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春深》琥珀纪年

10、孙权的“善待” 衣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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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五年，七月流火。

　　孙权给大小姐安排的别院，叫“清竹小筑”。名字起得好，清雅、幽静，听着像是个退隐山林的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地方。可大小姐住进去第一天就发现了——这地方所有的窗户都朝南，没有一个朝北的。

　　朝北的方向，是孙策墓的方向。

　　不是巧合。

　　是精心设计。

　　别院的管事姓陈，四十来岁，圆脸，说话和气，办事周到。每天早晚来请安，问夫人需要什么，缺什么，想吃什么。态度恭敬得无可挑剔，可大小姐每次和他说话，都觉得有一双眼睛藏在皮肉下面，把她的一举一动都记下来，回头一字不漏地报给孙权。

　　“陈管事，”有一天大小姐对他说，“我想给周都督府上的二小姐写封信，麻烦你派人送去。”

　　陈管事笑容满面：“夫人放心，小的这就安排。”

　　信送出去了，二小姐也收到了。可大小姐后来才知道，那封信在送出之前，先被送到了孙权的案头。信纸上每一个字都被仔细读过，确认没有任何“不妥”之处，才封好口送出。

　　不止是信。

　　大小姐出门，有人跟着；访客来，有人盯着；连每天吃什么、吃了多少、什么时候睡的觉、什么时候起的床，都有人记录在册，定期上报。

　　这不是过日子，这是被观察。

　　可大小姐从不抱怨。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处境——她是孙策的遗孀，是孙绍的养母，是江东旧部的“大夫人”。这个身份，既是她的保护伞，也是她的牢笼。孙权不会害她，因为害她等于寒了旧部的心；可孙权也不会让她自在，因为自在的人容易生事。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养起来。

　　锦衣玉食，笼中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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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院的生活，像一池死水。

　　每天早上，大小姐起床，我给梳头。从前在乔府，梳头要换好几个花样——坠马髻、灵蛇髻、飞天髻，一天一个不重样。如今不讲究了，怎么简单怎么来，有时候甚至不梳髻，直接用一根簪子把头发绾起来就了事。

　　“夫人，今天梳什么头？”我问。

　　“随便。”她说。

　　“梳个弯月髻吧，您梳这个最好看。”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我自作主张梳了，梳完了拿铜镜给她看，她瞥了一眼，“嗯”了一声，就转过头去看窗外了。

　　吃完早饭，她去孙绍的房间。

　　孙绍一岁半了，正是学走路学说话的时候。大小姐请了一个奶妈和一个教习嬷嬷，专门照料孙绍的起居和教育。可她信不过外人，每天都要亲自去看。孙绍学走路，她牵着两只小手，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孙绍摔倒了，她蹲下来，拍拍手，笑着说：“绍儿不怕，自己起来。”

　　孙绍每次看见她，都张着两只手朝她扑过来，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娘！娘！”

　　大小姐抱着他，脸贴着他的小脸，闭着眼睛，嘴角微微弯着。那是她一天里唯一会笑的时候。

　　可那种笑，和从前不一样。

　　从前她笑，是从心里往外溢的，像泉水从泉眼里涌出来，挡都挡不住。如今她笑，是嘴角弯了，可眼睛里没有笑意。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皮肉动了，心没动。

　　“夫人，”有一天教习嬷嬷小心翼翼地说，“小公子该学认字了。夫人想请什么样的先生？”

　　大小姐想了想，说：“不用请先生，我教。”

　　“夫人亲自教？”

　　“他是孙伯符的儿子，”大小姐说，“不能只会认字读书。他要学的，是在这乱世里活下去的本事。这些东西，先生教不了。”

　　教习嬷嬷不敢多问，退下了。

　　大小姐从那一天起，开始教孙绍认字。

　　没有用现成的字帖，她自己写。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在黄纸上，贴在孙绍的房间里。今天一个“孙”字，明天一个“策”字，后天一个“忠”字，大后天一个“义”字。

　　孙绍还小，认不全，也记不住。可大小姐不急，一个字教十遍，十遍不行就一百遍。

　　“绍儿，记住这个字。”她把孙绍抱在膝上，手指点着纸上的字，“这是‘孙’，是你父亲的姓。你是孙家的子孙，一辈子都不能忘了这个字。”

　　孙绍伸手去抓那个字，抓了一把，纸破了。大小姐没生气，重新写了一张，贴上去。

　　“夫人，”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小公子才一岁半，现在教他认字，是不是太早了？”

　　大小姐继续磨墨，头也没抬：“不早。乱世里的人，什么都比别人早。他父亲二十六岁就走了，他要是学晚了，来不及。”

　　她的手顿了一下。

　　“学晚了，来不及。”

　　这六个字，她说得很轻，可每一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砸出一个深深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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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久了，大小姐开始注意到来访的人。

