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我的身边》不爱吃香菜的面包狗

5、第四章 嫌疑人

　　第二次案情分析会在3月6日上午九点准时召开。

　　赵航是最后一个进会议室的，手里抱着一摞打印出来的监控截图，气喘吁吁的，像是从一楼跑上来的。他把截图往桌上一放，纸张散开了一片，又手忙脚乱地拢到一起。小林帮他把散落的几张捡起来，按编号排好。瓶子今天没带报告，因为他已经把报告上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了，此刻正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圆圆的肚子上搁着一支圆珠笔，随时准备记录。

　　秦静坐在她惯常的位置上，左手边是老周，右手边是小苏。秦静面前放着一份新的检测报告，封面上的日期是昨天的。她翻开第一页，把报告推到桌子中央，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昨天下午，我去了赵福生的家。”秦静开口了，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小动作，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她简单讲述了昨天与赵小禾见面的经过，不过没有提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各自面对各自伤口的那种沉默。这些细节与案件无关，不需要出现在案情分析会上。她只说赵小禾配合了调查，带她进入了赵福生生前居住的出租屋，她在那里提取了赵福生日常使用的一只水杯。

　　“杯子是普通的双层玻璃杯，杯壁上有明显的水垢残留，杯底有一层淡黄色的沉积物，肉眼可见。赵小禾说，她爸每天晚上都有喝一杯温水的习惯，雷打不动。水壶里烧好的水倒在杯子里晾着，等温度差不多了再喝。有时候忘了喝，那杯水就在床头放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倒掉。”

　　瓶子接过话头，声音里带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那只杯子里的残留液体我做了全套毒理分析，四种成分全部检出，浓度和死者体内检出的浓度高度吻合。换句话说，赵福生在死亡当晚，从他日常使用的那只杯子里喝下了含有这四种毒素的水。下毒的地点不在梧桐巷，在他自己家里。凶手进入了他的住处，在他的水杯里下了毒，然后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让赵福生在梧桐巷里断了气。”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凶手是怎么进入赵福生家里的？”老周问。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节奏比平时快，说明他的大脑已经在高速运转了。

　　“赵福生住在老城区一栋六层居民楼的五楼，没有电梯，楼道里没有监控，单元门的门锁是老式的弹簧锁，用一张硬卡片就能捅开。”赵航翻开手里的笔记本，“我去现场看过，那栋楼住的基本都是租户，人员流动性大，邻里之间互不认识。赵福生的出租屋是一室一厅，房门是普通的木门，锁芯是最便宜的弹子锁，没有任何反锁装置。一个稍微有点技术的人，用一把简易的开锁工具，十秒钟之内就能打开。”

　　“也就是说，凶手进入赵福生家里几乎没有难度。”老周总结道。

　　“几乎没有。”赵航重复了一遍，像是在确认这个判断。

　　小林把笔记本电脑转过来，屏幕上是一张手绘的出租屋平面图，每个房间的布局和尺寸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赵福生的出租屋格局很简单：进门是客厅，左手边是厨房和卫生间，右手边是卧室——那也是赵小禾的房间。客厅里有一张沙发、一张桌子。水杯放在桌子上，桌子紧挨着沙发，也就是说，赵福生每天晚上睡觉前伸手就能够到那个杯子。凶手在杯子里下毒，说明凶手知道赵福生有这个睡前喝水的习惯。这不是临时起意的犯罪，凶手观察过赵福生，很可能不止一次。”

　　“还有一种可能。”秦静说，所有人都转向了她，“凶手不是临时起意，但也不是通过长期观察获得这些信息的。凶手可能本来就认识赵福生，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或者凶手在作案前和赵福生有过接触，在接触过程中了解到了这些细节。”

　　“你是说熟人作案？”老周问。

　　秦静摇了摇头：“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熟人，但至少不是完全陌生的路人。赵福生社会关系简单，日常接触的人不多——工地的同事、偶尔来往的邻居、房东，大概就是这些。这个范围不大，可以逐一排查。”

