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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29岁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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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这天,我收到了公司的裁员通知。
说是通知,其实不太准确。通知是下午三点发到邮箱的,标题写着“全体同仁请注意”,正文二百三十七个字,大意是集团战略调整,子公司即日起停止运营,所有员工劳动合同终止于本月最后一天。落款是集团人力资源部,连个公章都没有。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久到电脑自动息屏,黑色的镜面里映出一张脸。二十九岁,黑框眼镜底下有青黑色的圈和深深的眼袋,嘴角向下抿着。我偏过头,不想看。
办公室很安静。隔壁工位的小周在哭,声音压得很低,肩膀一抖一抖的。她想转正想了半年,天天加班到凌晨,上个月还因为急性肠胃炎晕在洗手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递了张纸巾过去。
“姐,”她抬起头,“你早就知道了吗?”
我说不知道。
这是真话。我在这家公司两年零五个月,从普通运营专员做到运营主管,加班时长累计三千多小时,平均每天四小时。我熟悉凌晨两点钟的写字楼走廊,知道哪台自动贩卖机的咖啡最浓,清楚每个节假日的三倍工资怎么算。我以为日子会这样过下去,攒够一笔钱,也许回老家付个首付,也许继续漂着。我没想过它会突然停掉。
小周说她要去找人事谈谈。我说好。
她走了。我继续坐着,把邮箱里那封邮件又看了一遍。二百三十七个字,没有一个字提到赔偿。我想我应该去查查劳动法,应该统计一下这两年多来的加班记录,应该和其他同事商量一下集体维权的事。但我只是坐着,一动不动。
窗外的天阴着,看不出是几点。工位靠窗是我特意选的,因为光线好,省电。二十九岁的人了,还是改不掉这种精打细算的习惯。
手机震了一下。我妈发的微信:生日吃面了吗?
我回:吃了。
她又发:相亲的事考虑得怎么样?这回这个真的不错,公务员,有房,比你大三岁,离异没孩子。
我看着那行字,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该回点什么的。拒绝也好,敷衍也好,总得回点什么。但我不想吵架,也不想撒谎,更不想让她觉得我在乎。
接下来是第三条:三十岁了,不小了,得抓紧找对象了。
我看着那行字,没回。二十九岁,我妈已经按照虚岁算我三十了。再过一年,大概要算三十一、三十二。数字就是这样,一旦开始往上加,就停不下来。
最后我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二十九岁,没房没车没存款没对象,刚失业。如果这是一份简历,大概连初筛都过不了。
六点钟的时候,群里有人提议吃散伙饭。二十三个人的群,只有七个人回复。我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下笑,然后收拾东西下楼。
电梯里遇到财务部的刘姐。她看了我一眼,说:“脸色这么差,又没吃午饭吧?”
我说吃了。
她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不知道爱惜身体。我年轻时候也这样,现在一身病。你才二十几岁,把身体搞坏了以后怎么办?”
我说嗯。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话。电梯到了一楼,门打开,她先出去了。我跟在后面,保持三步远的距离。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不超前,也不落后,走在所有人的影子里。
散伙饭定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大排档。七个人,围着一张圆桌,塑料桌布被风吹得边角翘起来。啤酒是冰的,烤串是热的,空气里有烟和孜然的味道。有人举杯说“庆祝解放”,有人跟着笑,笑声比哭声难听。
我喝了一点酒。平时不喝的,怕晕,怕失态,怕回家路上不安全。但今天喝了。凉的液体滑进胃里,激得我打了个寒颤。
“姐,”坐我旁边的小周又凑过来,“你说我们以后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想说不知道,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先休息一阵吧。”
“休息?”她瞪大眼睛,“房租怎么办?社保怎么办?下个月吃饭怎么办?”
