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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盛放 只有这一个 ...

  •   四月五日,城南一中的海棠树迎来了今年最好的花期。满树的粉白色花朵像一场不会停歇的雪,从枝头倾泻而下,把整棵树裹成了一个巨大的、柔软的花球。花瓣被风吹落,铺满了树下的水泥地面,厚厚一层,踩上去没有声音,只有一种极其细微的、像丝绸摩擦的触感从脚底传到心尖。老校工今天没有扫这些花瓣。他提着扫帚站在花坛边上,看了那棵海棠树好一会儿,然后把扫帚靠在树干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红双喜,抽出一根点上。白色的烟雾从他花白的头发上方升起,和飘落的花瓣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烟、哪是花。他在这所学校待了六十年,扫了六十年的落叶和落花。每年四月,他都会把海棠花瓣扫成一堆一堆的,用簸箕装走,倒在垃圾房里,从来没有觉得可惜过。但今天他不想扫了。他想让这些花瓣多待一会儿——多待一天,多待一个小时,多待一分钟。因为今年的花开得最好,好到他不忍心把它们当垃圾处理掉。
      老校工不知道的是,今天不只是海棠花开得最好的一天,也是很多人生命中等了太久太久的一天。
      选拔考试的考场设在省艺术学院,一栋灰色的老楼,三楼走廊尽头的三间琴房被改成了临时考场。候考区在一楼的大教室里,坐了三十个考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琴盒,表情各异——有人在闭目养神,有人在无声地活动手指,有人在小声哼唱即将演奏的曲目,有人盯着墙上那面钟,看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叶知秋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琴盒立在腿边,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他的手没有在活动手指,没有在哼唱曲目,甚至没有在看墙上那面钟。他只是在看窗外那棵树。是一棵老槐树,四月的槐树刚刚冒出新芽,嫩绿色的叶子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他看得很专注,专注到旁边的考生跟他说话他都没听到。
      “嘿,你是几号?”旁边的男生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叶知秋回过神来:“二十三。”“我是七号,快到了。”男生搓了搓手,手心全是汗,“你紧张吗?”叶知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的手指很稳,没有在发抖,指甲剪得很短很整齐,创可贴换上了新的——今天早上出门前换的,林砚舟看着他换的。今早六点,林砚舟出现在他宿舍楼下,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热豆浆和肉包子,还有一盒新的创可贴。“你手指上的该换了。”林砚舟把创可贴递给他。叶知秋接过那盒创可贴,手指碰到林砚舟的手指,两个人都顿了一下。从昨晚走廊上的牵手到现在,还不到十二个小时,他们还没有适应“可以触碰对方”这个新的事实。过去的八年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在半米以上,像两颗带电的粒子,靠得太近就会触电。现在他们终于可以靠在一起了,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碰哪里,不知道该碰多久,不知道碰了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两个等了八年的人,在手忙脚乱地学习怎么靠近对方,像两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跌跌撞撞,笨拙得可爱。叶知秋撕开那盒创可贴的包装,拿出一片,撕掉两边的防粘纸,贴在左手食指的指尖上。然后是左手中指,无名指,小指。贴完左手,他看了看右手,右手不需要,因为右手握弓,指腹不会压在琴弦上。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每一个创可贴都贴得端端正正,没有一丝褶皱,像在完成一件作品。林砚舟站在旁边看他把四个创可贴全贴完,说了一句:“你贴创可贴的样子,很像在拉琴。”叶知秋愣了一下:“哪里像?”“都很认真。认真到让人觉得你不是在做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叶知秋低着头看着自己贴满创可贴的手指,沉默了几秒钟:“因为这就是很重要的事。贴创可贴是为了能继续拉琴,拉琴是为了……”他停了下来,没有说下去。林砚舟没有追问,因为他知道后半句是什么——拉琴是为了让你听到。有些话不用说完,因为听的人已经懂了。此刻叶知秋坐在候考区靠窗的位置上,低头看着自己手指上崭新的创可贴。贴得很整齐,没有一丝褶皱,是林砚舟看着贴的。他忽然觉得手指不疼了。不是真的不疼,是因为心里那个疼了八年的地方已经不疼了,手指那点疼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二十三号,叶知秋,请到备考区准备。”
