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树下》冰秋海棠

15、落花 重要的是—

　　四月末的风开始变暖了。
　　城南一中的海棠树站在暮春的阳光里，枝头的粉白色花瓣不再像月初那样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而是变得稀稀疏疏的，像一个人的头发开始变少。风吹过的时候，花瓣不再是一片一片地落，而是一阵一阵地落——像一场无声的雪，像一封封被撕碎的信，像一个正在告别的人，挥着手，一步一步往后退，退到看不见的地方。
　　老校工今天开始扫花瓣了。
　　他提着扫帚站在树下，看着满地粉白色的落花，看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一下一下地扫。扫帚划过水泥地面的声音在安静的校园里回荡——沙沙沙，沙沙沙，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他没有把花瓣扫成一堆装进簸箕倒掉，而是把它们扫到树根周围，围成一个圆形的、厚厚的、像被子一样的花环。花瓣堆在树根上，堆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棉花上。
　　这是他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做的事——把落花扫到树根周围，让它们腐烂、分解、变成养分，回到树的体内。明年这个时候，那些养分又会变成新的花苞、新的花瓣、新的落花。花从树上来，回到树上去；人从土地上来，回到土地上去。这就是循环，这就是自然，这就是六十年的老校工从海棠树身上学到的最朴素的道理——没有什么会真正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
　　沈砚清今天到校比平时晚了十分钟。不是因为睡过了，是因为她在路上多绕了一段路——从她家到学校有一条更近的路，走路十五分钟。但她绕了远路，多走了十分钟，从陆时雨家门口经过。不是想进去，不是想找她——她在省城，不在家。只是想从她家门口经过，看一眼那面墙上的海棠树。那棵树还在，深褐色的树干微微向□□斜，墨绿色的树冠浓密得像一团雾，树冠上的花苞鼓鼓囊囊的。陆时雨走之前画上去的那些花苞，现在依然鼓鼓囊囊的，没有绽开，也没有枯萎。它们被锁在喷漆里，被锁在时间之外，永远停留在了二月十四日凌晨的那个状态——即将盛开，但永不盛开。像一封写好了但没寄出的信。
　　沈砚清站在那面墙前看了两分钟，然后继续往学校走。走进校门的时候，她习惯性地往左看了一眼——海棠树。然后她停下了脚步。
　　花瓣落了一地。
　　不是几片，不是几十片，是几百片、几千片，厚厚地铺在树根周围，像一层粉白色的雪。枝头的花稀了，能透过花枝看到天空了。前几天还密密匝匝挤在一起的花瓣，现在像约好了一样，在同一时间同一阵风里，集体松开了抓着枝头的手。
　　沈砚清站在操场边上，看着那棵正在落花的树，看了很久。她没有走过去，没有蹲下来捡一片花瓣夹进日记本里，没有掏出手机拍照发给陆时雨。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看着花瓣从枝头飘落，在空中旋转，慢慢落在地上。一片接一片，一阵接一阵，像一台不会停歇的、温柔的、让人想哭的机器。
　　她忽然想起苏晚。
　　不是想起她偷日记本的事，不是想起她蹲在走廊上哭的样子，不是想起她在雨天离开校门口时仰头看教学楼的侧脸。而是想起她说的那句话——“等海棠花开的时候，希望你已经忘了我的名字。”
　　花开了，她没有忘记苏晚的名字。花落了，她还是没有忘记。不是因为苏晚做的那件事太大，大到她忘不掉；而是因为苏晚说的那句话太轻，轻到像一片落花。轻到让人不忍心忘记。一个伤害过你的人，在离开的时候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请求原谅，没有说“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她只说了一句话——“希望你已经忘了我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配被你记住。你忘了我吧，忘得越彻底越好，最好当作从来没有我这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不是在请求原谅，是在自我了断——把自己从你的记忆里切除，像切除一块坏死的组织。她宁愿你不记得她，也不要你记得她是一个伤害过你的人。
　　沈砚清掏出手机，翻到苏晚的微信头像——那只白色的猫。头像还在，朋友圈已经看不到了，一条横线，像一道关闭的门，像一扇再也不会打开的窗户。她没有删掉苏晚，苏晚也没有删掉她。两个人就这样安静地躺在彼此的通讯录里，不再有任何交流，不再有任何可能，不再有任何交集。像两棵被种在同一个院子里但永远长不到一起的树。根在各自的土壤里，枝叶伸向各自的天空，呼吸着同一片空气，但永远触碰不到对方。
