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山以北》山海不厌高深

13、裂痕 第

　　第十三章：裂痕

　　一

　　阎燃在那间可以看见海的屋子里住了快两个月。日子从夏天走到了秋天，港岛的秋天不明显，早晚凉一点，中午还是热的。他换了一件薄一点的卫衣，深灰色的，还是那个人买的，还是他的尺码。衣柜里的衣服越来越多，黑色的、深灰色的、藏蓝色的，没有图案，没有logo，叠得整整齐齐，像有人用尺子量过。不是他叠的，是那个每星期来一次的阿姨。他不知道阿姨是那个人派来的还是阿鬼派来的，他只知道每次回家衣服都叠好了，冰箱里补满了，烟灰缸倒干净了。

　　他开始习惯一些事情。习惯早上被海的气息叫醒，习惯坐电梯下楼而不是走楼梯，习惯刷卡——“嘀”一声，门开了。习惯那间公司的节奏——每天早上九点到，坐在那间靠窗的办公室里，看楼下的车和人。会计叫他“阎生”，跟单叫他“阎生”，连那个打杂的阿姨都叫他“阎生”。他还在适应这个称呼，有时候别人叫他他会愣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哦，是我。

　　公司是做贸易的。小单子，电子产品为主，从香港发到东南亚，或者从内地经过香港转口。阎燃不太懂这些，会计会把合同翻译成他能听懂的话告诉他——“阎生，这批货发到泰国，对方先付三成定金，尾款见提单副本。”“阎生，这个客户要月结，我们的账期撑不住。”他听着，点头，或者摇头。他在学，很慢，但是他在学。

　　那批货还在深水埗。三箱，防水布盖着，砖头压着，在阿九他们看得到的地方。他没有卖掉，也没有还给那个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卖不掉，还回去又不知道怎么开口。那三箱货像三块石头，压在他胸口，从深水埗压到了铜锣湾，从夏天压到了秋天。

　　阿九偶尔会打电话来。“燃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燃哥，肥明问你要不要一起吃宵夜？”“燃哥，细强说他想你了。”最后那句话阿九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但阎燃知道细强真的想他了。那个从十四岁就跟着他的小孩，那个用发亮的眼神看着他等他发话的小孩，那个在天塌下来都不怕、只怕他不在的小孩。他每次接到阿九的电话都说“快了”，挂了电话就在窗前站很久。

　　晏骋来那间屋子的次数多了起来。不是每天，也不是固定时间——有时候是晚饭后，有时候是深夜，有时候阎燃已经躺在床上了还没睡着，听到刷卡的声音就知道是他来了。他不敲门，直接刷卡，门“嘀”一声，然后是他走进来的脚步声——不重，但在安静的走廊里听得很清楚。阎燃每次听到那个声音都会从沙发上站起来，或者从床上坐起来，或者从厨房里探出头来。他不会承认自己在等，但他就是在等。

　　晏骋来了以后不怎么说话。坐在沙发上，或者站在窗前，有时候带一瓶酒来，两个人一人一杯，喝着，沉默着。不是无话可说的那种沉默，是不需要说话的那种沉默。他们在那间可以看见海的屋子里，喝着那个人带来的酒，听着窗外的海浪声——不，这里听不到海浪声，这里离海太远了，只能看到，听不到。但他们都能想象。

　　有一次晏骋带了一瓶红酒来，阎燃喝了一口说“酸”，晏骋说“你不懂酒”。阎燃说“你懂你讲”，晏骋讲了。讲了产地、年份、葡萄品种、橡木桶的产地。阎燃一个字都没听懂，但他没有打断。他听着那个声音，那个人说粤语的时候声调是往下沉的，像潮水退去时在沙滩上留下来的最后一道湿痕。说普通话的时候声调是平的，像一把没有打开过的尺子。他在说这两种语言的时候是两个人。粤语的那一个更放松，更慢，有时候会卡一下，像在找一个更准确的词。普通话的那一个更紧，更快，每一个词都是提前选好的，不会错，也不会多。

