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女商人和她的表妹》李家峪

2、第 2 章 深圳福

　　深圳福田。

　　陈乐生在出租屋里数钱。

　　准确地说，是在数存款本上最后几位数字。她把存折举到灯泡底下，眯着眼睛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三千二百四十块零六毛。

　　这是她工作五年半的全部积蓄。

　　陈乐生把存折合上，扔进床头的铁皮箱里，仰面倒在行军床上。行军床是钢丝架的，一翻身就吱呀吱呀响，弹簧从破洞里钻出来，戳得她后背生疼。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很像中国地图，海南岛那一块尤其逼真，每天都在往下掉白灰。

　　她住的地方在福田区沙尾村，一栋握手楼的负一层。所谓负一层，就是半地下室，窗户开在地面以上二十公分的位置，望出去只能看见行人的脚踝和垃圾堆里的老鼠。隔壁是麻将馆，每天从下午两点打到凌晨四点，洗牌的声音像瀑布一样哗啦啦，隔着一层单砖墙，听得陈乐生能把每一张牌猜出来。

　　每个月房租一百八十块。押金二百。她已经住了三个月，押金还没凑够，房东老陈催了两次，第三次来的时候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

　　“陈小姐，不是我不讲人情，你这拖了又拖，我也要吃饭的嘛。”老陈操着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站在门口往屋里瞟了一眼，目光在那张行军床和门板搭起来的书桌上停了一下，没说什么，但那个眼神什么都说了。

　　陈乐生那天给了他一百块，说剩下的一百块半个月后给。老陈叹了口气，把一百块揣进裤兜，走了。

　　一百块走后，陈乐生把门关上，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硬糖，橘子味的，剥开糖纸塞进嘴里。糖在口腔里滚了一圈，她咬碎了，咯嘣咯嘣，碎糖碴子扎着上颚，有点疼。

　　但甜。

　　三个月前，她从江西九江的国营纺织厂辞了职。所有人都说她疯了——纺织厂是铁饭碗，分房子、发劳保、评职称、干到退休还能领退休金。她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女人，没结婚没对象，好不容易托关系进了厂，干了五年多，说辞就辞。

　　她妈在电话里骂了她四十分钟。从“你脑子被驴踢了”骂到“你让我在老姐妹面前抬不起头”，最后哭起来，说“乐生你爸走得早，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就这么报答我？”

　　陈乐生听着那头母亲哭，一言不发，等哭声小了，说了一句：“妈，我不是你养老的工具。”

　　电话那头沉默了，然后挂断了。

　　她跟母亲的关系一直是这样，像两根绷得太紧的橡皮筋，接近了就弹开，弹开了又互相拉扯。她从不怀疑母亲爱她，但那种爱里掺了太多的“你应该”——你应该进国企，你应该嫁人，你应该在三十岁之前生小孩，你应该像别人家的女儿一样正常地活着。

　　陈乐生不知道什么叫“正常地活着”。

　　她只知道在纺织厂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接纱线，轰鸣声震得耳朵嗡嗡响，下了班回到集体宿舍，四个女工挤一间小屋子，有人洗脚有人织毛衣有人听收音机，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按在水底，窒息，却发不出声音。

　　辞职报告交上去那天，车间主任老刘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是不是嫌工资低。她说不是。问她是不是跟同事闹矛盾了。她说不是。

　　老刘抽了口烟，说“乐生你在我们厂是技术骨干，将来评中级职称第一批就是你，你这一走，前面几年都白干了”。

　　她想了三秒钟，说：“刘主任，我想试试别的生活。”

　　“别的生活？”老刘把烟掐灭了，乐了，“什么别的生活？又能好到哪去？”

　　陈乐生没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她也不知道答案。

　　她只知道深圳在搞特区，只知道报纸上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知道前几年她来深圳看过一次舅舅，福田还是一片农田和黄土地，这才几年工夫，高楼大厦就长出来了，像春天的笋子一样，拦都拦不住。

　　那种生长的速度让她着迷。一个城市可以用几年时间从农田变成钢筋水泥的森林，一个人为什么不能？

　　所以她来了。

　　带着五千块钱的积蓄，坐了十六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在过道里站了七个小时，被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到了深圳站。出站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深圳”两个字，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激动，像是对着大海喊了一声，听见了回声。

　　然后现实就给了她一耳光。

　　特区真的需要证件。她在罗湖关口被拦下来，说要“边防证”。她没有。她在南昌办不到，因为没有深圳单位的接收函。她在关口外面站了两个小时，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最后花五十块钱找了个带路的，从山里绕进来。

　　进来以后才发现，深圳不是报纸上写的那个样子。至少不全是一个样子。

　　国贸大厦是光鲜的，深南大道是宽阔的，但更多的角落是沙尾村这种地方——握手楼密不透风，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纠缠，下水道泛着馊味，小饭馆的油烟从厨房直接排到巷子里。住在这种地方的人，白天去华强北搬货，去蛇口卸集装箱，去福田的工地上搬砖，晚上回到这些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里，打牌喝酒骂娘，第二天再爬起来。

