的试探,今天是“请您吃早茶”的恭敬。这种态度的转变,在生意场上只有一种可能——昨晚回去他查了我,或者被人告知了什么。
我没拒绝。一来是好奇,二来是——水果篮挺重的,里面有我喜欢的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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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都德二楼包厢,他点了一桌子。虾饺、烧卖、凤爪、金钱肚、叉烧酥,还有一壶铁观音。他亲手给我倒了茶,双手递过来,姿态放得很低。
“陈老板,我就不绕弯子了。”他放下茶壶,“我现在的处境跟周海波差不多——说起来是我俩竞争同一个位置,但我不像他,我不信命。”
我咬了一口虾饺,没接话。
“我跟周海波是大学同学,毕业进同一家公司,一起打拼二十年。他比我聪明,但太急,急了就容易出错。我不是来听你们恩怨的。”
“对,对。”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我想请教您的是——我手里有一个项目,价值八十个亿。董事会投票在三个月后,我现在有七票,需要九票。差两票,怎么补?”
八十个亿。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这是你花店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但另一个声音在说——钱是最不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权力。那个说“权力”的声音,让我后背发凉。因为那不是陈文丽会说出来的话。
“陈老板?”
“你养花吗?”我问。
“养……养过绿萝。”
“绿萝好养,但牡丹不好养。”我把茶杯放下,“牡丹这个东西,你不能天天浇水。你以为你对它好,其实你在害它。它的根需要干一干,才能往深处扎。根不深,风一吹就倒。”
他听着,眼睛一眨不眨。
“你现在缺两票,”我继续说,“说明你之前太‘湿’了。你的根没有扎到该扎的地方。你一直在争取那些好说话的人,对不?”
他点头。
“那些好说话的,你今天给点好处他就点头,明天别人给更多他就摇头。那不是你的根。”
“那我的根在哪?”
“在你一直忽略的地方。”我看着他的眼睛,“你想想,董事会里谁最不说话?谁最不起眼?谁每次投票都是跟风的?”
他想了十秒钟,脸色变了。“你是说……老刘?”
“我不认识老刘。”我掰了一个山竹,“但我知道,一盆花里最不被注意的枝条,往往是开花最多的那根。”
包厢里安静了一分钟。他拿出手机,开始翻通讯录。“老刘是我大学学长,在公司干了二十五年,有三个专利,但是性格闷,不喜欢出头。我一直没重视他……”他抬头看我,“您的意思是,他才是关键?”
“我的意思是,你与其花力气去讨好那些墙头草,不如让一个沉默的人为你说话。他一个人的分量,抵得过三个墙头草——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不会随便站队,他站了,那就是真的。”
他放下手机,深吸一口气。“陈老板,您说您只懂种花。”
“我只懂种花。”
“可是您——您这两句话,我们公司战略部写了三十页PPT都没说清楚。”
我笑了。“那是因为你们的战略部,没种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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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手在剥山竹。白色的果肉,紫色的皮,汁水染了我的手指。我看着那颜色,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紫色的朝服,大臣们跪了一地。不对,这个联想不对。我扔掉山竹皮,擦了擦手。
“陈老板,咨询费您开个价。”
“我不要钱。”
“那您要什么?”
我想了想。“您公司是不是在洛阳有个项目?”
他愣了一下。“有,一个文旅项目,在龙门石窟附近。”
“我要你们项目工地上的土。”
“……土?”
“对。”我端起茶杯,“洛阳邙山的土,我要五十公斤。”
他看着我,表情从震惊变成了困惑,又变成了“这个女人不简单”的敬畏。
“成交。”
他走了。水果篮留下了。包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一桌子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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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花店,小周已经在了,正在给玫瑰换水。“文丽姐,你脸色不太好。”
“没事,昨晚没睡好。”
我走到洛阳红前面蹲下来看。那盆花跟昨天一样——花盆的裂缝还是那条裂缝,花瓣还是那种深红色,像是凝固的血。但我总觉得它跟昨天不一样了:多了一朵花苞。昨天还没有的,今天冒出来了。花苞很小,颜色跟其他花苞不一样,是淡紫色的,几乎透明,像一颗葡萄味的糖果。
我伸手碰了碰。指尖发烫。
“文丽姐?”小周在后面叫我。
“嗯。”
“有人找你。”
我站起来,回头。门口站着沈曼。还是那身黑色西装,还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美。她今天没化妆,嘴唇是自然的浅粉色,反而比昨天更有攻击性——因为不化妆的人,要么对自己极度自信,要么对对方极度不屑。
“陈老板,早。”她走进来,目光扫过花店,精准地停在了那盆洛阳红上。
“你的名片我还没看。”我说。
“不急。”她笑了笑,“我今天不是来找你谈生意的。”
“那来干什么?”
