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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千万项目，我辞职去住院 加班崩溃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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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加班72小时后，我在客户会议上站起来说“你们的需求不合理，我拒绝”。
然后我收拾好东西，自己打车去了精神病院。
不是被送进去的，是我自己挂的号。
医生诊断：中度焦虑，建议住院观察。
我拒绝了VIP病房，主动要求住进了普通病区。
我的病友有：一个自称秦始皇的中年妇女、一个每天都在数米粒的老头、一个坚信自己是外星人的大学生。
三个月后，前同事来探望我，发现我气色红润，正在和“秦始皇”打麻将。
他小心翼翼地问：“你……什么时候出院？”
我摸了一张牌，淡定地说：“等我不怕上班了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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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个周三的上午崩溃的。
说“崩溃”其实不太准确。
崩溃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应该摔东西、大哭、歇斯底里。
但我没有。
我只是突然觉得——没意思。
会议室里，灯光白得刺眼。
我站在投影幕前，身后是一百二十七页的并购方案，面前是六个客户方的代表。
他们刚刚提出了第十七版修改意见，说我们的估值模型还需要“再优化一下”。
“纪总，这个数据模型，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调一调。”
客户方的项目经理笑着说，语气轻飘飘的，好像调一个模型就像调一杯咖啡那么简单。
我看着他的脸，忽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项目我跟了四个月，每周开三次会，每次至少三小时。
我见过这个人的次数比见我父母的次数还多，但我居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忽然意识到——我不在乎他叫什么。
我不在乎这个项目。
我不在乎这一百二十七页的方案。
我不在乎这四个月来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纪总？”他叫我。
我回过神来，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
这些数字我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但此刻它们在我眼里就是一堆乱码。
“这个需求不合理。”我说。
会议室安静了一秒。
“什么？”项目经理的笑容僵了一下。
“你们的需求不合理。”我重复了一遍，然后把激光笔放在桌上。
“这个估值模型已经改了十六版，每一版都是按照你们的要求调的。现在你们说要‘再优化一下’，但你们自己都说不清楚要优化什么。这不是合理的需求，这是你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让我们不停地试错。”
项目经理的脸色变了：“纪总，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终止合作。”
全场死寂。
我收拾好文件，拿起电脑，拉开会议室的门。
走出去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回头。
走廊很长，地毯是灰色的。
我走了大概三十步，停下来，靠在墙上。
心脏跳得很快，但脑子异常清醒。
我做了什么？我搞砸了一个价值八千万的项目。
我当着客户的面说“终止合作”。
我大概要被开除了。
我等着恐慌涌上来。
但它没有。
相反，我感觉到了——轻松。
一种很久很久没有过的轻松。
像是一直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忽然被搬走了。
呼吸都变得顺畅了。
我站在走廊里，站了大概五分钟。
然后我拿出手机，打开地图，搜索了最近的医院地址。
屏幕显示：XX市精神卫生中心，距离您2.3公里。
我没有犹豫，直接叫了一辆出租车。
车上，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姑娘，你没事吧？”
“没事。”我说，“就是去看看病。”
“什么病？”
我想了想：“可能是有病。”
司机没再说话。
到了医院，挂号窗口的阿姨问我挂什么科。
“精神科。”
“有预约吗？”
“没有。自费。”
“症状？”
我看着窗口后面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忽然觉得这个场景有点荒诞。
一个穿着定制西装、化着精致妆容的女人，站在精神病院的挂号窗口前，被问“症状是什么”。
“想打老板。”我说，“算吗？”
阿姨连眼皮都没抬，递给我一张挂号单：“三号诊室，往里走。”
我拿着挂号单，穿过走廊，找到三号诊室。
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医生，戴着金丝眼镜，白大褂很整洁。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请坐。”
我坐下来。
他问：“哪里不舒服？”
“我刚刚在客户会议上说‘终止合作’。”我说，“一个跟了四个月的项目，八千万的盘子。我说不干就不干了。”
何念——我看了一眼他胸口的工牌——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他点了点头：“还有呢？”
“我连续加班七十二小时。不是第一次。过去三年，我平均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以上。我有窦性心律不齐、甲状腺结节、颈椎反弓、胃溃疡。我今年二十九岁。”
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念一份体检报告。
何念看着我：“你觉得这些是问题吗？”
“不。”我说，“我觉得这些不是问题。我觉的问题是——我刚才在会议室里，忽然觉得什么都不在乎了。不是不在乎这个项目，是什么都不在乎。工作、钱、前途、名声，全都不在乎了。这种感觉很危险。”
何念的笔停了一下。
“为什么危险？”
