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数》冰秋海棠

6、倒数第二颗糖 他们之间的

　　十二月的第一天，重庆下了一场罕见的雪。
　　说是雪，其实更像是天空打了个寒颤，抖落下来一层细细的、白砂糖似的东西。雪花还没落到地上就化了，只在树叶上、车顶上、早起的人们的肩头留下一点点转瞬即逝的白色。但整座城市还是因此而沸腾了——重庆人对于雪的热情，大概相当于企鹅对于空调的渴望。朋友圈里全是“下雪了”的尖叫，还有人专门开车去南山，就为了看一眼那层薄得像头皮屑的积雪。
　　简临站在教室的窗边，看着窗外那片灰白色的、飘着细雪的天空，忽然想起一件事。
　　江屿说他喜欢冬天。
　　不是因为他怕热——当然，他也怕热，重庆的夏天对他这种血小板低的人来说简直是酷刑，稍微磕碰一下就会青一大片。他喜欢冬天，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穿得很厚，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比正常人穿得多”。
　　简临当时听了这句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这个人，连“多穿一件衣服”都要考虑会不会被别人注意到。
　　他活得多累啊。
　　“简临！过来帮忙搬书！”林嘉佑在教室门口喊他。
　　“你自己搬。”
　　“那么多书我一个人搬得完吗？”
　　“那你多跑几趟。”
　　“简临你是不是人？！”
　　简临没理他。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江屿发了一条短信：
　　“今天下雪了，你多穿点。”
　　消息发出去之后，他盯着屏幕看了三秒钟，又打了一行字：
　　“不对，你每天都穿得很多。那你今天穿得更多一点。”
　　发完他又觉得这行字像个傻子写的。但他没有撤回，因为江屿说过，他喜欢看简临发这种“傻乎乎的消息”，因为“你只有在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才会这么傻”。
　　简临当时想反驳，但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确实反驳不了。
　　手机震了一下。
　　江屿的回复：“你今天怎么这么啰嗦？”
　　“嫌我啰嗦？”
　　“没有。”
　　“那你穿没穿多一点？”
　　“穿了。穿了五件。”
　　“五件？？？”
　　“骗你的。两件。”
　　“江屿你学坏了。”
　　“跟你学的。”
　　简临盯着这行字，嘴角弯了起来。窗外的雪还在下，细碎的白色颗粒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旋转、飘落，像一场无声的、缓慢的、专属于这座城市的告别仪式。
　　江屿今天迟到了四十分钟。
　　第一节课已经上了一半，他才从后门悄悄溜进来。他的校服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棉服，棉服很大，大到把他整个人都装进去了，只露出一张小小的、苍白的脸。他走进来的时候带进了一阵冷风，坐在最后一排的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缩了缩脖子。
　　简临看着他走过来，看着他拉开椅子坐下，看着他摘下围巾、手套、棉服、校服——一件一件地脱，像在剥一个洋葱。剥到最后，江屿穿着一件单薄的白色卫衣，整个人瘦得像一张纸。
　　“你不是说你穿了两件吗？”简临压低声音。
　　“我是穿了两件啊，”江屿把围巾叠好放在桌角，“卫衣和棉服，两件。”
　　“那你里面呢？”
　　“里面？里面没了啊。”
　　简临看着他卫衣领口露出来的一小截锁骨——那截锁骨像一道浅浅的沟壑，皮肤白到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
　　“你不冷？”简临问。
　　“教室里不冷。”
　　“你手我看看。”
　　江屿犹豫了一下，把手从桌下伸出来。简临握住他的手指——冰的，比平时还要冰，像五根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一字排开的冰棍。
　　简临把他的手握在手心里，两只手一起包住，像包一个饭团一样包得严严实实。他的手掌很大，手指很长，把江屿的手完全覆盖住了。体温从简临的掌心传导到江屿的手背上，像冬天的被窝一样，一点一点地、顽固地把那些寒意逼退。
　　江屿看着自己被包住的手，耳朵慢慢红了。
　　“简临，现在是上课。”
　　“我知道。”
　　“老师在讲台上。”
　　“我知道。”
　　“全班都看得到。”
　　“那就让他们看。”
　　简临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甚至没有看江屿，目光一直在黑板上，表情认真得像一个在认真听课的好学生。但他的手指在桌子底下，和江屿的手指交缠在一起，十指相扣，扣得很紧。
　　江屿低下头，看着桌下那两只交握的手，嘴角弯了一下。
　　他没有抽回去。
　　老周在讲台上讲着什么，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地响。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从“白砂糖”变成了“头皮屑”，又从“头皮屑”变成了“真正的雪花”。雪花落在窗台上，落在操场上，落在那排黄桷树光秃秃的枝桠上，像一层薄薄的、正在融化的糖霜。
　　“江屿。”简临忽然开口，声音很轻。
　　“嗯？”
　　“你的手怎么比昨天还冰？”
