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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回头
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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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晴站在咖啡馆门口的时候，雨还没有下。
她特意早到了二十分钟。这是她多年投行生涯养成的习惯——谈判桌上，先到的人掌控节奏。她把今天的见面定义为一场谈判，而不是一场重逢。谈判需要筹码，需要底线，需要一颗不会被情绪左右的心。
她穿了那套压箱底最贵的黑色西装，高跟鞋是去年拿下那个八千万单子时穿的同一双。口红选了最正的红色，像是出征前在脸上画战纹。
但她推开门的时候，手还是抖了一下。
咖啡馆是沈墨言选的，在东四一条胡同深处，门口种着一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大半条巷子。这个地点本身就让她不舒服——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就是一家胡同咖啡馆，那天他点了一杯手冲，苦得他龇牙咧嘴，她笑了整整一个下午。
他是故意的。他知道她记得。
沈墨言已经到了。他坐在最里面的卡座，面前放着两杯咖啡。一杯黑咖啡，一杯拿铁。看到她进来，他站起来，拉开对面的椅子。
“给你点了拿铁。多糖，多奶，跟以前一样。”
苏晴没有坐下。她站在桌边，低头看着那杯拿铁上面的拉花——一片叶子，是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她夸好看的那一款。
“你记错了，”她说，“我早就不喝多糖的拿铁了。”
沈墨言的手僵了一下，旋即收回。
“那换一杯——”
“不用。”苏晴坐下来，把拿铁推到一边，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是林暖暖递给她的那个。
“你的信我看完了。”
“苏晴——”
“先让我说完。”她从信封里抽出那张拍立得，翻过来放在桌上，让两个年轻的笑脸对着天花板，“你爸当年给了我妈多少钱？”
沈墨言的脸色在咖啡馆昏暗的灯光下白了一瞬。
“二百万。”
“支票还是现金？”
“支票。通过一个中间人转交的，查不到他头上。”
“所以你查了？”
“查了三年。”
苏晴靠进卡座里，翘起腿，目光落在面前这个男人身上。他瘦了很多，颧骨的线条比七年前更尖锐，眼底有两团化不开的青色，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好好睡觉的人。长发扎在脑后，跟以前那个短发灿烂的少年判若两人。
但他看她的眼神没变。还是那样——专注的，灼热的，像整个咖啡馆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你爸凭什么觉得二百万就能买断一段感情？”她问。
“他觉得你是冲我的家世来的。”
“那你觉得呢？”
“我从没这样想过。从第一天到现在，从来没有。”
苏晴沉默了一会儿，端起咖啡杯又放下。她发现自己端杯子的手比想象中稳，这让她有些意外。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问。
沈墨言垂下眼睛，喉结翻滚了一下。“因为我那时候怕他到骨子里。他不仅在生意上打压你妈，还拿我的事业做筹码，说我再跟你在一起，以后就永远别想拿沈家的资源。我那时候觉得，有本事我自己拿回来，再来找你。”
“所以你花了三年？”
“更久。我在挪威接到第一个独立策展邀请，以为终于够了，结果你换号了。”
苏晴想起来了。她的手机号是四年前换的，那时候她妈被一群讨债的堵在学校门口，欠条上却是林建国当年做中间人时签的连带担保。她换号是为了躲那些电话。
“我换了号，你就放弃了？”
沈墨言没说话。他把手伸进外套内袋，摸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是一个U盘，外壳磨得发白，明显用了很久。
“这是我每年给你写的信。从2019年到今年，每年一封。没寄出的原因是——第一年觉得自己没资格，第二年觉得你不会看，第三年是怕你看了更恨我。”他顿了顿，“第四年，我找到你公司地址了，在马路对面坐了一下午。你出来的时候没打伞，淋着雨，我想冲上去给你打伞——那种冲动，跟当年攒钱给你买相机一样，怎么都压不住。”
“你没来。”
“对。因为那天我忽然明白了。你苏晴要的不是一把伞。你走到今天从来不需要别人的伞。我不能给你撑伞——我只配跟你站在一起淋雨。”
苏晴的手终于抖了一下。
不是别的话，是那句话。