我答不上来。她也不是真的在问我,只是需要对着什么人把这些问题吼出来。我听着,偶尔点头,偶尔嗯一声。这我很擅长。从小到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小学的时候,同桌偷了我的橡皮。我知道是他偷的,他也知道我我知道,但我们都没说。后来他把我另一块橡皮也偷走了。我没告诉老师,因为不想被当成爱告状的小孩。
初中的时候,值日小组轮流倒垃圾,到我那天垃圾篓永远是满的。我没说什么,一个人把垃圾拎到操场的垃圾桶,再把篓子拿回来。后来这就成了惯例,每周三都是我倒垃圾。
高中的时候,班里选班干部,班主任问谁愿意当劳动委员,全班没人举手。我也没有。最后班主任说那就你吧,指了指我。我说好。
大学的时候,有人追我。约我吃饭,我推了三次才去。发微信表白,我等了四个小时才回。见面的时候我全程低着头,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后来他放弃了,发了一条消息说“你好像很难接近”。我看了很久,不知道怎么解释。不是难接近,是怕。怕走近了会失望,怕失望了会难过,怕难过了不会哭。
二十二岁实习那年,我有过一个男朋友。谈了半年,分分合合七八次。每次吵架都是我先低头,每次和好都是他先开口。最后一次分手是在电话里,他说你太累了,我说嗯,然后挂了。后来他打过两次电话,我没接。后来就再也没打来。
之后七年,再没谈过恋爱。
我妈说我挑。其实不是。相亲的那些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公务员教师程序员,我都没什么意见。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怎么推进,怎么把陌生人变成恋人。每次加了微信,聊两句就聊不下去。每次约了见面,见一面就没有第二面。他们说我不主动,说我对别人没兴趣。不是的。我只是……
我想了很久,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最后放弃。
快十点的时候散伙饭散了。七个人站在大排档门口道别,有人说“保持联系”,有人说“常聚”。我们都知道这是客气话。一个公司散了,一群人也就散了。以后谁还会专门约出来吃饭呢?反正我不会。
她们往东走,我往西走。
晚上的街道比白天安静。店铺关了大半,卷帘门上贴满了小广告。红底的、白底的,□□的、收药的、疏通下水道的。我走得很慢,高跟鞋踩在人行道上,声音一下一下的。今天穿了高跟鞋,因为生日,想对自己好一点。结果走了一晚上,脚后跟磨出两个泡。
路过一个公交站台,有长椅。我坐下来,把鞋脱了,看脚后跟,水泡磨破了,流出来了血,将袜子后缘处染上一条红印。路灯在我头顶,把影子拉得很长。我动了动脚,影子也动了动。
二十九岁,按长寿点来算,人生也过了三分之一。我坐在深夜的公交站台上,穿着一双磨脚的鞋,刚刚被裁员,不知道明天要去哪里。
风有点凉。我把外套裹紧了些。
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坐过来一个人,男人,五十来岁的样子,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我们就这样坐着,中间隔着一个座位的距离。
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点上。火光在他指间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他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飘到我这边,我没躲。
“等人?”他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摇摇头。
“那怎么不走?”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去哪。”
他笑了,露出一颗缺了的牙。“我闺女也老说这话。问她想去哪玩,不知道。想吃啥,不知道。想干啥工作,不知道。”他又吸了口烟,“后来我就不问了。”
我说:“那您问什么?”