　　江屿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动了一下。“可能是因为——今天冷？”
　　“你以前也冷，但没有这么冰。”
　　江屿沉默了。
　　简临偏过头看他。江屿正低着头，刘海垂下来遮住半张脸，表情看不太清楚。但简临看见他的睫毛在微微颤抖，像一只受惊的蝴蝶的翅膀。
　　“江屿，”简临的声音又轻了一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江屿没有回答。
　　他的手在简临的掌心里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变凉。
　　中午，食堂。
　　简临端着一个餐盘走到江屿对面坐下来。餐盘里有两份饭——一份是他的，红烧肉盖饭，油汪汪的酱油色把米饭染成了深褐色。另一份是江屿的，白米饭配清炒莴笋，连油星子都看不见几颗。
　　江屿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餐盘，又看了一眼简临的餐盘，然后抬起头看着简临。
　　“你帮我打的？”
　　“嗯。”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莴笋？”
　　“我不知道，”简临说，“但我看你最近只吃绿色的东西，不吃肉。”
　　江屿拿起筷子，在莴笋上轻轻戳了一下。“我不太想吃肉。”
　　“为什么？”
　　“因为——肉的味道太重了。”
　　简临听出了这句话里的破绽。不是“我吃不下”，不是“我不饿”，不是“我没胃口”——而是“肉的味道太重了”。这是一个具体的、生理性的理由，不是一个情绪性的、可以搪塞过去的借口。
　　“你最近是不是在吃什么药？”简临问。
　　江屿的筷子顿了一下。
　　“药会影响味觉吗？”简临追问，“我在网上查过，有些化疗药的副作用就是味觉改变，会觉得肉的味道很重，吃不下——”
　　“简临，”江屿打断了他，声音很轻很轻，“你不是说不逼我吗？”
　　简临闭嘴了。
　　他看着江屿低下头，用筷子夹起一小块莴笋，慢慢送进嘴里。江屿咀嚼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做一件需要高度专注的事情。他的腮帮子动了两下，三下，四下——然后喉结滚动了一下，咽下去了。
　　他放下筷子。
　　“我吃不下了，”江屿说，声音很小，小到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在跟大人认错。
　　简临看着面前那碗几乎没动过的白米饭和那碟少了三块莴笋的炒莴笋，胸口那个位置又开始痛了。
　　“没事，”简临把自己的红烧肉盖饭推到江屿面前，“你闻闻这个，有没有味道？”
　　江屿低下头，凑近那碗红烧肉，鼻尖轻轻动了一下。然后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不是因为厌恶，而是因为困惑。
　　“闻不到，”他说，“没有味道。”
　　简临的心沉了下去。
　　闻不到味道。吃不到味道。手比昨天更冰。脸色比昨天更差。迟到的时间越来越长。请假的次数越来越多。
　　这些碎片，一片一片地拼在一起，拼出了一个他不敢看的画面。
　　他忽然伸出手，把江屿面前的餐盘端过来，把自己那份已经吃了一半的红烧肉盖饭端到江屿面前。他把红烧肉的肉块全部挑到自己碗里，只留下被肉汁染成深褐色的米饭。
　　“你吃这个，”简临说，“米饭有味道吗？”
　　江屿扒了一口米饭，嚼了两下，咽下去。“有一点。”
　　“什么味道？”
　　“咸的。”
　　“那就吃这个。我帮你把肉挑走了，味道不重。”
　　江屿看着那碗被简临挑走了所有肉块的、只剩下的米饭，忽然笑了一下。
　　“简临。”
　　“嗯？”
　　“你在喂猪吗？”
　　“猪比你吃得多。”
　　江屿又扒了一口米饭。这一次他的咀嚼速度快了一点，简临看得出来他努力地在吞咽，努力地让自己的身体接受这些食物，努力地——活着。
　　食堂里人声鼎沸，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打闹、笑。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这一桌，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吃白米饭的少年每一口都像是在吃药，也没有人注意到他对面那个看起来凶巴巴的男生，正在用自己的筷子，一块一块地把他碗里的肥肉挑出来，扔进自己碗里。
　　简临的动作很仔细，仔细到每一块红烧肉他都要翻过来看一眼——肥肉多的放自己碗里，瘦肉多的放江屿碗里，肥瘦相间的——
　　肥瘦相间的，他用筷子把肥肉和瘦肉分开，肥的给自己，瘦的给江屿。
　　江屿看着他的动作，眼眶忽然有点热。
　　他想说“你别挑了，我吃不了多少”。想说“你吃你的，别管我”。想说“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但这些话到了嘴边，全变成了——
　　“简临，你碗里的饭凉了。”
　　“没事。”
　　“你吃我的吧，我没动过。”
　　“我不饿。”
　　“你一上午没吃东西了。”
　　“我说了不饿。”
　　简临的语气有点凶，但他的手还是很轻很轻地把一块挑干净的瘦肉放进了江屿碗里。
　　江屿看着那块肉，看了两秒钟。然后他夹起来，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
　　“有味道吗？”简临问。
　　“有一点。”
　　“什么味道？”
　　江屿低下头，把脸埋进碗里。声音闷在碗沿上，含混不清：
　　“甜的。”
　　简临愣了一下。
　　他看着江屿红透了的耳廓，忽然明白了“甜的”是什么意思。
　　不是红烧肉的味道。
　　是——
　　“被人照顾”的味道。