      广播里传来工作人员的声音。叶知秋站起来,拎起琴盒,深吸一口气,走出候考区,沿着走廊往三楼走去。走廊很长,每一级台阶都踩得很稳,不急不慢,像他拉琴时的节奏——稳定的、从容的、让人安心的节奏。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拐角的窗户开着,四月的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槐花的甜味。他站在窗前,把琴盒放在脚边,掏出手机,给林砚舟发了一条消息:“到我了。”林砚舟的回复来得很快:“嗯。我在这。不在考场里,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但我在。”叶知秋盯着“我在”这两个字,嘴角慢慢弯起来,弯成一个好看的、笃定的弧度。他把手机揣进口袋,拎起琴盒,继续往上走。
      三楼,二十三号考场。门是关着的,门上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考场三”三个字,下面是一行小字——“请敲门后进入”。叶知秋抬手,敲了三下。“请进。”里面传来一个女声。他推开门走进去。考场不大,比琴房大一些,大概二十平方米。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长桌,桌后坐着三个评委,两女一男,都五十多岁,都戴着眼镜,表情都很严肃。长桌前面是一把椅子和一个谱架,椅子是空的,谱架上也是空的——不需要带谱子,因为选拔考试的曲目要求是“无伴奏独奏,曲目自选,限时五分钟”。
      叶知秋走到那把椅子前,把琴盒放在脚边,打开,取出小提琴。他的动作很慢,很从容,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很仔细——打开琴盒,取出琴,检查琴弦,检查琴弓,调整肩托。这些动作他做了八年,每天至少做一遍,但今天做得格外认真,不是因为在评委面前要表现得很专业,而是因为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次演奏。他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不是为了评委,是为了那个等在“看不到的地方”的人。
      “可以开始了吗?”中间的评委问。叶知秋架起琴,弓搭在弦上,闭上眼睛。黑暗里,林砚舟的脸浮现出来——不是今天早上站在宿舍楼下递给他豆浆和创可贴的林砚舟,是小学五年级站在舞台上拉《小星星》的林砚舟。九岁的林砚舟,穿着白色的小衬衫,头发有点长,刘海快要遮住眼睛。他站在舞台中央,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把白色衬衫照得发光。他的琴技很稚嫩,《小星星》这首最简单的曲子在他手里还有一些音准上的瑕疵,弓也拉得不够直。但他站在台上的样子很好看——微微侧着头,琴抵在锁骨上,眼睛半闭着,睫毛在眼下投一小片扇形的阴影。那一刻,台下坐着的七岁叶知秋心跳漏了一拍,从此再也没能恢复到正常的频率。叶知秋的手指动了。
      琴声响了。不是《爱的礼赞》,不是任何一首古典名曲,而是一首没有人听过的、没有名字的、他自己写的曲子。他在选拔考试前一个月决定换曲目,辅导老师急得跳脚:“你疯了吗?用原创曲目参加选拔?你知道评委更倾向于听经典曲目吗?他们熟悉那些曲子,知道每个音符应该怎么处理。你拉一首他们没听过的,他们怎么打分?”叶知秋的回答是:“我要拉一首只属于一个人的曲子。”辅导老师以为他说的“一个人”是指他自己,但叶知秋知道不是。那个“一个人”是林砚舟,是那个在梧桐树下等了三年的人,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住在他琴声里的人。这首曲子没有名字,因为名字不足以承载它承载的东西。它承载了八年,承载了三千个日夜,承载了无数个翻来覆去的夜晚,承载了十七封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终只送出一封的信,承载了从“学长”到“林砚舟”再到“你”的漫长跋涉。这些太多太重了,装不进一个名字里。
      曲子不长,四分十二秒。四分十二秒里,评委席上没有一个人动笔,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没有一个人看表。他们只是听着,听着一个少年用一把小提琴,讲述一个他们从未听过的故事。那个故事里没有具体的名字,没有具体的地点,没有具体的事件,但每一个人都能听到那种等了太久终于等到的、又哭又笑的、像决堤洪水一样的感情。四分十二秒,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在空气中颤了一下,然后消散。
      叶知秋放下弓,睁开眼睛。
      考场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窗外槐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中间的评委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他看着叶知秋,目光和刚才不一样了——刚才是一种审视的、考量的、公事公办的目光,现在是一种复杂的、被打动之后又努力保持理性的、有些矛盾的目光。
