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故事呀2》Hiemalspire

23、归来 张小五回到

　　张小五回到北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他在候车室等了很久，画了三幅速写——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妈妈，婴儿在哭，妈妈在哄，脸上的表情又疲惫又温柔；一个穿着军大衣的老头，蜷缩在椅子上睡着了，嘴巴微微张开，露出几颗黄乎乎的牙齿；一个拖着大行李箱的年轻男人，行色匆匆，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声音很大，说的是他听不太懂的方言。

　　他把这些画下来，画得很潦草，但每一笔都很用力，像是在记录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

　　火车进站的时候，他站起来，背好书包，拉着行李箱，走向检票口。检票员看了他一眼，大概觉得这个瘦小的男孩太奇怪了——一个人，深夜，拉着一个旧行李箱，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眼睛里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疲惫和坚定。

　　他找到自己的车厢，放好行李箱，坐下来。车厢里人不多，稀稀拉拉的，空气中有一种泡面和脚臭混合的味道。他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站台，站台上的灯很亮，照得整个站台像白天一样。几个清洁工在扫地，扫帚在地面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秋天的落叶。

　　火车开了。

　　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他太累了，累到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车窗外已经亮了。他看了看手机，早上六点，还有半个小时就到站了。他去卫生间洗了脸，刷了牙，把头发理了理，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男孩比七天前更瘦了，颧骨更高了，眼窝更深了，但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被擦干净的星星。

　　他笑了。镜子里的他也笑了。

　　火车准点到站。张小五下了车，走出出站口，一眼就看见了父亲。

　　张建国站在出站口外面，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围着那条灰色的围巾，手里举着一块纸板，上面用记号笔写着四个大字：“张小五”。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学生写的，但每一笔都很用力，用力到纸板都被戳出了小洞。

　　张小五看着那块纸板，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他深吸一口气，把那股酸意压了下去，拉着行李箱走过去。

　　“爸，你写这个干嘛？我又不是不认识路。”

　　张建国把纸板收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怕你找不到。”

　　“我都多大了，还能找不到？”

　　张建国没有回答，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转身往外走。张小五跟在后面，看着父亲的背影。七天了，父亲好像又瘦了一点，背也好像更弯了一点，但脚步很稳，走得不快但很踏实，像一棵虽然被风吹歪了但根还扎得很深的树。

　　他们走出火车站，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车上人不多，张小五和父亲并排坐着，中间隔着那个行李箱。窗外的街景一点一点地从陌生变得熟悉——那条他走了无数遍的老街，那个他买了无数次包子的铺子，那棵他画了无数遍的梧桐树。所有的东西都在告诉他：你回来了，你到家了。

　　“爸，我拿到推荐资格了。”张小五忽然说。

　　张建国的手抖了一下。“什么推荐资格？”

　　“美院附中的推荐资格。周老师给的，他说有这个推荐信，考上的把握就大很多。”

　　张建国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伸出手，用力地握了握张小五的手。他的手很粗糙，骨节突出，掌心有厚厚的茧，但很暖，暖得像冬天里的一杯热茶。

　　“好。”他说，声音有点哑，“好。”

　　回到家，张小五把行李箱打开，把画筒拿出来，把里面所有的画都摊在茶几上。一幅一幅地，从第一天的素描到最后一天的《远方》，整整齐齐地摆了一桌子。

　　张建国坐在沙发上，一幅一幅地看。他看得很慢，每一幅都要看很久，像是在读一本很厚的书。他看不懂那些专业的技法，分不清素描和速写的区别，更不知道什么是“结构”什么是“明暗”。但他看得懂儿子的心。每一笔，每一划，每一个线条，每一种颜色，都是儿子从心里掏出来的东西。

　　“小五。”他说。

　　“嗯。”

　　“你一定能考上。”

　　张小五看着父亲的眼睛，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但依然温暖的眼睛。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嗯，我也觉得。”

　　接下来的日子，张小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了中考前最后的冲刺。

　　每天早上五点四十起床，晚上十一点半睡觉，中间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几乎不出房间。他把手机调成静音，扔在客厅的沙发上，只有晚上才会看一次，回复父亲和母亲的消息。

