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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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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春天，阿甘又进医院了。
不是受伤，是屁股上的旧伤发炎，要重新处理。他在军队医院躺了一个月，无聊得快长毛了。
有一天我去看他，发现他正对着一堵墙，拿着个乒乓球拍，对着墙打球。
“阿甘，你在干嘛？”
“打乒乓球，”他说，“护士教的。她说这个能练反应。”
我看着他一下一下地把球打向墙壁，再一下一下地接回来，动作机械，但稳定得出奇。
“你打了多久了？”
“不知道，”他说，“从早上到现在。”
我看了看表——下午四点了。
“你不累吗？”
他想了想，“不累。就是有点饿。”
我忍不住笑了。
一个月后，他出院了。乒乓球技术也练出来了——不是一般地练出来，是练到能跟专业选手对打的程度。
“甘，”医生说，“你这水平，可以进国家队了。”
阿甘眨眨眼，“国家队？”
“对。军队要组一个乒乓球队，去各地表演。你有兴趣吗？”
阿甘转头看着我。
我点点头，“去吧。你不是喜欢打吗？”
他笑了，“好。”
1969年夏天，阿甘成了美军乒乓球队的成员。
他的信从全国各地寄来：
“华，今天在芝加哥打球。对手是个日本人，打得很好。我赢了。”
“华，今天在洛杉矶打球。来了好多人。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有点紧张，但还是赢了。”
“华，今天在纽约打球。打完球去了时代广场。好多人，好多灯，好高的大楼。华，你什么时候来纽约？”
“华，今天收到你的信了。你说你怀孕了？华，我要当爸爸了？”
我回信：“嗯，你要当爸爸了。高兴吗？”
他的回信只有几个字，写得很大，每个字都占一行：
“高
兴
死
了”
1969年秋天，阿甘跟着乒乓球队去了更多地方。
他的信还是每周一封，雷打不动：
“华，今天在迈阿密打球。有个小孩问我，叔叔你怎么打这么好？我说，因为我在医院没事干，就打了一百天。小孩说，那我回去也打一百天。华，你说他会打吗？”
“华，今天在西雅图打球。打完球去海边，看见好多海鸥。布巴要是看见这么多海，肯定高兴。他说他家那边也有海。华，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布巴的家乡？”
“华，你肚子大了吗？宝宝会动吗？我想摸摸。”
我把他的信一封一封收好，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晚上没事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再读一遍。
1970年春天，阿甘回来了。
他站在门口，背着那个旧背包，手里拿着一颗巧克力。
“华，”他说，“我回来了。”
我挺着大肚子，站在门口看着他。
他走过来，蹲下来，把脸贴在我肚子上。
“宝宝，”他说，“我是爸爸。”
宝宝踢了一下。
他愣住了，抬头看着我，“他、他动了。”
“嗯。”
他又把脸贴上去，“宝宝，再动一下？”
宝宝又踢了一下。
他笑了。
那天晚上，他靠在我旁边，手轻轻放在我肚子上。
“华，”他说，“我有家了。”
“嗯。”
“老婆，孩子，家。”
“嗯。”
他转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
“华，谢谢你。”
我伸手，摸摸他的脸。
窗外，月亮很亮。
……
1970年夏天，我生下了一个儿子。
七斤二两，哭声响亮，眼睛像阿甘，蓝色。护士把他抱到我怀里的时候，他还在哭，小脸皱成一团，拳头攥得紧紧的。
阿甘站在床边，低头看着这个小东西，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华，”他说，“他、他好小。”
“嗯。”
“他叫什么？”
我回答，“福雷斯特·甘二世。”
阿甘眨眨眼，“二世？”
“就是小阿甘。”
他琢磨了一会儿，“那我叫阿甘，他叫小阿甘？”
“对。”
他笑了。
护士教他怎么抱孩子。他学得很认真，两只胳膊僵硬得像木头，但小心翼翼，像捧着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小阿甘到了他怀里，居然不哭了。
他低头看着儿子，儿子也睁着眼睛看他。一大一小，两双蓝眼睛，就这么对视着。
“华，”阿甘轻声说，“他看我。”
“嗯。”
“他认识我。”
“嗯。”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有点红。
那天晚上，病房里只剩我们俩。小阿甘在小床里睡着了，呼吸轻轻的，像只小猫。
阿甘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
“华，”他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给我生孩子。”
“不客气。”我说。
1970年秋天，我回去上课了。
我妈和甘太太轮流帮我看孩子，我白天上课，晚上喂奶，半夜看书。累，但累得值。
商学院的教授们都认识我——那个唯一的华人女生，那个带着奶味的论文交得比谁都准时的人。
“王华，”有一天，我的教授叫住我，“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做生意。”
他点点头，“有方向吗？”
“有。”
他没再问，只是说：“需要推荐信的时候找我。”
那年秋天，我注册了一家小公司。名字叫“华记贸易”。卖什么？卖中国来的东西——茶叶、丝绸、瓷器、手工艺品。
启动资金是我这些年攒的：打工的钱，奖学金剩下的钱，阿甘代言乒乓球拍的钱。
第一笔生意是跟一个香港中间商做的。五千美元的货，我把所有积蓄都投进去了。
货到的那天，我站在仓库里，看着那些贴着“MADE IN CHINA”标签的箱子，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
这是中国来的。
是我爸妈的故乡来的。
是我的故乡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