他看了看我,把烟掐灭,站起来。“什么都不问。她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他把烟头扔进旁边的垃圾桶,“走了,闺女在家等我吃饭。”
我看着他走远,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
坐了不知道多久,手机又震了。这次是房东:下个月房租要涨三百,同意的话我把合同寄给你。
我看着那条消息,没回。
站起来,鞋穿上,脚后跟疼了一下。往前走,路过便利店,门开着,暖黄的光从里面透出来。收银员在打哈欠,电视里放着什么综艺,笑声很吵。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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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出租屋已经快十二点。
房间十二平米,月租两千三,押一付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门后面贴着去年春节我妈硬塞给我的福字,红纸褪成了粉色,边角卷起来。我没撕,也懒得贴新的。
脱鞋的时候发现脚后跟血把袜子粘住,扯下来的时候疼得一哆嗦。我蹲在地上,盯着那块血渍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把袜子扔进垃圾桶。
洗澡。热水冲下来的时候,脑子里乱七八糟的。邮件,散伙饭,小周的眼泪,公交站台抽烟的男人,房东的微信。这些画面挤在一起,像洗衣机里绞成一团的衣服。我关上水,站在浴室中间,水珠从身上往下滴,凉了才想起来擦干。
躺到床上已经一点。手机里有七条未读消息。三条来自我妈,两条来自工作群,一条来自信用卡还款提醒,一条来自某个同事介绍的相亲对象——叫什么来着?翻了一下聊天记录,姓赵,上周见过一面,在星巴克。他问我喜欢喝什么,我说随便。他问平时有什么爱好,我说没有。他问周末一般做什么,我说加班。后来就没话了。
他发的是:睡了吗?
我盯着这两个字。屏幕的光照在脸上,有点刺眼。
按道理应该回的。不回不礼貌,不回显得高傲,不回会让他觉得我在摆谱。但我不知道回了要说什么。说没睡?那然后呢。他要是问为什么没睡,我说失眠。他要是问为什么失眠,我说因为被裁员。他要是问怎么被裁员了,我说公司注销了。他要是问那以后怎么办,我说不知道。
说到最后,还是不知道。
我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屏幕朝下,和下午一样。
睡不着。这是老毛病了,躺下来脑子反而清醒。那些白天顾不上想的,晚上全跑出来。小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敢跟老师要那块橡皮?初中的时候为什么不敢拒绝倒垃圾?高中的时候为什么不敢举手说我不想当劳动委员?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不敢回那个追我的人的消息?二十二岁的时候为什么不敢问他我们到底要不要好好在一起?
我翻了个身,脸朝墙。
墙上有个洞,是搬进来的时候就有了的。拇指大小,黑洞洞的,不知道里面住着什么。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盯着它看,想象里面有老鼠、蟑螂、或者别的什么。但从来没见东西爬出来过。它就那么待着,我也那么待着。
两点十五分。我还是没睡着。
起来,开灯,翻抽屉。抽屉里有几张银行卡,一沓病历本。病历本是这三年攒的,贫血、低血压、低血糖、肠胃炎,偶尔还有偏头痛和失眠。翻开来,每一页上都写着“建议休息”“避免劳累”“按时服药”。我把它们摞整齐,又放回去。手碰到了旁边的的作文稿纸和一封信,我将稿纸和新都拿了出来。
这两页作文稿纸来自九岁那年的我,这篇作文被语文老师评为优秀作文,在学校展示栏展示了一个月,收回来后就被我好好保存收藏了起来,但因为时间太长,纸张边角还是有些卷起来,纸页发黄。
题目叫《二十年后回故乡》。作文是这样写的:
“二十年后的我,已经是一家上市互联网科技公司的老板了。我的公司研发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磁悬浮汽车,不用油不用电,悬浮在半空中,嗖的一下就能飞到想去的地方。今天,我开着我自己公司研发的磁悬浮汽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乡亲们都围上来看,说这不是当年那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小女孩吗?现在都成大老板了!我微笑着从车上下来,穿着一身高级定制的西装,脚下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走路带风。爸爸妈妈站在人群最前面,激动得热泪盈眶。我走过去,抱住他们说,爸妈,我回来了。以后你们不用再辛苦工作了,我来养你们。乡亲们都鼓掌,说这孩子真有出息……”