“买花。”她走到洛阳红前面蹲下来,跟我刚才一样的姿势,“这盆,卖吗?”
“不卖。”
“十万。”
“不卖。”
“五十万。”
我看着她的后脑勺。她的发际线很高,头顶有一个旋,旁边露出一点头皮。这一点让我莫名想起一种人——婴儿。只有婴儿的头皮才会那么白,那么脆弱,好像一碰就会破。
“这盆花是花店的心脏。”我说,“你挖了心脏,我还怎么营业?”
她站起来,转身看着我。“你的心脏有点奇怪。”
“哪里奇怪?”
“它的花期不对。”她指了指洛阳红,“现在是九月底,牡丹的花期是四五月。你这盆花,怎么还在开?”
我没回答。因为我不知道答案。这盆洛阳红我养了三年,前两年都是正常花期,四月开,五月谢。但从今年开始它乱开了,一年开了三次,而且每次颜色都比上次深。园艺师朋友来看过,说可能变异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陈老板,我对你的花有兴趣,但我对你的人更有兴趣。”沈曼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收银台上,“这里面是一个项目计划书,你有空看看。”
“我说了我没兴趣。”
“看完再说。”她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我听说你在找洛阳邙山的土。”
我的手顿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这个圈子很小。”她笑了,“周永昌那个项目,我也在跟。他要拿那块地,我要那块地上的东西。”
“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她歪头看着我,“那就不说了。等你想合作的时候,来找我。”
她走了。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和昨天伍馨柳的声音很像,但不一样。伍馨柳的脚步声是有节奏的,像鼓点。沈曼的脚步声是散的,像撒了一把豆子。
收银台上,那个信封安安静静地躺着。我没碰它。但我知道,里面的东西早晚会让我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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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一周,风平浪静。
花店正常营业,正常接单,正常浇花。伍馨柳来过一次,看了看那盆洛阳红,说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我说没有。她说你的花店最近来了一些奇怪的人。我说什么样的人。她说有几个搞古董的,在门口转悠,不进来,就拍照。
我没在意。
直到第七天。
那天下午,我正在插花,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
“陈老板!”电话那头是周永昌的声音,激动得像中了彩票,“成了!老刘投我了!他的票一出来,墙头草全倒过来了!我现在手里十二票!稳了!”
我手里的剪刀停了一下。“恭喜。”
“您不知道,老刘那天晚上跟我聊了三个小时,他说他在公司二十五年,从来没人问过他意见。我是第一个请他吃饭的董事。他当场就哭了!”
我放下剪刀。“土呢?”
“已经在运了!五十公斤洛阳邙山的土,明天到!”他压低声音,“陈老板,我跟您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您要土这事有点邪乎。现在我明白了——您这是看我诚意。您不缺钱,您要的是真心。”
我没解释。让他这么想吧。
挂断电话后,我坐在花店角落的椅子上,盯着窗外。阳光很好,商场负一层的走廊没什么人。一个保洁阿姨在拖地,拖把在地上划出半圆形的痕迹。一个外卖小哥跑过去,嘴里骂着电梯太慢。很日常的画面,但我不在日常里。
我回想了一下我给周永昌的建议——不要讨好墙头草,关注沉默的人,让一个不说话的人为你说话。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从某本书里抄的。但问题是我没看过这样的书。这些道理是从哪来的?是从种花里悟出来的吗?种花真的能悟出这些?
还是说,种花只是借口,这些话来自一个比花艺更深的地方——一个我还没去过的地方,一个我还没想起的地方。
“文丽姐。”小周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嗯?”