　　阎燃发现自己更喜欢粤语的那一个。不是因为他听得懂了，是因为那个人在说粤语的时候，收在袖口里面的那双手会露出来。不是故意的，是“不记得藏了”。

　　二

　　那天阎燃去晏骋的公司，是因为一份合同。

　　会计说有一份出口文件需要晏骋那边的人签字，问他是不是亲自去一趟。他可以派人去，也可以快递过去，但他说“我去”。不是因为他想去，是“他在那里”。那个人在那里，在那栋四十二层高的大楼里，在那间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办公室里。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那个人没有邀请过他，他也没有问过。他知道那栋楼在哪里，从中环地铁站出来走几分钟就到了。他路过很多次，从楼下仰头看，顶层的那排窗户反光，看不到里面，也看不到那个人。

　　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卫衣，牛仔裤，帆布鞋。鞋带换了新的，一样长了，不打结了，但鞋面上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是那天煎蛋溅上去的。他没有换鞋，不是没有别的鞋——鞋柜里有那个人给他买的皮鞋，黑色的，亮的，他穿了一次就再也没穿过。不是不好穿，是不像他。

　　骋寰中心的大堂很高，挑高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巨大的水晶灯，亮着，白天也亮。地板是大理石的，浅色的，光可鉴人。他走进去的时候前台的小姑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问：“先生，请问您找谁？”

　　他说找晏骋。小姑娘的眼神变了一下，不是不礼貌，是“你谁啊”的那种——你谁啊，你找我们老板，你有预约吗，你穿成这样。她没有说出口，但阎燃看到了。她的目光在他的卫衣上停了一下，在他的帆布鞋上又停了一下，然后拿起了电话。

　　“请问您贵姓？”

　　“阎。”

　　“哪个阎？”

　　“阎罗王的阎。”

　　小姑娘愣了一下，电话拨通了。她用粤语说了一句什么，阎燃没听清，但听到电话那头说了一个字——“嗯”。然后她挂了电话，站起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阎先生，这边请。”

　　电梯很快，快到他的耳朵又“嗡”了一声。他站在轿厢里看着楼层数字往上跳，1、2、3、4……他数到二十几的时候不数了，太慢了，不是电梯慢，是他急了。顶层到了，门开了。走廊很长，铺着深色的地毯，和他在太平山别墅见过的那种不一样，更深、更硬、走在上面还是有声音的。走廊尽头的门开着，他走进去。

　　办公室很大，大到他的脚步在空旷的空间里有了回声。落地窗从地面一直通到天花板，窗外是维多利亚港，海水在阳光下闪着碎金一样的光。中环的高楼像一片发光的森林，一棵一棵的，挨得很近，谁也不让谁。晏骋坐在办公桌后面，深灰色的西装，袖扣扣得整整齐齐，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正在看。他抬起头看了阎燃一眼——不是“你怎么来了”的意外，是“你来了”的确认。他知道他要来。那份需要签字的文件，是他让会计转交的。

　　阎燃走过去，把文件放在桌上。“签字。”

　　晏骋拿起文件翻了翻，问：“看过了？”

　　“看过了。”

　　“看懂了？”

　　阎燃沉默了一秒。“……大概。”

　　晏骋拿起笔，签了。字很小，很稳，和他写纸条的字不一样——写纸条的字是绿色的墨水、一笔一划、像在认真做功课的小学生。签文件的字是连笔的、快的、带着一种不耐烦的熟练。两个都是他，一个是脱了西装的，一个是穿着的。

　　阎燃拿起文件，转身要走。

　　“饮杯茶先。”晏骋说。喝杯茶再走。

　　阎燃停下来，看着晏骋站起来，走到茶几前开始泡茶。动作很慢——烫杯，投茶，注水，洗茶，再注水。每一个动作都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不是重要，是“认真”。他在认真地为阎燃泡一杯茶。

　　阎燃坐下来。沙发很软，他的身体陷进去了。他看着晏骋的手在茶具间移动——那双手平时是不动的，放在桌上，放在膝盖上，放在车门上。现在它们动了，活的，每一个指节都在做事。他把一杯茶推到阎燃面前。

　　“小心烫。”

　　阎燃端起来，吹了吹，喝了一口。什么味道，不知道。太烫了，烫到他的舌尖发麻，但他没有放下。那个人给他泡的，他喝完。

　　“好喝吗？”晏骋问。

　　“嗯。”

　　“嗯是好不好？”

　　“……好。”