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把这个作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九百多个字。虽然当时的我是认认真真大一笔一画的誊写在稿纸上的,但刚开始换水笔写字的我字迹还是挺稚嫩的,也不是年少的原因,毕竟现在的我写字依旧谈不上好看和娟秀,也是小学生的字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互联网科技公司具体是干什么的,被霸总玛丽苏小说荼毒的我只是觉得“上市老板”听起来很厉害,毕竟小说电视里动不动都是总裁和老板。那时候我以为二十年后是遥远的未来,遥远到可以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
现在我二十九岁。
没有磁悬浮汽车,没有上市互联网公司,没有定制西装和高跟鞋。我从床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往外看了一眼。楼下是城中村密密麻麻的握手楼,电瓶车乱停,垃圾堆在角落,一只野猫正翻着塑料袋找吃的。
我也没有走路带风。我走路很慢,因为贫血,走快了会头晕。
我也没有让爸妈不再辛苦工作。他们还在老家,我爸还在从厂里下岗后就转当出租车司机,去年退休后开始跑滴滴,我妈以前是公交车售票员,自从无人售票车全面发行后就下岗了,目前在小学旁边给孩子做饭看孩子午休补贴家用。每个月我还要给他们寄一千块,虽然他们说不用的,你自己攒着。但我知道他们在攒钱,给我攒嫁妆,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老两口这么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有个比我小12岁的弟弟,目前还在读高三,用他们的话来说,儿子和女儿不一样,要是不给儿子拼套房,谁家愿把女儿嫁给你啊。
我甚至连驾照都没有,当年其实是报名了驾校的,也考过了科目二,可学科目三时被教练骂了后PTSD得连驾照都没敢再考了。这样说起来即使是有磁选汽车我也是不能驾驶的。
想得太多,我把稿纸从小放回抽屉里,打开和作文放在一起的信封。
十八岁那年,高考完最后一次返校。班主任组织大家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说十年后的同学聚会,我们再拆开来看。那时候我刚高考完,不知道考得怎么样,不知道要去哪个城市读大学,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班里有人写了三页纸,有人写了五页,有人一边写一边哭。我坐在最后一排,想了很久,不知道该写什么。
那时候的我,正处在一种奇怪的迷茫里。刚结束一段不知道算不算早恋的暧昧,刚和最好的朋友吵了一架没和好,刚填完志愿不知道能不能被录取。十八岁,成人了,但完全不知道成人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在那张信纸上写了八个字:
“唯愿快乐,但求无悔。”
然后折起来,封好,交给班长。班长说十年后聚会再发。我说好。
但十年后没有聚会,或许有,只是我不知道吧。我只知道这封信却在今年十月,出现在了我老家门口的鞋柜上。可能是更早之前送达的吧,但是我在国庆节回家才看到了这封信。
拆开了就看到了那八个字。唯愿快乐,但求无悔。那时候大概以为快乐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想就能得到。后悔是可怕的事,只要小心就能避开。
现在我知道了。快乐是什么,我已经忘了。至于后悔——
我不知道有没有后悔。或者说,我不知道什么事才叫后悔。
选了错的大学?可是这已经是我的成绩能做到的更好的选择了。
读了没用的专业?但好像也不知道什么专业才是毕业之后真正有用的。
来了这个城市?会离开老家来大城市也是因为被家里亲戚催婚催得没办法了才在三年前逃离的。
进了那家公司?但有一说一我确实在公司里学到很多,虽然学到的没用的东西也很多。
没谈恋爱?没交朋友?没好好生活?我之前忙得甚至没空考虑这些。
这些算后悔吗?如果算,那我好像每天都在后悔。如果不算,那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后悔的事。
也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心理这次我回大城市的时候就找出了9岁的作文和这封信一起带了过来。
就这样吧。我将信件放回抽屉里,躺回床上。手机收到一条短信:“【XX银行】您账户5429于5月29日02:58支出2.5元,可用余额53789.22元。附言:账户5429包月短信服务费。”
