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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暑假病 六月,热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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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热浪把整座城市裹进了一个巨大的蒸笼里。
教室里的风扇开到最大档也只是把热风从左边吹到右边,再从右边吹回左边。陆时寒坐在风扇正下方,但他的校服后背还是湿了一块,贴在皮肤上,又黏又痒。他把后背往椅子靠背上蹭了蹭,像一头在树干上蹭痒的熊。
沈屿洲坐在他旁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校服,领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那一颗。陆时寒看着他那颗扣得严严实实的扣子,觉得自己的脖子也开始出汗了。他想问沈屿洲“你不热吗”,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他觉得沈屿洲会说“还好”,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接什么了。和沈屿洲对话经常是这样的——你抛出一个问题,他接住,然后就不抛回来了。球在他手里,你不伸手他就不传。
期末考试在六月的最后一周。考完最后一科英语的那个下午,陆时寒走出考场的时候觉得整个人都轻了二斤,不是瘦了,是一直绷着的那个弦松了。他站在走廊上等沈屿洲出来,等了五分钟,沈屿洲从隔壁考场走出来,表情平静得像刚做完一套模拟题。
“回家?”陆时寒问。
“嗯。我妈让我考完直接回去,说包了饺子。”
又是饺子。猪肉白菜的。陆时寒的脑子里自动浮现出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放着一碟醋,沈屿洲夹起一个蘸一下醋,咬一口,然后说“好吃”。他没见过这个画面,但他的想象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经被训练成了一个高精度的沈屿洲模拟器。
“你暑假什么时候去北京?”陆时寒问。省队集训七月十号开始,沈屿洲之前提过。
“九号走。先到省城集合,再一起坐火车。”
“去多久?”
“八月二十号回来。”
四十天。一个暑假的四分之三。陆时寒在心里算了一下,然后发现自己居然在算这个,觉得自己有点丢人。人家去集训是正经事,他在那儿算天数,像一个等丈夫回家的军嫂。
“那你好好练,别到时候国赛丢人。”陆时寒说。
沈屿洲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你暑假干嘛?”
“不知道。睡觉,看书,写东西,等我妈什么时候想起来给我做顿饭。”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轻松的,甚至带了一点自嘲。但沈屿洲没有笑。他看着陆时寒的表情像是在读一道题干很长的物理题,每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的意思需要时间消化。
“你可以来北京玩。”沈屿洲说。
陆时寒愣了一下。沈屿洲在邀请他。不是“你可以来”,是“你可以来北京玩”——把主语和谓语之间拉开了距离,低调,不显眼,像一个放在货架最底层的商品,你弯腰才能看到,但它在。
“看情况吧。”陆时寒说。他不想表现得太积极,虽然他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搜索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了。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还有那个沈屿洲提到过的酒店大堂,糖果盘里有草莓味的糖。
他们一起走到校门口。沈屿洲往左拐去公交站,陆时寒往右拐等司机。陆时寒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沈屿洲已经走了十几步了,书包背得很正,校服被风吹起来贴在身上,露出腰背的轮廓。他看了两秒,转过头继续走。每次回头他都觉得自己像在做贼,看了一眼就走,怕被发现,又怕不被发现。
暑假的第一周,陆时寒在家过得像一株缺水的植物。
他每天睡到自然醒——所谓的自然醒就是被他妈在厨房里弄出的声响吵醒。他妈暑假不教课,整天在家研究新菜谱,第一天做了糖醋排骨,第二天做了红烧肉,第三天做了清蒸鲈鱼。陆时寒坐在餐桌前吃着那些味道不错的菜,觉得他妈可能是看了什么美食节目,或者更可能是想用做饭填满那些原本会被争吵填满的时间。他爸出差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以前一周回来一次,现在两周回来一次,上一次在家吃饭是端午。他妈不提,他也不问。
下午他通常窝在房间里看书。他把上学期没读完的《百年孤独》又翻了出来,从第一章开始重读。读到那句“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的时候,他在页边画了一个箭头,写上“沈屿洲”。他知道这件事很蠢,但他还是做了。反正这本书只有他自己看,没人会翻到他画箭头的那一页,然后拿着放大镜审问他“沈屿洲是谁”。
晚上是他和沈屿洲的固定聊天时间。说是固定,其实是他单方面固定的。沈屿洲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会回他的消息,其他时间大概在看书或者做题。陆时寒发现了这个规律之后,就开始每天晚上八点五十九分把手机放在桌上,等着那个震动。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就像一个钓鱼的人每天同一时间把鱼竿甩进同一条河里,然后等着那条鱼咬钩。那条鱼偶尔咬一下,他就高兴半天。不咬的时候他就盯着水面发呆。
七月九号,沈屿洲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陆时寒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几点走?”