　　他的书桌上堆满了课本、练习册、试卷和教辅书，高得像一座小山。他用不同颜色的便签纸标记不同的科目——红色是数学，黄色是英语，蓝色是物理，绿色是化学，粉色是语文。那些便签纸贴得满墙都是，像一面彩色的旗帜。

　　他不再画画了。不是不想画，是不能画。时间太紧了，每一分钟都要用在刀刃上。他把画具收进柜子里，把画本压在枕头底下，告诉自己：忍一忍，等考完了，画个够。

　　但他还是会忍不住。有时候做题做累了，他会拿起铅笔，在草稿纸上画几笔——画窗外的树，画桌上的水杯，画父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那些画很潦草，几笔就完成了，像是偷偷摸摸地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但每次画完，他都会觉得轻松一点，像是心里的那根弦被松了松，不再绷得那么紧了。

　　周扬每隔几天就会来一次，带一堆吃的喝的，放在他家门口，敲三下门，然后跑掉。张小五打开门的时候，只看见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和楼梯拐角处一闪而过的背影。

　　袋子里有时候是面包牛奶，有时候是水果零食，有时候是一盒热气腾腾的饺子，饺子用保鲜膜封着，上面贴着一张便签纸：“刚出锅的，趁热吃。——周扬妈妈”

　　张小五看着那些便签纸，心里暖暖的。他把每一张都留下来，贴在墙上，和那些彩色的便签纸贴在一起。周扬妈妈的便签纸是白色的，字迹娟秀，和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放在一起，像一朵白花盛开在一片彩色的田野里。

　　陈雨桐也会来，但她不敲门，也不留东西。她只是在楼下站着，有时候站几分钟，有时候站十几分钟，然后离开。张小五有时候会从窗户往下看，看见她穿着那件白色的卫衣，站在老槐树下，仰着头看着他的窗户。他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但他会朝她挥挥手，她会笑着也挥挥手，然后转身离开。

　　有一次，他在窗户上贴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女孩站在槐树下，仰着头，阳光透过树叶照在她脸上，斑斑驳驳的，像一幅印象派的画。他没有署名，也没有说画的是谁，但第二天，陈雨桐在楼下站了更久，久到他不得不打开窗户喊她：“快回去吧，外面冷！”她才笑着跑开了。

　　三月初，中考报名。

　　张小五在报名表上填了“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作为第一志愿。填完之后，他看着那行字，心跳得很快。这不是一个梦了，这是一个目标，一个他可以触摸到的、真实的、正在向他靠近的目标。

　　他把报名表交给班主任刘老师的时候，刘老师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美院附中，好学校。”她说，“你的文化课成绩还要再提一提，特别是英语。去年的分数线是六十五分，你现在的水平在六十到六十五之间，有点危险。”

　　张小五知道。他的英语一直是短板，像一块拼图缺了一大块，怎么都补不上。他已经把初中三年的英语课本背了两遍，单词卡翻烂了十几套，阅读理解做了上百篇，但成绩就是上不去，卡在六十出头，像一个怎么也打不开的结。

　　“我会努力的。”他说。

　　刘老师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英语语法书，递给他。“这是我以前用的，你拿去看看。里面的笔记很详细，应该对你有帮助。”

　　张小五接过那本书，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笔记，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三种颜色交错在一起，像一幅抽象画。字迹工整而细致，每一个语法点都配有例句和解析，有些地方还画了图表，把复杂的东西变得一目了然。

　　“刘老师，这是你以前的书？”

　　“嗯，我上大学的时候用的。”刘老师说，“后来一直留着，想着也许有一天能用上。今天就用上了。”

　　张小五把那本书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样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谢谢刘老师。”

　　刘老师摆了摆手，低下头继续批改作业。张小五转身走出办公室，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刘老师在身后说了一句：“张小五，你一定能考上。”