五万三千七百块。毕业开始工作了七年,就攒了这些。这两年每月工资平均八千,房租两千三,吃饭一千五,交通三百,社保自己交一千多,剩下三千。除去每月给父母转的一千,每月最多攒两千。好不容易才攒到这五万三,就这其中还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加班费。
不到三年,三千多个小时的加班。平均每天四小时,周末基本无休,节假日从来没休满过。有时候凌晨三点回家,第二天早上九点还要准时坐在工位上。小周问我怎么能坚持这么久。我说习惯了。
习惯了八小时内干完分内的事,八小时外干完加班的事。习惯了饿了也不吃饭,困了也不睡,累了也不说。习惯了在所有人面前保持同一种表情,不大笑,不痛哭,不生气,不难过。
这种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能是小学二年级。那次数学考了九十八分,全班第一,回家高高兴兴地拿给妈看。她皱着眉说,那两分怎么丢的?我说粗心。她说,下次注意。我说嗯。后来考了一百分,拿给她看,她说,这才应该。后来我就不拿了。
可能是初中一年级。那次同桌偷了我的钢笔,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老师。老师把她叫过来对质,她哭着说没偷,是我冤枉她。老师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我说我没有。老师说,还嘴硬。后来那支钢笔再也没找到,后来那个同桌一直恨我,后来我成了班里的告状精。再后来有什么事,我就不说了。
可能是高中一年级。那次班主任让我当劳动委员,我妈说这是老师看得起你,你要好好干。我说好。干了三年,毕业的时候班主任说,这孩子老实。我不知道这是夸我还是别的什么。
可能是大学二年级。那次有个男生在宿舍楼下等我,室友起哄让我下去。我在阳台上看了他很久,最后还是没下去。室友说你怎么这样,人家等了两小时了。我说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室友说谈恋爱要说什么?就瞎聊呗。我说我不会瞎聊。后来那个男生再也没来过。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我下去了,会怎么样。
可能是二十二岁那年。那次和男朋友吵架,他说你从来不说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好好的。他说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我说你不是应该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后来吵了很多次,和好很多次,最后分了。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次我说了,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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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窗帘透进来一点灰白色的光。我看了一眼手机,六点三十八分。睡了大概三个小时。够了。
起床,洗漱,换衣服。今天没什么事,不用去公司,不用见人,不用假装一切都好。但我还是化了点淡妆,把头发梳整齐,穿上最常穿的那件灰色卫衣和牛仔裤。镜子里的女人二十九岁,中等长相,中等身材,看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
出门前看了一眼门后的福字。褪色的红,卷边的角。我伸手把它按平了按,然后开门出去。
楼下包子铺还在营业。老板娘认识我,见我进来,说还是两个青菜包一杯豆浆?我说嗯。她很快把东西装好递过来,我扫码付款,十三块五。
“今天不上班?”她问。
“休息。”我说。
“难得。”她笑了笑,转身招呼别的客人。
我拿着包子豆浆往外走,边走边吃。包子是温的,豆浆是热的,边走边吃容易噎着,这是我二十九年人生里为数不多养成的坏习惯。其他坏习惯还有:熬夜,不吃早饭,心情不好的时候买一堆东西然后退掉。
今天走了相反的方向。平时上班往东,今天往西。往西走是一条老街,两边是那种老式居民楼,六层,没电梯,阳台上晾着衣服被子,有的还种着花。楼下有老头下棋,老太太买菜,小孩跑来跑去。我走在人行道上,咬着包子,看他们。
一个小女孩在跳绳,扎着两条辫子,辫子上绑着粉红色的蝴蝶结。她跳得很认真,嘴里数着数,跳错了就从头开始。旁边有个老太太坐在马扎上,应该是她奶奶,笑眯眯地看着。
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小女孩发现我在看她,停下来,歪着头看我。我没动。她看了我几秒,突然笑了,跑过来,把跳绳递给我:“你要跳吗?”
我摇头。
“你不会吗?”她问,“我可以教你。”
我说我小时候会。
她说那你怎么不跳了?
