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刀》黄扬苏幕

7、激跃 村委会

　　村委会是座低矮的土坯房，孤零零杵在村口那条唯一的水泥路边上，墙皮被风雨蚀得发黑，屋顶瓦缝里钻出几丛枯草。门边挂了块木牌，勉强能认出“村委会”三个汉字。我跟她商议，就说根据调研需要，要核对村里总人口，查花名册。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霉旧气味混着劣质烟味扑面而来。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灰蒙蒙的光。刘书记蜷在垫了棉枕的藤椅里，正就着窗外天光看一张泛黄的报纸。听见动静，他抬起头。
　　“刘书记？”我上前一步，脸上堆起笑，“我们是石老师带来的‘萤火助学’的调研志愿者，昨晚见过。今天来是想跟您了解点村里情况。”
　　他“唔”了一声，也没起身，只把报纸折了折放在旁边木桌上：“坐嘛。”
　　甘颂心轻轻把黑箱子放在脚边，和我一起在对面长凳上坐下。桌面上堆着些杂七杂八的文件，都蒙着薄灰。我开门见山：“刘书记，我们想看看村里近些年的人口登记册子，就是花名册，做点数据核对。”
　　刘支书摸出根烟点上，眯着眼吸了一口，说那花名册有些年头没整了，山里人外出务工进进出出的没个定数，又问我们要查哪家？
　　我不答具体名字，只说我们问整体人口情况，看看希望小学的教育覆盖了多少家庭的孩子，还有多少没覆盖到。他沉默了一会儿，慢腾腾起身，走到墙边一个老式木柜前拉开抽屉翻找。窸窸窣窣的声音响了半天，才拿出一本用塑料皮包着的硬壳本子。我接过来翻开，纸张黄脆，墨迹深浅不一，有些条目用圆珠笔涂改过，凌乱异常。甘颂心凑近些，我们一起顺着名单往下看，大致能看出最近几年的变动。目光掠过那些名字，我找到了“罗宝”和“罗花”这两个名字，看户口状态仍是正常的。
　　“罗宝家女儿阿花的户口还没销？”我问。
　　他脸上那层疲惫的波澜都没动一下，又深吸了口烟，灰白的烟雾慢腾腾散在昏暗里，说刚没的人下个月报上去一块办。我说我们刚从罗宝家那边过来，屋里空了，东西也搬得差不多了，他们一家子，这是去哪了？
　　他眼皮都没抬：“山里人，还能去哪？出去讨生活呗。”
　　“什么时候跟您说的？”我问。
　　“昨晚。”他答得很快，“出了那么档子事，老两口哪还呆得住。昨儿晚上跟我吱了一声，说天一亮就走。”
　　我看着他的眼睛，问：阿花的遗体下落不明，做父母的能这么一走了之？
　　此问一出，空气骤然凝固。窗外远远的狗吠声变得格外刺耳。他避开我的视线，没出声。
　　“这山里，就您屋里信号能通外头吧？是您帮他们联系了小卖部那辆能出山的面包车，他们搭那车走的。”
　　刘书记抬起头，缓缓地把佝偻的背从藤椅里挺直了起来。昏暗的光线落在他脸上，方才的疲沓、敷衍，像潮水一样从他脸上褪去，露出底下礁石样坚硬的警惕。只有他指间那点将熄未熄的烟头，还在一明一暗地闪。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他终于开口。
　　“志愿者。”我迎向他的目光。
　　“本行是做什么的？”他追问，“志愿者也分三六九等，各行各业的都有。你们呢？”
　　“数据分析师。”我说。
　　“搞摄影的。”甘颂心同时开口。
　　“一个搞数据的，一个搞摄影的，”他目光在我和甘颂心之间扫了个来回，“对这山里人家的事，就这么上心？为啥子？你们认识他？”
　　“不认识。”我答得干脆，“但今天早上，我们见过他们。”
　　“哦？”刘书记的身子向前倾了倾，藤椅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今早，你们见到罗宝了？”