　　他没有回头，但嘴角弯了一下。

　　三月底，美院附中的招生简章出来了。

　　专业课加试在四月中旬，考素描、色彩、速写三科，每科满分一百分，三科总分三百分。文化课考试跟中考同步，考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每科满分一百五十分，三科总分四百五十分。录取的时候，专业课和文化课都要过线，按总分从高到低录取。

　　张小五把招生简章看了好几遍，把每一个数字都刻在了脑子里。专业课，他有信心。他的素描和速写已经很扎实了，色彩虽然弱一些，但经过杭州集训的打磨，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文化课，他还要再冲一冲。数学和语文问题不大，英语是最大的障碍。

　　他开始每天早上多背半小时英语，晚上多做一套英语卷子。他把所有零碎的时间都用来学英语——刷牙的时候背单词，吃饭的时候看语法，上厕所的时候做阅读理解，连走路的时候都在听英语听力。

　　张建国看着他这样，心里又疼又急。疼的是儿子太辛苦了，急的是自己帮不上忙。他连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更别说辅导儿子学英语了。他能做的只有把饭做好，把屋子收拾干净，把电视声音关到最小，不让任何事打扰儿子。

　　有一天，张小五在做英语阅读理解的时候，碰到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叫斯蒂芬·霍金的物理学家。文章说霍金得了很重的病，全身只有几根手指能动，但他没有放弃，坚持做研究，最后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

　　张小五读完那篇文章，沉默了很久。

　　他想，霍金全身只有几根手指能动，还能坚持做研究。他四肢健全，身体健康，有什么理由放弃？有什么理由不拼尽全力？

　　他把那篇文章抄了下来，贴在墙上，和那些便签纸贴在一起。每天早上起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每天晚上睡觉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也是它。它在提醒他，也在鼓励他：你可以的，你一定能行。

　　四月初，距离专业课加试还有两个星期。

　　张小五重新拿出了画具。他把柜子里的颜料、画笔、画纸全部翻出来，一样一样地检查。颜料有的干了，有的快用完了，画笔有几支炸毛了，画纸只剩最后几张。他把还能用的挑出来，不能用的列了一个清单，准备去文具店买。

　　“爸，我要去买点画具。”他跟父亲说。

　　“多少钱？”

　　张小五把清单递过去。张建国看了一眼，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把里面的钱全部拿出来，数了数，只有一百多块。

　　“你先去，不够爸再想办法。”

　　张小五看着那一百多块钱，心里像针扎一样疼。他知道这是父亲这个月剩下的全部生活费了。父亲每个月只有几百块的低保和母亲寄来的一千块，除去房租、水电、药费，剩下的钱只够吃饭。这一百多块，是父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爸，我先用旧的，新的以后再说。”

　　“不行。”张建国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你要考试了，画具不能马虎。去买，爸有办法。”

　　张小五知道父亲的“办法”是什么——去找邻居借，去找亲戚借，去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卖掉。他不想让父亲这样，但他也知道，父亲决定的事，他拦不住。

　　他最后只买了最必需的东西——两支画笔、一盒十二色的水彩颜料、一沓素描纸，一共花了八十多块。他把剩下的钱还给父亲，说：“够了，其他的用旧的就行。”

　　张建国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嘴唇哆嗦了一下，没有接。“你留着，万一还需要买别的。”

　　张小五把钱收好，回到房间，开始练画。

　　他画的是往年美院附中的加试真题。李老师帮他找来了近五年的题目，他把每一道题都练了好几遍。素描考的是石膏像写生，他就一遍一遍地画大卫、维纳斯、伏尔泰。色彩考的是静物写生，他就摆了一组静物——一个陶罐、两个苹果、一个玻璃杯、一块白布——反复地画。速写考的是人物动态，他就让父亲当模特，做各种动作，站着、坐着、蹲着、走着，他把那些动作一一定格在纸上。

　　他画得比以前更认真了。每一笔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一种颜色都经过反复调配，每一个动态都经过仔细揣摩。他不再追求数量，而是追求质量。一幅画，画一遍不满意，就画第二遍；第二遍不满意，就画第三遍；第三遍还不满意，就画第四遍。他画到手指肿了，画到眼睛花了，画到那组静物在他脑海里变成了一组活生生的、有呼吸的、有温度的存在。