　　老周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什么，笔尖戳在纸面上的声音急促而有力。

　　“好！调取赵福生居住小区及周边路段的监控录像，尤其是案发当晚七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的，重点筛查是否有可疑人员出入他所在的单元楼。”老周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赵航，这事你来牵头，技术科的小林配合你。别光看楼门口的，周边的马路、商铺、公交站，只要有探头，全部调出来，一帧一帧地看，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在案发时段出现在该区域的人。”

　　“瓶子，你再做一次毒理分析，重点是那只水杯上的指纹和外壁的接触痕迹。如果凶手是直接往杯子里倒毒药的，那么毒药的容器——比如瓶子、注射器、滴管——可能和杯子有过接触，也许能提取到一些微量物证。”

　　“那就这么定了。”老周合上笔记本，声音拔高了一些，带着一种提振士气的力量，“所有人动起来！该调监控的调监控，该做排查的做排查，该做检测的做检测。三天之内，我要看到实质性的进展。散会！”

　　椅子拉动的声音此起彼伏。赵航第一个站起来，抱起那摞监控截图就往外走，步子迈得又大又快，像一个急着上战场的士兵。小林小跑着跟在他后面，手里拎着一个移动硬盘，里面存着从辖区派出所拷贝来的监控原始数据。瓶子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被他顶出去半米远，他弯腰把椅子拖回来，揣着报告慢悠悠地往外走，圆圆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会议室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

　　老周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秦静一眼，最终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带上了门。

　　会议室空了。

　　秦静没有动。

　　她保持着刚才开会时的姿势，目光落在面前那份检测报告上。但她的眼睛没有聚焦在报告的任何一行字上，焦距很远，穿透了纸张，穿透了桌面，穿透了地板，落在某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地方。

　　小苏没有跟其他人一起走。

　　她坐在秦静右手边的椅子上，两条腿又晃了起来，鞋尖在空中画着弧线，但这次不是悠闲的晃法，而是一种带着不确定性的、犹豫的晃法，画出来的弧线比平时短，比平时急，像一只在寻找落脚点的鸟，翅膀一张一合，却不知道该降落在哪一根树枝上。

　　她侧着头看秦静，看了好一会儿。

　　秦静的眉头是锁着的。那是一种很细微的、只有离得很近才能看出来的紧蹙。眉心那两条浅浅的竖纹比平时深了一点点，如果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到。但小苏离她很近，近到能看到她睫毛的弧度，近到能感觉到她呼吸的节奏。这么多年来她看了无数次这张脸，在解剖台前、在会议室里、在深夜的床上、在凌晨的厨房里、在每一个秦静以为没人在看她的时刻。所以她看得见那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在想什么？”小苏开口了，声音不大，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秦静没有回答。

　　小苏等了几个呼吸的时间，秦静还是没有回答。

　　小苏的嘴巴慢慢地瘪了。那张带着点婴儿肥的圆脸从“关切”变成了“不满”，又从“不满”变成了“酸”，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两秒钟，变脸速度之快，如果秦静此刻抬头看她，一定会觉得她应该去学川剧而不是做法医。

　　“不会是在想……某人吧？”小苏的声音酸溜溜的，每个字都像在醋里泡过，捞出来的时候还在往下滴酸水。她把“某人”两个字咬得特别重，重到整个句子都因为这个重音变了味，从一个疑问句变成了一个带着强烈暗示的陈述句。

　　秦静终于动了。她的目光从报告的某个虚无的焦点上收回来，转向小苏。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没有小苏预想中的心虚或回避，而是一种纯粹的、不加修饰的困惑——我现在正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无聊的问题打断我？

　　“什么某人？”秦静问，语气平平的。

　　小苏的嘴角抽了一下。

　　“某人就是某人。”小苏重复了一遍，酸度又升级了，从醋升级到了柠檬，酸得人后槽牙发软，“就是那个……你说她笑起来很好看的……那个某人。”