“站在一起淋雨。”她低声重复了一遍，声音轻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她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雨天，她在学校门口等他，他骑着一辆破单车冲过来，刹车的时候溅了她一裤腿泥。她气得打他，他一边躲一边把校服外套脱下来罩在她头上。两个人在雨里跑了两条街，浑身湿透了，在便利店的屋檐下吃关东煮，你一口我一口，烫得龇牙咧嘴还在笑。
那时候的沈墨言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名气，只有一个拍出好照片的梦想，和一个愿意陪他淋雨的苏晴。
后来他什么都有了。
他们什么都没了。
“U盘里的信，我从昨晚看到今早。”苏晴说，“你写第一封信说对不起，第二封说别恨我，第三封说忘了我，第四封说——”
“说我还在。”
咖啡馆里放着爵士乐，萨克斯的声音很轻很柔，像一块绒布擦过玻璃。苏晴低头看着自己涂得完美的红色指甲，觉得这些年在投行练出来的所有话术、所有谈判技巧、所有把情绪压到小数点后三位的功夫，在这个男人面前全部失灵了。
“我决定来见你，不是因为你那些信有多感人。”她抬起头，眼眶红着但没哭，“是因为我想当面告诉你——当年的事，你欠我一个道歉。你爸欠我一个道歉。但除此之外，我们翻篇了。”
沈墨言沉默了几秒。然后他端起面前那杯已经凉透的黑咖啡，一饮而尽。
“好。”
他答应了。干脆到苏晴愣了一下。
“你答应了？”
“答应了。”沈墨言把空杯子放回桌面，“翻篇。从今天开始，我重新追你。”
“……什么？”
“过去那篇咱俩一起翻。从今天起，我沈墨言重新认识你苏晴。你现在单身，我也单身。你对我没好感，我有充分信心让你重新对我有好感。”
“沈墨言你——”
“你可以拒绝，可以不理我，可以让我滚。但我提前声明——不管你说什么，明天我还会来。”
苏晴瞪着他，嘴张了张，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她今天做足了所有准备，把可能的对话路径全都预设了一遍，但千算万算，没算到他会说“翻篇了重新追”。
这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一旦想通了什么事，就能把所有的尊严和脸面全部扔在地上，笑着踩过去。
“那不一样。”她终于找回声音，“以前你追我，你是大一新生，你什么都没有。现在——”
“现在我也什么都没有。”沈墨言接过她的话，声音忽然认真起来，“沈家的资源我不要了，我爸给我安排的后路我全推了。我现在的摄影工作室，只够付房租和我自己的开销。你要觉得我穷，我明天就把工作室盘出去，回来跟你干。”
“你疯了？”
“对，疯了。在挪威整整疯了七百多天。”
苏晴站起来，抓起包。她需要立刻离开这个咖啡馆，离开这个坐在卡座里仰头看她的男人，离开这片让她呼吸不畅的空气。她都快走到门口，身后传来他的声音。
“明天你下班，我去接你。”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手撑在门框上。“……你怎么知道我公司在哪？”
“因为我在你公司对面坐了一下午的那天，淋雨的不止你一个人。”
门被推开，十一月的冷风灌进来，吹得她额前的碎发纷纷扬扬。她把大衣领口拢紧，步幅跟她在投行赶赴一场重要会议时一样快、一样稳。
只是在拐过那棵老槐树的时候，她抬手擦了擦眼角，又飞快地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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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一鸣站在“浔”酒吧二层的露台上，看着底下舞池里摇曳的人群，觉得自己像站在一条色彩斑斓的河上方。河里的每条鱼都在扭动，音乐震得地板都在抖，他手里的托盘上放着四杯威士忌酸，冰块已经在杯壁上凝了一层水珠。
“小陆！老包间催单了，你送完赶紧去清三号台的酒瓶子！”领班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来，混着嘈杂的背景音，刺得他耳朵发疼。
“来了。”他对着空气应了一句，把托盘举稳，穿过拥挤的走廊。
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头，无数张谈判桌正在决定千万级别的交易，而陆一鸣正在为一小时四十块钱的时薪，在灯红酒绿里赔笑脸端盘子。他今年大三，A大物理系，绩点全班前三。这份成绩单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算得上优秀，但在这座城市里，优秀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他家在西北一个小县城，母亲在纺织厂做工，供他上学花光了所有积蓄。学费靠助学贷款，生活费靠他自己挣。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周末接家教，他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没有任何空隙。
