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书》赵天乐

20、活成自己 她总会

　　她总会无端想起母亲。

　　柳雁当年从美国归国时，行李箱里装着新书、新思想，满脑子都是自由、平等、女性可以不靠男人立身。可家族覆灭、仇敌追杀、日军搜捕，她只能隐姓埋名躲进窄小弄堂，被长舌妇日日围堵，骂她是汉奸、是被抛弃的婊子、是卖弄洋文的妖精。母亲从前总摸着她的头说，慈悲不是心软，是看清这世道腌臜，仍不肯同流合污。直到十二岁生日那天，母亲为一块水果糕惨死在洋车之下，慈玉才真正懂了——慈悲在乱世里，连一条活路都换不来。
　　慈玉住的这条弄堂叫同安里，藏在霞飞路和圣母院路的夹角里。但同安里原本不在这里。

　　说起来，这是一段不算太久远的历史。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旧式里弄，石库门挨着石库门，亭子间叠着亭子间，七十二家房客挤在一栋楼里，晾衣杆从窗户伸出去，像一面面五花八门的旗帜。弄堂口有烟纸店、剃头铺子、老虎灶，早晨有卖豆浆的吆喝声，傍晚有孩子们拍皮球的“嘭嘭”声。那是老上海最寻常的烟火气。

　　后来市政规划，这片要拆了重建。住户们拿了补偿款，搬的搬，散的散，各奔东西。开发商把旧房子推平，盖起了新式的公寓楼——红砖墙，白色窗框，门口摆着修剪整齐的冬青，窗户上挂着蕾丝窗帘，模仿伦敦肯辛顿区的样式。原来的弄堂格局被打散了，但地名还留着，嵌在巷口那棵老槐树下的一块铜牌上：“同安里·民国三年”。

　　搬进来的人家，跟原来胡同里的老住户不是一批人了。那些卖豆浆的、拉胡琴的、在弄堂口乘风凉讲闲话的人，都散落在了上海的各个角落，不知道去了哪里。新搬进来的多是些在洋行做事的中年人、从租界其他地方迁来的小生意人，还有一些贪图这里安静的外国人。弄堂还是那条弄堂，名字还是那个名字，但魂已经换了。

　　那天也是一个下午，程鑫来看她，这次程鑫带着一个男人一起来的，程鑫说这是为他装修设计这栋楼的设计师，然后便说自己的房子太破了，不太符合这条弄堂的风格，影响他出租，程鑫说什么也要帮忙改建一栋。
　　“程鑫，你不用同情我，我也不是我母亲，你对她的感情没必要放到我这儿，我不怕苦”
　　程鑫愣了愣随后便笑了
　　“你这个傻孩子，瞎想什么呢，我帮你不是因为同情你，也不是因为把你母亲的感情投射到你身上，只是因为你是故人之女，他死了，我代她照顾，这是我跟她之间的情分，仅此而已，我也知道你不怕苦，只是你没必要白受这苦，对于我而言，盖这一栋房子不贵，并且真的能提升出租率，既能帮到你，又能帮到我自己，岂不是一举两得”
　　最后慈玉还是妥协了，因为他知道程鑫是说一不二的人，对自己也没有投射母亲的感情。

　　慈玉先住在旁边程鑫的一间房里，等小洋楼盖好了自己再搬回去。她以为只是重新盖了一栋更好的房子，但程鑫显然不这么想。他不仅给了她房子，还让人把里面布置得妥妥帖帖——客厅里有一套上好的红木家具，雕花精细，漆面温润，是苏州匠人的手艺；餐厅里有一张能坐八个人的大圆桌，配着六把椅子，虽然慈玉从来不需要坐六个人；卧室里有一张宽敞的铜床，铺着厚厚的床垫和簇新的被褥，枕头是鹅绒的，软得她第一次睡的时候翻来覆去不习惯。

　　慈玉搬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是把三楼的朝南房间做了书房。她坐在窗前，看着巷口那棵老槐树的树冠，觉得这太奢侈了。她一个人住一栋三层的洋楼，楼下两层基本上空着。她试过把空房间租出去，但程鑫的副官委婉地告诉她：“司令说，这栋楼只能您一个人住。”

　　“为什么？”

　　副官的表情很微妙：“司令说，您的文章得罪的人太多，安全方面……要慎重。”

　　慈玉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程鑫的意思——他是在保护她。用他的方式。

　　但这笔人情欠得太大了，大到她不知道该怎么还。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过得更节俭一些，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帮助更多的人。虽然——说起来可能没有人相信——她挣的钱其实不少。