　　秦静看了她两秒钟。

　　“我现在没有在想她。”秦静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盆助燃剂，浇在小苏那团已经烧起来的醋火上。

　　小苏愣了。

　　“你……”她张了张嘴，脸上的表情在几秒钟之内经历了从“酸”到“愣”最后到“更酸”的全过程，变化之丰富之迅速，堪称一部微缩版的情绪发展史，“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现在没有在想她’？！那平常呢？！平常你是不是经常——”

　　“小苏。”秦静打断了她的输出，语气比刚才认真了一些，“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小苏的话被噎了回去。她的嘴巴还保持着刚才说话的形状，但声音已经没有了。酸意一点一点地从她脸上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职业性的警觉。

　　“什么不对劲？”小苏的语气也变了，从酸溜溜变成了认真。

　　秦静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一个能设计出这种毒药配方的人。”秦静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小苏讨论一个只有她们两个人才听得懂的问题，“一个能把四种毒素的协同放大效应计算得如此精确的人，一个知道这四种毒素的解毒通路相互矛盾、任何一种治疗方案都会加速死亡的人——你不觉得奇怪吗？”

　　小苏歪着头想了想。她的思维和秦静是同步的，这是多年来两个人配合了无数次之后建立起来的默契。秦静说到一半，小苏已经能猜到她要说什么了。

　　“你是说——下毒的方式太蠢了？”小苏问。

　　秦静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赞同，还有一点“你果然懂我”的东西，但后者只存在了一瞬间，快到几乎捕捉不到。

　　“对。”秦静把椅子往后推了半寸，身体靠上椅背，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比刚才松弛了一些，但眉心那两道竖纹并没有消失，“一个能设计出这种配方的人，为什么会选择‘潜入家中往水杯里下毒’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太原始了，太容易被发现了，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水杯里残留的毒液会被检测出来，指纹会被提取，监控录像会被调取。这个凶手对毒理学的理解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专业毒理学家的水平，他的智力水平不可能低到连这种最基本的破绽都想不到。”

　　“所以你觉得这是故意的？”小苏说，“他故意用一种容易被发现的方式下毒，故意留下破绽，故意让我们顺着线索查下去？”

　　“我不知道。”秦静说，这四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少见的迟疑，“我只是觉得不对。整件事的逻辑链条上有一个缺口，我看不到那个缺口是什么，但它就在那里。”

　　她停顿了一下，手指又开始在桌面上敲了，一下，两下，节奏比刚才更慢，像是在仔细掂量每一秒钟的重量。

　　“昨晚。”秦静的声音轻了一些，“从赵小禾家出来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小苏安静地听着。

　　“赵小禾说她爸每天晚上都有喝温水的习惯，雷打不动。这个信息是她告诉我的，水杯也是她带我找到的，全程配合，没有任何犹豫。但我在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秦静的话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像是在找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那个眼神，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小苏没有催她。

　　“她隐瞒了什么。”秦静最后说了这么一句，“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她隐瞒了关键信息。”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老式挂钟的走针声在头顶响起，滴答，滴答，像有人在用指尖一下一下地敲着天花板。窗外有鸟叫，不知名的鸟，叫声短促而清脆，一声接一声的，像是在催促着什么。

　　小苏把膝盖抱得更紧了，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秦静。那张圆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困惑、有警觉、有不安。

　　“你是说赵小禾有问题？”小苏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一个不能被第三个人听到的秘密。

　　“我没说她有问题。”秦静回答得很快，快得不像她平时的风格，“我说她隐瞒了什么。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父亲突然死了，她可能会隐瞒一些她觉得羞耻的事情，或者她觉得会让别人看不起她的事情。这不代表她跟凶杀案有关。”

　　“但你刚才说，你总觉得不对劲。”

　　“对。我觉得不对劲，是因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太整齐了。”秦静的目光重新落回那份检测报告上，落在那些花花绿绿的色谱图上，落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数据上，“死者有了，死因有了，毒药配方有了，下毒地点有了，作案手法有了，连犯罪嫌疑人的排查方向都有了。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每一个问号后面都跟着一个句号，没有任何意外，没有任何偏差，一切都按照某种预设的轨道在运行。”