　　“他怀里掉出一沓钱，挺厚。”我紧盯着他的脸，不放过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他妻子当时很激动，看那样子不像心甘情愿要走的。”
　　“罗宝带着攒了多年的家底搬走，有什么稀奇？”他反问。
　　“那家底看起来少说有十万，钞票很新。”我向前逼近一步，“可您昨晚亲口说过，罗宝家是‘特困户’。一个特困户，哪来这么多‘积蓄’？新钞，是有人从山外取来给他的。”
　　“你想说什么？”他脸上的肌肉绷紧了。
　　“我想问您知不知情，”我几乎一字一顿，“他这些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姑娘，”他扯动嘴角，露出一个没什么温度的笑，“这些话，你早上怎么不当面问罗宝本人？”
　　“哦，我听不懂苗话，”我坦然道，“当然也不会说。”
　　“那不好意思了。”他倏地站起来，动作带起一阵风，烟灰从罐边簌簌落下，“寨民的私事，我没法跟你透露。没什么事的话……”
　　我没有后退，声音反而提高了一些，清晰地盖过了他送客的意图：“有懂苗话的寨民告诉我们，罗宝妻子当时哭喊着说，阿花的尸体被卖给了‘老廖’。”
　　刘书记刚抬起一半的手，僵在了半空。
　　“说‘老廖’的儿子五年前死了，要买阿花的尸首去给他儿子配冥婚。”我趁势追问，“‘老廖’是谁，刘书记？您一定知道。”
　　“在场的寨民有哪些？”
　　我和甘颂心对视一眼，说：“不认识。”
　　他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嘴唇翕动了几下，却没发出声音。我说现在全村人心惶惶。我们想弄明白，为什么狼尸会出现在罗宝家，是谁用它换走了阿花的尸体，阿花的尸体现在到底在哪儿？您作为村支书，能给大伙儿一个交代吗？
　　“你要知道这些干嘛！”他猛地低吼一声，额头青筋隐现，“你又不是警察！”
　　“刘书记！”我毫不退让，“现在连小学里的孩子都在传，说阿花的尸体变成了狼！这种传言满天飞，对孩子们的影响有多不好，您就眼睁睁看着不管？”
　　他站在那里，胸膛微微起伏，刚才那副急于送客的架势消失了。屋外的狗吠不知何时停了，只剩下风穿过门缝的呜咽。刘书记慢慢坐回那把藤椅，半晌没说话。只有手指神经质地摩挲着藤条粗糙的边缘。
　　“老廖……”他终于开口，“就是小卖部那个……哑巴。”
　　是他？我立刻拿起桌上那本覆着灰尘的花名册，快速翻动。
　　刘书记地摇了摇头：“没他。他不是我们村里的人。”
　　“哦？他是哪里人？”
　　他抬起眼，目光有些涣散，仿佛在看很远的地方。说他是汶川那年之后来的。老婆没了，就用箩筐挑着儿子，一路走到我们这山里。他儿子姓廖，大家叫他老廖。五年前，他儿子也没了。
　　“老廖儿子也是山洪遇难者？”我记得，遇难者名单上并没有廖姓的人。
　　刘书记叹了口气，说他儿子死在山洪之后病死的。
　　“什么病？”我问。
　　“发羊癫疯，猝死了。”刘书记说看他可怜，儿子没了，自己又是个哑巴。正好村口那间旧屋子空着，就让他摆个小卖部，好歹有口饭吃。
　　屋里又静下来，只有他粗重的呼吸声。
　　“一个哑巴，说不了话。”我缓缓重复，“那他怎么‘告诉’别人，他想给死了五年的儿子配冥婚？”
　　刘书记嘴唇抿紧，摇了摇头，表情有些不耐烦：“他昨天带着现金去了罗宝家。指着阿花，又指着钱，你们说，还能是什么意思？”
　　我和甘颂对视一眼——昨晚在罗宝家，我们根本没见到小卖部那位哑巴老廖。甚至去小卖部买烟时，还看见他在里面营业。后来现场出了狼尸掉包的事，等龙伯送我们回去时，小卖部已熄灯关门了。我便追问：老廖是昨天什么时候去的罗宝家？
　　“我一早得到消息就赶过去，没多久，老廖也来了。”
　　“也就是说，老廖昨天上午就在罗宝家，你们三方都在场——您知情，并且默许了他们的商议？”