　　慈玉的稿费，在上海文坛是出了名的高。

　　她给《大公报》《申报》《字林西报》几家大报写稿，中文稿一篇十五到三十块，英文稿更贵，能到四五十块。《烽火连天》连载的时候，报社额外给她加了润笔费，每个月固定一百二十块。加上小说单行本的版税——她的书卖得好，《寒夜集》重印了四次，《海上花列传》续篇也是畅销书——零零总总加起来，她一个月的收入少说也有两三百块。

　　两三百块是什么概念？在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是十几块，一个中学□□的月薪是六七十块，一个报社编辑的月薪是一百块出头。慈玉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人，靠一支笔，挣的比大多数男人都多。

　　但她过得比大多数工人都苦。

　　她的生活开支压缩到了最低——每天早上白粥咸菜，中午一碗阳春面或者两个馒头，晚上有时候不吃，有时候煮一点青菜豆腐。她一年到头只有三件旗袍，换着穿，洗得发白了也不肯做新的。冬天的棉袄还是三年前做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她的朋友们看不下去了，劝她对自己好一点，她总是笑笑说：“我有吃有穿有地方住，比闸北那些难民强多了。”

　　那些钱去哪儿了？

　　欣蕊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是在她们认识之后不久。

　　那天她们从闸北回来，欣蕊累得腿都软了，坐在电车上靠着慈玉的肩膀，忽然说：“慈玉，我想去你家里坐坐。”

　　慈玉犹豫了一下，说：“好。”

　　到了同安里，欣蕊站在小洋楼前面，瞪大了眼睛。

　　“你住这里？”

　　“嗯。”

　　“一个人住一栋楼？”

　　“嗯。”

　　“那你为什么每天只吃馒头和咸菜？！”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嗯？”

　　她一个人住在这栋三层的小洋楼里，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是3个卧室，三楼是书房和主卧。客厅里的家具是上好的红木——雕花精细，漆面温润，苏州匠人的手艺，跟这条弄堂里任何一户人家的家具都不一样。那张八仙桌能坐八个人，虽然她从来不需要坐八个人；那套太师椅摆在堂屋正中，靠背上刻着福禄寿三星，每一刀都刻得仔仔细细。卧室里是一张宽敞的铜床，铺着厚厚的床垫和簇新的被褥，枕头是鹅绒的，软得她第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衣柜里挂着几件真正的好衣服——一件深蓝色的丝绒旗袍，领口镶着一圈细密的珍珠；一件烟灰色的羊绒大衣，手感柔软得像云朵；一件墨绿色的缎面旗袍，上面绣着暗纹的梅花，不张扬，但经得起看。每一件都是量身定做的，尺寸分毫不差，还有许多毛皮大衣和各种真丝刺绣旗袍。

　　这些东西，都不是她自己买的。她没有这个钱，也没有这个心思。

　　是程鑫给的。

　　“哇~！这可比英国公寓气派多了~”

　　“公寓总归是较小的”

　　“来我的书房看看？”

　　“嗯，好”

　　欣蕊在书房里站了很久。她看见桌上那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出入”两个字，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一笔收入和支出——

　　“八月三日，《大公报》稿费十八元。闸北收容所十元，南市孤儿院三元，刘寡妇房租二元，余三元。”

　　“八月七日，《字林西报》英文稿稿费四十元。虹口读书会十元，李婆婆药费五元，闸北周家孩子学费八元，余十七元。”

　　“八月十二日，《烽火连天》连载稿费四十元。闸北夜校筹备二十元，南市孤儿院五元，刘寡妇孩子学费四元，给隔壁弄堂张嫂生产费用六元，余五元。”

　　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收入不少，但每一笔后面都跟着一串支出，最后剩下的，往往只有几块钱，有时候甚至一分不剩，还要从下个月的收入里预支。

　　欣蕊合上本子，放在原处。她站在书房里，沉默了很久。

　　她没有说什么“你怎么这么傻”或者“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之类的废话。她只是走到慈玉面前，伸出手，抱住了她。

　　慈玉僵了一下。她不习惯被人拥抱。但欣蕊的手臂很温暖，带着一点点英国香水的气息——不是那种浓烈的脂粉气，而是一种淡淡的、像雨后青草一样的味道。

　　“慈玉，”欣蕊的声音闷在她的肩窝里，有点哑，“你一个月的稿费够我买两条裙子。但你过得比我家的佣人还苦。”

　　“别胡说。”慈玉轻轻拍了拍她的背，“我过得很好。”

　　“你过得不好。”欣蕊松开她，退后一步，眼睛红红的，但嘴角在笑，“你只是不觉得苦，因为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别人身上。”