　　“这难道不好吗？”小苏问，“案子破得快，不好吗？”

　　“好。”秦静说，“但太好的事情，通常有问题。”

　　小苏沉默了。

　　她知道秦静说的是对的。做了这么久的法医，她们见过太多案子——有的破得顺利，有的破得不顺，但从来没有一个案子是“每一步都刚好踩在点上”的。现实不是小说，现实是混乱的、无序的、充满了意外和偏差的。当所有的碎片都完美地拼合在一起，没有多出来一块，也没有少一块，那只能说明一件事——这副拼图是被人提前摆好的。

　　秦静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动作很轻，没有发出什么声响。她拿起那份检测报告，卷成一个圆筒，握在手心里。

　　小苏也从椅子上跳了下来，跟在秦静身后。

　　秦静走到会议室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她的手搭在门把手上，没有拧下去。她回过头，最后看了那间空荡荡的会议室一眼。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会议桌上切出一道一道细长的光带，光带里有细小的灰尘在飞舞，没有声音，没有重量，只是在那里飘着。

　　秦静拧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日光灯还是那副老德性，两根接触不良，一明一暗地闪，把整条走廊照得像个频闪灯。

　　脚步声走过技术科的门，走过档案室的门，走过茶水间的门，走过楼梯口，拐了一个弯，消失在法医科的方向。

　　走廊又安静了下来。日光灯继续闪，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抓人！”

　　周国平一掌拍在桌上，震得笔记本弹起来半寸，圆珠笔滚到地上骨碌碌转了两圈。

　　“曹建国，男，五十二岁，与死者赵福生系同一工地同事，两人曾多次发生肢体冲突，作案动机明确。案发当晚九点三十四分至九点五十七分出入赵福生居住的居民楼，与放学回家的赵小禾擦肩而过。赵小禾回忆此人当时神色慌张，手里攥着什么东西往口袋里塞——”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额角的青筋暴起，像一条被激怒的蛇。

　　“逃避侦查？你他妈一个工地上搬砖的，你以为你躲得过？赵航！带人去他家里，他老婆孩子那儿，他常去的麻将馆、小卖部，所有他能去的地方全部布控。小林，把他的照片发到每一个巡逻组手里，公交车、火车站、长途客运站，一个都不要放过。老子不信他能飞到天上去！”

　　老城分局的铁门被撞开的声音、警车引擎发动的声音、对讲机里刺啦刺啦的电流声，混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粥。三辆警车鱼贯而出，蓝红色的警灯在正午的阳光下被冲淡了大半，但撕开空气的警笛声还是一样尖锐，从老城区的主干道上一路呼啸而过，沿途的行人纷纷侧目。

　　秦静站在二楼的窗户前，看着那三辆警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小苏站在她旁边，踮起脚尖才能把下巴搁在窗台上。那姿势看起来不太舒服，但她不肯走，两只手扒着窗台的边缘，像一只趴在窗边看鸟的小猫。

　　“你觉得抓得到吗？”小苏问，声音里带着一种不确定的试探。

　　秦静没有回答。

　　小苏把下巴从窗台上抬起来，歪着头看秦静。秦静的侧脸在窗户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冷硬，眉骨的阴影落在眼窝上，把那双眼窝衬得更深了。

　　“你还在想那个‘缺口’的事？”小苏又问。

　　“他跑不掉的。”秦静终于开口了，但说的不是小苏问的那个问题，“他不是一个专业的犯罪分子，没有反侦查意识，没有备用计划，没有藏匿地点。他能做的只有跑，往乡下跑，往没有监控的地方跑，往他觉得没人能找到他的地方跑。但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这种地方了。”