沈屿洲说:“早上七点的高铁,到北京十一点多。”
陆时寒想象了一下沈屿洲坐在高铁上的样子。他不像自己,不会在车上睡觉,也不会看窗外发呆。他大概会拿出物理书看一路,把碎片时间利用到极致,像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对待每一分钱。
“路上别看书,对眼睛不好。”陆时寒打了这行字,然后删掉了。太像他妈说的话了。
他又打了一行:“北京热,带短袖。”又删掉了。他爸出差前他妈就这么说的。
最后他打的是一句:“到了给我发个消息。”
沈屿洲说:“好。”
陆时寒看着那个“好”字,把它关进手机里,把手机塞到枕头下面。枕头下面的铅笔还在,笔尾的咬痕又多了一道新的。他最近咬笔的频率明显上升了,不是因为题目难,是因为闲。人一闲下来就会想东想西,一想东想西嘴巴就想咬点什么东西。他咬过笔帽,咬过吸管,咬过一次性筷子的包装袋。要不是怕中毒,他可能会咬充电线。
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四十,沈屿洲的消息来了。
“到了。酒店在北京西站附近,两个人一间。”
陆时寒问:“室友还是陈见秋?”
“不是。陈见秋在隔壁房间。室友是山东的,姓赵,说话像说相声。”
陆时寒看着“说话像说相声”这几个字,笑了一下。沈屿洲会用比喻了。“说话像说相声”不是沈屿洲平时的语言风格,这更像陆时寒会说的话。也许沈屿洲被他传染了,就像两个人待久了会变得越来越像——他说“挺漂亮的”,他说“像说相声”。他们在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像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学外语,口音不太标准,但对方听得懂。
“山东人是不是都爱吃大葱?”陆时寒问。
沈屿洲说:“他带了四根大葱从家里来,放在行李箱里,整个房间都是葱味。”
陆时寒笑出了声。他躺在床上,把手机举在脸上面,笑得手机差点砸到鼻梁上。他想象沈屿洲推开酒店房门,一股大葱味扑面而来,他的表情一定是皱着眉但什么也没说,然后默默把窗户打开。他不会抱怨,因为抱怨不符合他的行为准则。他的行为准则是:能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忍受,忍受不了的就打开窗户。
“你没让他分你一根?”陆时寒问。
“我不吃生葱。”
“那你吃什么生的?”
“黄瓜。”
“黄瓜蘸酱?”