　　下午的体育课，简临第一次没有去打球。
　　他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看着江屿。江屿坐在操场另一端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本数学竞赛题集，低着头在做题。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身上，把他整个人照得像一个半透明的、随时会消失的幻影。
　　体育老师在操场上吹着哨子，指挥着同学们跑圈。林嘉佑跑过简临面前的时候，气喘吁吁地喊了一句：“你真不去？”
　　“不去。”
　　“你今天怎么了？”
　　“没怎么。”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简临抬头看了林嘉佑一眼。林嘉佑被他看得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简临的眼神。那种眼神他没见过。不是凶，不是冷，不是那种“你再多说一句我就揍你”的威胁。
　　而是一种——
　　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下面看了一眼，然后发现下面什么都没有。
　　空的。
　　林嘉佑闭嘴了，继续跑圈。
　　简临把目光重新投到江屿身上。
　　江屿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下了笔，正在看着远处。他的目光越过操场，越过那排黄桷树，越过教学楼的红砖墙，落在更远的地方——大概是嘉陵江的方向。阳光从他的侧面照过来，把他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他的睫毛很长，从侧面看过去，像两排细密的、微微上翘的针脚。
　　简临忽然想起一个词。
　　琥珀。
　　江屿像一个被封印在琥珀里的人。时间在他身上缓慢地流淌，但周围的一切都在飞速地变化。他的同学们在长大，在变高，在变胖，在变强壮。只有他，在一天一天地变得透明，变得单薄，变得像一个快要被风干的标本。
　　简临站起来，走过去，在江屿旁边坐下。
　　“你在看什么？”
　　“江面，”江屿说，“今天江面上有雾。”
　　简临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嘉陵江在远处安静地流淌，江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雾，把对岸的建筑遮得若隐若现。一艘货船从雾里驶出来，又驶进雾里去，像一艘穿越时空的船。
　　“简临。”
　　“嗯。”
　　“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我——”
　　江屿没有说完。但简临知道他要说什么。
　　“不怕，”简临说，“我不怕你走。”
　　江屿转过头看他。
　　“我怕的是，”简临的声音很低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你走的时候，我没有在你身边。”
　　江屿的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蜷缩了一下，像一只想要抓住什么东西却又不敢伸出去的触手。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简临说，“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哪里——你都要告诉我。”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的。”
　　江屿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膝盖。阳光落在他的睫毛上，把每一根睫毛都照得清清楚楚——透明的、浅棕色的、微微上翘的。
　　“那如果，”他的声音小到像在自言自语，“如果我走的时候，你不在呢？”
　　“不可能。”
　　“万一呢？”
　　“没有万一。”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的。”
　　简临伸出手，捏住江屿的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强迫他看着自己。阳光直直地打在江屿脸上，把他眼睛里的所有情绪都照得一览无余——恐惧，不舍，愧疚，和一种深到骨髓里的、无法用任何语言描述的……爱。
　　“那你听好了，”简临说，“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真的有那个‘万一’，如果你走的时候我不在，你就等我。”
　　“等你？”
　　“嗯。你就在那边等我。”
　　江屿的眼眶红了。
　　“等你多久？”
　　“等我老了，死了，过完这辈子。然后我去找你。”
　　“你怎么知道你在哪里能找到我？”
　　简临笑了。
　　“你不是说下辈子你还叫江屿吗？那我去找叫江屿的人就行了。一个一个地找，总能找到的。”
　　江屿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在十二月的阳光下，在嘉陵江的雾气里，在操场上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喧闹声中——眼泪从他深褐色的眼睛里涌出来，沿着苍白的脸颊往下流，经过颧骨，经过下颌，经过下巴尖，滴落在他的膝盖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简临用拇指擦去他脸上的眼泪，动作很轻很轻。