我想了想,说长大了就不跳了。
她眨眨眼,好像不太明白。然后她奶奶喊她,她跑回去,跳绳甩在身后,一甩一甩的。我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回头看,她又在跳了。辫子上的蝴蝶结跟着一跳一跳的。
小时候我也跳过绳。那时候住在老家的筒子楼里,楼前有一块水泥地,我和邻居小孩在那儿跳,跳累了就蹲在地上看蚂蚁。那时候觉得一天很长,长到可以跳无数次绳,看无数只蚂蚁,等着妈妈下班回家。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天就变短了。短到还没来得及跳绳,天就黑了。
走到老街尽头,是一个菜市场。我进去转了一圈。买菜的人很多,讨价还价的声音很吵。我从中间穿过去,什么也没买。走到卖鱼的地方,水溅到脚上,凉了一下。卖鱼的大叔喊,美女,买鱼吗?今天刚到的。我摇头,继续走。
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一袋橘子,三块五一斤,称了六块钱的。我站在菜市场门口,剥了一个,尝了尝。酸。但还是吃完了。
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公司人事。我接起来,那边是一个陌生的女声,自我介绍是新来的HR,负责这次裁员事宜。她说了一堆,核心意思:赔偿方案会按劳动法来,但需要我配合签一些文件。我说好。她问什么时候方便来公司。我说今天下午。她说好,两点可以吗?我说可以。她说那就这样,再见。我说再见。
挂了电话,手里的橘子还剩半个。吃完,把皮扔进垃圾桶,往前走。
下午两点,我准时出现在公司楼下。坐电梯上去,走廊里空荡荡的,很多工位已经空了,电脑都搬走了,只剩下一排排光秃秃的桌子。有人正在收拾东西,纸箱摞在地上,胶带撕开又粘上的声音很响。
人事部在走廊尽头。敲门进去,那个陌生的HR坐在那里,很年轻,大概二十五六岁,穿着得体的衬衫和西装裤,桌上放着一杯咖啡。她见我来,站起来,笑了笑,让我坐。
“我姓林,”她说,“负责这次......”
“我知道。”我打断她。
她愣了一下,然后继续笑:“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文件。”
文件很多,一式三份,每一页都要签。我翻了一遍,字很小,条款很多,看不清。我问:“赔偿是N+1吗?”
她说:“是的。”
“那我的N是......”
她翻了一下手里的资料:“您入职两年零五个月,N按三年算,加上一个月代通知金,总共是四个月工资。您的月薪是八千对吧?”
我说对。
她算了算:“那总共是三万二千元,扣除个税后大概两万八千多。会随下个月工资一起发放。”
我说好。
签完最后一个字,她收好文件,又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了想,问:“公司为什么要注销?”
她怔了怔,说这个我不太清楚,是集团的决定。
我说好。
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她突然叫住我:“那个......您需要帮忙推荐工作吗?我这边有一些猎头资源,可以发您邮箱。”
我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她很年轻,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大概刚工作没几年,还相信这些。我说谢谢,不用了。
出来的时候,在电梯口遇到小周。她眼睛红红的,手里抱着个纸箱,箱子里乱七八糟地塞着她的东西。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容很难看。
“姐,”她说,“我签完了。”
我说嗯。
“赔偿只有一个月工资。”她低下头,“人事说我没过试用期,不算正式员工。”
我没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
“姐,”她又抬起头,“我该怎么办啊?”
我看着她的眼睛,红红的,肿肿的,睫毛上还挂着没干的泪。二十四岁,或者二十五岁,刚毕业没多久,一个人来这个城市,租着和我差不多的房子,拿着比我少一点的工资,做着比我多一点的梦。现在梦醒了,她问我该怎么办。
我说:“先回家吧。”
“回家?”她愣了一下,“回老家吗?”
“不是,”我说,“先回你住的地方。睡一觉。明天再说。”
她看着我,像是在确认我是不是认真的。我没动,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低下头,说好。
我们一起下楼。她往东走,我往西走。走了几步,我回头,看见她的背影,抱着纸箱,走得很慢,肩膀一耸一耸的。应该是在哭。
我想追上去说点什么,但脚没动。追上去说什么呢?说别哭了,一切都会好的?我不会说这种话。因为我也不知道一切会不会好。
转身,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