　　沈砚清看着那只白色猫咪的头像，看了很久。然后她关掉了微信，把手机揣进口袋，走向教学楼。她不知道的是，苏晚在另一个城市、另一所学校、另一个教室里，也看到了海棠花开的新闻。她的新学校没有海棠树，校门口种的是一排法国梧桐，叶子还没长全，稀稀拉拉的。但她从新闻上看到了城南一中的海棠花——粉白色的，密密匝匝的，像一场盛大的人间烟花。
　　她盯着那张照片，盯了很久，然后把手机屏幕按灭了，趴在桌上，把脸埋进手臂里。同桌以为她不舒服，拍了拍她的肩膀问：“苏晚，你怎么了？”她说：“没事。花粉过敏。”她的新学校不在城南，没有海棠树。但花粉还是飘过来了。
　　五月，高考倒计时三十天。
　　高三（1）班的教室里，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从“228”变成了“30”。沈砚清每天走进教室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块倒计时牌，数字越来越小，她的心跳越来越快。不是因为紧张——她的成绩稳得像一块磐石，A大的降分政策已经到手，只要高考不失常，一本线对她来说不是问题。她的心跳加速是因为另一件事——三十天后，高考结束，陆时雨就回来了。不是请假回来待一天就走的那种回来，是真的回来。特训班六月初结束，陆时雨会在高考前三天回到城南，参加高考。考完试，她们就都自由了。没有特训班，没有自主招生，没有选拔考试，没有倒计时。只有她们，只有夏天，只有海棠树和梧桐树。
　　沈砚清把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从“30”改成了“29”，然后在日记本上写道：“还有二十九天。她回来的那天，我要去车站接她。不带日记本，不带奶茶，不带画。只带我自己。因为她说‘手机屏幕上的字不算话’。所以我这次不带手机，不带任何隔着屏幕的东西。我要站在她面前，亲口对她说——‘你回来了，我好想你。’”
　　写完之后她盯着这几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日记本合上压在一堆模拟卷下面。不是怕被人看到——她的日记本再也不会被偷了，她把日记本锁在家里的抽屉里，钥匙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面，贴着皮肤，谁都不给看。她压在模拟卷下面，是因为不好意思看。自己写给自己看的字，自己看了还会脸红——这大概就是沈砚清和陆时雨最大的区别。陆时雨画了一百三十七张画，每一张都在说“我喜欢你”，从不脸红。沈砚清写了一整本日记，每一次翻看都会脸红。一个坦荡得像夏天的暴雨，一个害羞得像春天的花苞。但她们在说同一句话。
　　五月十号，陆时雨在特训班画完了最后一幅画。不是“最好的那幅海棠花”——那幅已经送给沈砚清了。是一幅新的，画的是她想象中高考结束那天的场景——城南一中的校门口，两棵树，一棵海棠一棵梧桐，枝叶在围墙上方交握。树下站着四个人——沈砚清、林砚舟、叶知秋，还有她自己。她没有画她们的脸，只画了背影。但她知道那是她们，因为沈砚清的头发扎成低马尾，林砚舟的肩膀比叶知秋的宽半指，叶知秋的琴盒背在左肩，她自己的手插在口袋里。这些细节别人看不到，但她在画的时候全都一笔一笔地画进去了。因为只有她知道这些细节长什么样，只有她看了沈砚清很久、很久很久，久到每一个微小的特征都刻在了视网膜上。
　　陈怀远路过她身后的时候停下来看了几秒钟。这次他没有说“这幅比上一次的好”，也没有说“人的灵魂”。他只说了一句话：“画完了，就回去。”画完了，就回去。
　　陆时雨握着画笔站在画架前，看着窗外那棵海棠树。四月的花已经落尽了，枝头只剩下层层叠叠的绿叶。但她觉得这棵树依然好看，不，是更好看了。没有花的时候，你才能看到树的骨头——它的树干、它的枝丫、它的姿态、它如何在风中站立、如何在雨中沉默、如何在烈日下撑开一片阴凉。花是树的衣服，叶是树的头发。脱掉衣服、剪掉头发之后，你才能看到树本身——一个站了六十年的、沉默的、坚韧的、不会说话的、但什么都懂的生命。
　　“陈老师。”陆时雨没有回头。
　　“嗯。”
　　“我以后想画树。不画花，只画树。画它们的骨头，不画它们的衣服。”
　　陈怀远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让陆时雨记了一辈子的话：“你终于知道什么是画画了。不是画你看到的东西，是画你看不到但感觉到的东西。花你看得到，骨头你看不到。但你感觉到它了。感觉到了，就能画出来。画出来，别人也能感觉到。这就是画画。”
　　五月十五号，林砚舟收到了叶知秋寄来的一封信。
　　不是塞在梧桐树石缝里的那种，是贴上邮票、盖上邮戳、经过邮递员的手、投进绿色邮筒、再被另一个邮递员从绿色邮筒里取出来、送到他手上的信。信封是白色的，左上角贴着一张生肖邮票，收件人地址写的是“城南一中高三（1）班林砚舟收”，寄件人地址写的是“城南一中高二（5）班叶知秋”。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城市，同一个邮政编码。但他选择了寄信，而不是当面交给他。因为有些话，当面说不出口，手机屏幕上打不出来，只有在信纸上、用钢笔、一笔一划地写下来，才能说出来。