　　“别哭了，”他说，“哭了就不好看了。”
　　“你不是说我不论怎样都好看吗？”
　　“那是骗你的。”
　　江屿被他逗笑了，笑了一下，又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他的表情在哭和笑之间反复切换，像一盏出了故障的信号灯，在红色和绿色之间疯狂地闪烁。
　　简临看着他，心脏疼得像要裂开。
　　但他也在笑。
　　两个少年，坐在十二月的操场上，一个在哭，一个在笑。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很近，近到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他们之间的距离又很远很远，远到隔着一整条时间的长河。
　　体育老师吹响了集合的哨子。
　　“都过来！集合了！”
　　简临站起来，把手伸给江屿。江屿握住他的手，被他从台阶上拉起来。江屿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简临下意识地扶住他的腰——那只手按在江屿的腰侧，掌心里感受到的是一排坚硬的、凸起的肋骨。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们第一次在南滨路看夜景的时候，江屿靠在他肩上，他搂着江屿的腰。那时候江屿的腰上还有一层薄薄的软肉，搂起来是软的、暖的、有弹性的。
　　但现在，那层软肉没有了。他搂住的是一把骨头。
　　简临的手在江屿的腰侧停留了零点几秒钟，然后收回来了。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他的手在口袋里，攥成了拳头。
　　放学后，简临没有和江屿一起走。
　　“你先回去，”他说，“我有点事。”
　　江屿看了他一眼，没有问是什么事。他点了点头，把围巾重新围好，把手套戴上，把棉服的拉链拉到最上面，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在围巾的缝隙里看着简临，像两颗藏在雪地里的、正在慢慢融化的黑巧克力。
　　“那你早点回来，”江屿的声音闷在围巾里。
　　“我又不回家住。”
　　“那你早点……早点……你早点那个。”
　　“早点什么？”
　　江屿的眼睛弯了一下，像是在笑。“早点给我发消息。”
　　简临笑了。“知道了。”
　　江屿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十八梯的台阶上一级一级地往下移动，穿得圆滚滚的，像一个正在滚下山的、深灰色的小雪球。简临站在台阶的最上面，看着那个小雪球越滚越远，越滚越小，最后消失在人海里。
　　他转过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他没有告诉江屿他要去哪里。
　　他要去的那个地方，江屿不会想让他去。
　　六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血液科，在住院部的七楼。
　　简临站在电梯里，看着楼层数字一个一个地往上跳。1，2，3，4，5，6，7。
　　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那种味道不是单一的——它混合了酒精、碘伏、漂白水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病人”的气味。那种气味像一只无形的手，捂住了简临的口鼻，让他觉得自己的肺也在慢慢地、不可逆转地变得苍白。
　　走廊很长，日光灯很亮，地面是浅灰色的水磨石，被拖把擦得干干净净，反射着头顶灯管的白色光晕。走廊两边的墙壁上贴着彩色的卡通贴纸——小猪佩奇，海绵宝宝，哆啦A梦。这些贴纸本意是为了让这层楼看起来不那么像医院，但它们的存在反而让这里显得更加荒诞——一个用卡通贴纸掩盖死亡气息的地方。
　　简临走过护士站，几个护士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同学，你找谁？”一个年轻的护士拦住他。
　　“我想找一个医生，”简临说，“李医生。血液科的李医生。”
　　“你挂号了吗？”
　　“我没有挂号。我是——我是一个病人的家属。”
　　“病人的家属？哪个病人？”
　　“江屿。”
　　护士的表情变了。
　　不是惊讶，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很复杂的、像是终于等到一个人来的表情。她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然后对简临说：“你等一下，我去帮你问问李医生现在有没有空。”
　　简临站在走廊里等。
　　他看见走廊两边的病房门开着半扇，里面传来电视的声音、家属说话的声音、机器的滴滴声。一个光头的小男孩坐在病房门口的塑料小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变形金刚，正专注地把机器人的胳膊扭来扭去。他的脸很瘦，眼睛很大，脸色是那种不健康的、泛着青色的白。他的手腕上贴着医用胶带，胶带下面是一根留置针——那根针已经在那里很久了，周围的皮肤变成了一小块暗紫色的淤青。
　　小男孩抬起头，看见了简临。
　　“哥哥，”他喊了一声，声音清脆得像铃铛，“你也是来看病的吗？”
　　简临摇了摇头。
　　“那你来找谁？”
　　“找一个朋友。”
　　“叫什么名字？”
　　“江屿。”
　　小男孩歪了歪头，想了一下。然后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我知道！江屿哥哥！他好久没来了，李医生说他——”