　　“那你为什么还皱着眉？”小苏问。

　　秦静没有回答。

　　曹建国是在当天傍晚被抓获的。

　　抓捕地点在城东一片即将拆迁的城乡结合部。那里有成片的废弃厂房，红砖墙面上用白漆刷着“拆”字，拆字外面画了一个圆圈，像一个个瞪大的眼睛。杂草从水泥地面的裂缝里疯长出来，高的地方能没过大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工业气味，铁锈、机油、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化学试剂的味道混在一起，让人觉得呼吸都变得黏稠了。

　　曹建国躲在其中一栋废弃工厂的二楼。

　　线索是巡逻组提供的——一个在路边摆摊卖炒面的摊主看到一个人慌慌张张地往废弃工厂的方向跑，跑两步还回头看一眼，像被什么东西追着似的。摊主本来没想多管闲事，但看到手机上推送的协查通报，觉得那个背影跟照片里的人有点像，就打了报警电话。

　　四名警员摸到了工厂楼下。赵航带队，手里拿着手电筒，光柱在黑暗中扫来扫去，像一把迟钝的刀在切开浓稠的黑夜。他们压低了脚步声，但废弃工厂的地面上到处都是碎玻璃和生锈的铁屑，踩上去发出细碎的声响，在空旷的厂房里被放大成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噪音。

　　曹建国在二楼听到了。

　　他不知道来的是谁，但他知道是来找他的。他没有见过这种阵仗，不知道警察会不会开枪，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脑子里所有的理智都被恐惧吞噬了。他抓起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拆下来的板砖，掂在手里沉甸甸的，砸在人身上绝不会轻。

　　他冲了出去。

　　楼梯口的光柱晃了一下，赵航还没来得及喊出“警察别动”四个字，第一块板砖已经飞了过来，带着风声砸在最前面那名警员的右肩上。板砖砸中的声音不大，闷闷的一声响，像一拳打在沙袋上。那名警员闷哼了一声，手里的手电筒掉在地上，光柱在地面上乱转，把所有人的影子都搅成了一团。

　　曹建国的瞳孔在黑暗中放得很大，像两个黑洞。他看到那个人没倒下，又摸了一块板砖。

　　赵航看到板砖朝自己的方向飞过来的时候，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那东西在他的视野里越变越大，越变越快，最后在他眼前炸开成一团白光。板砖砸在他头盔的侧面，发出一声脆响。他感觉自己的脑袋被人从侧面重重地推了一下，整个世界在一瞬间倾斜了九十度，然后是一条直线下坠的感觉，像从悬崖上掉下去，没有尽头。

　　赵航倒在地上，头盔歪到了一边，人已经没了意识。

　　曹建国站在楼梯口，手里还保持着投掷的姿势，整个人僵住了。他看到一个人倒在地上不动了，以为自己打死了人。

　　“我……”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像一台快要散架的机器在最后挣扎，“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

　　剩下的两名警员没有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他们同时扑了上去，像两只扑向猎物的猛兽。曹建国被按倒在地上的时候还在挣扎，胳膊乱甩，腿乱蹬，嘴里喊着“我不想坐牢”。但警员的体重压在他身上，把他的脸按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他甚至能闻到水泥粉尘的味道，混着自己嘴里涌出来的血腥气。

　　手铐终于扣上了，咔哒一声，曹建国的挣扎突然就停了。他趴在地上，脸贴着地面，整个人像一摊被拧干了水的衣服，软塌塌地铺在那里，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力气。

　　救护车来得很快。急救人员给赵航做了初步检查——头盔救了他，没有颅内出血，颅骨没有骨折，但脑震荡是跑不掉了。他被抬上担架的时候醒过来了，迷迷糊糊地看到头顶上刺眼的白色灯光，看到几个模糊的人影在晃来晃去，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又昏了过去。

　　消息传回分局的时候，周国平正在办公室里等消息，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抓到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差点翻过去，“赵航呢？赵航那小子怎么了？”

　　电话那头说了几句。

　　周国平挂了电话，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两步，最后站在窗户前面，对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笑了一下。

　　“这孩子行。”他说，声音不大，但办公室里的人都听到了，“第一次出外勤就挨了一砖头，挨完了还能自己醒过来，身体素质还不错。”

