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番外·陈望 望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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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七月，陈望离开本溪那天，辽河刚刚开冻。
父亲送他到火车站，一路无话。这个在铁矿上干了半辈子的汉子，背已经有些驼了，但步子迈得很大，踩在化冻的泥地上，噗嗤噗嗤响。陈望提着一个小藤箱，里面是两件换洗衣服，几本书，还有母亲连夜烙的饼，用油纸包着，还热着。
“到了上海，来信。”在月台上，父亲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要是……要是回不来，也来信。”
陈望鼻子一酸，用力点头。他知道父亲的意思。东北沦陷六年了，日本人看得紧，年轻人偷偷往关内跑，叫“反满抗日”，抓住就是死。他是第三个走的，前两个堂兄，一个死在山海关，一个没了音信。
火车来了，是那种老式的蒸汽机车，黑乎乎的，喘着粗气。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多是年轻人，眼神里有不安，有决绝，也有茫然。陈望挤上去，找到靠窗的位置，把藤箱抱在怀里。
父亲站在月台上，一动不动，像尊雕塑。火车开动时，陈望看见他抬起手，挥了挥，然后迅速转身，背影消失在晨雾里。那竟是陈望最后一次看见父亲——后来才知道，就在他走后第三个月，父亲在矿上“意外”坠井，尸首都没找全。
火车在山海关被拦下了。
日本兵上车搜查，刺刀在昏暗的车厢里闪着寒光。陈望的心提到嗓子眼，手心里全是汗。他怀里揣着学生证，上面盖着“满洲国”的戳，还有一张去北平的假车票——他实际要去上海。
一个日本兵停在他面前，用生硬的中文问：“去哪？”
“北、北平。”陈望的声音在抖。
“干什么？”
“探亲。姑、姑妈病了。”
日本兵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伸手，从他怀里抽出那本《呐喊》。书是旧的，封面都磨毛了。日本兵翻了几页，皱起眉——他不认识汉字，但认识鲁迅的名字，那在满洲是禁书。
“这是什么？”日本兵厉声问。
“是……是课本。”陈望脑子一片空白。
日本兵把书摔在他脸上，转身走了。陈望坐在那里，浑身发冷，直到火车重新开动，才缓过神来。他捡起书，小心擦掉封面上的鞋印，抱在怀里，像抱着救命稻草。
过了山海关，就是“中国”了。虽然还在日本人手里，但感觉不一样。陈望向窗外看，田野，村庄，远处青灰色的山。这里和东北没什么不同，但空气似乎松快了些——也许只是错觉。
在天津转车时，他遇见了一群人。也是年轻人，穿学生装，围着一个小个子男人，听他低声讲话。男人戴眼镜，声音很轻，但很有力：
“……北平守不住了，往南走。去上海，去南京，去武汉。中国还没亡，只要我们还没死绝……”
陈望站在人群外，听着。血液在身体里奔涌，热热的，像要烧起来。他想起父亲，想起矿上那些被日本人打死的工友，想起课本上“满洲国”三个字，像三把刀，插在心上。
小个子男人看见了他，走过来。
“小兄弟，去哪？”
“上海。”
“去上海做什么？”
陈望张了张嘴，没说出来。做什么？他不知道。逃命？读书？还是……做点什么？
男人似乎看出来了，拍拍他的肩：“到上海，去闸北找圣约翰大学，找一个姓李的先生。就说，是老李让你来的。”
他给了陈望一个地址，还有几块钱。陈望不要钱，男人硬塞给他。
“拿着。路上用。到了上海，用得着。”
火车又开了。陈望靠着车窗，看窗外飞速后退的华北平原。天黑了，远处有零星的灯火，像垂死的星。他打开藤箱，拿出母亲烙的饼。饼已经凉了，硬了，但他小口小口吃着，吃得很仔细，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饼是玉米面的，掺了豆渣，很糙，但很香。是东北的味道。他想，也许再也吃不到这个味道了。