　　“小宝！进来吃药！”病房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打断了小男孩的话。
　　小男孩冲简临吐了吐舌头，抱着变形金刚跑回了病房。
　　简临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上的病房门，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小男孩没说完的那句话——
　　“李医生说他……”
　　说什么？
　　说他再不来的话，就来不及了？
　　说他如果继续拖下去，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说他已经没有救了？
　　简临的拳头在口袋里攥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攥紧。
　　李医生的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把转椅，一排文件柜。办公桌上堆满了病历和化验单，一台电脑正在待机，屏幕保护程序是一张星空图。
　　李医生看起来四十多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很深。他穿着白大褂，胸口的口袋上别着一支笔和一张工作证，工作证上的照片比现在年轻很多。
　　“你是江屿的同学？”李医生示意简临坐下。
　　“对。”简临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这是他第一次在一个成年人面前表现出这样的姿态——不是挑衅，不是抗拒，而是像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江屿提到过你，”李医生说，“他说他有一个同学，对他很好。姓简，对吧？”
　　简临的心跳漏了一拍。江屿提到过他。江屿跟他的主治医生提到过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江屿那间小小的、充满了秘密的屋子里，在这个叫“李医生”的人的认知里，简临这个名字是存在的。是有人知道的。不是只有江屿一个人知道的秘密。
　　“李医生，”简临的声音有点紧，“我想知道江屿的真实病情。”
　　李医生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用白大褂的衣角擦了擦镜片，又戴上。他看着简临的眼神很复杂——有医生对家属的职责感，有长辈对晚辈的怜惜，还有某种“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的犹豫。
　　“你是他的什么人？”李医生问。
　　简临没有犹豫。
　　“他是我的人。”
　　李医生看了他三秒钟。
　　然后他低下头，从桌上拿起一份病历，翻到其中一页，转过来，推到简临面前。
　　“你自己看吧。”
　　简临低头看着那份病历。
　　他看不懂。诊断书上全是医学术语，密密麻麻的拉丁文和英文缩写像一堵高墙，挡住了他想要看清真相的目光。但他看得懂数字。白血球计数，红血球计数，血小板计数——每一个数字后面都跟着一个向上的箭头或者向下的箭头。向上的箭头意味着高于正常值，向下的箭头意味着低于正常值。
　　江屿的化验单上，几乎全是向下的箭头。
　　血小板。向下。向下的箭头旁边写着一个数字：18。
　　正常人的血小板计数是100到300。江屿是18。
　　简临盯着这个数字，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老周在数学课上讲质数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下“17”和“19”，然后在中间画了一条线，写上“18”。
　　18。
　　17和19之间唯一的偶合数。
　　也是江屿的血小板计数。
　　简临忽然觉得可笑。可笑得想哭。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在提醒他，都在暗示他，都在用最直接最残忍的方式告诉他——你和那个人之间，永远隔着一个18。
　　跨不过去的。
　　无论如何都跨不过去的。
　　“李医生，”简临的声音有点哑，“他这样的指标，还能撑多久？”
　　李医生沉默了很久。
　　办公室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每一秒都在提醒简临，时间在流逝，每一秒都在流逝。
　　“如果不治疗，”李医生终于开口了，“可能……三个月。也可能更短。”
　　简临的呼吸停了。
　　“如果治疗呢？”
　　“如果现在马上住院，马上开始化疗——”李医生看着简临的眼睛，那里面有医生的冷静，也有一个人的不忍，“百分之六十的几率能活过五年。”
　　“五年以后呢？”
　　“五年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
　　简临低下头，看着桌上那份病历。江屿的名字印在最上面，黑体，三号字。江屿。十七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他把病历合上，推回给李医生。
　　“李医生，如果我现在去筹钱，能不能让他明天就住院？”
　　李医生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在闪动——不是泪光，是某种接近于“敬佩”的光。
　　“钱的事，”李医生说，“我可以帮他申请一些救助基金。但最大的问题不是钱。”
　　“那是什么？”
　　“是他自己。”
