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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一现场 ...

  •   弘治十八年,正月二十二。
      天还没亮透,我们就出宫了。
      朱厚照穿着那身黑色锦衣卫的装束,头发束得利落,腰间的短刀换成了长剑。他走在前面,步子比在东宫里快得多,也轻得多。没有衮服压着,没有翼善冠箍着,他像一匹被放出栏的马,浑身都带着一股压不住的劲。
      我跟在后面,背着药匣,走得气喘吁吁。
      “慢点——”
      “快到了。”他头也不回。
      京郊大营。比我想象的远。我们走了将近一个时辰,天从黑走到灰,从灰走到白。路上的景色从城里的砖墙变成了野地里的枯草,从枯草变成了军营的栅栏。
      营门很矮。木头的,有几根已经裂了,用铁丝箍着。门口的卫兵看见朱厚照的腰牌,没问话就放了行。但他们的眼神不对——不是敬畏,是一种“又来人了”的麻木。
      营里的路是土路,前两天化过雪,泥泞得很。我的鞋底沾了厚厚的泥,每一步都像踩在糨糊里。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不是马粪,不是草料,是另一种更沉的、更闷的味道,像什么东西在角落里慢慢烂掉。
      朱厚照的脚步慢下来了。不是累了,是感觉到了什么。
      “在哪?”他问。
      引路的百户指了一排矮房:“那边。”
      矮房是土坯的,墙根泛着潮,青灰色的霉斑从地面爬上来,像一只手。窗户很小,糊的纸破了好几个洞,风从洞里灌进去,又灌出来,带着一股——
      我停下脚步。
      我闻过这个味道。
      在北医大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在孔敬大学附属医院的隔离病房。在那些消毒水遮不住的地方,在那些病床底下、墙角缝里、被褥纤维中。
      是腐败。
      不是一个人的腐败。是很多人的,混在一起的,被时间和温度发酵过的腐败。甜腻的,闷的,像一块烂了很久的肉,裹在湿布里,捂出了汁。
      朱厚照也闻到了。他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手按上了腰间的剑柄,指节微微泛白。
      百户在门口停下来,没进去。他的靴子陷在泥里,整个人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
      “就是这。”
      朱厚照推开门。
      门很轻,一推就开了。里面的光线很暗,窗户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不是窗帘,是草席,用钉子钉在窗框上,不让光进来。也挡住了风。屋里的空气是死的,闷的,浓稠的,像一锅煮过头的汤,冒着看不见的热气。
      眼睛适应了几秒。
      然后我看清了。
      地上铺着草席。不是一张,是很多张,拼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破烂的地毯。草席上躺着人。
      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个。
      有的盖着被子,被子上有深色的斑块,那是血,或者脓,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渗出来又干掉的痕迹。有的没有被子,就那么躺着,身上的衣服破了好几个洞,露出底下的皮肤——不,不是皮肤。是伤口。
      我的手指攥紧了药匣。指节泛白,掌心出汗。
      朱厚照站在门口,没动。他的手还按在剑柄上,但指节已经白得像骨头。他的呼吸声变得很轻,轻到我几乎听不见——他在屏息。
      “什么时候开始的?”他问。声音很平,但尾音有一点紧,像一根弦被拧到了极限。
      “上个月。”百户站在门外,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先是几个人发热,以为是风寒。后来越来越多,有的开始吐,有的身上烂——”
      他没说完。
      朱厚照走进去了。
      他的靴子踩在泥地上,没有声音。他走到最近一个人身边,蹲下来。黑色的衣摆铺在地上,沾了泥,他没在意。
      那个人很年轻。比朱厚照大不了几岁。他的脸是灰黄色的,像一块放了太久的布。嘴唇干裂,裂开的缝里渗着暗红色的血痂。眼窝凹下去,颧骨突出来,整张脸像一层纸糊在骨头上。
      被子掀开一角,露出胳膊。上面有黑色的斑点,不是淤青——淤青是紫色的,会消退。这是黑色的,边缘不清晰,像墨水滴在宣纸上,慢慢地、慢慢地洇开。是坏死的组织。皮肤已经死了。
      朱厚照回头看我。
      那一眼里没有恐惧,没有恶心。是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他想移开目光,但他不能。他的眼睛被钉在那里,被那些黑色的斑点、灰黄色的脸、凹陷的眼窝钉住了。