“嗯。”
陆时寒觉得这个对话正在向一个奇怪的方向发展。他们在讨论大葱和黄瓜,像是两个家庭主妇在交流买菜心得。但他不反感这种对话,甚至觉得这种无聊的、不涉及任何深刻情感的对话,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关系已经不需要刻意找话题了。两个不熟的人聊天才会聊“你喜欢吃什么”,真正熟的人聊的是“你室友带了几根葱”。
四十天的暑假被切割成了很多块。陆时寒的生活很简单:上午睡觉,下午看书,晚上等沈屿洲的消息。沈屿洲的生活很复杂:上午上课,下午做题,晚上继续做题,中间挤出一小时回陆时寒的消息。陆时寒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仓鼠,每天在跑轮上跑来跑去,哪里也去不了。沈屿洲像一只被放养的猫,在北京的某个酒店里和山东的大葱一起生活,每天学一堆陆时寒听都没听过的物理知识。
他们聊天的内容开始出现一种固定的模式。陆时寒问:“今天学了什么?”沈屿洲说:“电动力学。”陆时寒说:“听不懂。”沈屿洲说:“我一开始也听不懂。”陆时寒说:“那你现在呢?”沈屿洲说:“听懂了一半。”陆时寒说:“那另一半呢?”沈屿洲说:“等着开窍。”
“等着开窍”这四个字让陆时寒想了很久。物理需要开窍,解方程需要开窍,找到一种更简洁的方法需要开窍。那喜欢一个人需不需要开窍?他从初二的某个下午开始,在某一个瞬间忽然发现自己在看一个人的时候心跳加速了,那就是他的开窍。沈屿洲什么时候会开窍?也许永远不会。也许他的窍已经被焊死了,需要一把电钻才能钻开。陆时寒没有电钻,他只有一支咬得不成样子的铅笔。
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陆时寒收到了林晚棠的QQ消息。
这是他没想到的。他和林晚棠几乎没有单独说过话,除了上学期她在图书馆找沈屿洲讲题那次,他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让一下”“谢谢”。他不知道林晚棠从哪里弄到了他的QQ号,也许是从班级群里,也许是从别人那里问的。她发来的消息很简短:“陆时寒,你知道沈屿洲在北京的地址吗?我想给他寄点东西。”
陆时寒看着这行字,胃里翻了一下。不是疼,是一种“有人在你面前晃了你想要的东西”的感觉。他当然知道沈屿洲的地址,沈屿洲告诉过他——北京市某某区某某路某某酒店某某房间。他记得很清楚,因为沈屿洲说“你如果要寄东西可以寄到这里”的时候,他把那个地址复制粘贴到了备忘录里,还截了图,怕自己忘了。他没用上那个地址,因为不知道寄什么。寄书?沈屿洲带的书够多了。寄吃的不方便,寄衣服太诡异,寄一封信太正式。所以那个地址一直躺在备忘录里,像一个没有等到客人的空房间。
现在林晚棠要用那个地址了。她要给他寄东西。寄什么?也许是书,也许是吃的,也许是一封信。信里可能会写一些陆时寒不敢写的东西。
陆时寒看着对话框,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他想说“你自己问他”,但林晚棠问他就是因为他没有沈屿洲的QQ?或者有但不好意思问?他不知道,也不想猜。他把地址打出来,发给了她。
发完之后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亲手把沈屿洲的地址给了另一个女生,一个对沈屿洲有好感的女生。如果他是一本小说里的角色,读者一定会骂他“你是不是傻”。他不是傻,他是不知道该用什么理由拒绝。“我不想给你,因为我也想要那个地址”——这句话他说不出口,因为它听起来像一个小孩在护食。
林晚棠回了两个字:“谢谢。”
陆时寒没回。他把手机扔到床上,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棉的,呼吸有点困难,他不想把头抬起来。他在想林晚棠会给沈屿洲寄什么。也许是一本书,扉页上写着“祝你集训顺利”。也许是一盒手工饼干,用丝带扎着蝴蝶结。也许是一封信,信纸是粉色的,叠成心形。这些想象让他觉得自己的胃正在被一只无形的手缓慢地揉搓,不是疼,是酸。
他翻了几个身,从床上坐起来,走到书桌前打开抽屉。抽屉里放着铅笔、纸条、写了半截的小说的稿纸,《百年孤独》和沈屿洲借他的《月亮与六便士》。他把《月亮与六便士》翻到扉页,上面沈屿洲写着“不着急还”。他在那行字下面写了一行:“我想还了。还了之后你就没有东西在我这里了。你就不会来找我要了。”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觉得它像一个被遗弃的小孩站在路口,不知道家在哪里。他不是不想还,是不想切断最后一个能让他主动联系沈屿洲的理由。书在他这里,沈屿洲就有理由问他“书看完了吗”。虽然沈屿洲从来没问过,但他可以问。如果书还了,他连这个“可以”都没有了。
他把书放回抽屉,关上。
七月底,陆时寒终于受不了了。
不是受不了沈屿洲不在,是受不了自己每天像个痴呆一样盯着手机等他消息的样子。他决定找点事情做。宋辞在暑假里去了一个体育夏令营,不在本地。许则回老家了。温静在校刊编辑群里问有没有人想写一篇关于暑假生活的随笔,陆时寒报了名。
这是他第一次不是为了沈屿洲而写东西。他写自己在暑假里每天的生活——睡到自然醒,起床后发现家里没人,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和一包饼干,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吃。吃完之后把饼干渣扫干净,把牛奶盒捏扁扔进垃圾桶,然后回房间看书。看到下午四五点,他妈从学校回来,开始做饭。他坐在餐桌前等他妈把菜端上来,两个人吃饭,偶尔说几句话,大部分时间沉默。吃完饭他洗碗,他妈看电视。他洗完碗上楼,坐在书桌前发呆,等着天黑。
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暑假生活简直可以用“乏善可陈”四个字概括。但他写得很认真,把那些琐碎的、无聊的、不值得被任何人记住的细节一个一个地写出来——地板上饼干渣的形状像一只没有壳的蜗牛,牛奶盒被捏扁的时候发出“咔”的一声像骨头断裂,他妈炒菜的时候把锅铲磕在锅沿上的节奏是三快一慢。
他把稿子发给了温静。温静看完说“你把无聊写得很有趣”。陆时寒不知道这是夸奖还是委婉的批评。他只能回一个“谢谢”,然后问她什么时候发。
“下个月。你要用笔名还是真名?”