　　刘书记沉默片刻，语气里透出些疲惫：“老廖快七十了，又是个哑巴。罗宝家的情况你们也看到，特困户，穷得叮当响……阿花已经走了，按村里的规矩总得入土。老廖想让孩子在地下有个伴，自己也掏出了积蓄。一个愿给，一个愿接，我能说什么？”
　　他话止在这里，没再往下解释，也没提“冥婚”二字，只是用粗糙的手搓了搓脸。
　　我斟酌着语句，说这是寨里的事，我们不干涉。也提出现在有个明显的问题没解决——如果老廖只是按约定取走阿花遗体，那狼尸是谁放的？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刘书记摇摇头，说他就真不知道了。
　　甘颂心在一旁问，那种木匣是敞口的，总不能让人发现里面是空的？既然阿花的尸体都被取走了，木匣里在装了狼尸之前，装的是什么？刘书记叹了一口气，说是枕头。我立刻想到了昨晚刚下车时与石老师的对话——他听到罗宝家在“打弥拉”，才推断家中仍在停灵。甘颂心问在木匣里放枕头，罗宝清楚吗？刘书记说罗宝当然晓得，但他瞒着他老婆。昨晚在罗宝家，他老婆估计一早就看出来木匣里的不是她的女儿，一直被罗宝阻拦。我问既然遗体都不在了，为什么还要在木匣里放枕头装作有人的样子？为什么还要请鬼师‘打弥拉’？刘支书叹了口气，
　　说罗宝家穷，为了喊乡亲们来家里，收帛金。那鬼师是他一早请的，傍晚才到。
　　我问他是亲眼看见老廖取走阿花尸体的吗？他的目光在我和甘颂脸上扫过，停顿了片刻，才低低“嗯”了一声。
　　“什么时候取走的？”
　　“中午……之后。”
　　“这么快就取走？”我跟甘颂心对视了一眼，“难道连配冥婚，尸体都要新鲜的？”
　　刘书记瞪大眼睛，好像听到了什么他不能理解的问题：“老廖花了十万块的积蓄，难道要买一具腐烂的尸体吗？”
　　我说寒天腊月，尸体就算停灵三天，都不会腐败得明显。老廖在中午就取走了尸体，难道是赶时间？刘书记摇了摇头，表示他不知道。考虑到山里可用的工具，无非是电动三轮车这些，我又刻意问用什么取走的。说是用麻袋装起来，抱走的。阿花年纪小，身子轻。我又问扛到哪里去了。刘书记语气越来越不耐，说当然是去他儿子的坟头。按理说，他确实没义务回答这些与希望小学无关的问题。能答到这份上，或许真是心里有愧。
　　“老廖儿子的坟头，也在山林里吗？”
　　刘书记忽然瞪大眼睛，问我们要干什么，声音里多了警觉。我放缓语气，说我们只是好奇，老廖家毕竟是外乡人，葬儿子的时候，是不是也照山里的规矩来。刘书记紧绷的肩膀松了松，说这山里死了人都是葬在那边。
　　我看向甘颂心：“所以我们昨天下午进山时看见的送葬队，确实有可能就是送阿花的？”
　　“什么？”刘支书皱起眉毛问我们。
　　“哦，没什么。”我立刻回应，“对了，刘书记，你从昨天就一直在罗宝家吗？”
　　他说除了跑到隔壁山头去请鬼师，都在。我问昨天都有谁接近过木匣？他说他大多数时候都在门外站着招呼乡亲，不可能一直守在木匣旁边。至于是谁这么大胆宰了狼，还把狼尸装进那个匣子，他真不清楚。我又问罗宝平日在寨子里有没有什么处得不好的乡亲？
　　“罗宝在村里没结什么仇怨啊……不过这山里出过狼伤人的事情，你们都小心点！夜里不要出门！”
　　“您亲眼见过狼吗？”
　　刘书记摇摇头，说他刚来寨子的时候，乡亲们就说过早些年寨子里缴了枪械后，出过狼伤人的事件，没想到见着真的了。我问那几个当事人现在还在村里吗？摇了摇头，没说什么。看来，石老师说的故事，只能是谣传了。
　　我问：“您来寨子是五年前山洪后吧？”
　　“对，当时刚上任，就遇到了特大险情。哎……”
　　“我看过新闻，说村里失踪了四人，至今没找到。”
　　“大水冲走了，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怎么报呢？只能报‘失踪’啊！”刘书记叹气道。