七月二十八日，陈望到了上海。
上海很大，很吵，很亮。霓虹灯，电车，黄包车，穿着旗袍的女人，穿着西装的男人，还有挎着枪的日本兵——虽然他们在租界外，但那身黄皮，像一道移动的阴影，罩在每个人心头。
陈望按地址找到圣约翰大学。学校放假了，很安静。他在传达室问了李先生的住处，是个小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很瘦，眼神警惕。
“我找李老师。”陈望说，“是老李让我来的。”
女人打量了他几眼，侧身让他进来。屋里很暗，只有一盏小灯。李先生坐在桌前，戴眼镜，正在看书。看见陈望，他站起来。
“从东北来的？”
“嗯。本溪。”
“路上辛苦了。”李先生让他坐下，倒了杯水，“家里……还好吗？”
陈望捧着水杯，水是温的。他摇摇头，没说话。
李先生明白了，不再问。他看了看陈望的藤箱，看到那本《呐喊》，拿起来翻了翻。
“喜欢鲁迅？”
“嗯。”
“为什么？”
陈望想了想，说：“他说话……像刀。能割开东西。”
李先生笑了，很淡的笑：“是，像刀。现在这个时代，就需要刀。”
那天晚上，陈望就住下了。阁楼很小，只能放一张床，一个桌子。但从老虎窗能看到外面的天空——上海的夜空是红的，被霓虹灯染的，不像东北，黑得像墨，星星亮得像钉上去的。
夜里，他梦见父亲。梦见父亲在矿洞里，头顶的木头嘎吱嘎吱响，然后轰隆一声，全塌了。他惊醒，浑身冷汗。窗外，有夜行的电车驶过，叮叮当当，像送葬的铃声。
八月，仗打起来了。
陈望是从广播里听到的。那天他在闸北一带发传单——李先生让他干的，说“让上海人知道，中国人还没死绝”。传单是他自己刻印的，很简单：“日本进攻上海，同胞奋起抵抗！”
广播里传来急促的播报声时，他正在一家茶馆后门贴传单。枪声很突然，很密，从东北方向传来。街上瞬间乱了，人们四散奔逃。陈望把剩下的传单塞进怀里，跟着人群跑。
跑到苏州河边，他停住了。对岸，闸北方向，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炮声像爆豆一样，没有间歇。河边挤满了人，都在看，没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压抑不住的啜泣。
陈望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手里的传单被汗浸湿了，墨迹晕开，字都糊了。他突然觉得，这些传单，这些口号，在真正的炮火面前，多么无力，多么可笑。
但他还是把传单掏出来，一张一张，撒进河里。传单落在黑色的水面上，漂着，像无数白色的祭文，顺流而下，流向黄浦江，流向大海。
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李先生也在，脸色凝重。
“仗打起来了。”李先生说，“我们要做点实际的。”
“什么实际的？”
“救护。”李先生说，“前线需要人，抬担架，救伤员。你……敢去吗？”
陈望没犹豫：“敢。”
陈望第一次上战场，是八月十五日，罗店。
那不是战场，是地狱。炮弹把地犁了一遍又一遍，泥土是红的，空气是腥的。尸体摞着尸体，残肢断臂到处都是。呻吟声，惨叫声，咒骂声，混在枪炮声里，像来自地狱的交响乐。
陈望和一个姓王的兵抬一副担架。伤兵很年轻，可能不到二十岁，肚子被弹片划开了，肠子流出来，他用手捂着，但捂不住，血从指缝往外涌。他疼得直抽气，但没哭，只是喃喃地说：“娘……娘……”
“坚持住，马上就到救护站了！”陈望喊，但自己都不信。救护站在三里外，路上还有日本人的机枪封锁。
果然，刚冲出阵地，机枪就响了。子弹打在身边，噗噗作响。王兵一个趔趄，倒下了，胸口一个血窟窿。担架翻了，伤兵滚在地上，惨叫。