　　陈乐生试过找工作。她以为自己有中专文凭，有五年多国企工作经验，至少能在深圳的某个工厂当个小主管。但现实是——深圳需要的是会讲粤语的人，是有深圳户口的人，是能接受每天十二个小时工作制、一个月休两天、月薪四百块的人。

　　她的文凭在这里不值钱。她的经验在这里不值钱。她是一个没有证件、没有户口、没有关系的外来妹。

　　所以三个月过去了，她没找到工作，存款从五千跌到了三千二，房东在催房租，母亲不再给她打电话，而她躺在一张破行军床上，嚼着劣质的水果硬糖，等下一个天亮。

　　咯嘣。咯嘣。

　　她把糖嚼碎了，甜味黏在牙齿上，像一层薄薄的糖衣。

　　有人敲门。

　　“乐生！陈乐生！你是不是住在这——一楼陈乐生——！”

　　是个女人的声音，带着熟悉的江西口音。

　　陈乐生从地上爬起来，拉开门，走廊的白光刺得她眯起眼。

　　来人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烫着时下流行的小卷，手腕上戴着一只细细的银镯子。陈乐生认了半秒钟——是舅妈李秀兰。

　　“舅妈？”陈乐生愣在门口，下意识想把门带上，但已经来不及了。李秀兰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把那间十来平的出租屋看了个通透——行军床上皱巴巴的被子，门板搭的书桌，地上堆着的方便面纸箱，墙角电饭煲里隔夜的粥。

　　“乐生，你、你就住这儿？”李秀兰的嘴张了张，半天没合拢。

　　陈乐生把门拉开，侧身让她进来，顺手把行军床上的脏衣服拢成一团塞到床底。“舅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怎么知道？”李秀兰一进门就被霉味呛得咳了两声，“你妈打电话到我们家，说你三个月没给家里打电话了，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我一听就急了，到处打听，还是沙尾村那个江西老乡告诉我的，说有个姑娘住这儿。”她环顾四周，眼眶有点红，“你这孩子，来怎么不跟舅妈说一声？你舅要是知道你住这种地方，非得……”

　　“舅妈，”陈乐生打断她，从床底拖出一把凳子，用袖子擦了擦，“坐。我舅身体还好吗？”

　　“好什么好，”李秀兰坐下来，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汗，“你舅那个腰，去年在工地摔了一次，到现在还没好利索。我俩也准备回老家了。”

　　陈乐生愣了：“回老家？”

　　“这儿也不是谁都留得下的。”李秀兰叹了口气，目光在屋里转了一圈，又落回陈乐生脸上，“乐生，你来深圳也有三个月了吧，找到工作了吗？”

　　陈乐生沉默了两秒，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昏暗的灯光里散开，像一层薄薄的纱。“还没。”

　　李秀兰看着外甥女抽烟的动作，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又咽回去了。她知道这个外甥女的脾气看着随和，骨子里犟得要命。

　　她可管不了陈乐生。

　　“我有个老乡，”李秀兰斟酌着开口，“在华强北做电子表生意，听说要招一个看柜台的。我跟他提过你，他说让你明天去试试。但是乐生，”她加重了语气，“人家说了，试用期一个月，月薪三百，包一顿午饭。能不能留下来，看你自己的本事。”

　　三百块。陈乐生掐灭烟头，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看不出是笑还是自嘲。“行，我去试试。”

　　李秀兰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你明天上午九点去，找这个人，叫陈果。我跟他说好了，你到了就说是我外甥女。”

　　陈乐生接过纸条，叠了两折揣进裤子口袋里。“谢谢舅妈。”

　　“谢什么谢，”李秀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并不存在的灰，“你一个人在深圳，照顾好自己。实在不行就回老家，你妈虽然嘴上骂你，心里还是挂着你的。”

　　“我知道。”

　　李秀兰走到门口，突然想起什么，回过头说：“对了，你还记不记得上回你回老家吊唁的那个表姨？她还有个独生女儿。”

　　陈乐生正在灭烟头的手顿了一下。“叫赵……什么来着？”

　　“赵曼生。她爸妈不是一个月前出了车祸吗？我听说那孩子昨天跑了。”

　　“跑了？”

　　“跑了。她叔伯要把她嫁人，那孩子半夜偷跑的。才十四五岁，听说挺会念书的，可惜了。”李秀兰摇摇头，“行了，我走了。你明天记得去面试。”

　　门关上，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了。

　　陈乐生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脑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赵曼生”三个字。她其实不太记得那个小姑娘长什么样了——只记得瘦，很瘦，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树枝。

　　但那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她把最后一颗糖从口袋里摸出来，剥开，塞进嘴里，咯嘣咯嘣嚼碎了。

　　明天要去面试。这才是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