　　“失踪人员的名册，您这边还保留着吗？”我问。
　　甘颂心暗暗拽了拽我的衣袖。
　　“名册？”刘书记瞬间警觉起来，“你是来调研的，要遇难者名册做什么？”
　　“我想去……”我说，“慰问这些人的家属。”
　　“慰问家属？”刘书记奇怪道：“你跟这里的寨民非亲非故的，还是不要提起山洪了吧！”
　　刘支书脸已通红，这次的逐客令毫无转圜余地。我们只能起身离开。随着屋门“砰”得一声关上，甘颂心拉了拉我的衣袖，走到墙角，低声说：“你话赶话，说漏了。”
　　我轻轻叹了口气。
　　“我们昨天看到的送葬队，应该不是老廖送阿花的。”甘颂心看着我的眼睛。
　　“怎么说？”
　　甘颂心指向小卖部的大概方向，说我们从那儿坐车到村里，花了四十分钟，接着就去小卖部买烟——老廖难道是铁脚？能赶在我们前面走回来，还出现在小卖部里？可能是他雇人送葬？我一顿，想到不对。他这么重视儿子身后事，怎么会自己不跟去，反而雇人？
　　甘颂心郑重地点头：“还有你刚才的问题也关键——阿花早上过世，老廖中午就取尸？连‘打弥拉’都没做，这么急？”
　　“不像配冥婚。要么是赶时间，要么是对遗体新鲜度有要求。”我说。
　　甘颂心看向远处的林子，喃喃道该不会真要拿新鲜尸体去搞什么巫蛊之术吧？我轻敲了下她的脑门。
　　“你这又是从哪本网络小说看到的邪门说法？石老师不也说了么，这寨子开化得很。村里最多也就是有‘苗医’，要真盛行‘巫蛊之术’，还用得着怕狼吗？随便施个法，邪祟不就退散了？查这种事，关键得抓住人的动机。”
　　甘颂心眨眨眼：“动机？”
　　“无非三种：情、名、利。”
　　“秦明丽？谁？”
　　这时，村支书屋里传来打电话的声音。刘书记情绪激动，话音却压得低，听不清内容。我与甘颂心对视一眼。他的小屋是山里唯一有信号的地方。这电话，只能是打给山外的人。我拿出手机，看到确实有信号，但不强。
　　“这案子看起来跟‘情’字扯不上关系。冥婚本来就不合法，更别提挣什么好名声了。所以——”我往前倾了倾身子，“多半是为‘利’。罗宝掉在地上的那沓钱你也看见了，老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里有信号，你先把拍摄到的内容传到云端备份。”
　　甘颂心点点头，麻利地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熟练地将拍摄的原始文件导入电脑，随即启动云端备份软件。看着上传进度条在微弱的信号下开始缓慢挪动，我们才稍稍松了口气。午饭后，我们回到小学，差不多下午三四点就放了学。
　　“老师。”
　　我和甘颂心惊得同时转身，见龙菊不知何时已站在屋檐的阴影里，睁着大眼睛看我们。
　　“我同阿公讲过了，”她往前迈了小半步，笑着说：“他说家里有车，不会叫你们走路的。”
　　话音落下时，她侧身让了让。顺着她示意的方向看去——龙伯正骑在那辆旧电动三轮车上，停在十步开外的水泥地上。我们先前搁在刘支书屋檐下的两个登山包，此刻正一竖一横地卧在三轮车那铺着的车斗里。龙伯的姿势分明是在等着。
　　“阎老师，今早你和甘老师都说过想到我家去住的，我阿公已经跟石老师打过招呼了，他就帮忙把你们的行李都一起运到车上了。”
　　“你阿公说话这么好使？”甘颂心惊讶道。
　　“当然了！”龙菊骄傲道：“我阿公是寨子里资历最老的猎人，大家都敬着他呢！”
　　我们走向三轮车，龙伯这才抬起眼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我们上车，在行李旁蜷身坐下。车经过小卖部时，我让龙伯停下，心里盘算着怎么向老廖打听阿花和他儿子的事，但转念想到他是个哑巴，交流起来恐怕不易，脚步又有些犹豫。等我真正站到店门前时，却发现那扇门已被几块旧木板从里面严严实实地封住了。天光明明还亮着，这时候就闭店，透出一股说不出的怪异。龙伯说老廖通常卖完了就回去了。我问他家住哪，他说老廖家也在山沟里，没去过，具体在哪儿也说不清。