　　李医生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他的手指上有钢笔留下的墨渍，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磨得发亮的婚戒。
　　“他不愿意住院，不是因为钱。他跟我说过，他不想让身边的人看到他那个样子。”
　　李医生看着简临。
　　“那个‘身边的人’，应该是你吧？”
　　简临没有说话。
　　李医生叹了口气，把眼镜重新戴上，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推到简临面前。
　　“这是我的电话。如果你能说服他来住院，随时给我打电话。不管白天晚上。”
　　简临把名片收进口袋里，站起来。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李医生忽然叫住了他。
　　“简临。”
　　简临回过头。
　　李医生站在办公桌后面，白大褂在日光灯下泛着冷冷的光。他的表情很严肃，严肃到像一个正在宣读判决书的法官。
　　“你知道江屿为什么不去住院吗？”
　　“他说他不想让我看到他化疗的样子——”
　　“那是他告诉你的。”
　　李医生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
　　“他没告诉你的是——他的病，已经拖了太久。即使现在马上化疗，成功率也比两个月前低了将近百分之三十。”
　　简临的手握住了门把手。
　　“他这两个月，一直在等你。”
　　“等你放弃他。”
　　“等你不再来找他。”
　　“等你像所有人一样，碰一次壁就走了。”
　　李医生停了一下，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最后这句话。然后他还是说了。
　　“但你一直没有走。”
　　“所以他一直在等。”
　　“等到现在——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简临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地上只有一层薄薄的水渍，在路灯的橘黄色光线下反射着湿润的光。空气是冷的，冷到呼吸的时候鼻腔里会有一阵刺痛。但这种冷比医院的冷好多了——医院的冷是空调吹出来的干冷，带着消毒水的味道，冷进骨头里。外面的冷是活的，有风，有树叶的沙沙声，有远处火锅店飘来的麻辣香气。
　　简临站在医院门口，仰头看着七楼那排亮着灯的窗户。
　　血液科在七楼。
　　江屿应该在那层楼住过。在那间他没有告诉简临的病房里，在那张窄窄的病床上，在那个被卡通贴纸包围的、假装温馨的房间里——他一个人躺过很多个夜晚。
　　那些夜晚，他在想什么？
　　简临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他拿出手机，打开和江屿的短信聊天框。历史消息往上翻，翻到昨天，前天，大前天——全是些琐碎的、日常的、没用的话。
　　“今天吃什么了？”“米饭。”“就米饭？”“还有莴笋。”“你又吃莴笋，你是不是莴笋变的？”“你才是莴笋变的。”“江屿你骂人很没有杀伤力。”“你教我怎么骂。”“我教不会你，你太乖了。”“那我学不会了。”“学不会就别学了，乖点好。”
　　简临看着这些对话，忽然笑了一下。
　　笑着笑着，一滴水落在了手机屏幕上。
　　不是雨。
　　是眼泪。
　　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深吸一口气，打了一行字：
　　“江屿，你到家了吗？”
　　消息发出去之后，他靠着医院门口的柱子，仰头看着没有星星的夜空。手机在手里震了一下。
　　“到了。你呢？”
　　“我也到了。”
　　“你今天去干嘛了？神神秘秘的。”
　　简临盯着这行字，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反反复复，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
　　最后他发了三个字：
　　“去取经了。”
　　“取什么经？”
　　“怎么把你留住。”
　　对面沉默了很久。
　　久到简临以为江屿又在犹豫要不要回消息。
　　然后屏幕亮了。
　　“简临，你是不是去医院了？”
　　简临的手指顿住了。
　　他想否认。想说“没有”。想说“你想多了”。想说他只是去了一趟书店，去了一趟超市，去了一趟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比“医院”这两个字好。
　　但他打不了字。他的手指在发抖，抖到指尖在屏幕上点出了一个又一个乱七八糟的符号。
　　然后他放弃了打字。
　　他把手机举到耳边，按下了江屿的号码。
　　嘟——嘟——嘟——
　　每一声嘟都像一记重锤，敲在他的太阳穴上。
　　电话接通了。
　　“喂？”
　　江屿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轻轻的，软软的，像一团刚弹好的棉花。但简临听出了那声音底下的东西——疲惫，虚弱，和一种“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的平静。
　　“江屿。”
　　“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还来得及。”
　　对面沉默了。
　　简临听见了江屿的呼吸声。那呼吸声很轻很浅，像一条快要干涸的小溪，还在努力地、倔强地流淌。
　　“简临，”江屿的声音终于碎了，“因为我不信。”
　　“你不信什么？”
　　“我不信还来得及。”
　　简临闭上了眼睛。