“因为一个人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就什么都干的出来。”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要住多久？”
“一到两周，看情况。”他说。
“可以更长一些吗？”我问。
他抬头看我。
“我想住到退休。”我说。
他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叹气：“我们这里是医院，不是养老院。”
“我知道。但我不想回去上班。”
“那就先住下来。”他低下头，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你这种情况，需要的是休息。”
“我同意。”
他给我开了住院单。我问他要不要做检查，他说会安排。
我问他要不要通知家属，我说不用。
他问我要不要住VIP病房，我说不要，住最便宜的。
他看了我一眼：“你确定？”
“确定。我又不是来度假的。”
他沉默了一下，在住院单上勾了普通病区。
“普通病区是多人间，条件比较简陋。”
“没关系。”我站起来，“比我们公司食堂好吃就行。”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何念笑。
——————
普通病区在三楼。
护士领我上去的时候，走廊里有人在唱歌。
不是那种好听的唱法，是那种——怎么形容——撕心裂肺的唱法，就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狗。
“那是老张。”护士面不改色地说，“他觉得他是帕瓦罗蒂。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开唱，唱到四点。习惯了就好。”
我点了点头。
走廊尽头有一扇大窗户，阳光照进来，能看到楼下的小花园。
花园里有几个人，有的在散步，有的坐在长椅上发呆，有的对着空气说话。
“那是我们的活动区。”护士说，“每天下午可以下去活动。不过要注意，有些病人有暴力倾向，离远点。”
“哪些有暴力倾向？”
“现在没有。”她说，“上个月有一个，觉得自己是孙悟空，拿晾衣杆当金箍棒，把走廊的灯全砸了。后来转院了。”
我跟着她走到护士站。
护士长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女人，圆脸，说话很快，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新来的？”她看了我一眼，“叫什么？”
“纪棠。”
“什么毛病？”
“焦虑。”
“焦虑？”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你看着不像焦虑的。焦虑的人一般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脾气暴躁。你哪个都不占。”
“我睡不着觉。连续三天没睡了。”我说，“而且我刚才在客户会议上发飙了。八千万的项目，说不要就不要了。”
护士长的表情变了——不是惊讶，是那种“懂了”的表情。
“哦。”她说，“那是该来。”
她给我安排了一个四人间。
房间不大，四张床，中间有一个床头柜。
靠窗的那张床上坐着一个老太太，正在叠衣服。
叠得很整齐，每一件都叠成一样的大小，摞在一起。
“这是赵姐。”护士说，“她在这儿住了三年了。”
赵姐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叠衣服。
靠门的那张床上躺着一个老头，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
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听到数字——“487、488、489……”
“这是王伯。”护士压低声音，“他每天数米粒。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数米粒？”
“嗯。一碗米，一颗一颗地数。数完才吃饭。不数完就不吃。”
第三张床是空的，铺着白色的床单。我把包放在上面。
第四张床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出头，戴着耳机，在看书。
他看到我进来，摘下耳机，冲我点了点头。
“小陈。”他说，“大□□学的。”
“为什么退学？”
“因为我不是地球人。”
我看着他。
“我是外星人。”他说，表情很认真，“来地球执行任务的。任务完成就走。”
“什么任务？”
“研究地球人。然后写报告。”
“写了多久了？”
“三年。”
“还没写完？”
他沉默了一下，重新戴上耳机，低下头继续看书。
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这个房间——
一个自称秦始皇的老太太，一个数米粒的老头，一个自称外星人的大学生。
加上我，一个在客户会议上发飙的投行副总裁。
我们四个，住在一个房间里。
荒诞吗？荒诞。
但奇怪的是，我居然觉得——安心。
没有邮件，没有电话，没有KPI，没有加班。
没有人催我开会，没有人问我方案改好了没有，没有人说“公司是你家”。
这里很安静。
安静到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我躺下来，闭上眼睛。
这是三天来，我第一次觉得可以睡了。
但我没睡着。
不是因为焦虑，是因为隔壁床的赵姐开始说话了。
“众爱卿平身。”
我睁开眼，看着她。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一件衣服——
准确地说，她把床单披在了身上，像披了一件龙袍。
她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们，声音洪亮：“朕今日上朝，有何事启奏？”
王伯没理她，继续数米粒。
小陈也没理她，继续看书。
赵姐转过身，看着我：“新来的，你是哪个部门的？”
“……什么部门？”
“朕的朝廷，六部九卿。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想了想：“我不知道。”
“不知道？”她皱起眉头，“大胆！入朝为官，岂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官？”
“那陛下觉得我该是什么官？”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你看着精明能干，像管钱的。朕封你为户部尚书。”
“户部尚书是干什么的？”
“管钱的。”她说，“朕的国库，就交给你了。”
“好。”我说，“那陛下，户部尚书能睡觉吗？我三天没睡了。”
赵姐愣了一下，然后大手一挥：“准奏！退下吧。”
我闭上眼睛。
这次是真的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