　　三轮车在蜿蜒山路上嗡鸣攀爬。驶过最后一道坡，几间黑瓦黄泥墙的屋子静卧在山坳里，掩在竹与菜地间。老樟树投下浓荫，一条野草蔓生的小径通向虚掩的木门。龙伯熄了火，嗡嗡的声响骤然消失，山野间深沉的寂静瞬间涌来。龙伯家，到了。
　　土房子不大，靠山而建，墙是黄泥夯的。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陈年烟火、干草药和兽皮特有的膻味就漫了出来。屋里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光，照亮浮尘。墙上钉着、梁上垂着的，是各种风干的皮子：棕黄的麂皮、狐狸皮。没见狼皮。墙角堆着一卷卷绳索，磨得发亮的捕兽夹靠在门后，铁齿冷森森的，却擦得干净。火塘里有余灰，旁边一把老陶壶，一张掉漆的木桌。木桌上摆着两瓶药。
　　那药瓶，我在罗宝家见过。我拿起瓶子细看，标签上印着外文，大致是保护心脏的药，每日服用两粒。我问龙菊家里谁不舒服，她摆摆手说没人生病，她阿公只是心律不齐，县医院按月送来的。我有些意外，县城离这一百多公里，山路难行。她说，县医院的义工们每年都会进山义诊、开药。
　　“哦？义诊的时候，都是做些什么？”我问。
　　“量血压、抽血，用那个，医生挂在脖子上的，能听心跳的那个……”
　　“听诊器？”
　　“对对，用听诊器在人身上听来听去，在本子上记下来，带回去开药。”
　　我找龙菊要有处方看看，龙菊说处方都是医院保管的，去县医院报名字、对着档案看，大夫就知道拿什么药了。我跟甘颂心对视一眼，觉得奇怪，这处方开出来，竟然不给患者？我又问义工们给寨民们开的都有什么药？龙菊说有管心脏的，还有管肠胃的，高血压高血脂的，反正应有尽有，很多寨民的病都靠这些义工们来看了。
　　龙菊回忆说，义工进山大约始于五年前——正是山洪发生的那一年，此后便每年冬季固定进山送药。她估计我们这趟待十天，应该碰不上月底才来的义工。
　　“第一年义工是在雨季进来的，”她解释道，“山洪之后才改到冬天，因为这时节雨少。”
　　问及龙伯的药，龙菊说是上个月县医院送药进山时拿到的。原来，山里许多老人需长期服药，而部分药物一次不能多开，因此县医院每月会专程派货车进山配送一次。
　　“义工一年只来一回，”她补充道，“平常都靠县医院每月送药来。”
　　至于义工人员，她印象中每年似乎并不固定，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人数也时多时少。甘颂心拿起药瓶端详，忽然注意到什么：“这药……和罗宝家的是同一种？”
　　“嗯，村里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身体不好的多。”龙菊点头，“阿公说，这药原价要好几百，现在一百块一盒，能吃半年，挺划算的。”
　　这时，甘颂心轻轻碰了碰我，缓缓转动瓶身给我看。标签上只有几行英文，没有处方药标识，没有厂家信息，什么说明都没有。
　　我转向龙菊，试着问：“那龙伯吃了这个，感觉有效果吗？”
　　夜色已深，朗月疏星悬在山脊上。龙伯蹲在门槛边的石墩上，烟头的微光一明一灭，映着他沉默的侧脸。我和甘颂心也蹲了过去。我向他道谢收留，也提了石老师的顾虑。龙伯缓缓吐出一口烟，说石老师有他的规矩，怕外头来的人惹事。但他话锋一转，语气和缓了些：“你们是顺着罗宝家这条线来的。罗宝一走，线索就难追了。”
　　我的心微微一紧——话题到了关口。
　　“是啊，罗宝家一走，最直接的证据就断了。”我观察着龙伯的神色，见他抽烟的节奏没变，才继续轻声说：“阿花也是埋在‘山林子’吧？”
