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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5 章 沈渡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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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渡在建设路78号对面的天台上蹲了三个小时。
他穿着深灰色的连帽衫,帽子拉到头顶,整个人融进了混凝土的颜色里。手里的望远镜对准了那栋老居民楼的入口,镜片里来来往往的人像蚂蚁一样细小而匆忙。
三楼,左边的窗户,窗帘是蓝色的,半拉着。
那是他十七岁时住过的房间。
现在窗台上多了一盆绿萝,长势很好,藤蔓垂到了下一层的雨棚上。窗帘后面偶尔有人影晃动,是个年轻的女人,大概二十多岁,穿着睡衣,手里总是端着一杯什么东西。
沈渡不知道她是谁。也许是租客,也许是老夫妇的女儿,也许只是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但这间房子,这段走廊,这扇窗户,对他而言,是除了顾衍之外,这个世界上唯一称得上“家”的地方。
当然,不是什么温暖的家。老头姓钱,退休工人,酒瘾很大,脾气暴躁。老太太姓什么他记不清了,只记得她很瘦,很安静,像一株被晒干的植物,在钱老头的阴影里无声地活着。
他们不是坏人。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他们没有打他,没有饿他,甚至给他买了新书包和新校服。钱老头打他只在喝醉之后,而喝醉之后的事情,钱老头第二天一概不记得。
沈渡有时候觉得,也许钱老头是真的不记得。酒精把他脑子里所有的记忆都烧成了灰,包括他挥舞皮带的那些夜晚。
但这不意味着那些夜晚没有发生过。
沈渡的后背上至今还有十几道淡白色的疤痕,横七竖八地交错着,像一幅抽象的地图。每一道疤对应一个夜晚,每一个夜晚对应一瓶白酒,每一瓶白酒对应一个理由——成绩不好、回来晚了、顶嘴了、没顶嘴但眼神不对了。
理由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条皮带落下来的重量和角度。
沈渡把望远镜放下来,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他已经连续蹲守了三天,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他在等一个人,一个还没有出现在名单上的人。
名单上的第七个名字,是钱德厚。
也就是钱老头。
但钱老头不是目标。
目标是那个在钱老头醉酒之后,永远安静地坐在客厅里织毛衣的女人。
沈渡至今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档案上写的是“钱李氏”,一个连自己名字都被剥夺了的女人。她没有阻止过钱老头打他,但也没有参与过。她只是坐在那里,手指翻飞,毛线针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在编织什么不可见的屏障,把自己和这个世界隔开。
沈渡小时候恨过她。恨她的沉默,恨她的不作为,恨她在每一次暴行结束之后端来一碗红糖水放在他床头,然后转身离开,一个字都不说。
后来他长大了,见过了更多的人和事,才慢慢明白了一件事。
她不是不想救他。她是连自己都救不了。
钱老头打她打得更狠。那些年沈渡无数次在深夜被隔壁房间传来的闷响惊醒,然后是压抑的哭声,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嘴。第二天早上她照常出现在厨房里,煮粥、切咸菜、擦灶台,手臂上多几块淤青,但脸上的表情纹丝不动。
她在用一种最沉默的方式活着。不是勇敢,不是懦弱,而是——习惯了。
习惯是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
沈渡把望远镜重新举起来,这一次他没有看三楼,而是看向了四楼。
四楼左边的窗户,窗帘是深褐色的,永远拉得严严实实,像一个紧闭的眼睑。那是钱老头夫妇的房间。不,现在应该只有钱老头一个人了。沈渡查过了,老太太三年前去世了,死因是脑溢血,发病的时候钱老头在楼下下棋,等被人发现送医,已经来不及了。
她的葬礼办得很简单,来了不到十个人,连花圈都没有几个。钱老头站在灵堂前面,面无表情,像一棵枯了的老树。
沈渡没有去。他那时候已经失踪了七年,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但他知道。他知道每一个细节。他知道老太太最后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知道灵堂里摆了几把椅子,知道钱老头在葬礼结束后一个人坐在殡仪馆的台阶上抽了三根烟。
因为他一直在看。从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像现在这样。
他恨她。他也恨自己恨她。他更恨自己在她死后才发现,那种恨里面还掺着别的什么东西——是感激吗?是同情吗?是他妈的可笑的、廉价的、毫无意义的怜悯?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当他在一份旧档案里翻到钱李氏的婚前姓名时,他的手抖了一下。