“笔名。”
“时寒?”
“嗯。”
温静发了一个“OK”的手势。陆时寒看着那个手势,觉得自己在这个暑假里至少做成了一件事。虽然这件事很小,小到像一颗从毛衣上脱落的线头,但它是一件“完成”了的事。不像他和沈屿洲之间那些悬在半空中的话,说了半句,咽下去一半,剩下的半句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八月十号晚上,陆时寒和沈屿洲照常聊天。
沈屿洲说今天做了一套国赛模拟题,错了一道半。陆时寒夸他“厉害”,他说“还行”。陆时寒问他北京热不热,他说“热,四十度。”陆时寒说“那你出门记得打伞”,沈屿洲说“男的不打伞”。陆时寒看笑了,打了一行字:“性别歧视。”沈屿洲说:“不是歧视,是不想被当成景点。”陆时寒又问:“谁把你当景点?”沈屿洲说:“路上有人找我拍照,以为我是哪个明星。”陆时寒笑得从椅子上滑下去了。他想象沈屿洲站在北京某条街上,一个路人走过来问“请问你是那个谁吗”,沈屿洲一脸平静地说“不是”,然后路人说“不好意思认错了”。沈屿洲长得确实不难看,但离明星还有一段距离。他的脸是属于那种越看越顺眼的类型,第一眼觉得“挺干净的”,看久了就觉得“怎么越来越好看了”。陆时寒看了他快一年了,深有体会。
他打了几个字:“下次你让他拍,拍完收二十块钱,就当赚个奶茶钱。”
沈屿洲没回这句话。他换了一个话题:“你最近在写什么?”
陆时寒愣了一下。沈屿洲主动问他写什么。这是第一次。以前都是他投了校刊,沈屿洲看了,然后什么都不说。现在沈屿洲主动问了,在他还没写出来的时候就问了。这是一个进步,从一个被动接收信息的人变成了一个主动索取信息的人。陆时寒想把这件事记下来,记在备忘录里——“八月十号,沈屿洲问我最近在写什么。”
“写了一篇随笔,关于暑假生活的。”
“写了什么?”
“写我每天在家吃饼干。”
沈屿洲发了一串省略号。六个点。陆时寒第一次觉得省略号也可以表达“你很无聊但我不好意思直说”的意思。
“你吃的是什么饼干?”沈屿洲问。
“奥利奥。”
“扭一扭泡一泡?”
“不扭,直接咬。”
沈屿洲又发了一串省略号。这次省略号的意思是“你这个人没救了”。陆时寒觉得沈屿洲在暑假里的语言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更放松了,像一根被拧了很久的毛巾终于被松开,纤维一根一根地舒展开来。也许是因为不在学校,不需要维持那个“年级第一”“物理竞赛大神”“沈屿洲”的人设。在北京的酒店里,他的室友是一个说话像说相声的山东人,他那个人设可能会被大葱味熏得松动。他可以在消息里用省略号,可以在看到“不扭直接咬”的时候露出一个无奈的笑,不会有人拍照存档,不会有人拿去当证据。他是安全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陆时寒问。
“二十号。”
“几点的火车?”