　　林砚舟站在宿舍楼下的信箱前，拆开信封。信纸是那种最普通的横线信纸，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字迹是叶知秋的字迹，工整的、认真的、一笔一划的——和他贴创可贴时一样仔细，和他拉琴时一样专注。
　　“学长：这封信我写了很久。不是因为它难写，是因为我想说的太多了，多到信纸装不下。但我还是要写，因为有些话我想让你在高考之前知道。我想让你知道——不管你考成什么样，不管你去了哪所大学，不管我们以后在不在同一个城市，我都会继续拉琴。拉给你听，只拉给你听。不是因为你是最好的听众，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听众。从小学五年级到现在，我的每一首曲子都是拉给你听的。你听到了，我的琴声就有意义。你听不到，我的琴声就只是空气的震动。是你让它变成音乐的。所以谢谢你。谢谢你听了八年，谢谢你等了我八年，谢谢你在走廊上说‘我在’。你不知道那两个字对我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在你之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我在’。我妈说‘我在’的时候，她在，但她很累。我爸说‘我在’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你说‘我在’的时候，你在我身边，在我面前，在我心里。所以我会记住这两个字，记一辈子。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高考了。你要加油，但不要太累。累了就休息，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不要学我，练琴练到凌晨三点。你不是我，你的手不会因为练题练到起泡，但你的眼睛会。所以少看手机，早点睡。等你考完，等海棠花再开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树下。这次不带琴，不带信，不带任何需要‘说出口’的东西。只带我自己。站在你面前，让你看到——这就是我，一个等了你八年、终于不用再等的人。
　　叶知秋。五月十五日。”
　　林砚舟站在信箱前，把这封信读了三遍。第一遍看字，第二遍看意思，第三遍看字里行间那些没有写出来但比写出来的更重的东西——那些东西叫“害怕”，叫“不安”，叫“怕你考太好去了太远的地方我追不上”。叶知秋说“不管你考成什么样”，但他知道叶知秋在乎。他不是在乎林砚舟考了多少分、去了哪所大学，他在乎的是——他们之间的距离会不会从十五分钟变成十五个小时。林砚舟把信折好，放进口袋，掏出手机给叶知秋发了一条消息：“信收到了。你的字还是那么好看。我的字不好看，所以不给你写信了。我给你发语音——‘叶知秋，不管我去哪所大学，你离我都只有十五分钟。因为你在我心里。心里的路，不需要走，永远都在。’”
　　五月的风穿过梧桐树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叶知秋的琴声，像林砚舟的心跳，像一封被拆开的信在风中轻轻翻动。
　　五月二十号，距离高考还有十八天。
　　陆时雨从省城回来了。不是请假，是特训班正式结课了。陈怀远在结课仪式上说了一番话：“你们在这里待了三个多月。有人进步很大，有人进步很小。有人哭过，有人笑过，有人边哭边笑过。这些都过去了。以后你们会去不同的城市、上不同的大学、画不同的画、遇到不同的人。但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画你真正想画的东西，不要画别人想看的。画你真正想画的东西，哪怕它不好卖、不讨喜、不主流。因为只有画你自己真正想画的东西，你才能画出别人画不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理由。”
　　陆时雨坐在最后一排，听完这段话，低下头在速写本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我想画的东西，只有一样——一个人，一棵树，一种等待。人叫沈砚清，树叫海棠，等待叫‘等海棠花开’。”她可以画一辈子，不会腻，不会烦，不会觉得“差不多了”。因为沈砚清每天都不一样，海棠树每年都不一样，等待的心情每次都不一样。她可以画一辈子，因为一辈子不够长——一辈子太短了，短到她怕画不完沈砚清所有的样子。
　　五月二十一号，陆时雨回到城南。不是坐高铁，是坐大巴。三个半小时的车程，她没有晕车，没有吐，没有听那段不到一分钟的录音。她只是看着窗外，看着风景从高楼变成矮楼、从矮楼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丘陵。再变回来，变回她熟悉的那条路、那棵树、那个人。
　　沈砚清在车站等她。
　　这一次陆时雨没有让她“不用来送”，沈砚清也没有说“你来了我会哭”。她们说好了——这次不哭。见面的时候，谁都不许哭。因为这一次不是“回来一天就走”，是“回来了就不走了”。至少在这个夏天结束之前，不走了。所以不许哭，要笑。