陈望趴下，爬到王兵身边。王兵已经没气了，眼睛睁着，看着天。陈望伸手，合上他的眼睛。然后转身，去拖那个伤兵。
伤兵抓住他的手，很用力，指甲抠进肉里。
“兄、兄弟……”他喘着气，“给我……给我个痛快……”
陈望愣住了。
“求你了……”伤兵眼泪流下来，“疼……太疼了……”
陈望的手在抖。他看着伤兵，看着那张因为痛苦而扭曲的、年轻的脸。然后，他捡起王兵的枪，拉开枪栓。
枪很沉，很冷。他举起枪，对准伤兵的额头。
伤兵看着他，眼神里是感激，是解脱。
“谢……谢……”他说。
陈望闭上眼，扣动扳机。
砰。
很轻的一声。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几乎听不见。
他睁开眼。伤兵不动了，脸上很平静，像睡着了。血从额头的弹孔流出来，混进红色的泥土里。
陈望跪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的枪掉在地上，他也没感觉。他只是看着那个死去的伤兵，看着那个被他亲手结束的生命。
很久之后，他站起来，捡起枪，转身，往回走。
脚步很稳，但眼睛是空的，像两口枯井，什么都没有了。
那天，他抬了七个伤员，亲手“送走”了三个。回到救护站时，天已经黑了。他坐在帐篷外，看着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血，已经干了，结成黑色的痂。
一个医生走过来，递给他一壶水。
“第一次？”
陈望点头。
医生在他身边坐下，点了支烟。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鬼火。
“习惯就好了。”医生说，声音很疲惫，“在这地方，杀人有时候是慈悲。”
陈望没说话。他只是看着那双手，看了很久。
九月，陈望在救护站遇见了沈砚。
那时沈砚刚从手术台下来，浑身是血，眼镜片上溅了血点，但他顾不上擦，只是靠在墙上，闭着眼，喘气。连续三台截肢手术，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刀。
陈望给他端了杯水。沈砚睁开眼，接过来，喝了一口。
“谢谢。”他说，声音哑得厉害。
陈望看着他，忽然问：“医生，你说……我们能赢吗？”
沈砚转过头，看着他。眼镜片后的眼睛很红，很疲惫，但很亮。
“不知道。”他如实说，“但如果我们不抵抗，就肯定输。”
“可死了这么多人……”
“所以才要继续打。”沈砚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不能让这些人白死。”
陈望沉默了。他看着帐篷外，远处还有火光，还有炮声。战争像个无底洞，吞噬着生命，吞噬着希望，但总有人，像沈砚这样，还在坚持，还在相信。
“医生，”他忽然说，“等仗打完了，你想做什么？”
沈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很淡的笑。
“回上海，开个小诊所，娶个媳妇，生个孩子。”他说，眼神有些飘忽，“平平淡淡的，挺好。”
陈望看着他，心里有些酸楚。他知道，这个简单的愿望，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奢侈，多么遥远。
“你呢？”沈砚问。
“我？”陈望想了想，“回东北。把我爹的坟修一修，告诉他，他儿子没给他丢人。”
沈砚拍拍他的肩：“会回去的。总有一天。”
可他们都知道，这个“总有一天”，也许永远不会来。
十月，四行仓库。
陈望是第一批撤出来的。他腿受了伤，不算重，但走不了路，被人抬着过了苏州河。在租界的救护站，他听说沈砚也撤出来了，但受了重伤，昏迷不醒。
他想去看沈砚，但走不动。等他能下地时，沈砚已经不见了。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被送到后方了，没人知道确切消息。
