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审查（下） 晚来的初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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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台北，归职人员审查。关于北平。
“吴小姐，我们还是聊聊你在北平的事情吧。”
“好，长官。”吴穿云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
“你有没有私下见过中共代表团的人？”
“两次。”吴穿云答得干脆，“一次是正式会议后的茶会，一次是有代表单独找我。”
审查官抬起头看她：“他们有没有对你说过，你可以留下来？”
“有。”
“说了什么？”
吴穿云回忆了一下：“那位代表和我说，吴小姐，你可以不用回去。还有一位陪同的随员，是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姐，她问我，吴小姐，你不想看看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吗？”
审查官盯着她：“你怎么回答？”
“我说，看了，北平就是新的中国，很好看。至于留下……我说，托您的福，我还活着，但我不能留下来。”
“为什么不能？”
审讯室里安静了一会儿。过了好一会儿，她低声说：“那个小姐替我回答了。她说，因为吴小姐的家在那边。”
审查官在纸上飞快地记了几句。“你在北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万一和谈成功了，你会不会留在北平？”
“没有想过，长官。”吴穿云像是最听话的属下，一件件、一桩桩地交代着这些危险的政治信号，“和谈成不成功，我都要回去复命。原本预备先去南京向李代总统述职，但当时开打了，我就先去了溪口。后来，我在广州办入台证期间，给李代总统交了报告，但走得匆忙，没有见他。”
“在溪口，领袖见你了吗？”
“见了。夫人也见了。”吴穿云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
“他们说什么了？”
“夫人说，回来就好。”
审查官抬起头看着她。
“就这些？”
吴穿云垂下眼帘，看着自己的手，指甲盖上的月牙早已消失不见。
“吴小姐？”
“长官，我可以不说吗？”
“什么意思？”
“关于溪口的事。我可以不说吗？”
审查官盯着她看了很久，最终，他放缓了语气：“可以。但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说。”
她沉默了很久：“因为那是我的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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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台北，归职人员审查。关于李代总统。
“吴小姐，你的丈夫昨天已经结束审查，回到了你们被分配的居所，他将在雨声国小担任教师，恭喜你。”
“我知道了，谢谢长官。”
“那我们还是聊聊你和李代总统的事情，李代总统离开大陆的时候，你知道他带走了多少钱吗？”
“不知道。”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不能说？”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长官，没有不能的问题。我如果知道，我会说。我不知道。”
审查官往后一靠。
“吴小姐，你少在这跟我们装傻。梧州是什么地方？那是整个广西的东大门，是水路通往香港的咽喉卡口。广西省内和代总统要往海外走账、转船，谁能绕得开西江？有人说，那笔流亡基金最后的几笔大额汇兑，就是在梧州走的水路。而你，是当时签字主政的经济专员。你说你不知道？”
“谁说的？”
“这个不能告诉你。”
“那他有证据吗？”
“目前还没有。”
“那长官，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
……
“吴小姐，你在广西经手的最后一笔款项，是什么时候？”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
“给了谁？”
“给了广西省银行。是我们互助凭证的准备金回笼。”
“那之后，你有没有用任何名义，私人的、公家的，在香港或美国开过户？”
“没有。”
“你有没有帮任何人汇过钱？包括李代总统。”
她看着他。
“没有。包括李代总统。”
审查官放下笔，靠回椅背。
“吴小姐，我们有情报显示，你在三十八年二月，从广西汇出了一笔钱。这笔钱最终到了李代总统的海外账户。”
“长官，您说有情报。那您有证据吗？”
“情报就是证据。”
审查官盯着她，等她自己开口。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他继续说。
“情报就是证据。”他又说了一遍。
吴小姐抬起头，迎着刺眼的灯光：
“长官，情报不是证据，在没有法律效力的问询里，情报只是政敌之间用以攻讦和构陷的猜测。您手里如果真的掌握了足以定罪的底牌，就不必坐在这里同我耗费口舌，我只想问，您现在是否有中央银行开具的汇兑底单、转账记录，或者是任何盖着我吴穿云私人印鉴的签字文件？”
审查官并未回答。
“如果没有，”她微微停顿了一下，“那这件事，就是您的猜测。我不会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
“那你是说，情报是假的？”
“我没有这么说。我是说，您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请不要问我觉不觉得自己有罪。”
……
“吴小姐，我们再谈一次那笔钱。”
“好。”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你是在做什么？”
“我没有想过。因为我没有做过。”
“假如，我是说假如，有人做了这件事。你觉得那个人，应该受到什么惩罚？”
“长官，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不能替那个假如回答。”
“那你觉得，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会不会做这件事？”
她长久地凝视着自己手指上在梧州磨出的薄茧，过了半晌，她才重新抬起头，眼里一片坦荡：
“长官，您说的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上同我出身相似、履历相仿的人很多，在这场天崩地裂的大溃败里，有的人会选择为了后路自作主张，有的人则会为了自保而缄默。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我只知道，我不会。因为我做任何事，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能不能见光？能见光的，我做。不能见光的，我不做。这件事，如果做了，就不能见光。所以我不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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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台北，倒数第二次审查。
审查官走进来，看了一眼她，随即把卷宗狠狠摔在桌上，发出的巨响在狭窄的房间里回荡。
“吴小姐，你以为你是在行政院开会？实话告诉你，你前面的审查记录我们已经送上去了，先生看了很不高兴，他说你一直在拉拉扯扯，态度极差，全无悔改之心。党国栽培你到现在，不是为了听你在这里玩文字游戏的，你现在多保持一秒钟的清白，恐怕你离那个死局就更近了。说吧，你到底效忠于谁？”