“下午三点到省城,然后大巴回市里,大概晚上七点到。”
“我去车站接你。”
发出去之后陆时寒觉得自己又冲动了。他为什么要接?他又不是沈屿洲的什么人,没有接站的义务。沈屿洲有家人,他爸妈可能会去车站接他,他妹妹可能会去,轮不到陆时寒。但他就是打了这行字,像一个人在下雨的时候没带伞,不是不想躲,是没地方躲。
沈屿洲过了大概半分钟才回。
“好。”
一个字。陆时寒把这个字读了三遍。第一遍读出了“同意”,第二遍读出了“你来吧”,第三遍读出了“我也想见到你”。他知道自己在过度解读,一个字能解读出三种意思,比语文考试里的阅读理解还离谱。但他控制不住。因为沈屿洲给他的信息太少了,他只能用加倍的想象力去填补那些空白。像一个考古学家,面对一块残缺的石碑,根据仅存的几个笔画推断出整篇文章。
八月二十号下午五点半,陆时寒坐上了去省城的城际公交。
他骗他妈说“去同学家玩几天”,他妈看了他一眼,没多问。他出门的时候穿了一件新T恤,黑色的,领口不大不小,是他专门为今天买的。他在商场里逛了半个小时,试了三件,最后选了这件。买回来之后他洗了一次,晾干,叠好放在椅子上,今天穿上。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要去相亲的人,他要去接的不是一个同学,是一个在夏天里消失了四十天的、让他每天等消息等到手指发酸的、在页边写过“我的夏天还在路上”的人。
公交车上人不多。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书包放在旁边,看着窗外。七月底的时候麦子已经收了,地里现在种的是玉米,玉米秆已经长到半人高了,叶子在夕阳里泛着油亮的光。他想起沈屿洲说的那个梦——一条很长的路,两边都是麦田,麦子是绿色的,还没有熟。梦里的麦子和现实中的玉米不一样,但他觉得它们承载的是同一种东西——等待。麦子等着成熟,玉米等着长高,他等着见到沈屿洲。
到省城的时候六点四十。沈屿洲的火车三点到省城,然后转大巴回市里,大巴从省城出发的时间是四点半,到市里要两个半小时。陆时寒算过,大巴会在七点左右到站。他提前二十分钟到了汽车站,站在出站口,手里举着一瓶水——不是给沈屿洲的,是他自己喝的,但他的手需要一个东西拿着,不然他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
七点过五分,大巴到了。
陆时寒看到那辆蓝色的大巴从马路上拐进来,停在了下客区。车门打开,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来。他看到了沈屿洲。沈屿洲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他下车的动作很慢,先探出一只脚踩在地上,然后整个人从车门里出来,站在地上,抬起头,看到了陆时寒。
隔着二十米的距离,沈屿洲看了他一眼。
然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嘴角上挑一点的礼貌性微笑,是那种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控制不住的、从心底涌上来的、把整张脸都点亮了的笑。他在笑,在看到陆时寒的那一秒就笑了,好像这四十天的分离被压缩成了这一个表情,所有的“还好”“还行”“嗯”和句号都在这一刻被翻译成了一种可以看见的语言。陆时寒的语言。
陆时寒站在原地,手握着水瓶,指关节发白。他没有笑,因为他怕自己一笑就会哭出来。沈屿洲走过来了,走到他面前,停下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大概是三十厘米,够一个人侧身通过。
“等多久了?”沈屿洲问。
“没多久。”陆时寒说。他在撒谎。他从六点四十就站在这里了,站了将近半个小时,换了两次站立的姿势,把水瓶从左手换到右手三次,看过手机上的时间十七次。
“走吧。”沈屿洲说。
他们并肩走出汽车站。天已经快黑了,路边的烧烤摊开始营业,炭火的味道飘过来,混着孜然和辣椒的香气。陆时寒的肚子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沈屿洲听到了,因为他转过头看了陆时寒的肚子一眼。
“你没吃饭?”沈屿洲问。
“吃了。”陆时寒又撒了一个谎。他吃了,吃了一碗泡面,下午四点多吃的,现在已经消化完了,胃里空得像刚被洗过的碗。
沈屿洲没拆穿他。他把手里那个塑料袋递给陆时寒,袋子里装着几个面包和一瓶水。“我在火车上买的,多买了,你吃吧。”
陆时寒接过塑料袋,打开,拿出一个面包。面包是红豆馅的,有点干,他咬了一口,嚼的时候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沈屿洲没看他,但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
他们走到公交站。等车的时候陆时寒把面包吃完了,把包装袋塞进塑料袋里。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爸妈不来接你?”