　　晏骋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我知道了”的意思。

　　他们坐在那间四十二层高的办公室里喝茶。窗外是中环，窗下是维多利亚港。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之间的茶几上。茶烟袅袅，一小缕一小缕的，升起来，散开，就没了。

　　三

　　喝完茶，晏骋接了一个电话。他走到窗前接的，声音很低，阎燃只听到了几个词——“码头”“今晚”“安排多两个人。”阎燃没有问，那不是他的事。他是晏骋给他倒了一杯茶的那个人，那些词是“骋哥”的事。

　　他站起来，把文件袋夹在腋下，准备走。

　　“等一下。”晏骋挂了电话，走回来。“我送你下去。”

　　“不用。”

　　晏骋没理他，已经走到门口了。

　　他们一起走进电梯。轿厢不大，两个人站在里面，肩膀之间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晏骋比他高半个头，阎燃不用仰头。他看着楼层数字往下跳，从顶层到一层，要过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电梯在下降，他们站得很近，近到阎燃能闻到晏骋身上的味道——不是古龙水，是洗衣粉，和他用的洗衣粉不一样，更淡，更冷。那个味道在他的鼻尖绕了一下，然后散开了。

　　到了一楼，门开了。大堂的水晶灯还在亮，地板还是光可鉴人。前台小姑娘看到他们一起走出来，眼神又变了一下——不是意外，是“果然”。那种“我早就知道”的眼神，那种“老板亲自送下来的，肯定不是一般人”的眼神。阎燃不喜欢那种眼神，不是因为它不好，是因为它看他的方式不对。它看的不是他，是“晏骋身边的人”。那个人身边可以有任何人，他只是其中一个。

　　他正要走向门口，听到一个声音——不大，但大堂太空旷了，空旷到再小的声音都带着回声。

　　“那就是晏总的新宠物？”

　　声音是从前台的方向传来的。不是那个小姑娘，是另一个，更年轻，穿着职业套装，手里拿着一沓文件，站在前台旁边。她没有看阎燃，她看的是晏骋，但她说的是他。新宠物。新。宠物。

　　阎燃的脚步停了。

　　晏骋也停了。

　　大堂安静了几秒。水晶灯的光落在地板上，亮得刺眼。前台小姑娘低下了头，假装在看电脑。那两个字像两根针，扎在阎燃的后背上。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别人会这样说——他知道。从他第一次走进这栋楼，从他第一次坐上那部电梯，从他第一次站在那间可以看见海的屋子里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别人会这样说。但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听到和知道是不一样的。知道是脑子的事，听到是耳朵的事。耳朵没有防线，它把声音收进来，传给脑子，脑子还没来得及判断，心已经先疼了。

　　阎燃转过身。

　　他看着那个女人。她还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沓文件，脸上的表情从“我不小心说出来了”变成了“我说了又怎样”。她的下巴微微抬着，嘴抿着，眼神里没有歉意。她不怕他，她怕晏骋，但她不怕阎燃。阎燃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行字——你不过是被包养的，你凭什么。

　　阎燃走过去。

　　他的步子不快不慢，帆布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声音不重，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一步，两步，三步。他在那个女人面前停下来。比她高一个头，需要低头看她。他没有低头，他看着她的眼睛，用那种“我在深水埗看了九年”的眼神。

　　“你再说一遍。”他说。

　　女人没有说。她的下巴收了一点，文件被她攥紧了。

　　“我叫你再说一遍。”

　　女人张了张嘴，没出声。她的眼睛开始红了，不是委屈，是怕。她终于知道怕了——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是因为他看着她的那种眼神。不是在深水埗看人的眼神，是一个人在被扎了一针之后，回头找那根针的眼神。

　　“阎燃。”晏骋在身后喊了一声。不高不低，没有情绪。

　　阎燃没理他。他看着那个女人。“你刚才说的那两个字，我不喜欢。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他的声音不大，没有吼，没有骂，没有动手。他是用那种“我在告诉你一件事”的语气说的，不是商量，不是请求，是“你最好记住”。

　　晏骋走过来，站在阎燃身边。他看着那个女人，只说了一句：“你明天不用来了。”声音不高不低。不是商量，不是警告，是判决。女人哭了，文件从手里滑下去，纸散了一地，白色的，一张一张的，像冬天的一场小雪。没有人帮她捡。