      “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他问。叶知秋说:“没有名字。”“为什么没有名字?”“因为它不需要名字。”他说,“名字是给别人叫的。这首曲子不是给别人听的,是给一个人听的。那个人不需要知道它的名字,他只需要知道它是为他写的就够了。”
      三个评委面面相觑。左边的女评委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被打动了的表情。右边的男评委低下头在评分表上写了些什么,写的不是分数,因为评分栏是空白的,他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没有人看到他写了什么,但那个表情和他进来时完全不同了——没有了审视,没有了距离,没有了那种“我是评委你是考生”的居高临下。他现在的表情像一个人在听一个朋友讲述一段他曾经经历过的、刻骨铭心的故事。
      中间的评委清了清嗓子:“叶知秋同学,你的面试结束了。回去等通知吧。”
      叶知秋微微鞠了一躬,把琴放回琴盒,拉好拉链,拎起来,转身走出考场。门在他身后关上的那一瞬间,他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极轻极短的叹息。他不知道那声叹息是谁发出的,不知道那声叹息是什么意思,但他忽然觉得,不管结果如何,他已经不遗憾了。因为他在最重要的时刻,拉了一首最重要的曲子,给了一个最重要的“人”听。虽然那个“人”不在考场里,但他在。他说他在。这就够了。
      走出考场大楼的时候,阳光落了一身。叶知秋站在台阶上,仰头看着天。四月的天很高很蓝,蓝得像一块被水洗过的绸缎,没有一丝云。风从槐树梢头吹过来,带着甜丝丝的花香,他把琴盒从肩上卸下来,放在脚边,掏出手机,给林砚舟发了一条消息:“考完了。”消息发出去不到三秒,对面就打来了电话。叶知秋接起来,没有说话,电话那头也没有说话。两个人沉默着,听着彼此的呼吸声,一个重一个轻,重的不确定是谁,轻的也不确定是谁。沉默了很久,叶知秋先开口了,声音有些哑:“学长,你在哪?”林砚舟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比平时轻了很多,轻到像是在说一个秘密:“在你身后。”
      叶知秋猛地转过身。大楼门口的台阶下方,那棵老槐树下面,林砚舟站在那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卫衣,拉链拉到最上面,下巴埋在领口里,手里拿着手机贴在耳边。四月的阳光透过槐树的叶子落在他身上,把他的深蓝色卫衣照出一层柔和的光。他在笑,笑得很轻很淡,没有声音,但眼睛弯成了月牙形,和沈砚清看书时一模一样。
      叶知秋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紧张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开心。开心到发抖,开心到想哭,开心到想冲下台阶抱住他——不管周围有多少人,不管他们怎么看,不管这个世界同不同意。然后他做了。
      他冲下台阶,把琴盒扔在脚边,扑进林砚舟的怀里。槐树下,阳光里,风声中,两个少年抱在一起。叶知秋的脸埋在林砚舟的肩窝里,眼泪浸湿了他的深蓝色卫衣,在肩窝处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像一朵暗色的花。林砚舟的手放在他的背上,一下一下轻轻地拍着,像在哄一个做了噩梦的孩子。
      “你听到了吗?”叶知秋的声音闷在林砚舟的肩窝里,含混不清。“听到什么?”“我的曲子。”
      林砚舟的手停了一下。“听到了。每一个音符都听到了。”他的声音也在发抖,“四分十二秒。你在第二十秒的时候换了一口气,我在第二十秒的时候也换了一口气。你在第一分零三秒的时候揉弦的幅度变大了一点,我在第一分零三秒的时候心跳加速了。你在第三分十七秒的时候弓压得有点重,我在第三分十七秒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叶知秋从他肩膀上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的脸。
      林砚舟哭了。哭得毫无形象,满脸都是眼泪,鼻头红红的,眼眶红红的,连耳朵尖都是红的。他哭得很难看——不是那种无声的、唯美的、一滴一滴落在花瓣上的电影式哭泣,而是那种鼻子眼睛挤在一起的、鼻涕眼泪混在一起的、像小孩子被抢走糖一样的、毫无美感的哭。但叶知秋觉得这是林砚舟最好看的样子。因为这是真实的。不是对所有人都微笑的、戴着面具的林砚舟,而是一个会哭的、会失控的、会因为一首四分十二秒的曲子哭到不能自已的林砚舟。
      “叶知秋。”林砚舟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和哭腔,“你拉的不是《爱的礼赞》,是你写的。你什么时候写的?你怎么没告诉我?我要是知道你写了自己的曲子,我——”“你怎么了?”“我会带一盒纸巾来。”
      叶知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着笑着鼻涕冒了个泡。他赶紧用手捂住鼻子,林砚舟看着他那个样子,也忍不住笑了。两个人面对面站在槐树下,一边哭一边笑,一边笑一边哭,脸上全是眼泪和鼻涕,狼狈得像两个刚从水里捞上来的落汤鸡。但没有人觉得难堪,因为在彼此面前不需要体面。体面是给外人看的,他们是彼此的“内人”——这个词有点肉麻,但叶知秋觉得这就是最准确的词。从今天起,从这棵槐树下开始,他是林砚舟的“内人”。内人就是可以在对方面前哭到鼻涕冒泡也不会觉得丢脸的人。
