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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hapter 10 放一人入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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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意到陆执野走路的方式——不是走,是一种移动。肩膀不晃,脊背不弯,每一步的步幅几乎完全相等,像被什么精密的仪器校准过。
那种走路的姿态不是后天练出来的,是一个人从会走路开始就踩在实木地板、大理石地面、手工编织的波斯地毯上,从来没有在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跑过步、在结冰的路面上滑过跤、在拥挤的地铁里被推搡过,才能长出来的东西。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一双穿了两年多的白色板鞋,鞋底已经磨平了,鞋头有一块擦不掉的灰色污渍。这双鞋踩过北五环的积水、踩过十三号线车厢里的口香糖残渣、踩过合租屋楼道里永远扫不干净的灰尘。
他们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他不知道为什么又想到了这个。他明明已经接受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切割——他不要叶家的钱,不要叶家的资源,不要叶家的任何东西。他以为这种切割是彻底的,是一刀两断的,是从此再无瓜葛的。
但他忘了,切割只能切断你和过去的关系,切不断过去在你身上留下的形状。
他走路的方式、他说话的方式、他看人的方式、他紧张时摸领口的方式、他愤怒时咬紧后槽牙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是在叶家长出来的。像一棵树,你可以砍断它的根,但你无法改变它生长的方向。
“上车。”陆执野拉开了车门。
叶念坐进副驾驶。这一次他没有犹豫,也没有问要去哪里。
他只是在坐进去的时候,下意识地拉了一下安全带——那根安全带是深灰色的,和车内饰同色,材质比普通车的安全带厚实一倍,扣上去的时候发出一种沉闷的、令人安心的“咔嗒”声。
陆执野发动引擎。迈巴赫无声地滑出车位,驶入东三环的车流。
“去哪儿?”叶念问。
“去见一个人。”陆执野说,目光注视着前方,“何叔。我让他查的东西,有消息了。但他不肯在电话里说,要当面谈。”
叶念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什么消息?”
“尸检报告的事。”陆执野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路况,“他找到了当年经手那份报告的一个法医。那个人已经从公安局离职了,现在在天津一家司法鉴定所工作。何叔约了他今天下午见面。”
叶念的心脏猛跳了一下。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等了三年的东西,现在突然就在眼前——不是“可能”,不是“希望”,而是一个具体的、正在发生的事实。
“你别激动。”陆执野说,依然没有看他,“见完面再说。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叶念的声音有些哑,“我不是激动,我是……”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兴奋?恐惧?期待?还是害怕——害怕这一次又会落空,害怕那个法医会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害怕那条追了三年的线索在他快要抓住的时候再次断裂。
他转过头看向车窗外。
东三环的高楼在车窗外飞速后退。国贸、央视大楼、京广中心——这些建筑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像一排巨大的、沉默的纪念碑。它们不属于他,这座城市也不属于他。他只是一个租住在北五环外的、穿着别人买的大衣的、追查自己母亲死因的年轻人。
“叶念。”
陆执野叫了他的名字。
他转过头。
陆执野的侧脸在挡风玻璃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清晰——眉骨高而锐利,鼻梁直挺,下颌线锋利得能割破光线。但那双眼睛没有看他,始终注视着前方的路。
“不管今天见到那个法医之后得到什么消息,”陆执野说,“你都不要单独行动。记住了?”
“记住了。”
“再说一遍。”
“记住了。”
陆执野没有再说话。
他伸手打开了音响,一首很轻的钢琴曲从扬声器里流出来——是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古尔德1981年的录音,开头的咏叹调慢得像在滴水的冰柱。
叶念不认识这首曲子,但他觉得好听。那种好听不是旋律的优美,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建筑式的美——每一个音符都放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不多不少,像一座被精确计算过的拱桥。
他靠在座椅上,大衣的领口竖起来,遮住了半截下巴。羊绒贴着皮肤,温暖得像另一个人的体温。
他突然想起,这是他第二次坐在这辆车里,被这种温暖包裹。
第一次,陆执野把他的大衣盖在他身上。
这一次,大衣穿在他自己身上,但那温暖是一样的。
他闭上眼睛。
车驶上京津高速,向着东南方向开去。路牌上的数字一个一个地跳过去——天津,120公里。
叶念在心里默默地数着那些公里数。
他不知道等在终点的是什么。但他知道,他不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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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驶入天津市区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
十一月的天津比北城更冷,海河的风从车窗缝隙里钻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铁锈味的气息。陆执野把车窗关紧,空调温度调高了两度。