陈望在租界养伤，伤好了，也没走。他加入了地下组织，印传单，散传单，做那些“没用”但必须做的事。他想，沈砚说得对，不能让那些人白死。
他遇见了苏婉。在圣玛利亚女校，他去送传单，看见她在弹琴。弹的是《革命》，手指在琴键上狂奔，像在厮杀。他站在窗外，听了很久。琴声很急，很猛，像要把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悲痛，都砸出来。
后来，他和两个同学住进了她家。她没多问，只是腾出房间，每天多做点饭。夜里，他们在客厅印传单，她知道，但不说，只是把窗户用黑布蒙好，在门口放哨。
有一天，他给她几颗糖。是从纱厂工友那里换的，劣质糖，但甜。她接过，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眼泪忽然掉下来。
“甜。”她说，声音哽咽。
陈望心里一酸。他想起东北，想起母亲烙的饼，想起那些简单、平凡、再也回不去的甜。
再后来，他去听她的音乐会。在兰心戏院，她弹《革命》，弦断了。掌声如雷，但他看见她在台上，汗如雨下，手在抖。他知道，那不是演奏，是搏命。
民国二十八年春，苏婉被捕了。
陈望是第二天知道的。他去学校找她，学生说，苏老师没来。他心一沉，赶到她家，门口贴着封条，邻居说，昨天夜里，被76号带走了。
他疯了似的去找关系，打听消息。但76号是铜墙铁壁，进去的人，很难出来。他听说她受了刑，听说她不肯招，听说她快不行了。
那些日子，他整夜整夜睡不着。坐在窗前，看外面的黑夜，看远处76号那栋灰色小楼。他想冲进去，把她救出来，但他知道，那是送死。
他只能等，只能做他唯一能做的事——印更多传单，撒更多传单。让更多人知道，有个女老师，在76号里，宁死不屈。让更多人记住，她叫苏婉，弹钢琴，教孩子，是个好人。
四月，他终于得到消息：有个营救计划。他参与了，负责在外围接应。那天夜里，他躲在戏院二楼，看她上台，弹琴，弦断，被带走。他的心揪成一团，但他不能动，只能看着，眼睁睁看着。
后来，他听说她被救出来了，受了重伤，被送出上海了。他松了口气，但又怅然若失。他知道，也许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
也好。他想。活着就好。在某个地方，好好活着。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那天，陈望在重庆。
他跟着组织撤到后方，在报社工作，还是做老本行——印东西，不过这次是报纸。消息传来时，整个山城都沸腾了。人们涌上街头，哭，笑，喊，放鞭炮。
陈望站在报社门口，看着这一切。他该高兴的，八年了，终于赢了。可他心里空落落的。他想起了很多人。父亲，王兵，那些死在罗店的弟兄，沈砚，苏婉……他们看不到了。这场胜利，是用他们的命换来的。
夜里，他一个人走到嘉陵江边。江很大，很黑，水声哗哗，像无数人在低语。他点了支烟，抽了一口，很呛，但他没咳，只是看着江面。
“爹，”他轻声说，“仗打完了。咱们赢了。”
风很大，把他的声音吹散了。没人听见。
他又说：“苏老师，沈医生，仗打完了。你们……可以安心了。”
还是没人回答。只有江水，哗哗地流，流向远方，像时间，头也不回。
他抽完烟，把烟头扔进江里。一点红光，在黑暗里划了道弧线，然后灭了，沉了。
他转身，往回走。脚步很稳，但背有点驼，像背着很重的东西。
天快亮了。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可那些死去的人，永远活在昨天了。
一九五零年，陈望回到了东北。
不是本溪，是沈阳。他在一家机械厂当宣传干事，写稿子，出板报，教工人识字。厂里有很多东北人，说话口音和他一样，爱吃酸菜，爱听二人转。他觉得自己回家了，但又觉得不是家——家没了，爹没了，娘也没了，那个叫本溪的地方，只存在于记忆里。
他结了婚，是厂里的女工，很朴实，很能干。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陈辽——辽宁的辽。妻子问他，为什么不叫陈本，或者陈溪？他摇头，说，辽好，辽大，辽远，有盼头。