　　龙伯的烟灰无声地掉了一截。他沉默了很久。
　　他终于应了一声，说村西头，往老鹰崖方向走，最深、最背阴的那片林子，村里老一辈都管那儿叫‘山林子’，路险，平日里没人去。五年前那场山洪，就是离那儿上游不远的谷口冲下来的。
　　我低声解释，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去看一眼，若阿花真在那儿，回去也算有个交代。
　　“娃娃，罗宝自己都走了，连女儿是不是真埋在老廖儿子那儿都没管。”龙伯摇头。
　　“这涉及刑事犯罪。”我语气认真起来，“您放心，我们一定保密，绝不惊扰谁，也不给村里惹麻烦。”
　　龙伯疑惑地看向我，深深吸了口烟，火光猛地亮了一下，映出他眉间深深的沟壑。
　　“总之，晚上不能去，山里……不安全。”
　　“您之前说没见过狼？”
　　“嗯。”
　　“那为什么……”
　　“天太黑了，夜里不知有什么。”
　　“什么？”
　　他缓缓吐出一口烟，说早些年，寨子里传过狼伤人，大家交了猎枪，怕归怕，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半夜不敢出门。可这几年，总听说住在山沟里的人半夜出门或回家，被狼咬死了。我们立即问龙伯知不知道是谁、怎么传出来的？龙伯摇头，说寨子里的人聚在一起时都说。山里确实常听见有人吹芦笙，但人是怎么走的，走的是谁，不清楚。
　　我立即追问我们来时在山脊上看见的送葬队，除了阿花，那天还有谁下葬？龙伯叹了口气，说是老鹰崖上住的阿玉，一个老婆婆。她一辈子一个人，走了也没人知道。前些日子龙伯去老鹰崖打猎，顺路去看她，才发现人已经没了。后来请了送葬队，把她埋进了山林子。由于阿玉婆婆生前几乎不与任何人走动，所以她过世后，龙伯也没惊动寨里人。甘颂心问起阿玉婆婆的身高。龙伯伸手比了比，只到他胸口。这与我们昨日所见送葬队挑的物体大小对上了。
　　这时，龙伯从怀里掏出药瓶，取出一粒咽下。我顺势问：“龙伯，您身体不舒服？”
　　“今天忘了吃药。”他摆摆手，语气随意却透着无奈，“人老了，零件不好使了。”
　　我和身旁的甘颂心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凑近些，声音诚恳：“有件事想请您帮忙。这药，我们知道是县医院给的，但我见着没有标识、生产日期这些，有点不放心。正好，我有熟人在检验机构，您看，能不能匀一两粒给我们？我们带出去验验。”
　　龙伯握药瓶的手紧了紧，眼神复杂地看着我们，问：“你们什么时候走？”
　　“计划待十天。”我答。
　　“走了还回来吗？”他又问。
　　这山里没有信号，打不了电话，要怎么告诉他这药有没有问题？我和甘颂心面面相觑，没错，这确实是个问题。我是因为拿到了公司的调研许可，才能跟石老师的“萤火助学”来到这里，下次过来，要到什么时候？要用什么理由？难道我坐五六个小时的车进山，只为了通知这个寨子里的人，县城医院五年来给他们的药是什么成分？
　　太荒谬了。连甘颂心都在一旁清了清嗓子。
　　“我会回来。”我听到我这样回答。
　　甘颂心瞪大眼睛惊讶地看向我，但这种惊讶又转为坚定。她看向龙伯，说：“您听见了，我们会回来的。”
　　龙伯又沉默地抽了几口烟，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药瓶，整瓶放进我手中。
　　“龙伯？”
　　“家里还有。”他站起身往屋里走，到门口时回过头：“明天早上，带你们去山林子。带上锹。”
　　他这是答应带我们去“挖坟”了！
　　“谢谢您，龙伯。”我郑重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