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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我不一样 她写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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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过纱厂女工的手——“十根指头,没有一根是完整的,但每一根都在撑着一个家。”写过黄浦江边的码头工人——“他们的脊梁被压弯了,但弯下去的时候,看见的是自己的脚,踩着的是自己的土地。”写过那些在舞厅里卖笑的女子——“她们笑的时候,牙齿是白的,舌头是红的,但笑完之后,嘴里的味道是苦的。”
但她从来不写那辆车。不写那个英国军官。不写十二岁的生日。
认识她的人都知道那段往事,但没有人敢提。只有一次,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不知深浅地问她:“慈玉先生,您的文章总是为底层发声,是因为您自己的经历吗?”
慈玉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平,平得像一面结了冰的湖,看不出深浅,但让人觉得底下全是水,冷的水。
“我写的不是我,”她说,“我写的是那些还没有办法开口说话的人。”
那之后就再没有人问过了。
“慈玉。”
欣蕊的声音把她从沉默里拉了回来。慈玉眨了眨眼,发现欣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桌沿上滑下来,坐在了她旁边的椅子上——那把椅子是教室里第二把没有缺角的,是欣蕊自己从家里搬来的,说是“坐着舒服”,但慈玉知道,她是怕自己不肯坐她的东西,所以找了这么一个理由。
两个人肩并着肩,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灯在桌上,光在两个人之间,把她们的侧脸都照得半明半暗。
“你刚才在想什么?”欣蕊问。
“没什么。”
“骗人。”
慈玉没有反驳。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袖口,那根线头被她咬断了,但旁边又冒出来一根。这件灰鼠皮的棉袍,料子是好料子,但她就是穿不好——不是不小心,是不在意。好像衣服穿在她身上,只是遮体用的,不值得花心思。
欣蕊也看到了那根线头。她没有说话,只是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针线包——湖绿色的缎面,绣着一枝梅花,是那种富家小姐随身携带的精致物件。她打开,取出一根针,穿了一段深灰色的线——和棉袍的颜色正好配。
“手。”她说。
慈玉看着她,没有动。
“手给我,”欣蕊又说了一遍,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袖口脱线了,我帮你缝两针。”
“不用——”
“又不费什么事。”
慈玉犹豫了一下,把左手伸了过去。欣蕊接过来,翻到袖口内侧,找到了脱线的位置。她缝得很仔细,针脚细密,一针一针地把脱开的缝线重新接上。灯光下,她的手指很白,指甲修得圆圆的,指尖带着一点凉意,偶尔碰到慈玉的手腕内侧,像一片叶子落在皮肤上。
“你的手好凉,”欣蕊低着头缝,声音闷闷的,“比我的手凉。”
“你从家里走过来,路上风大。”
“不是这个原因。”欣蕊的手指顿了顿,针停在半空,“你一直手凉。我注意过。”
慈玉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她看着欣蕊的侧脸,灯光把她的睫毛影子投在颧骨上,细细密密的,像一小片栅栏。栅栏后面是一双很专注的眼睛,灰蓝色的——她父母是中国人,但奶奶是英国人,所以欣蕊生了一双混血的眼睛,看人的时候总像是隔着一层薄薄的、水汽一样的东西。
这双眼睛在上海滩是出名的。有人说她美,有人说她艳,有人说她那双眼睛看谁都像有情,其实不过是天生的。但慈玉知道,不是的。欣蕊看别人的时候,和看她的時候,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