何叔约的地方在和平区的一条老街上,一栋三层小楼的二楼。
楼下是一家卖煎饼果子的早点铺,已经关了门,铁皮卷帘门上用红色油漆喷着一个“拆”字。旁边的楼梯口很窄,只容一个人通过,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的红砖和灰色的水泥。
叶念跟着陆执野上了楼。
楼梯是木头的,每一级踩上去都会发出吱呀的声响。墙壁上贴着小广告——疏通下水道、高价回收旧家电、代办各种证件。楼梯拐角处堆着几袋没来得及扔的垃圾,散发着淡淡的酸腐气味。
陆执野走在他前面。
他注意到陆执野上楼梯的方式——每一步都踩在楼梯的中间,而不是边缘,步幅比平时小了一半,像是在刻意适应这个狭窄的空间。
他的黑色羊绒大衣在昏暗的楼道里显得格外突兀,像一个穿着晚礼服的人走进了菜市场。
但让叶念意外的是,陆执野的脸上没有任何不适的表情。没有嫌弃,没有皱眉,没有那种“我不属于这里”的微妙暗示。他只是安静地走着,姿态和走在国贸三期的大堂里一模一样——从容、稳定、不慌不忙。
二楼只有一扇门,木头的,漆面已经斑驳,门把手是那种老式的球形锁,松垮垮地挂在门上,需要往上提一下才能拧动。
陆执野敲了三下。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衫,里面是红色的毛衣,领口处露出一个白色内衣的边。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梳着一个不太成功的大背头,几缕头发不服帖地翘在头顶。脸上的皮肤粗糙,毛孔粗大,鼻子上有一颗明显的肉痣——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何叔。
但让叶念意外的是,何叔看到陆执野的第一反应——
他笑了。
那种笑不是下属对上司的讨好,也不是晚辈对长辈的恭敬,而是一种近乎亲昵的、带着某种私人记忆的、像老熟人见面时才会有的笑容。
“来了?”何叔说,声音沙哑,带着天津话特有的尾音,“进来吧。屋里有点乱,别嫌弃。”
叶念跟着陆执野走进房间。
房间不大,大概二十平米,被隔成了里外两间。外间是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摊着几份文件和一台老旧的台式电脑。墙角立着一个铁皮文件柜,柜门半开着,里面塞满了牛皮纸档案袋。里间拉着一道布帘子,隐约能看到一张单人床和床头柜上的一盏台灯。
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烟味、旧纸张的气味和速溶咖啡的混合气息。
何叔给他们倒了茶——搪瓷杯,杯壁上印着“劳动最光荣”的红字,杯口有一小块磕掉的瓷。茶是茉莉花茶,便宜的那种,茶叶碎末在杯底铺了薄薄一层。
“坐,坐。”何叔拉了把椅子过来,“陆公子,您这大老远跑一趟——”
“何叔。”陆执野打断了他,语气不重,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干脆,“别叫陆公子。叫小陆就行。”
何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目光从陆执野身上移到叶念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眼。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陆执野点了点头。他没有介绍叶念的名字,也没有解释叶念的身份。只是说:“他跟我一起来的。”
何叔又看了叶念一眼。目光在他身上停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像是在心里确认了什么。
“行。”何叔从桌上拿起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膝盖上,没有递过来,“你们要的东西,我查到了。但有些话,我得先说在前头。”
他看了一眼陆执野,又看了一眼叶念,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那个法医,姓孙,叫孙德明。2019年的时候在朝阳分局法医室工作,周芸的案子就是他经手的。他去年从公安局离职了,原因不明——我查了一下,不是正常退休,是提前内退,五十岁就走了,这里面可能有说法。”
何叔把档案袋放在桌上,用手压着。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一开始不肯说。后来我提了几个名字,他犹豫了很久,最后约了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见面。但他有一个条件——”
何叔看着叶念。
“他要见家属。见了才肯说。”
叶念的手指攥紧了。
“见我?”他问。
“对。”何叔说,“他说,那些东西他在心里憋了三年了,不能随便告诉一个中间人。他要当着家属的面说,说完了,家属愿意怎么用这些信息是他的事,但他自己不想再背着这些东西了。”
陆执野看了一眼叶念。
“你准备好了吗?”他问。
叶念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胸口在剧烈地起伏,心跳快得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三年来所有的等待、所有的失眠、所有的噩梦,都浓缩在这一刻了。
“准备好了。”他说。
陆执野点了点头,看向何叔。
“他在哪儿?”
“楼下。”何叔说,“在车里等着。我去叫他上来。”
何叔站起来,拉开门走了出去。木门在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房间里只剩下叶念和陆执野。
沉默。
叶念坐在那把硬邦邦的木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指甲嵌进掌心。他的呼吸很重,胸膛起伏的幅度比平时大了一倍。
“叶念。”陆执野叫他。
他抬起头。
陆执野坐在他对面,搪瓷杯里的茉莉花茶冒着白色的蒸汽,在他面前形成一层薄薄的水雾。透过那层水雾,他的脸看起来比平时柔和了一些——棱角被模糊了,眼神也像是被什么东西软化了一点。
“不管他一会儿说什么,”陆执野说,“你都记住一件事。”
“什么?”
“你不是一个人。”
两人四目相对,叶念感觉原本被人攥紧,揉成一团的心脏,缓缓舒展开来,好像可以放一个人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