　　阎燃站在那里，看着那满地的纸。他没有回头看晏骋。他听到晏骋转过身的时候皮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的声音——“咔、咔、咔”——走回到他身边，走回到前台，走回到那部电梯前。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喊他。

　　前台小姑娘站在那里，低着头，假装在看电脑，但她的手在抖。

　　阎燃捡起地上散落的一张纸，看了看，是一份报价单。他把那张纸放在前台上，用那支笔压住，然后走向门口。大堂的水晶灯在他头顶亮着，地板上映出他的影子。

　　四

　　他没有走出去。晏骋站在门口，挡住了他的路。

　　不是故意的，是“你需要等一下”。他的身体挡在玻璃门前，光线从他身后透进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薄薄的光。他的脸是暗的，看不清表情。

　　“你就这样走？”

　　阎燃停下来，看着他。“不然呢？你还想怎样？”

　　“你刚才在我公司闹事。”

　　阎燃差点笑出来。闹事——他只是在公司里听了那个女人说的话、走过去说了几句话。他没有动手，没有砸东西。这叫闹事？那他在深水埗的那些年应该叫什么？造反？

　　“我闹事？”阎燃看着他，“是你的人先说的。”

　　晏骋看着他，沉默了一秒。“她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开了她。你在我的地方跟一个员工计较，你觉得你有面子？”

　　阎燃看着他，把那几个字在心里嚼了一遍——你在我的地方。他的地方。他是这个地方的主人，阎燃不是。他可以在他的地方做任何事——给他公司，给他房子，给他卡，也可以在他闹事的时候告诉他“这是谁的地方”。

　　“我没有跟她计较。”

　　“那你刚才在做什么？”

　　“我在告诉她，我不是任何人的宠物。”

　　晏骋看着他。那张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愤怒，不是失望，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东西。“你是。”

　　阎燃的手指蜷了一下。他看着晏骋的眼睛，那双深不见底的、像两口井一样的眼睛。井水是满的，满到要溢出来了。

　　“你再说一遍。”

　　“你是。”

　　阎燃看着晏骋，看了很久。大堂的水晶灯把两个人都照亮，照得太亮了。

　　“在你的公司里，在你的大堂里，在你的员工面前——你对我说‘你是’。你让她听到。你让那个假装在看电脑的前台听到。你让那部电梯、那盏水晶灯、那块大理石地板都听到。”

　　阎燃把手伸进口袋。五张纸条。他摸着那五张纸条，摸到了那个人写给他的每一个字——“你叫晏骋。记住了。”“买件新的。”“你唔使再瞓劏房。”“你嘅屋企。”“你唔使再靠人。”每一张纸条都在告诉他一件事。他不是宠物，他是被那个人从深水埗接过来、给了名字给了房子给了公司的人。但不是宠物。他以为那个人知道。他以为那个人给他的那些东西，是因为知道他不是宠物，才给他的。

　　晏骋开口了，声音是低的、平的、不带任何感情的。

　　“你让我面子往哪搁。”

　　阎燃看着他的脸。那张脸上没有表情——不是没有表情，是那个表情被压在很下面很下面，压到他自己都看不到。阎燃帮他看到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习惯了掌控一切的人，在掌控范围内出现了一点失控之后的第一反应。不是生气，是“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规则来”。

　　阎燃把文件袋从腋下拿出来。“这个，我拿回去。不用你送了。”

　　他侧身，从晏骋身边走过去。玻璃门在他面前自动打开了，户外的热浪扑过来。中环的阳光很烈，他眯着眼走出了那栋大楼。身后的玻璃门关上了，发出一声很轻的“嗡”。大堂的水晶灯还在亮，晏骋站在门口，没有追。

　　五

　　阎燃走在街上，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太阳晒得他后颈发烫，额头上有汗，他没擦。他把文件袋夹在腋下，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五张纸条——不，少了。他摸了两遍，最旧的那张——“你叫晏骋。记住了”——不在。他停下来，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打火机，折叠刀，烟，硬币，那张绿色的纸条，没有了。