　　医院的灯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那影子很长很瘦，像一根被掰弯了的铁钉。
　　“那如果我信呢？”
　　电话那头，江屿的呼吸声停了。
　　“如果我信还来得及，”简临的声音很低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你能不能也信一下？”
　　沉默。
　　很长很长的沉默。
　　长到简临以为江屿已经挂了电话。
　　然后他听见了江屿的声音。那个声音很轻很轻，轻到比嘉陵江面上的雾气还要轻。
　　“好。”
　　“我信你。”
　　那天晚上，简临回到家用手机搜了很多东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化疗方案，化疗的副作用，化疗期间的护理，化疗后的五年生存率数据。他把这些信息一条一条地存下来，存成一个文档，文件名叫“江屿”。
　　他存完最后一条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他打开和江屿的短信聊天框，打了几个字：
　　“江屿，你睡了吗？”
　　过了几秒钟，江屿回了：“没有。”
　　“你怎么还不睡？”
　　“我在等你跟我说晚安。”
　　“那我现在说了：晚安，江屿。”
　　“晚安，简临。”
　　简临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踢脚线，像一道干涸的闪电。
　　他盯着那道裂缝，忽然想起今天在医院里，李医生说的那句话——“他现在住院，成功率比两个月前低了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十分之三。
　　也就是说，即使现在马上治疗，江屿也有十分之七的几率活不过五年。
　　简临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到那支江屿的笔。笔杆上的贴纸写着“活着”。他把笔握在手心里，握得很紧很紧，紧到笔杆上的棱角硌得他的掌心生疼。
　　他想起了今天在操场上，他对江屿说的话——“如果真的有那个万一，你就在那边等我。”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很有信心。看起来好像他真的相信，只要他足够坚定，足够努力，足够不放手——江屿就不会走。
　　但那是假的。
　　那不是信心。那是恐惧。
　　一个人的恐惧到了极点，就会伪装成信心。因为它怕如果连自己都开始害怕了，那就真的没有人在撑着了。
　　简临把笔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江屿，”他在黑暗中无声地说，“我今天去医院了。”
　　“我看到你的化验单了。”
　　“你的血小板只有18。”
　　“18，就是我们之间的那个数字。”
　　“你知道吗？我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件事——如果当初，我没有在十八梯上踩碎那个啤酒瓶，没有把你那只猫吓跑，没有多看你那一眼——”
　　“我是不是就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江屿的人？”
　　“我是不是就不会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是不是就不会知道——原来人可以疼到这种程度，却还不想死？”
　　他的手指攥紧了笔杆。
　　“但如果可以重来——”
　　“我还是会踩碎那个啤酒瓶。”
　　“我还是会把猫吓跑。”
　　“我还是会多看你那一眼。”
　　“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
　　“我就遇不到你了。”
　　他把脸埋进枕头里，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只有一下。
　　因为他今天已经在医院门口哭过了。他答应过自己，不在江屿面前哭。不在任何人面前哭。他是简临，他是那个永远不会被打倒的简临，他是那个说“我来扛”的简临。
　　所以他不能哭。
　　他只能把所有的眼泪存在枕头里。
　　存在每一个没人看见的深夜。
　　存在这本永远不会有读者的小说里。
　　四楼。
　　江屿趴在桌上，台灯的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
　　他面前摊着那本日记，翻到了新的一页。他已经写下了那行永远不变的“今天也活下来了。真好。”但下面的第二行，他写了很久，写了很多遍，又划掉了很多遍。
　　最后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简临去医院了。我知道他会去的。他迟早会去的。因为他太聪明了，聪明到什么都瞒不住他。”
　　“李医生一定告诉了他真相。一定告诉他，如果我现在住院，还有百分之六十的几率能活过五年。也一定告诉他——如果不治疗，可能只有三个月了。”
　　“他问我：如果我信，你能不能也信一下？”
　　“我说好。我信你。”
　　“但其实，我不信的。”
　　“不是不信他——是不信命。”
　　“从我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和这个世界的故事，快要写完了。”
　　“我一直在做的，不是‘努力活下去’。我一直在做的，是‘努力让简临不那么难过’。”
　　“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
　　“因为只要我还在，他就会想留住我。而我留不住。”