　　四月十五日，专业课加试的日子。

　　张小五提前一天到了杭州。这一次他没有让父亲送，一个人坐火车，一个人找住处，一个人去考场。他住在一个离美院附中不远的小旅馆里，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卫生间，但很干净，价格也便宜，一晚八十块。

　　他放下行李，去考场踩了点。美院附中的校门还是那个样子，灰白色的石柱，木匾上写着校名。他站在门口，看着那块木匾，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紧张，不是兴奋，是一种类似于回家的感觉。他来过这里，在这里画过画，在这里听过课，在这里拿到过推荐信。这里不是他的学校，但这里认识他。

　　他在校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回了旅馆。

　　晚上，他给父亲打了电话。

　　“爸，我到杭州了。旅馆很好，离考场很近。”

　　“好。”张建国的声音有点紧，“早点睡，明天好好考。”

　　“好。”

　　他又给母亲打了电话。

　　“妈，我到杭州了。”

　　“小五，妈给你求了一个平安符，放在你书包的夹层里了，你找找。”王秀兰的声音有点急，“妈寄过去的时候忘记告诉你了，前两天才想起来。”

　　张小五愣了一下，翻开书包的夹层，果然摸到一个红色的小布袋，上面绣着一个“福”字。他把布袋握在手心，感觉到里面有一张叠成三角形的纸，硬硬的，大概是符。

　　“妈，我找到了。”

　　“那就好，那就好。”王秀兰的声音松了下来，“你戴着它考试，别摘。”

　　“好。”

　　挂了电话，张小五把那个平安符戴在脖子上，贴着胸口。红色的布袋在他白色的T恤下面鼓起来一小块，像一个小心脏，跳动着母亲的温度。

　　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明天的考试——素描考什么？色彩考什么？速写考什么？题目难不难？老师严不严？发挥不好怎么办？

　　他翻来覆去地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索性不睡了，爬起来，坐在桌前，拿出画本，开始画画。他画的是明天的考场——一间很大的画室，很多考生，每人一个画架，安静地画画。监考老师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脚步声很轻，像猫一样。

　　画完之后，他觉得心里踏实了一些。

　　他躺回床上，闭上眼睛，这一次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六点就醒了。洗漱，吃早饭，检查画具，确认准考证、身份证都带齐了。他把画筒背在肩上，手里提着颜料盒，走出旅馆，走向考场。

　　四月的杭州，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但不刺眼，风里带着花香和青草的味道。路边的樱花开了，粉白色的花瓣在风里飘落，像一场无声的雪。张小五走在樱花树下，花瓣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画筒上，他没有去拍，就那么让它们落着，像是在接受一场祝福。

　　考场在美院附中的教学楼里。张小五找到自己的考室，走进去，找到自己的画架，把画具摆好。考室里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削铅笔，有的在发呆。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闭着眼睛，深呼吸。

　　铃声响了。考试开始。

　　第一场，素描。题目是伏尔泰石膏像写生。张小五看着那个熟悉的头像，心里忽然平静了下来。他画过伏尔泰无数次了，在学校的画室里，在家里的书桌上，在杭州集训的画室里。他熟悉那张脸的每一个细节——卷曲的头发，深邃的眼睛，微微上扬的嘴角，还有那种睿智而嘲讽的表情。

　　他拿起铅笔，开始画。

　　这一次他的手很稳。不是那种紧绷的、小心翼翼的稳，而是一种放松的、自信的、胸有成竹的稳。他的铅笔在纸面上滑过，留下一道道流畅的线条，从轮廓到结构，从结构到明暗，从明暗到细节，一步一步地，把那个老人的脸从纸面上唤醒。

　　三个小时过去了。他画完了。

　　他退后几步，看着自己的画。画上的伏尔泰像一个活人，眼睛里有光，嘴角有笑，表情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超越时空的智慧。他不知道自己画得好不好，但他知道，这是他画得最认真、最用心、最没有遗憾的一幅伏尔泰。