“有人送东西来了。”
她推着一个手推车进来,上面放着一个编织袋。“说是土,从洛阳来的。”
我站起来,走过去。编织袋是那种最普通的蛇皮袋,上面印着“肥料”两个字。我解开扎口的绳子,一股泥土的腥味扑面而来。这是邙山的土。我确认了。不是因为颜色,不是因为质地,而是因为这土的味道,我应该从来没闻过,但我觉得熟悉。像是小时候闻过的味道。但我的小时候在湖南,不在洛阳。
我把手伸进土里,抓了一把。土从指缝间漏下去,沙沙的,像时间的声音。在那个声音里,我听到了别的声音。
有人在说话。
“陛下,邙山的风水不宜动……”
“朕意已决。”
“可是……”
“没有可是。朕要种的花,不能长在别人的土里。”
那段对话太清晰了。清晰到我能分辨出第一个声音是一个老年男人的,第二个声音是一个女人的。那个女人的声音,跟我很像。不对,就是我。
我的手从土里抽出来,心跳快到一百二以上。
“文丽姐,你没事吧?”小周跑过来扶我。
“没事。”我靠在墙上,深呼吸,“你把土搬到地下室去,别动它。”
“地下室?那个锁着的房间?”
“对。”
小周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她跟了我两年,知道我的规矩——地下室不能进,洛阳红不能卖,问为什么也没有答案。
她搬着土走了。我一个人站在花店中间。那盆洛阳红在展示架上,花苞又大了一圈。那个淡紫色的花苞,颜色比昨天深了一些,像淤青,像伤口愈合前的样子。
我拿起剪刀,走到工作台前,开始插花。选花材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拿了一枝白牡丹、一枝绿萼梅、几根松枝。搭配的时候,我的手比脑子快。剪枝、造型、固定,动作一气呵成。完成的瞬间,我停下来看。
这是一盆中式插花,主花是白牡丹,客枝是绿萼梅,中间用松枝过渡。比例是“三主三从”,焦点在左下方四十五度。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堂插花,古代放在厅堂正中间的那种。我为什么会这个手法?我没学过,网上也没有教程。
这是——我上辈子就会的东西?
上辈子?这个词从脑海里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笑了。荒唐。我放下剪刀,端起那盆花,把它放在了花店最显眼的位置。不管它来自哪里,不管那些记忆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盆花是好看的。这就够了。
但我知道,这句话是在骗自己。不够。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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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花店打烊。
我锁门的时候,伍馨柳从走廊那头走过来。今天她穿了一身运动服,头发散着,没化妆,看起来像一个刚打完球的大学女生。
“你怎么穿这样?”我问。
“今天休息,去爬了白云山。”她走到我面前,“听说你最近跟沈曼有接触?”
“她来了两次。”
“别信她。”伍馨柳的表情很认真,“我查过了,她那个曼殊文化,背后是一个海外基金。那个基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比如?”
“比如走私文物。”
走廊里的应急灯突然闪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有个朋友在国际刑警。”她压低声音,“他们说,有一个文物走私集团,专门盯着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他们的操作手法,跟沈曼的公司高度吻合。”
“那你告诉警察啊。”
“没有证据。”她摇头,“需要有人拿到内部资料。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据说他们最近在找一个东西。”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一株花。”
我手里的钥匙掉在了地上。“什么花?”
“七色牡丹。”伍馨柳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光,“传说武则天种过,花开七色,能通阴阳,能召回失去的东西。”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外机嗡嗡响。
“你不觉得奇怪吗?”伍馨柳继续说,“你,一个开花店的,对牡丹有执念。沈曼,一个做文化投资的,在找七色牡丹。这个商场,叫‘长安里’。你不觉得这些太巧了吗?”
“巧合。”
“我不信巧合。”她弯腰捡起钥匙递给我,“文丽,你相信人有前世吗?”
我没回答。
“如果真的有,”她笑了,“我觉得你可能是武则天身边的什么大人物。”
“为什么不是武则天本人?”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出声。“因为你穿棉麻的样子,不像女皇。女皇应该穿我这样的高跟鞋。”
她走了。留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高跟鞋确实是武则天的发明。史书记载,武则天为了显得高大,让人做了加高的鞋子,后来日本遣唐使学回去,成了今天的木屐。这件事,伍馨柳不知道。但她穿的高跟鞋,和一千三百年前那双木屐,源头是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想把自己垫高一点,好让所有人都看到她。垫高了之后才发现,站得越高,能说话的人越少。
我看着手里的钥匙。地下室的门。邙山的土。七色牡丹。沈曼。伍馨柳。这些线像蛛网一样,把我缠在中间。而蛛网的中心,是一株我还没见过、但已经种在心里的花。
我蹲下来,把钥匙插进花店的门锁。锁芯转动的声音很脆,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就在那个回响消失的瞬间,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女人的轻笑。不是从走廊里传来的,是从脑子里传来的,从那个关着“明空”两个字的黑盒子里传来的。这一次,笑声没有消失。它在回荡。
它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一句我没听过、但无比熟悉的话——
“你终于开始记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