夜里，他常做梦。梦见罗店的炮火，梦见担架上那个求他开枪的伤兵，梦见苏州河漂着的传单，梦见苏婉弹琴时，手指在琴键上狂奔的样子。
醒来时，枕边湿漉漉的。妻子问他梦见了什么，他说，梦见了老家。
他不能说真话。那些事，那些人，是这个新时代不需要的“旧包袱”。他要向前看，要建设新中国，要把那些血、那些泪、那些死在1937年的人，都忘掉。
可他忘不掉。
每年清明，他都会去北陵，对着南方，烧点纸。不写名字，不立牌位，只是烧。纸灰在风里打转，像黑色的雪，飘向南方，飘向上海，飘向那个有栀子花香、有琴声、有太多回不去的地方。
一九六七年，□□来了。
陈望被关进了牛棚。罪名是“历史不清”——他在上海参加过“反动组织”，印过“反动传单”。批斗会上，他们让他交代同伙，交代“上级”。
他不说，打死也不说。
他们打他，用皮带抽，用棍子打，打断了两根肋骨。他咬着牙，一声不吭。血从嘴角流下来，滴在地上，暗红色的，像很多年前，罗店的红土。
夜里，他躺在牛棚的草堆上，浑身疼，但心里很平静。他想起了沈砚。那个在战地救护站，浑身是血，但眼神很亮的医生。他想起了苏婉。那个在钢琴前，用生命弹奏《革命》的女老师。
他想，他们如果在，会怎么做？
大概，也会像他一样，沉默，坚持，不低头。
他笑了。很淡的笑，在黑暗里，没人看见。
一九七六年，□□结束，陈望平反了。
他回到工厂，但已经不让他当宣传干事了，调去看仓库。仓库很大，很静，堆满了生锈的零件，积着厚厚的灰。他每天扫地，整理，登记，很清闲，很适合他。
儿子陈辽下乡回来了，进了厂，当钳工。小伙子很壮实，手很巧，像他爷爷。有一天，陈辽问他：
“爸，你以前……是不是打过仗？”
陈望愣了一下，然后摇头：“没有。”
“可我听说，你在上海，参加过抗日……”
“听谁胡说的。”陈望打断他，“没有的事。我就是个教书的，后来逃难到重庆，在报社工作。就这些。”
陈辽看着他，眼神里有怀疑，但没再问。
夜里，陈望一个人坐在仓库里，点了支烟。烟雾在昏暗的灯光里缭绕，像往事，看不清，散不去。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很旧，纸都黄了。翻开，里面夹着一张照片。
是张合影。1937年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门口。十几个人，都很年轻，笑着，眼神明亮。前排左三是他，很瘦，但腰板挺得直。后排右二是沈砚，戴眼镜，微微笑着。边上还有个模糊的身影，是苏婉，她那天刚好来找李先生，被拉进来一起照相。
照片是黑白的，已经泛黄了，边角磨损，但人脸还清晰。他看着，看了很久。手指摩挲着那些脸，那些再也回不来的青春，那些死在战争中、运动中、时间中的人。
然后，他划了根火柴，点燃了照片。
火苗窜起来，吞噬了那些笑脸，那些眼睛，那些永远凝固在1937年的、年轻的样子。他看着，直到照片烧成灰，灰烬在风里飘散，像黑色的蝴蝶，飞向夜空，飞向记忆深处，再也找不回来。
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关灯，锁门，回家。
家不远，走十分钟就到。路灯很暗，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辈子那么长。
他走得很慢，很稳。路过一棵老槐树时，他停下脚步。槐树很老了，树干要两人合抱，树冠很大，在夜风里沙沙响，像在说什么。
他抬头，看了很久。然后轻声说：
“沈医生，苏老师，仗打完了。天亮了。我……也老了。”
风停了。树静了。世界一片寂静。
他继续往前走。前面，家的窗户亮着灯，很暖，很亮，像在等他。
他加快了脚步。
作者有话说
第22章 番外·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