李芳。
和他母亲同名。
巧合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老天爷在开一个恶劣的玩笑,让他从一个叫李芳的女人手里被转交给另一个叫李芳的女人,然后让他亲眼看着两个李芳都死在沉默里。
第一个李芳死在火里。
第二个李芳死在安静里。
而他,什么都做不了。
沈渡把望远镜收起来,从天台的边缘退后几步,靠着水箱坐下来。他从口袋里摸出那个黑色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名单上的第七个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问号。
他不是在犹豫要不要杀她。她已经死了,死人不需要被复仇。
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告诉顾衍,这一切的起点是什么。
那场改变了一切的大火。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四十分。
四岁的沈渡被母亲从睡梦中摇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母亲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白得像纸。她把他从床上抱起来,塞进了衣柜里,然后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不要出来,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妈妈很快就回来。”
然后她关上了柜门。
沈渡在黑暗中蜷缩着,听见外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男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绷紧,随时都会断裂。
然后是玻璃碎裂的声音,重物倒地的声音,以及——母亲撕心裂肺的尖叫。
那声尖叫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印在了四岁的沈渡的耳膜上,印在了他的骨头里,印在了他往后余生每一个噩梦的深处。
然后火来了。
衣柜的门缝里先是渗进了一缕烟,细得像一根灰色的丝线。然后是更多,更浓,更黑的烟,像无数条蛇从门缝里挤进来,缠绕着他的口鼻,掐着他的喉咙。
他开始咳嗽,开始流泪,开始拼命地推柜门。但柜门被什么东西从外面抵住了,推不开。他太小了,太弱了,太害怕了,他的拳头砸在木板上,像砸在一堵墙上,毫无用处。
他不知道自己在柜子里待了多久。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五个小时。时间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失去了意义,只有烟、热、恐惧和他越来越微弱的呼吸。
最后是消防员破开了柜门,把他从里面拽了出来。他的小脸上全是烟灰,眼睛红得像兔子,嗓子已经完全哑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被抱出那栋楼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整栋楼都在燃烧。火焰从四楼的窗户里喷出来,像一条巨大的舌头,舔舐着夜空。而他的母亲,就在那团火焰的中央。
后来消防员在废墟里找到了两具尸体。一具是沈建国,他的父亲,死因是钝器击打导致的颅脑损伤。另一具是林芳,他的母亲,死因是吸入过量一氧化碳导致的窒息。
调查结论是燃气泄漏引发的意外爆炸。
沈渡四岁,没有能力质疑这个结论。
但他记得那声尖叫。记得母亲把他塞进衣柜时那双颤抖的手。记得父亲在争吵声中喊出的最后一句话——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他记得这一切。每一个字,每一个声音,每一缕烟的味道。它们像纹身一样刻在他的记忆里,时间越久,颜色越深,越洗不掉。
他用了二十四年来寻找答案。
现在,他离答案只剩下最后一步。
沈渡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天台的边缘。建设路78号对面的这栋楼比他想象的要矮一些,但他还是能看清那扇窗户里的灯光。
三楼,左边的窗户,蓝色的窗帘。
他忽然想知道,那个住在他旧房间里的年轻女人,是否知道这间屋子曾经住过一个被皮带抽打的少年。是否知道窗台上那盆茂盛的绿萝,种在曾经放过仙人掌的土壤里。是否知道那扇永远关不严的窗户,曾经透出过一束光,照亮了楼下另一个少年的脸。
她不会知道。
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明天晚上,他要去找钱老头。
不是杀他。
是问他一个问题。
一个二十四年前就应该被问、却从来没有人问过的问题。
而顾衍,大概会在同一天晚上,找到这个地址。
沈渡想到这里,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
不是苦笑,不是冷笑,而是一种很淡很淡的、近乎温柔的弧度。
十年来第一次。
他觉得自己离顾衍很近。
不是物理距离上的近,而是——他终于不用再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