　　他站在原地，身后的路人从他身边绕过去。有人看了他一眼，有人没看。中环的街很窄，楼很高，人很多。他被夹在那些人中间，被推着往前走。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回公司？回那间可以看见海的屋子？回深水埗？他不知道。

　　他走到一个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绿灯亮了，“哒哒哒哒哒”——香港的红绿灯，绿灯亮的时候会发出急促的、像鸟叫一样的声音。他在这声音里走过马路。走到对面的时候停下来，靠在一根灯柱上，把文件袋放在脚边，蹲下来，手插进头发里。

　　六个字——“你让我面子往哪搁”。那个人说的。不是“你没事吧”，不是“她说的不对”，不是“我帮你”。是“你让我面子往哪搁”。那个人在乎的不是那个女人说了什么，是阎燃在他公司里闹了事，让他丢了面子。在他的人面前，在他的地盘上，他的面子比阎燃的感受重要。

　　阎燃把脸埋进膝盖里。中环的阳光照在他后背上，滚烫的。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卫衣，那个人买的。他蹲在中环最繁华的街边，在一个他不认识的灯柱下面，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间，蹲着，像一个被从什么地方赶出来的人。不是被赶出来的，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他走出来了，然后发现他不知道该去哪里。

　　手机震了。阿九。他接起来。

　　“燃哥，你今晚回不回来食饭？”

　　他张了张嘴，想说“回”，但那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他抬起头看着中环的天空——楼太高了，把天挤成一条窄窄的缝，灰蓝色的，像一条被拉长了的河。深水埗的天不是这样的，深水埗的天是红的，霓虹灯映的，红的里面带着紫，紫里面带着黑。

　　“燃哥？”

　　“……回。”

　　“好嘢！肥明话整咗你钟意食嘅叉烧！”

　　电话挂了。阎燃站起来，把文件袋从脚边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夹回腋下。他走回地铁站，刷卡，进闸。地铁里有风，很大的风，从隧道里涌出来，吹得他的头发往后倒。他在月台上站着，看着列车从隧道里开出来，灯一亮一亮的。

　　车门开了，他走进去，靠着门边的扶手，闭上眼睛。列车开动了，车厢在晃，他的身体也跟着晃。他睁开眼睛，看着车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脸——头发乱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重了，嘴唇是干的，左眉尾那道疤还在。他穿着那个人买的卫衣，站在中环的地铁里，回深水埗。

　　六

　　深水埗的夜还是一样。霓虹灯，大排档，鱼蛋的咖喱味，炒河粉的锅气味。阎燃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那些味道像一只手，把他的心脏握住了，揉了一下。

　　他走过桂林街，路过那家服装店，那件他试过的卫衣还挂在橱窗里。它挂在那里等他，他不知道自己在等它，等了太久了。他走到那栋唐楼前，铁闸门开着，门里面的走廊很暗。灯泡坏了一半，只有最里面那一盏还亮着——比他走的时候又暗了一点，快灭了。他走上楼梯。

　　天台的门还是那扇铁门，还是坏的，门框歪了，铁皮上有一个凹痕，是阿鬼第一次来的时候踹的。他站在门前，用手摸了摸那个凹痕。阿鬼，那个面无表情的人，那个用直刀划过他手臂的人，那个在深水埗的天台上把钥匙放在信封里、用砖头压住的人。他想起阿鬼在电话里说的那两个字——“骋哥”。他在叫那两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不是尊敬，不是亲切，只是“他是骋哥”。阎燃现在知道了，那个人对阿鬼来说是骋哥，对他的员工来说是晏总，对前台小姑娘来说是“我们老板”。对阎燃来说，他是什么？

　　他推开铁门。门轴发出一声低沉的、生涩的“吱呀”。阿九、肥明、细强都在，坐在塑料椅上，围着一张破旧的折叠桌，桌上放着叉烧、白饭、几罐啤酒。肥明还在摆筷子，细强在开啤酒，阿九在讲电话，看到阎燃进来挂了电话站起来。

　　“燃哥！”

　　阎燃走过去。细强先扑上来的，不是扑，是跑，从他坐的那把椅子上弹起来，冲到阎燃面前，一把抱住他的腰。他的头顶只到阎燃的下巴，头发蹭着他的脖子，痒的，软的。和十四岁的时候一样，和他在便利店门口捡到他的时候一样。