“307包间，四杯威士忌酸。”他把托盘搁在包间门口的边柜上，去推那扇厚重的门。
门开的一瞬间，他听见了一个声音。
不是音乐，不是谈话，是一个女人在骂人。
“我说了不加冰！这杯子里是什么？你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了吗？你们酒吧是招不到服务员了还是觉得老娘的钱好糊弄？”
陆一鸣走进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女人靠在包间的沙发上，穿着一条银色亮片裙，头发染成了深紫色，妆容浓艳到看不清她本来面目。她一只手举着酒杯，另一只手正在用涂着黑色指甲的手指戳服务生的胸口。
那个服务生是个新手，看样子不过十八九岁，被骂得浑身发抖，眼眶通红，嘴唇哆嗦着说对不起。
陆一鸣在酒吧干了一年，这种场面见多了。有钱人的脾气，往往跟他们的消费金额成正比。他把四杯酒放在桌上，对那个服务生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出去。
服务生如蒙大赦地溜了。紫发女人把目光转向陆一鸣，上下打量了他一遍。那打量的方式让他很不舒服——像是在评估一件商品的性价比。
“你倒是挺有眼力见。”她把空杯子往桌上一搁，“叫什么？”
“小陆。”
“大学生？”
“嗯。”
“哪个学校的？”
手在条盘底部拽了一下。他不该说，但他太累了，今晚已经站了五个小时，膝盖隐隐发酸，没力气再编假话了。
“A大。”
紫发女人的眼睛亮了一下。“巧了，我也是A大校友。”她从沙发上坐直身体，银色亮片在包间昏暗的灯光下闪得很晃眼，像一条刚从深海里捞上来的鱼，“你一个A大的，在这里端盘子？”
“生活费。”陆一鸣说。
她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忽然笑了。那笑声不算大，但穿透了包间里沉闷的空气，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嘲讽还是自嘲的意味。
“生活费。”她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然后从沙发上的爱马仕包里掏出一个鳄鱼皮钱夹，抽出一沓现金，拍在桌上，“够你一学期生活费了？”
陆一鸣垂着眼，没看那沓钱，也没看她。吧台底下的刺眼灯光让他觉得太阳穴在突突地跳。
“女士，您今晚的单已经结过了。”
“不是给你的。”她站起来，踩着高跟鞋踉跄了一下，他才闻到她身上浓烈的酒味——不只是酒，还有一种甜得发腻的香水，混在一起让他皱了一下眉，“给刚才那小孩。你替我转达一句对不起。”
她从他身边走过，银色裙子擦过他的手臂，留下一片冰凉的触感。走到包间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回头看他。逆着走廊的光，她的表情看不清，但声音忽然比刚才低了好几度，低到几乎被音乐淹没。
“A大的人，不该在这里端盘子。”
门在她身后关上。
陆一鸣站在原地，低头看着桌上那沓没有署名的钱。
他想起自己母亲在医院病床上的样子，想起助学贷款的数字，想起今天下午收到的房东催租短信。
他拿起那沓钱，走进员工通道，在储物柜前站了好一会儿。
他的手指是平贴在裤缝上的。
那沓钱最终被他锁进储物柜最里面，压在课本和一件备用衬衫底下。他没有数，因为他知道一旦数了，有些东西就回不来了。
凌晨两点，他换好衣服准备下班的时候，在酒吧后门又看到了那个紫发女人。
她蹲在路边的垃圾桶旁边，高跟鞋脱了扔在地上，正在吐。银色亮片裙沾上了尘土，紫发垂下来遮住了她的脸。身后停着一辆阿斯顿马丁，司机站在车门边，手足无措地看着她，不敢靠近。
“白女士，您上车吧，都两点多了——”
“别管我！让我吐完！”她吼了一声，然后继续干呕。吐空了之后，她就那么蹲在地上，双手抱着自己的胳膊，在十一月的冷风里瑟瑟发抖。远处的霓虹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陆一鸣背着书包从后门出来，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他没有走过去。但他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他很熟悉的东西。
不是嚣张，不是跋扈，不是有钱人的傲慢——是孤独。是一种在人前用尽所有力气表演坚强，在人后连站都站不住的、彻头彻尾的孤独。
这种孤独，他在镜子里见过很多次。
他转身走向自行车棚，解开了那辆二手山地车的锁。
骑出巷口的时候，他在后视镜里看到了那个银色亮片裙的女人。她被司机架着往车里塞，两条腿还在乱蹬。
那片银色的亮片，在后视镜里闪了最后一下。
像一颗流星，很快就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