　　不是看她的，是来看孙绍的。

　　孙策的旧部，有些是真心念旧，想来看看老主公的骨肉。有些是另有所图，想借着孙绍的名义给自己谋点什么。还有些，是孙权派来的探子，想看看大小姐有没有在孙绍耳边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大小姐对每一个人都客客气气的，端茶倒水，寒暄几句，然后就让奶妈把孙绍抱出来给他们看一眼。

　　“绍儿，叫伯伯。”她教孙绍。

　　孙绍奶声奶气地喊：“伯伯——”

　　来人就笑，摸摸孙绍的头，说几句“小公子长得像主公”“夫人辛苦了”之类的客套话，然后起身告辞。

　　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来帮她的。

　　他们都只是来看一眼，看完了就走了，像完成了一项任务。

　　大小姐把这些人的名字、身份、来的时间、说了什么话，都记在了心里。她没有笔墨记下来，就记在脑子里——她的记性一向好，一篇文章读两遍就能背下来。

　　“青萝，”有一天晚上，她忽然问我，“你觉得今天来的那个张将军，是真心的吗？”

　　我想了想：“他说了好几次‘主公在天之灵’，听着挺真诚的。”

　　大小姐笑了，是那种冷冷的、什么都看透了的笑。“他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孙权的耳目听的。他真正想说的那句话，始终没说出口。”

　　“什么话？”

　　“他想让我告诉他，孙权有没有亏待孙绍。”

　　我愣住了。

　　“夫人，您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进门的时候，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一眼院门口的士兵。”大小姐说，“那个眼神，不是在打量环境，是在确认——确认我是不是被软禁在这里。”

　　我忽然觉得后背发凉。

　　大小姐什么都知道。她知道自己被监视，知道来访的人各怀心思，知道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传到孙权耳朵里。可她从来不点破，从来不抱怨，甚至在面对那些人的时候，连一丝异样的表情都不露。

　　她不是看不透，她是太看得透了。

　　看透了，所以不说。

　　说破了，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孙绍没有好处，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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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小姐来看她。

　　姐妹俩一个多月没见了。二小姐一进门就皱眉头，东看看西看看，摸摸窗户，敲敲墙壁，最后把门关上，拉着大小姐的手，压低声音说：“姐姐，这地方怎么连个人影都看不见？院门口那两个兵是怎么回事？”

　　大小姐抽回手，拿起桌上的茶壶，给妹妹倒了杯茶。“那是孙权派来保护我的。”

　　“保护？”二小姐冷笑一声，“保护还是监视？”

　　“婉儿。”大小姐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警告。

　　二小姐咬着嘴唇，不说话了。

　　姐妹俩喝着茶，聊些家常。二小姐说周瑜最近很忙，天天处理军务，有时候半夜才回来，回来倒头就睡，连话都说不上几句。大小姐听着，嘴角微微弯着，偶尔点点头，插一两句“你多给他炖些汤”“别让他熬夜”之类的话。

　　可我知道，她在听的时候，耳朵一直竖着，听着外头的动静。院门口的士兵有没有走动，廊下有没有脚步声，窗户底下有没有人蹲着——她都听得一清二楚。

　　“姐姐，”二小姐忽然压低声音，“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大小姐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好，怎么不好？有吃有喝，有人伺候，还有人保护，比在乔府的时候还舒坦。”

　　二小姐看着姐姐，眼眶红了。

　　“姐姐，你别骗我。”

　　“我没骗你。”大小姐放下茶杯，看着妹妹，“婉儿，你回去以后，告诉周瑜，让他放心，我很好。也告诉他——江东的事，不要因为我分心。”

　　“可你——”

　　“婉儿。”大小姐打断她，声音不大，可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你记住一句话：你姐姐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人。”

　　二小姐看着姐姐的眼睛，愣了愣，然后点了点头。

　　临走的时候，二小姐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塞进大小姐手里。

　　“什么东西？”大小姐问。

　　“桂花糕。”二小姐说，“你上次说不想吃，我这次又带了。你不吃就扔了，可我想着，万一你想吃了呢？”

　　大小姐握着那个小布包，手指紧了紧。

　　“回去吧。”她说，“路上小心。”

　　二小姐走后，大小姐回到房间，打开布包，拿出一块桂花糕。

　　她咬了一口，嚼了很久，咽下去，然后又咬了一口。

　　一块桂花糕，她吃了整整一炷香的工夫。

　　吃完了，她把剩下的包好，放在枕头旁边。

　　“青萝，”她说，“你说，婉儿是不是瘦了？”

　　“二小姐是瘦了些，大概是周都督太忙，她操心。”

　　大小姐“嗯”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喝水，路过大小姐的房间，看见灯还亮着。我推门进去，想看看她是不是忘了吹灯，却发现她还坐在窗前，手里捧着那包桂花糕，放在鼻子下面，轻轻地嗅着。

　　她没有吃，只是闻着那个味道。

　　像在闻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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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初，孙绍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伤风，有点发热。奶妈急得团团转，教习嬷嬷也慌了神，跑去找陈管事，陈管事赶紧去请医官。