      选拔考试结束后的第三天,结果出来了。叶知秋通过了——全省只选三十人,他排第七。消息是辅导老师打电话告诉他的,电话那头辅导老师的声音激动得破了音:“叶知秋!你过了!你排第七!你的原创曲目评语栏里,有一个评委写了一句话——‘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五分钟’。”叶知秋握着手机站在琴房窗前,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嫩绿色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辅导老师还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话,但他已经听不进去了,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过了,可以去A市了,七月,和林砚舟同一个城市,十五分钟的路程。
      他挂掉电话,给林砚舟发了一条消息:“过了。第七。”林砚舟的回复依然来得很快,快到像是早就等在手机旁边:“我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会不过。”
      叶知秋盯着这行字,嘴角弯起来。他打字:“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有信心了?”“不是对你有信心,是对我的耳朵有信心。你拉成那样,评委要是听不出来,他们的耳朵可以捐给需要的人了。”叶知秋看着“你拉成那样”这五个字,笑着摇了摇头。他发了一个表情包,是一只小猫得意地翘着尾巴,旁边配着四个字:“我超棒的。”林砚舟回了一个表情包,是另一只小猫,两只爪子捧着脸,旁边也配着四个字:“我的我的。”
      叶知秋把手机贴在胸口,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七月的A市,A大和A市音乐学院走路十五分钟。他已经开始想那条路了,从A大东门出去,左转,走过一条种满银杏树的大街,再右转,走一段上坡路,就到了音乐学院的大门。十五分钟的路,不长不短,刚好够他在路上想好——见到林砚舟的第一句话要说什么。“学长,今天练了多久?”“学长,吃饭了吗?”“学长,我新练了一首曲子,你想听吗?”每一句都排练了很多遍,但每一句都不确定到时候说不说得出口。不过没关系,说不出口也没关系。因为他可以拉给他听——说不出口的话,用琴声说,这他最擅长的事了,做了八年。
      四月十五日,陆时雨回来了。不是放假,是请假。她在电话里跟陈怀远说“陈老师我要回一趟城南”,陈怀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让她愣了好一会儿的话:“海棠花开了?”陆时雨握着手机,张了张嘴想问他怎么知道的,但转念一想就明白了——陈怀远是画了一辈子花的人,什么花什么时候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画过海棠,画过不知道多少遍,每一遍都在不同的花期、不同的光线、不同的心境下。他知道海棠花四月开,知道城南的海棠比省城的早两天,知道陆时雨这个时候请假回去,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那棵树。不是为了那棵树,是为了树下那个人。
      “去吧。”陈怀远说,“看了回来告诉我,颜色对不对。”
      陆时雨这一次没有坐大巴。她坐的是高铁,省城到城南的高铁只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车程,她几乎没有看窗外,一直在看手机里那个叫“海棠”的相册——一百多张照片,全是沈砚清。她从头翻到尾,再从尾翻到头,每一张都看了,每一张都像第一次看到一样,心跳加速,手指发烫。翻到第一百三十七张的时候她停下来——那是她上一次回城南时偷拍的,沈砚清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子上看书,阳光落在她侧脸上,睫毛弯成月牙形。这张照片她已经看过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每一次看到都像第一次看到一样——心跳漏一拍,然后加速。
      高铁到站的时候是上午十点。陆时雨走出车站,拦了一辆出租车,说了句“城南一中”。司机是个年轻男人,看了一眼她怀里的画筒,问了一句:“你是那个学校的学生?”陆时雨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你们学校的海棠花上新闻了。今年开得特别好,好多人都去看。”陆时雨低下头看着怀里的画筒,里面的那幅画是她今天早上在特训班教室里画的,用了一个小时,画的是沈砚清站在海棠树下仰头看花的背影。画得很快,快到笔触有些潦草,但陈怀远路过她身后的时候停下来看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这幅比上一次的好。”
      “为什么?”陆时雨问。