　　陆时雨走出车站的时候，沈砚清站在出口处，穿着白色短袖校服，头发扎成低马尾，戴着金丝眼镜。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轮廓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色。她没有哭。眼睛没有红，鼻头没有红，眼眶里没有蓄满随时会掉下来的泪。她只是站在那里，嘴角微微翘着，像一朵晒够了太阳的花。
　　陆时雨拖着行李箱走到她面前，站定。
　　“你这次没瘦。”沈砚清说。
　　“你也没胖。”陆时雨说。
　　然后两个人都笑了，笑着笑着都别过脸去——因为再笑下去就要哭了。说好了不哭的，不能食言。她们并肩走出车站，坐上一辆出租车，往城南一中的方向开去。陆时雨坐在后排左边，沈砚清坐在后排右边，中间隔着两个人的距离——不是刻意隔开的，是都不好意思坐太近。三个多月没见，虽然在手机屏幕上说了无数句话，发了一百多张照片，打了不知道多少个电话。但真正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紧张，会不好意思，会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眼睛该看哪里、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车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男人，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透过后视镜看了她们一眼，然后专注地开车。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旋律很慢，歌词听不太清。陆时雨转过头看着沈砚清的侧脸——阳光从车窗照进来，落在她脸上，把她白皙的皮肤照得近乎透明，睫毛弯成月牙形，嘴唇微微抿着，金丝眼镜的镜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看了很久，久到沈砚清感觉到了，转过头来，四目相对。
　　“你看什么？”沈砚清问。
　　“看你。”
　　“有什么好看的？”
　　“什么都好看。”
　　沈砚清的耳朵红了。从耳尖红到耳根，从耳根红到脖子。陆时雨看着她的耳朵红起来的全过程，嘴角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下去。她伸出手，轻轻地、慢慢地、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握住了沈砚清放在膝盖上的手。沈砚清的手颤了一下，没有抽开，慢慢地、慢慢地，翻过手掌，和陆时雨十指相扣。
　　司机透过后视镜看到了，什么也没说，把目光移回前方的路面，继续开车。收音机里的老歌换了一首，还是听不清歌词，但旋律更慢了，像一首摇篮曲，像一个人在低声说着什么。说什么呢？说“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说“你不在的日子我每天都想你”？说“以后不要再分开了”？都有可能，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她们的手握在一起，此刻阳光落在她们身上，此刻她们在同一辆出租车里、去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看同一棵海棠树。
　　出租车停在校门口。陆时雨付了钱，推开车门跳下去，深深吸了一口气。五月的城南，风里带着夏天将至的味道——有青草的气息，有泥土的气息，有远处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有从操场方向传来的篮球拍地的声音，有下课铃响之前的最后几分钟的、那种蓄势待发的安静。
　　她回来了。
　　不是请假回来的，不是路过回来的，不是待一天就走的。是结课了、毕业了、画完了，回到这所学校，参加高考，然后告别。然后去下一站——A市美院，A大，走路十五分钟。下一站，和她一起。
　　“沈砚清。”
　　“嗯。”
　　“我们去看树。”
　　沈砚清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两个人并肩走过操场，走过花坛，走过那棵老槐树。老槐树的叶子已经长全了，嫩绿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无数只小小的、绿色的眼睛。走到海棠树下，陆时雨停下来仰起头。
　　花已经落尽了。枝头只剩下层层叠叠的绿叶，叶子很密很密，密到阳光只能从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碎掉的银子。树根周围的花瓣已经被老校工扫走了——不是扫走了，是扫到了树根上，堆了厚厚一层。花瓣已经变成了深褐色，边缘卷曲，失去了水分，失去了颜色，失去了“花”的样子，变成了“落叶”的一种。但它们堆在树根上，围着树干，像一个安静的、温柔的、从不大声说话的拥抱。