　　慈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因为她知道欣蕊说的是对的。

　　她确实不觉得苦。不是因为她是圣人，而是因为她见过真正的苦。在闸北的难民收容所里，那些从松江、从嘉定、从苏州河边逃出来的女人和孩子，她们失去了一切——房子、土地、丈夫、儿子，有的连名字都没有。她们蜷缩在草席上，用一双空洞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像一盏盏被风吹灭的灯。

　　“慈玉，”欣蕊的声音闷在她的肩窝里，“我二哥说得对。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别胡说。”慈玉轻轻拍了拍她的背，“我只是一个写字的。”

　　“你不仅仅是写字的。”欣蕊松开她，退后一步，眼睛红红的，但嘴角在笑，“你是那种……用自己的命在

　　慈玉第一次打开衣柜的时候，站在前面愣了很久。她伸手摸了摸那件丝绒旗袍的料子，手指陷进柔软的绒毛里，像陷进了一个她不敢做的梦里。

　　她知道这些是谁送的。她也知道，这些衣服的花费，够闸北的难民收容所用上三个月。

　　她去找过程鑫，想把衣服退回去。但程鑫在前线，电话打不通，电报没人回。她只好写了一封信，措辞很客气，大意是说：程司令的好意她心领了，但这些衣服太贵重了，她穿不着，也不该穿。

　　回信等了半个月。程鑫的回信很短，写在行军用的粗糙信纸上，字迹潦草但有力：

　　“衣服是给你母亲的。她没穿过的好东西，太多了。你替她穿。——程鑫”
　　柳雁生性也不爱张扬，虽是富家小姐，来来去去也总是那么几件衣服，多余的钱都拿去资助贫困家庭了，就连最后家族留下的仅有一点首饰和名贵旗袍，也因为害怕暴露名贵身份不敢穿
　　慈玉拿着这封信，坐在三楼的书房里，对着窗外的老槐树，坐了一整个下午。

　　她没有再拒绝。

　　那些衣服挂在衣柜里，她很少穿。她觉得自己不配——不是不配穿好衣服，而是不配替母亲穿。母亲这辈子受够了苦，吃够了亏，最后死在异乡的大街上，身边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她没有穿过的好东西，太多了。慈玉每次看到那些衣服，都觉得它们像一束迟到了太久的鲜花，放在一个已经空了太久的墓碑前。

　　但她也没有把它们收起来。她让它们挂在衣柜里，偶尔打开看看，摸一摸料子，闻一闻那股淡淡的樟木香。它们像一个小小的、沉默的祭坛，祭奠着一个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读波德莱尔的年轻女人，一个在塞纳河边等过春天的柳家大小姐。

　　她偶尔会穿。极偶尔。

　　有时候是去见重要的编辑，有时候是去参加一些不得不去的场合，有时候——只是有时候——是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比如今天，欣蕊说要带她回程家谈夜校的事，她犹豫了一下，从衣柜里取出了那件墨绿色的缎面旗袍。暗纹的梅花在灯光下若隐若现，像一句藏在心里说不出口的话。

　　她穿上之后，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镜子里的自己，像母亲。不是那个瘦了老了病了死了的母亲，而是另一个母亲——那个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面微微笑着的、二十四岁的柳雁。

　　她别过头，不再看镜子。

　　欣蕊来接她的时候，看见她穿这件旗袍，眼睛亮了一下。

　　“慈玉，你好好看。”

　　慈玉没理她，低头检查要带的文件。

　　“真的，”欣蕊绕着她转了一圈，“这件旗袍哪来的？料子真好，是苏州的？”

　　“别人送的。”慈玉淡淡地说。

　　欣蕊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她大概猜到了是谁。程家的三小姐不傻，她早就注意到二哥对慈玉的特殊——那种特殊不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而是另一种，更深，更重，像一个背了太久的包袱终于找到了可以放下的地方。

　　“走吧。”慈玉说。

　　她们走出同安里。巷口的老槐树在秋风中微微摇晃，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慈玉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小洋楼。

　　三楼的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得微微鼓起来。那间书房里，桌上摊着写到一半的稿纸，旁边放着母亲的照片——不是埃菲尔铁塔前的那张，而是另一张，晚年拍的，瘦了，老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她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她临死前不久说的，声音很轻但却很清晰，清晰，沉稳又明亮：

　　“玉儿，你要好好活下去。活着，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我这一生从未随心而活，却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所以，你要活成你自己，你自己就是最好的”

　　慈玉转过身，跟着欣蕊走向巷口。高跟鞋踩在青砖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墨绿色的旗袍下摆轻轻拂动，像一池被风吹皱的春水。

　　她活着。她把她该写的东西写着，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写什么，活成自己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