　　第二场，色彩。题目是静物写生——一个蓝色的花瓶、两个橙色的橘子、一串紫色的葡萄、一块白色的桌布。张小五看着那组静物，脑子里飞快地构想着画面的构图、色调、明暗关系。他把颜料挤在调色盘上，拿起画笔，蘸了水，蘸了颜料，开始在纸上铺色。

　　他画得很快，但不是那种慌乱的快，而是一种有节奏的、有章法的快。他先用大笔触铺出大色块，确定画面的整体色调，然后用小笔触刻画细节，丰富画面的层次。他把花瓶画成钴蓝色的，用了很多层颜色去叠加，让它在光线下呈现出一种通透的、半透明的质感。他把橘子画成橙黄色的，用了柠檬黄和镉红去调，让它们看起来饱满而多汁。他把葡萄画成紫红色的，用了永固紫和深红去调，让它们看起来一颗一颗的，晶莹剔透。

　　两个半小时过去了。他画完了。

　　他看着自己的画，觉得色彩还是不够丰富，过渡还是不够自然，和那些专业的美术生比起来还有差距。但他知道，这已经是他能画出的最好的色彩了。他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交给老师去评判。

　　第三场，速写。题目是人物动态速写——两个模特，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每隔五分钟换一个姿势。张小五看着那两个模特，手里的铅笔飞速地移动，在纸面上留下一串串流畅的线条。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作画方式，手比脑子快，铅笔比眼睛快，模特的姿势刚换，他的画面就已经成形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画了十几张速写，每一张都抓住了模特的核心动态和基本比例。他把它们整理好，写上名字和考号，交了上去。

　　考试结束了。

　　张小五走出考场，站在阳光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四月的杭州，空气中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像是樱花，又像是青草。他仰起头，看着蓝得透明的天空，觉得整个人都轻了，像是卸下了一副很重很重的担子。

　　他拿出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消息：“爸，考完了。我觉得还行。”

　　又给母亲发了一条：“妈，考完了。平安符我戴了，没摘。”

　　然后他收起手机，背着画筒，提着颜料盒，走出了美院附中的校门。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转过身，看了一眼那块木匾。阳光照在上面，那几个字在发光。

　　“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

　　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转过身，走进了人群里。

　　火车是下午四点的。他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去了西湖。不是因为想看风景，是因为沈老师说过：“来杭州不去西湖，等于没来。”他想证明自己来过了。

　　西湖比他想象的要大，要大得多。湖水是绿色的，波光粼粼的，像一块巨大的翡翠。远处的山是青色的，层层叠叠的，像一幅水墨画。湖边的柳树发了新芽，嫩绿的，柔软的，在风里轻轻摇摆。

　　张小五站在湖边，看着这一切，忽然有一种冲动——他想画。不是那种为了考试、为了比赛、为了任何目的的画画，而是那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不画就难受的画画。

　　他拿出画本，翻到新的一页，开始画。他画的是西湖——湖水、远山、柳树、游船、断桥、还有桥上来来往往的人。他用的是铅笔，只有黑白灰，但他尽力让那些灰色呈现出不同的层次，让画面有一种水墨画般的韵味。

　　画完之后，他在纸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字。

　　“杭州，西湖。考完试来的。湖很大，天很蓝，柳树很绿。我想考到这里来，画四年的画。”

　　他把画本合上，抱在怀里，看着远处的断桥。桥上有很多人，有的在拍照，有的在散步，有的在发呆。他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他也会成为这些人中的一个，每天走在西湖边，画着这座城市的风景。

　　那该多好。

　　他笑了笑，转过身，走向公交站。

　　火车上，张小五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地从青绿变成灰黄。杭州越来越远，北城越来越近。他的手里握着那个红色的平安符，贴着胸口，温热温热的。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考场里的画面——那些安静画画的考生，那些在走廊里走动的监考老师，那些石膏像、静物、模特，还有他自己，坐在画架前，手里握着铅笔，一笔一笔地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