      我走过去。
      蹲下来。打开药匣。
      手套。我没有手套。我用纱布缠了几圈在手上,然后轻轻抬起那个人的胳膊。他的手臂很轻,轻得不正常——不是瘦,是那种失去了所有力气的轻,像拎着一件湿透的衣服,水已经滴干了,只剩下布。
      皮肤很凉。不是正常的凉,是那种——血流不到的凉。我按压了一下,皮肤没有回弹,按下去的地方留下一个白色的印子,过了很久才慢慢变回来。水肿。不,不是水肿,是脱水。两种矛盾的体征同时存在,像一个人既在溺水又在渴死。
      我翻开他的眼皮。结膜苍白,像洗过很多遍的旧布。但血管是扩张的,红的,细的,像一张被揉皱的红纸铺在眼球上。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热的?”我问。
      百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腊月初。刚开始以为是风寒,喝了姜汤,没管用。后来开始吐,拉,身上起疹子——”
      “疹子?”我回头看他,“什么样的疹子?”
      “红的。一片一片的。后来变成水泡,破了就不长好。”
      我转回头,看着那个士兵的胳膊。黑色的斑点,边缘不清晰。不是疹子。是坏疽。组织在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我又看了几个。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有的在发热,身体烫得像一块被太阳晒过的石头。有的已经不发热了——体温过低,摸上去像冬天的井水。有的腹泻,草席上洇着深色的水渍。有的便秘,肚子鼓得像一面鼓,敲上去砰砰响。有的身上有疹子,红的,紫的,一片一片的。有的没有。有的嘴里有溃疡,白色的,像一层奶皮贴在口腔黏膜上。有的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轻轻一碰就渗血。
      症状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同一个军营,同一个时间,同样的病——但症状不一样。有的像伤寒,有的像痢疾,有的像坏血病,有的像中毒。它们被塞进同一个房间,盖上同一张被子,叫同一个名字——“时疫”。
      但这不可能是同一种病。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不是害怕,是蹲太久了,血一下子涌不上来。但我的手指在抖。那种抖不是冷的,是肾上腺素退潮之后,身体终于想起来——我刚才摸了什么。
      朱厚照站在我旁边,一直没说话。他看着我的手在抖,皱了皱眉。
      “怎么样?”他问。
      我看着地上那些人。草席上的,被子里的,墙角堆着的。有的还在呼吸,胸口微微起伏,像风箱被慢慢地推一下、拉一下。有的呼吸很急,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音,像水壶开了。有的呼吸很浅,浅到我要蹲下来看很久,才能确定他还活着。
      有一个已经不动了。
      他的脸朝着墙,看不清面容。但他的手露在被子外面,手指蜷着,指甲发黑——不是脏的黑,是从里面往外黑,像指甲下面灌了墨。手背上的皮肤是灰紫色的,像一块放了很多天的肉。
      我走过去,蹲下来,伸手摸他的脖子。
      没有脉搏。
      皮肤是凉的。不是“凉了”的凉,是“凉透了”的凉。像摸一块石头,一块在冬天的河水里泡了很久的石头。
      我缩回手。
      手指在抖。
      我站起来。
      转身看着朱厚照。
      他的眼睛很黑。不是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黑,是那种“我知道不对,但我说不出来哪里不对”的黑。他在等我说。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下颌的肌肉微微绷着,像咬着牙。
      “这不是自然死亡。”我说。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不是高兴。是一种“果然”的沉。像一个人一直在等一个答案,终于等到了,但那个答案比他想的更重。
      “什么意思?”他问。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被屋外的风声盖住。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地上那些躺着的人。有的在呻吟,声音很轻,像猫叫。有的在喘,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有的已经不喘了。
      “如果是时疫,”我说,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他能听见,“十七个人的症状应该差不多。发热、出疹、腹泻——应该是一致的。”
      我指了指左边那个在发热的士兵,又指了指右边那个体温过低的。