      “因为上一次你画的是树,这一次你画的是看树的人。树是一样的树,花是一样的花,但有了人就不一样了。人是画的灵魂。”人是画的灵魂。陆时雨当时不觉得自己画得有多好,只是想把沈砚清站在海棠树下的样子画下来。用了潦草的笔触,凌乱的线条,不成章法的构图,把所有的技巧都抛掉了,只留下一双手和一颗心。画完之后她看着那幅画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最好的画不是技巧最好的画,是最诚实的画。诚实地说“我想你了”,诚实地说“我等不及了”,诚实地说“我正在回来”。以前的画总是在藏,把“我想你”藏在笔触里、藏在构图里、藏在色彩的搭配里,怕被人看出来。这幅画没有藏,它直接说“我想你”,用每一个潦草的笔触说,用每一根凌乱的线条说,用不成章法的构图说。
      十点二十分,出租车停在校门口。陆时雨付了钱,推开车门,跳下车。校门口停着好几辆不认识的车,操场上多了很多不认识的人——举着手机的,拿着相机的,拖家带口的,全是来看海棠花的。今年的海棠花开得太好了,好到上了本地的新闻,好到把半个城的人都吸引过来了。城南一中从来不对外开放,但今年破例了——校领导商量之后决定,四月十五日到四月二十日,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对外开放校园,允许市民进校观赏海棠花。今天是第一天,陆时雨赶上了。
      她穿过人群,穿过操场,走向那棵海棠树。花比她上次看到的更多了,密密匝匝地挤在枝头,像一场不会停歇的粉白色大雪。树下的花瓣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棉花上。树周围站了很多人,有人举着手机自拍,有人拿着单反相机蹲在地上拍落花,有人抱着孩子在树下转圈,有老夫妻互相搀扶着仰头看花。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所有人的手机里都存着同一棵树。
      陆时雨站在人群后面,没有往前挤。她看着那棵树,看着树下那些不认识的人,看着那些人的笑容和手机里的照片,忽然觉得很奇妙——这棵树她画了无数次,从去年九月画到今年四月,从叶子画到花苞,从花苞画到盛开。她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这棵树了,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长花苞、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落瓣。但此刻她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些不认识的人在树下笑,忽然意识到——这棵树不只是她的树,不只是沈砚清的树,不只是老校工的树,它是所有人的树。它在这里站了六十年,看过无数人从树下走过——有人毕业了再也没有回来,有人每年四月都回来看它,有人在树下告白成功,有人在树下分手哭泣,有人在这所学校上了三年学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它一眼,有人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赶来看它。树不说话,不挽留,不评价,只是站在那里,长它的叶子,开它的花,落它的花瓣,等它的下一年。
      陆时雨站在人群后面看了一会儿,然后掏出手机给沈砚清发了一条消息:“我到了。在树下。”
      沈砚清的回复来得很快:“我不在树下。”
      陆时雨愣了一下:“你在哪?”
      “在你身后。”
      陆时雨猛地转过身。人群里,沈砚清穿着那件白色校服,头发扎成低马尾,戴着金丝眼镜,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站在离她不到五步远的地方。她周围全是人,有人举着手机从她身边挤过,有人抱着孩子从她面前跑过,有人大声讲电话从她背后走过。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株长在人群里的安静植物。四目相对,隔着五步的距离,隔着无数不认识的人。
      陆时雨向她走过去。五步,走了很久——久到她能看清沈砚清睫毛上挂着的小水珠,久到她能看清沈砚清鼻梁上被眼镜压出的浅浅痕迹,久到她能看清沈砚清嘴角那个压都压不下去的弧度。
      她走到沈砚清面前,站定。
      “你又瘦了。”沈砚清说。
      “你也没胖。”陆时雨说。
      这是她们每次见面时的固定开场白——你瘦了,你也没胖。不是真的在讨论体重,是在说“我想你了”,在说“我担心你”,在说“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瘦了就是没有好好吃饭,没胖就是没有好好睡觉。她们用最日常的、最不起眼的、最不像情话的话,说最深的情话。
      人群在她们周围流动,有人在看花,有人在拍照,有人在笑。没有人注意到她们,没有人知道她们的故事,没有人知道她们一个画了一百三十七张画、一个写了一整本日记。没有人知道她们隔着几百公里等了四十五天、今天终于见面了。她们只是两个站在海棠树下的普通女孩,像树下的所有人一样,仰头看着同一棵开满花的树。但她们在看花的时候在看彼此——余光永远落在对方身上,像两棵靠得很近的树,根在地下交缠,枝叶在空中交握。
      “陆时雨。”沈砚清说。
      “嗯。”
      “你的画呢?”