　　肥明站起来，把手里那碟叉烧放在桌上，闷声说了一句：“食饭。”

　　阿九走过来，手搭在阎燃的肩膀上。“燃哥，你瘦了。是不是外面冇啖好食？”

　　阎燃笑了笑。

　　“有。好多嘢食。好多。但唔係你哋煮嘅。”

　　他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叉烧。肥明做的，甜的，边缘有一点焦，咬起来是脆的。和他以前吃过的每一块叉烧一样的味道，深水埗的味道，家的味道。他嚼着那块叉烧，他以为在外面住了那么久，在新屋企住了那么久，会习惯新的味道，他发现自己没有。他的胃还记得深水埗。

　　阿九倒了一罐啤酒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大口——不冰了，微苦。他看了看手里那罐啤酒，不是那个人放在他冰箱里的那个牌子，不是。

　　“燃哥，”细强坐在他旁边，用那种发亮的眼神看着他，“你这次回来住多久？”

　　阎燃沉默了一秒。“今晚。”

　　细强的眼神暗了一下，它又亮起来了。“那今晚我跟你睡。我好多嘢想同你讲。”

　　阎燃伸手在他头顶揉了一把。“好。”

　　肥明又切了一碟叉烧端过来。阿九喝多了开始胡言乱语，说肥明最近在追一个卖菜的女仔，天天去街市买根本食唔晒的菜。肥明的圆脸红了，闷声说“冇”，阿九说“有”，细强也跟着起哄“有”。阎燃笑着听。深水埗的天台上，夜风很大，叉烧的甜味和啤酒的苦味混在一起。那些声音——阿九的、肥明的、细强的——一声一声的，像深水埗的霓虹灯，暗一点，亮一点，暗一点，亮一点。

　　他靠在椅背上，头仰起来，看着深水埗的天空。红的，紫色的，黑色的。还是红的。霓虹灯把天空映成了红色，和他走的时候一样。他在那片红色里找中环的方向，找那栋四十二层高的大楼，找那间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办公室。他找到了，那个人在那栋楼里。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把那张绿色的纸条——“你叫晏骋。记住了”——他以为他丢了，又找到了。那张纸条不知什么时候跑到折叠刀的刀鞘里去了，和刀片贴在一起，被刀锋压着。他把它拿出来，在灯下展开，字还在，绿色的，一笔一划。

　　他把它叠好放回口袋。五张都在。他看着它们不在刀鞘里，不在一起了，在口袋里，和打火机、烟、硬币它们在一起，那些是深水埗的东西。他把那张纸条从深水埗的东西里拿出来，单独放在另一个口袋。右边放深水埗，左边放那个人。

　　七

　　凌晨，阎燃躺在天台的折叠床上。细强睡在他旁边，已经睡着了，呼吸很轻，身体缩成一团。十四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睡的——把身体缩成很小的一团，像一只怕冷的猫。四年了，他长了高了，睡觉的样子没变。他还会怕冷吗？阎燃不知道，他的被子够不够厚，他在那间劏房里睡得好不好。他知道。他知道那个人在二十几层楼高的、可以看见海的屋子里，窗是关着的，空调开着，被子的厚度刚好。

　　手机亮了。一条消息，没有存过的号码，但他记得那串数字——“听日过嚟饮茶。”明天过来喝茶。

　　那个人发的。不是“你没事吧”，不是“你下午那样走了我很抱歉”，不是“我们谈一谈”。是“明天过来喝茶”。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像他没有在他面前说“你让我面子往哪搁”。像他没有走出那扇玻璃门，蹲在中环的街边。像他还在那间四十二层高的办公室里，喝着那个人泡的茶。

　　阎燃看了那条消息很久。细强翻了一个身，手臂搭在他的身上，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他在想着那条消息，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好久，久到屏幕灭了又亮，亮了又灭。

　　他打了一个字：“好。”

　　消息发出去了。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闭上眼睛。深水埗的夜风从铁门的缝隙里灌进来，带着大排档的油烟味。他在那个味道里闭着眼，他睡不着。他在想明天他要去那间四十二层高的办公室，喝那个人泡的茶。他会说两个字——“好。”他在想那杯茶会是什么味道，他知道。