　　江屿的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墨水洇开一小片蓝色的圆点。
　　他继续写：
　　“我今天骗了他。”
　　“我说我信他。”
　　“但我没有告诉他——我信的，不是‘还来得及’。”
　　“我信的是他。”
　　“不管来得及来不及，我都信他。”
　　“信他会在我走了以后好好活着。”
　　“信他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变成一个空壳。”
　　“信他会遇到新的朋友，新的喜欢的人，新的——值得他活下去的理由。”
　　“这些，我都信。”
　　“但‘还来得及’——”
　　“我不信。”
　　“因为来不及了。”
　　“从我在十八梯上遇见他的那一刻起，就来不及了。”
　　“我遇见他太晚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剩下的时间太少了。”
　　“所以我不是‘来不及治疗’。”
　　“我是‘来不及爱他’。”
　　江屿写到这里，眼泪终于滴落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在纸面上，把字迹洇开了一片又一片。他没有擦，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擦了。
　　他趴在桌上，把脸埋进胳膊里。
　　台灯还亮着。
　　窗外的重庆已经睡着了。这座不夜城在这一刻终于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嘉陵江的水声，能听见远处火车的汽笛，能听见四楼这间小屋里，一个十七岁少年越来越微弱的呼吸。
　　他想起今天简临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如果我真的信，你能不能也信一下？”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
　　“简临，我信你。”
　　“我不信命。”
　　“但我信你。”
　　“你让我信你，我就信你。”
　　“所以我会去住院的。”
　　“不是因为我相信‘还来得及’。”
　　“是因为你让我去。”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的。”
　　他伸出手，关掉台灯。
　　黑暗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淹没了整间屋子。
　　同一片夜空下。
　　简临的房间里，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他没有去看。
　　他不知道的是，那条短信不是江屿发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短信只有一句话：
　　“我是李医生。江屿刚才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愿意住院。明天上午九点，你带他来办手续吧。”
　　简临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那支笔。
　　笔杆上的贴纸在月光下反射着微微的光。
　　“活着。”
　　他在梦里回到了十八梯。
　　那个夏天，那个垃圾桶，那只橘猫。
　　还有一个穿着白色校服的少年，蹲在台阶上，手伸向那只猫。他的手在发抖，但他没有收回。
　　简临站在台阶上方，看着那个少年。
　　他在梦里喊了一声：“江屿。”
　　少年抬起头。
　　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把他的笑容照得透明。
　　“简临，”他说，“你来了。”
　　“我一直在等你。”
　　那个凌晨，江屿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是简临发来的短信，只有五个字：
　　“明天，我陪你。”
　　江屿看着这五个字，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点开了手机里的一个文件夹。那个文件夹里存着一些照片——十八梯的台阶，南滨路的夜景，长江索道上两个人的影子，学校天台上的夕阳，一碗被挑走了所有肥肉的红烧肉盖饭。
　　最后一张照片，是他偷拍的。
　　简临趴在课桌上睡着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的睫毛照得一根一根的，像金丝一样细。他的嘴唇微微张开着，呼吸很轻很轻，轻到好像怕吵醒这个世界上所有正在睡觉的人。
　　江屿把这张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
　　放大到屏幕上只剩下简临的睫毛。
　　然后他轻轻地把手机贴在嘴唇上。
　　亲了一下。
　　不是亲屏幕。
　　是亲那根睫毛。
　　因为他怕自己这辈子，再也亲不到真人了。
　　“简临，你知道吗？”
　　“明天，你会陪我去医院。”
　　“但你不会陪到最后。”
　　“因为最后那段路，只能我一个人走。”
　　他把手机关掉，放在枕头下面，和简临的校服叠在一起。
　　黑暗里，他的嘴唇翕动了一下，无声地说出了最后四个字：
　　“来生再见。”
　　窗外，嘉陵江还在流。
　　蝉已经死了。冬天的蝉，是不叫的。
　　但这座城市还在呼吸。
　　十七岁的少年还在呼吸。
　　十九岁的少年也还在呼吸。
　　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那个偶合数。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