      陆时雨从画筒里抽出那幅画,递给她。沈砚清接过去,低头看着画上的自己——站在海棠树下,仰头看着花,背影很安静,安静到像一株植物。风吹过她的头发,裙摆微微扬起——她没有穿裙子,但陆时雨给她画上了裙子,白色的、到小腿的、像花瓣一样轻的裙子。沈砚清看着画上的那条白裙子,嘴角弯起来。
      “你为什么给我画裙子?”
      “因为你穿裙子一定很好看。”陆时雨说,“但我没见过。所以我画了一条。我想象中的你,穿白裙子站在海棠树下的样子。”
      沈砚清看着画上那个穿白裙子的自己,看了很久。
      “陆时雨。”她说。
      “嗯。”
      “你想象中的我,比真正的我好看。”
      “不是。”陆时雨的声音放得很轻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个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你比我想象中的好看。我想象不出你真正好看的样子——你的好看超出我的想象力了。”
      沈砚清的耳朵红了。从耳尖红到耳根,从耳根红到脖子,从脖子红到那件白色校服的领口里面。这是她今年脸红得最厉害的一次,比陆时雨翻墙进她房间那次更红,比陆时雨在食堂说“看你,不累”那次更红,比她们第一次牵手那次更红。不是因为这句话有多肉麻——比这更肉麻的话陆时雨说过很多。而是因为这句话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的——周围全是人,举着手机的,拿着相机的,拖家带口的,全都不认识,全都在看花。没有人注意到她们,但沈砚清还是觉得全世界都在看她们。全世界都在看她红透的耳朵。
      “陆时雨。”她的声音很小很小,小到像蚊子叫,“你能不能别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这种话?”
      陆时雨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弯成两弯新月:“不能。”
      “为什么?”
      “因为这些话我憋了四十五天。四十五天没跟你说一句话——除了手机屏幕上的字。手机屏幕上的字不算话,它们没有温度,没有语气,没有你的表情。我说‘我想你’,你不知道我是在笑还是在哭。你说‘我也想你’,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想我还是只是礼貌。手机屏幕上的字是扁平的,人是立体的。我要让你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表情,看到我的耳朵红没红。这才叫‘说话’。手机屏幕上的字,不叫说话。叫‘防止遗忘’。”
      沈砚清看着她,眼睛里有泪光,但嘴角是翘着的。
      “陆时雨,你真的很讨厌。”
      “知道。”
      “你每次都说‘知道’,但从来不改。”
      “因为改了就不是我了。你不喜欢不是我的我。”
      沈砚清沉默了。她低下头,把那幅画小心翼翼地卷起来,装回画筒,拉好拉链。然后抬起头,看着陆时雨的眼睛。
      “陆时雨。”
      “嗯。”
      “你说得对。手机屏幕上的字不算话。”她深吸一口气,“所以我现在要亲口跟你说一句话——一句我憋了四十五天的话。”
      陆时雨的呼吸停了一拍。
      沈砚清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想你了。每一天。从你走的那天就想,想到今天。”
      陆时雨的眼泪掉了下来。
      “我也是。”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每一天。从坐上大巴的那一刻就想,想到现在。”
      人群依然在她们周围流动。有人从她们身边走过,有人看了她们一眼然后继续往前走,有人停下来多看了两秒然后被同伴拉走了。没有人在意两个站在海棠树下哭的女孩,因为海棠树下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想念,都有自己的等。花开了,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不是故事的结局,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陆时雨看着沈砚清,沈砚清看着陆时雨。花落在她们的肩膀上,风吹过她们的头发,阳光透过花瓣落在她们的脸上。她们就那样站着,看了彼此很久。久到人群换了一批又一批,久到树上的花瓣又落了一层,久到天边的太阳从东边走到了头顶。
      然后沈砚清伸出手,轻轻地、慢慢地、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握住了陆时雨的手。十指相扣,掌心贴着掌心,温度从一个人的手心传到另一个人的手心,再从另一个人的手心传回来,形成一个温暖的闭环。
      “陆时雨。”
      “嗯。”
      “花开了。”
      “嗯。”
      “明年还开。”
      “嗯。”
      “后年也开。”
      “嗯。”
      “每年都开。”
      陆时雨握紧了她的手:“每年都看。”
      沈砚清看着她的眼睛,嘴角的弧度慢慢变大,大到像那棵海棠树上最盛开的那朵花——粉白色的、薄如蝉翼的、阳光下半透明的花。
      “好。”她说。
      只有这一个字,但这个字里装的,比一百句“我爱你”都要。因为它装的是——“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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