      “但他们不一样。有的发热,有的不发热。有的出疹,有的不出。有的腹泻,有的便秘。有的嘴里有溃疡,有的牙龈出血。”
      我停了一下。看着那个已经死了的士兵。他的手露在外面,指甲发黑。
      “这不像病。”
      “像什么?”他问。他的声音很平,但他的手——按在剑柄上的那只手——指节白得像骨头。
      我看着那个士兵的指甲。发黑的,从里面往外黑。
      “像毒。”我说。
      朱厚照没说话。
      他站在那里,黑色的衣服在昏暗的房间里几乎融进阴影。阳光从破窗户里照进来,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半边脸照亮,另半边藏在暗里。他的手从剑柄上移开了,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
      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闷闷的。
      “能查出来吗?”他问。
      我看着药匣。纱布。夹板。银针。艾条。没有显微镜,没有血常规,没有气相色谱仪。没有手套,没有口罩,没有消毒液。我有的东西,在这个时代,连一间最简陋的化验室都搭不起来。
      但我有眼睛。有手。有在北医大学过的流行病学。有在孔敬急诊科见过的病例。有在那些不能做化验的地方、靠体征和症状判断病因的经验。
      “能。”我说。
      他没问怎么查。只是点了点头。
      “需要什么?”他问。
      我想了想。
      “水。干净的。越多越好。”
      “嗯。”
      “纱布。干净的白布。”
      “嗯。”
      “还有——”我看着地上那些躺着的人,他们被混在一起,躺在这间闷不透风的屋子里,“把他们分开。发热的和不发热的分开。出疹的和不出疹的分开。吐的和不吐的分开。腹泻和便秘的分开。”
      他看着我。那双眼睛在昏暗的房间里很亮,像两盏被点着的灯。
      “能治吗?”他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
      空气里那股甜腻的腐败味又涌上来,堵在喉咙口。
      “先查出来是什么。”我说。
      他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黑色的衣摆扫过门槛,带起一小片灰。
      我蹲下来,重新打开药匣。纱布不够。银针不够。什么都不够。药匣里那点东西,在这个房间里,像一滴水掉进海里。
      但总得做点什么。
      我撕了一截纱布,蘸了水桶里的水——不知道干不干净,但总比不擦好。水是凉的,浸透纱布,滴着水。
      我擦那个士兵的脸。他的眼睛闭着,嘴唇干裂,裂开的缝里有干了的血。额头很烫,烫得纱布上的水一贴上去就蒸发了,变成一层薄薄的白雾。擦到额头的时候,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还活着。
      我把纱布浸湿,敷在他额头上。然后去看下一个。
      朱厚照很快就回来了。带着几个人,抬着水桶,抱着布匹。他没有站在那里指挥——他亲自动手。搬水桶的时候,袖子湿了半截。铺布条的时候,蹲在地上,膝盖沾了泥。把人一个一个地挪到不同区域的时候,他的手扶着那些人的肩膀、后背、手臂,动作很轻,像怕弄碎了什么。
      他的黑色衣服很快就脏了。袖口沾了泥,衣摆蹭了灰,胸口有一块深色的水渍,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但他没在意。
      他蹲在一个士兵面前,帮他翻身。那个士兵疼得叫了一声——很短促的一声,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他的手顿了一下,停在空中,然后继续翻。动作更轻了。
      我看着他。阳光从破窗户里照进来,照在他身上。黑色的衣服上沾了灰尘和血迹,头发从束带里散了几缕出来,垂在脸侧。他的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在光里亮亮的。
      他不像太子。
      他像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像一个终于找到了自己位置的人。像这间屋子里、这些躺着的人中间,他终于不用端着了,不用坐着了,不用听那些他听不懂的话了。
      他在做事。
      “梨子。”他叫我。
      我走过去。
      他蹲在一个士兵面前,那个人的裤子被卷到膝盖以上,露出小腿。小腿上有一块很大的伤口,不是摔的,不是碰的——边缘整齐,像被什么东西烫过。伤口周围的皮肤发黑,硬邦邦的,像烤焦的皮革。中间流着黄色的脓,浓稠的,像化了的蜡。
      “这个,”他说,“你看看。”
      我蹲下来,用纱布轻轻按压伤口周围。皮肤很硬,按不下去,像按在一块木头上。边缘发黑的地方,我用指尖碰了一下——没有温度。那一片皮肤已经死了,没有血流,没有感觉,什么都不剩。
      “这个不是病。”我说。
      “是什么?”