　　八

　　第二天下午，阎燃又站在了骋寰中心的大堂。

　　水晶灯还亮着，地板还光可鉴人。前台换了一个人，不是昨天的那个小姑娘，是另一个，更年轻，扎着马尾，笑起来有酒窝。她看到阎燃走进来，站起来，问：“请问是阎先生吗？”

　　阎燃点了点头。

　　“晏总在楼上等您。这边请。”

　　她带他到电梯口，帮他按了顶层，刷卡。电梯门关上了，轿厢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看着楼层数字往上跳，1、2、3、4……他在心里数，数到顶层的数字，停了。门开了。

　　走廊很长，铺着深色的地毯，走在上面还是有声音。走廊尽头的门开着。

　　晏骋站在窗前，背对着他。深灰色的西装，袖扣扣得整整齐齐。他听到脚步声转过身，看着阎燃，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他的脸是暗的。他看了阎燃几秒，说了一句：“嚟啦。”来了。

　　阎燃走过去，站在他面前。玄关的灯光在两个人之间亮着。

　　“茶呢？”

　　晏骋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走到茶几前，开始泡茶。动作很慢——烫杯，投茶，注水，洗茶，再注水。每一个动作都和他第一次泡茶的时候一模一样，烫杯的位置，注水的角度。他做这件事不是因为他要喝茶，是因为他在等他来。那些动作是他的准备，他的“我在等你”。

　　他把一杯茶推到阎燃面前。“小心烫。”

　　阎燃端起来，吹了吹，喝了一口。和上次一样的味道，不是茶的味道，是那个人泡茶的时候认真的样子。

　　“好喝吗？”

　　“嗯。”

　　晏骋看着他。他不问“嗯是好不好”，他问了。“好喝吗”的答案只能是“好”或者“不好”。“嗯”不是一个答案，是他不想回答，是他在用一种不回答的方式告诉你——我还在。

　　他们坐在那间四十二层高的办公室里，喝茶。窗外的维多利亚港还是蓝的，中环的高楼还是那些高楼。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之间的茶几上。茶烟袅袅。

　　晏骋放下茶杯。“昨天的事——”

　　“昨天的事，”阎燃把他的话接过来，“你说的那六个字，我记住了。”

　　晏骋看着他的目光没有移开。

　　“我也记住了一件事，”阎燃看着他的眼睛，“你写给我的那些字，每一张，每一笔，每一划，都比你昨天说的那六个字重。”

　　他从口袋里拿出那五张纸条，一张一张地摊在茶几上。“你叫晏骋。记住了。”，“买件新的。”，“你唔使再瞓劏房。”，“你嘅屋企。”，“你唔使再靠人。”五张纸条，五句话。第一句是名字，第二句是衣服，第三句是不用再睡劏房，第四句是家，第五句是不用再靠人。他在用这五句话回答晏骋的那六个字——我不是你的宠物，我是你从深水埗接过来、给了名字、给了家、给了“不用再靠任何人”的人。

　　晏骋看着那些纸条，伸出手，手指碰了碰最旧的那张——“你叫晏骋。记住了。”纸已经皱了，折痕处泛白了，被人摸了很多遍。

　　“你还留着。”他说。

　　“嗯。”

　　晏骋的手指从那张纸条上收回来，慢慢地收回来，像一个人把伸出去的手缩回去，缩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那些字，”晏骋开口，声音比平时低，“每一笔，都比你昨天听到的那六个字重。你不用在它们之间选。”

　　阎燃看着他。那些纸条在茶几上被阳光照着，绿色的墨水在光线下微微发亮。

　　“我没选。”阎燃把那些纸条一张一张地收起来，叠好，放回口袋里。“我都要。”

　　晏骋看着他的手——手指把纸条折起来，折痕对齐了，大小一样了，放进口袋里。那个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他看着那只手收了最后一张纸条，收进口袋里，然后垂下来，放在膝盖上。他伸出手覆上去——那只手是暖的。手背上的皮肤不粗了，不是深水埗的那种粗，是铜锣湾的、那间可以看见海的屋子里的。他把自己的手覆上去，阎燃没有躲开。

　　“饮茶。”晏骋说。

　　阎燃端起那杯茶，喝了一口。不烫了，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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