　　陆时雨看着那些枯萎的花瓣，沉默了很久。
　　“沈砚清。”
　　“嗯。”
　　“花谢了。”
　　“嗯。”
　　“你不难过吗？”
　　沈砚清想了想，摇了摇头：“不难过。因为我知道它们明年还会开。”
　　陆时雨转过头看着她。沈砚清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像那棵海棠树——花开了不狂喜，花谢了不悲痛，只是站在那里，长它的叶子，落它的花瓣，等它的下一年。
　　“你像这棵树。”陆时雨说。
　　“哪里像？”
　　“什么都像。沉默，安静，不解释，不争辩。花开的时候不炫耀，花谢的时候不抱怨。只是站在那里，让喜欢你的人看到你。看不到就算了，看到了就赚了。”
　　沈砚清看着她，嘴角慢慢弯起来，弯成一个好看的、浅浅的弧度：“你像这棵树的花。”
　　“为什么？”
　　“因为你是它最好看的部分。没有你，它只是一棵树。有你，它才是一棵开花的树。”
　　陆时雨怔住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嗓子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都发不出来。沈砚清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她是写日记的人，把所有的心里话都写在纸上，锁在抽屉里，钥匙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面贴着皮肤。她很少说，不擅长说，说出来就会脸红。但这一次她没有脸红，没有结巴，没有别过脸去假装在看别的东西。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陆时雨的眼睛，把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每个字都像刻在石头上的碑文。
　　因为她不想再藏了。藏了太久了，藏了一整本日记，藏了一百多个日夜，藏了几百公里的距离和四十五天的分离。花都谢了，藏不住了。
　　陆时雨的眼泪掉了下来。说好了不哭的，但眼泪不听她的话——它有自己的想法，它觉得此刻不哭不足以表达它主人心里的翻江倒海。所以她没擦，就让它流着，流在脸上，流在校服上，流在沈砚清握着她的那只手上。沈砚清的手背被她的眼泪打湿了，温热的，湿润的，像四月的雨。
　　“沈砚清，你犯规了。”陆时雨的声音带着哭腔。
　　“什么规？”
　　“说好了不哭的。你说这种话，我会哭。”
　　“你说过不哭的。我没说。我只说不许哭，没说我不许哭。”沈砚清的嘴角弯着，“我哭可以，你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哭起来太丑了。”
　　陆时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着笑着鼻涕冒了个泡，她赶紧用手捂住鼻子。沈砚清看着她狼狈的样子，再也忍不住了，大笑起来。笑声在海棠树下回荡，惊飞了枝头的一只麻雀。麻雀扑棱着翅膀飞走了，落下一根灰色的羽毛。羽毛在空中飘了一会儿，慢慢地、慢慢地落在地上，落在那些枯萎的花瓣旁边。
　　六月，高考倒计时七天。
　　城南一中的高三学生进入了最后的自由复习阶段。没有课了，没有作业了，没有老师站在讲台上讲题了。教室里只剩下翻书声、写字声、喝水声、叹息声。每个人的桌上都堆着半人高的书和卷子，每个人的眼下都挂着深浅不一的黑眼圈，每个人的笔袋里都装着至少三支黑色签字笔和两支2B铅笔。
　　沈砚清的桌上比别人多一样东西——一幅画。不是那幅“最好的海棠花”——那幅被她挂在了卧室墙上，每天早上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是另一幅，陆时雨上周送给她的新画，画的是城南一中的图书馆——三楼靠窗的那个位子，左边坐着沈砚清，右边坐着陆时雨。沈砚清在看书，陆时雨在画她。画的名字叫《旁边》。沈砚清问陆时雨为什么叫“旁边”，陆时雨说：“因为你坐在我旁边。不是对面，不是隔着两排书架，不是隔着几百公里。是旁边。伸手就能够到的距离。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位置。”
　　沈砚清把那幅画夹在透明文件袋里，和准考证、身份证放在一起。她要带着它进考场。不是迷信，不是求好运，是想让陆时雨坐在她旁边——至少在画里，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写完那些决定命运的答案。
　　六月三号，陆时雨收到了高考考场安排通知。她被分在城南一中考点，和沈砚清同一个考点，但不在同一个考场——沈砚清在二楼，她在三楼。楼上楼下，隔着一层楼板，几十级台阶，几分钟的路程。但陆时雨觉得这个距离刚刚好——太远了不好，太近了会分心。楼上楼下，她在她头顶上答卷，她在她脚底下写字。她在的时候，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在。这就够了。