沈屿洲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回答慢了半拍。“他们有事。”
有事。这个词陆时寒太熟悉了。他爸妈每次不来接他的时候也是“有事”。有事的意思是不方便来,或者不想来,或者来了也没什么意义。他不需要知道具体是哪种,只需要接受“有事”这个事实就行了。
公交车来了。他们上车,刷卡。车上人不多,他们找了最后一排并排坐下。陆时寒坐靠窗,沈屿洲坐他旁边。这是他们第一次不是在学校的大巴上并排坐,不是去考场的路上,是回家的路上。一个家在东边,一个家在城北,他们会先一起坐一段路,然后在某个路口分开。沈屿洲先下,还是他先下?他不知道,但他希望那个路口晚一点到。
车开动了。窗外的街景慢慢从郊区变成了城区,路灯亮着,商店的招牌闪着五颜六色的光。陆时寒看着窗外,用余光看着沈屿洲。四十天没见,他瘦了一些,下巴的线条更分明了,像被削过一刀。但他的皮肤没有晒黑,还是那种偏白的颜色,在北京的四十天里可能除了酒店和教室哪儿都没去。
“北京好玩吗?”陆时寒问。
“没怎么玩。”沈屿洲说,“去了两次颐和园,一次是和室友去的,一次是集体活动。”
“颐和园怎么样?”
“很大。走路走得很累。”
陆时寒笑了一下。沈屿洲描述旅游景点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说“颐和园很漂亮”“昆明湖很美”“长廊的画很好看”,沈屿洲说“走路走得很累”。这两个人都没救了。
“你有没有给我带什么东西?”陆时寒问。他本来不想问的,因为他怕沈屿洲说“没有”。但嘴巴比脑子快,话已经出去了。
沈屿洲沉默了两秒,把右手伸进裤兜里,掏出了一个东西。
一颗糖。草莓味的,透明糖纸,和上次一样。
陆时寒看着那颗躺在沈屿洲掌心里的糖,觉得自己的鼻子又开始酸了。从北京带回来的。从那个酒店大堂的糖果盘里拿的。在口袋里放了不知道多少天,等了一个暑假,等到他回来,等到陆时寒问他“有没有给我带什么东西”,才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他面前。
“你怎么带回来的?”陆时寒问,“从北京坐高铁,转大巴,全程好几个小时,这颗糖没被你坐化?”