　　这还是周国平第一次夸赵航。以前他觉得赵航太嫩了，说话太板正了，做什么事都缺少一种老刑警该有的“不按常理出牌”的灵活劲儿。

　　“行，人抓到了就好。让医院好好给他检查检查，别留什么后遗症。明天我去看他。”周国平说完这句话，又补了一句，“告诉他，我说他干得不错。”

　　审讯室的灯亮得刺眼。

　　灯罩被掰成了一个固定的角度，让光线刚好打在嫌疑人的脸上，让对面坐着的审讯员的脸隐藏在阴影里。这是审讯室的基本配置，让被审讯的人觉得自己被暴露在聚光灯下，无处遁形，每一个表情、每一次眼神的闪躲都被看得清清楚楚。

　　曹建国坐在那把固定在地面上的铁椅子上，手铐已经解开了，但面前的桌子和椅子的布局让他觉得自己仍然被锁在某个地方。他的头发乱糟糟的，左边脸颊上有一道被碎玻璃划出来的血痕，血已经干了，结成了一条暗红色的痂。裤腿上全是泥巴，左脚的鞋在逃跑的时候跑掉了，脚上穿着一只灰扑扑的袜子，大脚趾的地方破了一个洞。

　　他的嘴唇在抖。

　　从被按倒在地上的那一刻起，他的嘴唇就没有停止过抖动。他不是一个坏人的样子——当然，这不是说好人和坏人之间有某种固定的长相，但曹建国的脸上没有那种让人看了就想躲开的凶悍。他的脸就是那种在工地上随处可见的脸，风吹日晒出来的黝黑，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一样纵横交错，眼睛不大，眼角往下耷拉着，整张脸看起来像一条被人揉皱了又试图展平的纸。

　　此刻他的鼻涕和眼泪混在一起，喉咙里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肩膀一耸一耸的，整个人看起来可怜极了，可怜到让人很难把他和一个冷血杀手联系在一起。

　　审讯室里坐着周国平和另一名老刑警。

　　周国平面前放着一沓材料，上面是曹建国的个人信息——五十二岁，高中没毕业，来城里打工二十多年，辗转在好几个工地之间，没有社保，没有公积金，没有一个城市户口。已婚，有一个儿子，今年二十三岁，在老家务农。

　　周国平把台灯的角度又往下压了压，灯光更直接地打在曹建国的脸上。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被光刺得眯了起来，眼泪流得更凶了。

　　“曹建国。”周国平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我问你，三月一号晚上，你去老城区翠屏路十八号干什么？”

　　曹建国哆嗦了一下。他的身体在铁椅子上缩了缩，像一只被捏住后颈的猫，本能地想把自己变小，想从这束刺眼的光里消失。他的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指节发白。

　　“我……我……”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在调频，每一个字都带着沙沙的杂音。

　　“说。”周国平的语气没有变化，但那个字像一块石头砸在水面上，曹建国整个人抖了一下。

　　“我认罪。”曹建国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带着哭腔，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终于断了，“我认罪，我全认，求求你们别让我坐牢……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儿子还没娶媳妇，我不能坐牢啊……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他的鼻涕和眼泪混在一起，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那件脏兮兮的夹克上。他的肩膀在抖，整个人都在抖，抖得铁椅子都开始发出细微的吱呀声。

　　周国平看了旁边那位老刑警一眼。老刑警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这种反应是正常的，一个没有受过任何反审讯训练的普通人被抓之后，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崩溃式的认罪。他们把警察想象成无所不知的、不可对抗的存在，一旦被抓，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藏不住了，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倒出来，只求能从轻发落。

　　周国平把身子往前倾了倾，胳膊肘撑在桌面上，缩短了和曹建国之间的距离。这个动作在审讯心理学上叫做“侵入”——缩短物理距离，增加心理压迫。

　　“那你交代吧。”周国平的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你那天晚上去翠屏路十八号干什么？”

　　“我那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