　　六月四号，林砚舟和叶知秋在梧桐树下坐了一整个下午。不是刻意约的，是林砚舟路过梧桐树的时候，看到叶知秋已经坐在那里了，怀里抱着小提琴，但没有拉。他只是抱着，像抱着一个人。
　　“你怎么在这？”林砚舟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等你。”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不知道。但我会等。等不到也没关系，明天继续等。明天等不到后天继续等。总有一天你会来的。”叶知秋的声音很轻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你来了。”
　　林砚舟看着他，看着这个坐在梧桐树下等了他八年的人，心里涌上一股滚烫的、酸涩的、想哭又想笑的情绪。
　　“叶知秋。”
　　“嗯。”
　　“高考完那天，你来接我。不是在校门口等，是走进来，走到我面前。让我第一眼看到的人是你。让我第一次拥抱的人是——”他没有说完，因为叶知秋吻了他。不是额头，不是脸颊，是嘴唇。很轻很轻，轻到像一片落花落在水面上，几乎没有声音，几乎没有重量。但林砚舟感觉到了——落花落在水面上，水面会起涟漪。他的心脏起了涟漪，一层一层地扩散开来，从心脏扩散到胸腔，从胸腔扩散到四肢，从四肢扩散到每一个指尖。
　　叶知秋的嘴唇在他嘴唇上停留了不到两秒，然后退开。他的脸红了，从脸颊红到耳根，从耳根红到脖子，从脖子红到锁骨。红得像那棵海棠树上最红的那朵花——不是粉白色，是深粉色，是那种被阳光晒透了之后才会出现的、浓烈的、几乎要燃烧起来的颜色。
　　林砚舟看着他的脸，笑了。不是温和的、得体的、对所有人都一样的笑，是一个等了八年的人终于等到一个吻之后，那种从心里涌出来的、压都压不住的、像决堤洪水一样的笑。
　　“叶知秋，你偷亲我。”
　　“嗯。”
　　“再偷一次。”
　　叶知秋没有回答。他伸出手捧住林砚舟的脸，把他的脸拉向自己，然后闭上眼睛，吻了上去。这一次不是两秒，是四秒。四秒里，梧桐树的叶子在他们头顶沙沙作响，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们身上，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四秒后，叶知秋退开，睁开眼睛看着林砚舟。
　　“学长。”
　　“嗯。”
　　“高考加油。”
　　“你也是。”
　　“我没高考，我高二。”
　　“那就——等我考完。”
　　叶知秋点了点头，抱紧怀里的小提琴。
　　六月六号，高考前夜。沈砚清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日记本，手里握着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悬了很久，一直没有落下去。她在想该写什么——写“明天就高考了紧张吗”？不紧张。写“陆时雨现在在干什么”？在睡觉，她让她早点睡，她一定听话地睡了。写“考完试第一件事做什么”？去找她，在校门口等她，在人群中找到她，然后告诉她——“我考完了，我们可以去A市了。”
　　她想了很久，最后只写了一行字：“明天，一切都会好的。不是因为我祈祷，是因为我们都准备好了。准备了好久，从去年九月就开始准备了。九个月，够长了。该结束了，该开始了。”
　　她合上日记本，把它锁进抽屉里，钥匙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面，贴着皮肤。然后关了灯躺下来看着窗外。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白线。那棵被画在墙上的海棠树站在月光里，树冠上的花苞鼓鼓囊囊的。永远含苞待放，永远不会凋谢。这就是喷漆画和真花的区别——真的花会开也会谢，假的花永远不会开也永远不会谢。有些东西是真的，有些东西是假的，真的会消失，假的不会。但消失不代表没有存在过，不会消失不代表一直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沈砚清花了很久才想明白。
　　她侧过身，面朝窗户，闭上眼睛。在心里对几百公里外的那个人说了一句话——不是“晚安”，不是“明天加油”，不是“等你回来”。是“陆时雨，我们很快就见面了。这次不是一天，不是四十五天，不是任何一个需要倒计时的数字。是‘以后’。以后每天都能见面，以后每天都能坐在图书馆同一个位子上，以后每天都能在那棵海棠树下牵手。以后，就是没有截止日期的‘现在’。以后，就是不用再等了。”
　　窗外的月亮很亮，亮到能看清那面墙上的那棵树。树干微微向□□斜，枝丫伸向夜空，树冠上的花苞鼓鼓囊囊的。所有的花苞都紧闭着，但它们不是不会开，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春天。但它们不知道的是——春天已经来过了，花已经开过了。它们错过了，它们永远地错过了。
　　但那棵真的海棠树没有错过。它开了，谢了，明年还会开。这就是真的和假的区别。真的会错过，假的不會。但真的会再来，假的一直在但永远是假的。