沈屿洲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困惑,然后恢复平静。“它一直在我裤兜里。我忘了吃。”
“你每次都忘了吃。”
“嗯。”
陆时寒把那颗糖从沈屿洲手心里拿起来。他的指尖碰到了沈屿洲的掌纹,短短的、浅浅的、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把糖剥开放进嘴里,草莓味的,很甜。和上次一样甜。不,比上次更甜。因为上次那颗糖是从冬令营带回来的,走了几百公里。这颗糖是从暑假集训带回来的,走了更远的路,在他的裤兜里和钥匙、手机、不知道什么东西挤在一起,糖纸被蹭得有点皱,但里面的糖还是完整的。像他自己一样,被生活挤来挤去,但还没有碎。
公交车到了第一个路口。沈屿洲站起来说“我到了”。陆时寒看着窗外那个站牌,上面写着“鼓楼站”。他记住了这个站名。沈屿洲在这里下车。他背着黑色的双肩包,手里拎着那个装过面包的塑料袋,走下车门。陆时寒透过车窗看着他,他下了车之后没有马上走,站在站牌下看着公交车。
车开动了。沈屿洲的身影从车窗里滑过去,越来越远。陆时寒回头透过车后窗看着他,他还站在那儿,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然后消失了。
陆时寒转回头,嘴里含着那颗糖。糖在慢慢变小,甜味在慢慢变淡。他用力地吸了一下,让甜味再浓一点。等这颗糖化完,沈屿洲给他的东西就又少了一样。但他知道还会有下一颗,也许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也许在下一次分别的时候,也许在某个他想不到的时候,沈屿洲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放在他面前,说“我忘了吃”。这个“忘了”是假的,陆时寒知道。沈屿洲从来不会忘了吃糖,因为他不爱吃糖。他拿糖不是因为想吃,是因为想给陆时寒吃。他把糖从北京带回来,从酒店大堂的糖果盘里拿出来,放进口袋里,穿越几百公里,穿过大半个中国,穿过一个暑假的炎热和疲惫,把它送到陆时寒面前。这不是“忘了”,这是“留着”。
陆时寒把嘴里最后一点糖咽下去,拿出手机给沈屿洲发了一条消息:“糖很甜。”
沈屿洲回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他读出的意思是“我知道”。
公交车在夜色中行驶,车载电视里播放着某品牌洗衣液的广告,一个穿白衬衫的女人在阳光下转圈,台词是“有了它,再也不用担心污渍”。陆时寒看着那个女人在电视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觉得她转得很假,因为她转的时候一直在笑,笑得太标准了,像用尺子量过的。沈屿洲从来不会那样笑。沈屿洲笑的时候嘴角的弧度不是标准的,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有时候左边比右边高。但他笑起来是真的,不像广告里的女人是演出来的。他的笑是被什么东西触发出来的,陆时寒的话,陆时寒的表情,陆时寒的存在。他在笑的那一刻,是因为陆时寒在那里。
陆时寒不愿意把这个想法继续下去了,他觉得再想下去他会变成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个精神病。他把手机收起来,靠在车窗上,玻璃凉凉的,贴着太阳穴。公交车摇摇晃晃的像一条船,他在这条船上漂着,漂过一盏一盏的路灯,漂过一个一个的路口。
他想,如果沈屿洲没有在那个暑假的晚上从大巴上走下来,没有在看到他的一瞬间笑出来,没有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皱巴巴的糖,他可能还会继续骗自己说“我只是在意他,不是喜欢他”。但那颗糖把所有的谎言都戳破了。糖纸是透明的,你透过它能看到里面的颜色。感情也是透明的,你看不到它,但你知道它在那里,盖在所有的东西上面,像一层薄薄的、有弹性的、不会被任何东西刺破的膜。你可以在上面打滚、跳跃、踩来踩去,它不会破。它只会变薄,薄到你以为它不存在了,但你伸手一摸,它还在。
陆时寒把手伸进口袋。铅笔还在。他把铅笔握在手心里,感受着那些咬痕在手指上留下的触感。它们在说:你还在想他。想了一个暑假,想了一个春天,想了一个冬天,还要想多久?他不知道。也许要想很久,久到铅笔被咬完,久到糖纸被磨破,久到那个地址在备忘录里落满灰。但他不怕想了,因为他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他。沈屿洲想他的方式不是咬铅笔,是做了一本又一本的题,去了两次颐和园走路走得很累,在酒店大堂的糖果盘前站了一会儿,拿了一颗糖放进口袋里。口袋很深,糖躺在里面和钥匙、手机、不知道什么东西挤在一起。它在黑暗里等着,等着被掏出来的那一刻,被一双凉凉的手递到另一双手里,被剥开,被放进嘴里,变成一个夏天的、草莓味的、从北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甜。
公交车报站了。陆时寒站起来,下车,走进夜色里。
暑假还没过完,但他觉得已经过完了。因为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沈屿洲回来了,他见到了,糖吃了,甜味还在舌头上。剩下的日子只是这个甜味的余韵,会慢慢变淡,但不会消失。它会留在舌头上的某一个味蕾里,等着下一次被激活。下一次也许很快,也许要很久。他不急,因为他知道不管多久,那个味道都不会变。
草莓味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