吴穿云抿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有些发抖：“我效忠党国，也效忠领袖。党国是领袖的党国，领袖是党国的领袖。这两者在我心里是一体的。”
审查官皱眉，他没有再追问这句无聊的套话。他微微前倾，甚至可以听到吴穿云急促的呼吸声。
“你在官邸服务了很久，我们都知道。这些话你可以和外国记者说，我只问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领袖和夫人不在了，你怎么办？”
吴穿云沉默了很久。然后眼泪开始掉，无声的、止不住的。她低着头，声音发颤：“长官，这个……我没想过。我不敢想。请长官教我。”
审查官直到她平静下来都没有打断她。
“哭够了？哭够了就想一想，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你做的事，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死路一条的叛国罪。”
吴穿云沉默了一会儿。
“长官，我知道您说的叛国罪是什么意思。但我没有证据留给您。您知道的也只是猜测。所以您现在问我这个问题，不是想听我承认，因为我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您是想听我自己怎么看我做的事。”
她停了一下，似乎是在确认自己要说的话：
“我这么看：如果我做了一件坏事。做这件坏事的时候，我没有背叛任何人。我没有背叛李代总统，也没有背叛领袖和夫人，也没有背叛党国。我只是……在两个恩情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尽可能两全的选择。如果您觉得这是叛国，那我无话可说，毕竟我没有去美国，也没有留在北平，我现在在这里，这就是我的选择。但您如果要定我的罪，请拿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要问我觉不觉得自己有罪。因为这个问题，只有上帝和我自己知道答案。而我的答案，您不会信的。”
她低下头：“所以，长官，您该怎么审就怎么审。我接受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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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台北，最后一次审查。
吴穿云看到一个穿着夹克衫的身影走了进来，她下意识站起身，对方坐到她的对面，然后温和地示意她可以坐下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
“知道。长官请讲。”
“你不必叫我长官。”
“……好的，大公子。”
“父亲让我来的。他说，这件事必须有一个了结。”
“我明白。”
“你效忠于谁。有人说，你曾经经手过一笔钱，这不是正常的经济工作。”
吴穿云抿着唇，一言不发。
“我要听你说。”
“您已经有一个猜测，您只是想知道我会不会说谎。”
“那是父亲的猜测。不是我的。”
吴穿云沉默不语。
“父亲要一个结论。他要我说，这个女人能不能留。”
“那您的结论呢？”
“……”
“您还记得那天吗？您在外面流泪，我跟您说，你进去当着他的面哭啊。现在轮到我被审了。”
“……”
“您想让我哭吗？但我不会哭的，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哭。我和您哭，不体面。”
“你是自己回来的。”
“是，我自己回来的。”
“父亲问我，你能不能留。我说，能。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背叛。你从来没有背叛过任何人。”
“谢谢长官。”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干涸的眼睛里突然涌出大颗大颗的泪水，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进衣领。
“吴小姐。”
“是。”
“父亲也说了，你必须付出代价，你不要问这个代价有多久。”
“我明白，谢谢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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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台北。
“……功过相抵，留用察看。”
宣读完审查结果，审查官对吴穿云说：“吴小姐，您可以走了。明天去美援运用委员会报到。”在她将要走出去的时候，审查官突然开口，像是一种恐吓，又像只是善意的提醒：“你有没有想过，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背叛，而是不可预测？”
吴穿云转过身，似乎有些不可置信。
“你可以把和谈谈成家庭伦理，可以把梧州建得井井有条，可以把一笔巨款洗得干干净净不留证据，当然，你可以说没有，我们没有证据。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到了。但正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我们不知道，下一次你会觉得什么是对的？下一次，你会为了你自以为是的正确而作出什么自作主张的事情？”
她在这个预告落下的瞬间就温驯地低下头，在长睫的掩盖下，她的眼睛倏尔亮了：“长官，您说的自作主张，我想分两件事说。
第一件：和谈，建设梧州。这些不是自作主张。关于和谈，我当时只是个负责写简报和发简报的随员。我所做的，不过是在为西方调停团服务的时候，把领袖的意思翻译成外国人能听懂的话。
梧州的建设，是黄主席的领导，李代总统的支持，我只是执行。这些事，我做得还算称职。不是因为我有本事，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要效忠什么，效忠党国，首先要效忠长官。我效忠长官，和那个长官交代给我的任务。
第二件，您说我可以把一笔巨款洗得干干净净不留证据……长官，这是指控。但您没有证据。所以这句话，我只能当它是您的猜测。您问我下一次会为了谁。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用我的职权范围内的方法去做。我不会越权，不会违规，不会做任何超出我职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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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姐第一次看到了台北的太阳。
从秋到冬，从春到夏，这过了多久，八个月，十个月？时间在里面是模糊的。当大门缓缓向两侧打开时，日光铺天盖地地洒了下来。她下意识地抬手去遮，却在光晕的另一边，看到了路的尽头。
郑克枢就站在那里。他穿着一件白衬衫，一如当年他第一次来接她时的模样。那是1945年的秋天。
那一瞬间，遥远的记忆忽然复苏。她记起那天在重庆曾家岩，他领会了夫人的教诲，跑来接她下班。那时候的他真是不解风情极了，惹得她一路上生了满肚子的气，她忍了好久，到底还是没骂他。那时候她想，这是一个多好的秋天啊，我们胜利了，我们活下来了，这样好的日子里，我还是不要扫兴啦。
谁通知他来的？他在这里等了多少天？
现在她什么也不想，她奔向她失而复得的爱人。
【全文终】
作者有话说
第18章 审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