      我看着那块伤口。边缘整齐。不是溃烂那种不规则的边缘,是整齐的、清晰的边界,像有人用圆规画了一个圈。黑色的部分集中在中间,向外扩散,像墨水滴在纸上。
      “可能是化学物质。”我说。
      “什么?”
      我想了想,找一个他能听懂的词。
      “毒。不是吃进去的,是碰到皮肤上的。什么东西——液体,或者粉末——落在这块皮肤上,烧坏了它。”
      他皱眉。“怎么碰的?”
      “不知道。”我站起来,腿有点麻,“如果是时疫,不会只有一个人有这种伤。十七个人,只有这一个。说明不是空气传的,不是水传的。是他个人接触了什么。”
      “需要查。”他说。不是疑问句。
      “需要查。”我说。
      他站起来,看着我。阳光在他身后,把他的轮廓勾成一道金边。他的眼睛很亮,比在奉天殿里亮得多。
      “查。”他说。
      就一个字。
      但那个字里的东西,比在奉天殿里说过的所有话都重。
      我们一直待到傍晚。
      看了每一个人。活着的,死了的。记了每一个人的症状。发热的,不发热的。出疹的,不出疹的。吐的,拉的。身上有伤的,没有伤的。我把它们记在纱布上——没有纸,用木炭写的,字歪歪扭扭的,但能看懂。木炭在纱布上划出黑色的痕迹,一笔一笔的,像病历。
      我把纱布铺在地上,一块一块地排开。发热的放在左边,不发热的放在右边。出疹的放在上面,不出疹的放在下面。排完之后,我看着它们,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像拼图,一块一块地拼起来。
      十七个人。
      七个发热,十个不发热。
      五个出疹,十二个不出疹。
      三个腹泻,十四个便秘。
      两个嘴里有溃疡,十五个没有。
      四个牙龈出血,十三个没有。
      一个腿上有一块化学烧伤。
      这不可能是同一种病。这不可能是时疫。时疫不会挑人——它来了,所有人都是热的,所有人都是泻的,所有人都是疹的。不会有的热有的不热,有的泻有的不泻。
      这不是自然传播。
      这是有人在挑。
      我站起来。腿软了一下,扶住了墙。墙是湿的,潮气透过纱布渗进掌心。
      朱厚照站在门口,背对着光。他的脸在暗处,看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在看我。
      “怎么样?”他问。
      我看着地上那些纱布。黑色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像一个人的挣扎。
      “十七个人,”我说,“症状分成四组。一组像伤寒,一组像痢疾,一组像坏血病,一组像中毒。一个人身上不可能同时得四种病。一个军营里也不可能同时暴发四种不同的病。”
      我看着他。
      “这不是自然死亡。”我说。
      他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他转身走出去。我跟在后面。暮色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整个军营染成灰蓝色。远处的营房亮着灯,一盏一盏的,像萤火。但这排矮房里没有灯。黑漆漆的,像一座坟。
      走到营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排矮房。
      “梨子。”他说。
      “嗯?”
      “你说不是自然死亡,”他看着我,暮色里他的脸看不太清楚,但他的声音很清晰,每个字都很清楚,“那是什么?”
      我看着他。
      “谋杀。”我说。
      他没说话。
      风吹过来,带着那股甜腻的腐败味。他的头发被吹散了,几缕垂在额前。
      他转回头,继续走。
      我跟在后面。暮色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谁的。
      (第十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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