　　沈砚清选择了真的。真的花，真的树，真的她。会开的，会谢的，会再来的。会等她，会来找她，会握着她的手说“每年都看”。会哭，会笑，会在她面前哭到鼻涕冒泡也不觉得丢脸。这才是真的——不完美的，会消失的，但值得等一辈子的。
　　六月七号，高考。
　　城南一中的校门口拉起了警戒线，警察站了两排，家长站了三排。有人举着向日葵，有人穿着旗袍，有人举着“加油”的牌子。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兴奋的、像沸水即将翻滚之前的那种蓄势待发。
　　陆时雨走进校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不是看人群，是看那棵海棠树。五月的花已经落尽了，六月的叶子绿得发亮。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看了两秒钟，然后转过头走进考场。
　　沈砚清走进校门的时候没有回头。她不是不想回头，是不敢回头。怕一回头看到那棵海棠树就会想起陆时雨，想起陆时雨就会分心，分心就会考不好，考不好就去不了A大，去不了A大就不能和陆时雨在同一座城市。这个连锁反应太可怕了，所以她不敢回头。她低着头快步走进教学楼，走进二楼考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把透明文件袋放在桌上，拿出准考证、身份证、那幅画——《旁边》。她把画放在桌角，铺平，用笔袋压住边角不让风吹走。画上的两个人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子上，一个在看书一个在画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们身上。这个画面她看过无数次，在现实里，在画里，在梦里。但今天看，不一样。今天她坐在考场里，面前是一张空白的答题卡，头顶是一盏日光灯，周围是三十个不认识的人。但她的桌角有一幅画，画里有两个人，一个在看书，一个在画画。看书的是她，画画的是陆时雨。
　　她看着那幅画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拿起笔。
　　铃声响了。答题卡翻过来，第一面是个人信息——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她一笔一划地填写，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填完这些她放下笔，闭上眼睛，在心里说了一句话：“陆时雨，我在二楼。你在三楼。我们在同一栋楼里，答同一份试卷，写同一个题目，做同一个梦。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在一起’。”
　　她睁开眼睛，翻开试卷。作文题目是——“等待”。
　　沈砚清盯着这两个字看了三秒钟，然后笑了。不是苦笑，不是无奈的笑，是那种“命运你真的很会安排”的笑。她拿起笔，在作文纸上写下第一行字：“我曾经以为，等待是一个人的事。后来我发现，等待是两个人的事。你在等我，我也在等你。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等同一朵花开。”
　　楼上，三楼考场。陆时雨翻开试卷，看到作文题目——“等待”。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笑了。她拿起笔，在作文纸上写下第一行字：“我等过最久的东西，不是春天，不是花开，不是录取通知书。是一个人。一个在图书馆靠窗位子上看书的人。我等她抬头看我一眼，等了三个月。她抬头了，看了我一眼。然后我等了她四十五天，等她从几百公里外回来。她回来了，握着我的手说‘每年都看’。我等到了。不是等到了‘永远’，是等到了‘每年’。每年都看，每年都等。等花开，等你来，等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再等。”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作文纸上，把“等待”两个字照得发亮。
　　六月七号，高考第一天。城南一中的海棠树站在初夏的阳光里，叶子绿得发亮。风从树梢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在说什么——说什么呢？说“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说“花谢了没关系明年还会开”？说“你们走吧去更远的地方看更大的世界，我会在这里等你们回来”？都有可能，但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在。一直在。从九月到六月，从花苞到落叶，从叶落到花开。它一直在。像一个人的目光，从初见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