　　大小姐不慌不忙。

　　她打了一盆温水，把帕子浸湿，拧干，叠成长条，敷在孙绍额头上。孙绍烧得小脸通红，哭闹不止，她就把孩子抱起来，解开衣襟，让他贴着皮肤，用自己的体温去降他的温度。

　　“绍儿乖，娘在呢。”她一边拍着孙绍的背，一边轻声哼着什么。

　　我仔细听，听出来了——是那首没有名字的曲子。

　　她把琴谱变成了摇篮曲，用喉咙轻轻哼出来。没有琴弦的清越，可多了人声的温度，像母亲的呼吸，一下一下，平稳而绵长。

　　孙绍在她怀里渐渐安静了，烧也退了。

　　医官来了，诊了脉，说没有大碍，开了几副药就走了。

　　大小姐抱着孙绍，在屋里走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孙绍退了烧，被奶妈抱去喂药。大小姐坐在椅子上，脸色蜡黄，眼睛里全是血丝。

　　“夫人，您歇会儿吧。”我说。

　　她刚要说话，陈管事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人。

　　“夫人，将军派来的人，送了些东西。”

　　那人恭恭敬敬地呈上一只锦盒。大小姐打开，里面是一支金簪，做工精美，镶嵌着红宝石和蓝宝石，一看就价值不菲。

　　“将军说，夫人辛苦了，这点心意，请夫人收下。”

　　大小姐看了一眼那支金簪，合上锦盒，交给陈管事。“替我谢过将军。东西太贵重了，妾身受之有愧。请将军以后不要再破费了。”

　　那人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会有人拒绝孙权的赏赐。他看了看陈管事，陈管事朝他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退了出去。

　　那天晚上，大小姐坐在妆奁前，打开了自己那个小小的首饰匣子。

　　里面只有几样东西：几支普通的银簪、一对玉耳环、一只已经有些发黄的象牙梳子。

　　她把那支金簪放在匣子旁边，比了比，又拿开了。

　　“青萝，”她说，声音很轻，“你说，孙权给我们送这些东西，是真的想对我们好，还是想让我们安心待在这里，不要乱动？”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都有吧。”她自己回答了，“他既要当好人，又要当赢家。把我们养好了，天下人说他有情有义；把我们看住了，他自己安心。”

　　她把首饰匣合上，放在一边。

　　“可他不明白一件事。”

　　“什么事？”

　　“笼子再漂亮，再大，里面有吃有喝，有人伺候，可它还是笼子。”她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月亮，“关在笼子里的鸟，飞不出去，可它知道自己是关着的。这就够了。”

　　月亮又圆了。

　　从四月到九月，月亮圆了五次，缺了五次。

　　大小姐的鬓角，又添了几根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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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天气转凉。

　　大小姐开始咳嗽，咳得不厉害，但一直不断根。我给她熬了姜汤，她喝了，好了两天，又开始咳。我说请医官来看看，她说不用，死不了。

　　她的话越来越少，可她的眼睛越来越亮。

　　那种亮，不是兴奋，不是希望，是警觉。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母兽，她不叫不闹，可她的眼睛一直在看，看笼子的每一个缝隙，看每一个靠近的人，看每一次喂食的手。

　　她在观察，在记忆，在默默地、不动声色地编织着一张网。

　　来访的客人，她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身份、来意。

　　送来的信件，她记下了写信人的语气、措辞、暗含的意思。

　　院门口士兵的换班时间，她记下了——卯时换岗，午时换岗，戌时换岗。

　　每天送菜的小贩，她记下了——王三是本地人，李大从江北来，张四是孙权的亲兵假扮的。

　　她把这些信息都存进了脑子里，像一个仓库，堆满了暂时用不上的货物。

　　我不知道她要这些干什么。

　　可她一定知道。

　　“青萝，”有一天她忽然问我，“你说，这天下，最后会姓什么？”

　　我愣住了：“夫人，这……这我哪知道。”

　　“姓曹，姓刘，还是姓孙？”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我，“不管姓什么，女人都只是附庸。嫁了谁，就跟谁姓。丈夫死了，连姓都没了。”

　　她伸出手，看着自己的手指——修长，白皙，指尖有薄薄的茧，那是常年抚琴留下的。

　　“可我不想做附庸。”她说。

　　我抬头看她。

　　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烧。

　　不是火焰，是另一种东西——比火焰更持久，比火焰更隐秘，像地底深处涌动的岩浆，不喷发，不熄灭，只是慢慢地、不可阻挡地积蓄着力量。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大小姐变了。

　　不再是那个在乔府窗前看桃花凋落的少女，不再是那个被当成战利品献出去的乔公长女，不再是那个在孙策死后一夜白头的未亡人。

　　她正在变成另一个人。

　　一个她自己都不知道的人。

　　而孙权也不知道。

　　他以为把她关进笼子里，她就安分了。可他忘了——笼子关得住的，只是鸟的身体。鸟的眼睛，还是能看得很远很远。

　　远到孙权看不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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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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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章预告：江东的寡妇们——两个守寡的女人，在江东的风里相依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