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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二十三章 病退 一九九八年 ...

  •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二,礼拜四。天还泛着青灰色,李鹏程就醒了。醒了,就得起。床上多躺那几分钟,不顶饱,也不解乏,反倒把骨头躺酥了。

      他先拐进隔壁屋。儿子子民十八了,缩在被子里,睡得沉,呼噜声扯得一阵紧一阵慢。床头柜上那个塑料药盒,分早中晚三格。李鹏程拿起来,就着窗纱透进来的那点光,眯眼瞅。昨晚那格,药片还老老实实待着。他不出声地叹了口气,拧开药瓶,佝着腰,抖着手,一粒一粒重新分。一片白色的小药片没拿住,掉地上,滴溜溜滚进了床底黑处。他扶着膝盖,慢慢蹲下,伸手去够。指尖刚触到那片凉,后腰“唰”地一抽,一股酸疼直蹿上来,钉住了他。他就那么半跪着,脸几乎贴到冰凉的洋灰地,等那阵劲儿过去。

      厨房里,张世凤在捅炉子,热昨晚剩的小米粥。粥熬得厚,结了层亮汪汪的米皮。她听见李鹏程拖沓的脚步声,没回头,盯着锅里慢慢涌起的气泡,说:“今儿,告个假吧。”

      李鹏程没接话,走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水砸在搪瓷盆底,响声脆得扎耳朵。他掬起一捧,扑在脸上,激得浑身一凛。墙上挂面巴掌大的方镜,照出张浮肿的脸,眼袋子坠着,像挂了两个没装满的粮食袋。他摸了摸下巴,胡茬子一夜之间又冒出一层,铁青的。

      “主任昨儿……又寻你了?”张世凤把粥盛进铝饭盒,盖子上“景恒工具厂”五个红字,漆都快磨平了。

      “嗯。”李鹏程扯过搭在绳上的旧毛巾,用力擦脸。毛巾边早毛了,线头支棱着。

      “咋说?”

      “还能咋说。活儿紧,人少,假条摞起来比图纸厚。”他声音闷在毛巾里。

      张世凤不吭声了,背影对着他,肩膀塌着,像让无形的担子压矮了一截。她才四十五,头发已白了一少半,拿个黑铁丝发卡胡乱一别。身上的藏蓝工装,洗得发了白,袖口磨得起了毛,亮晶晶的。

      “要不……”她说了俩字,后半截话在喉咙里滚了滚,又咽了回去。这话在两口子心里盘了小半年了,沉甸甸的,谁也不敢轻易碰。

      李鹏程知道她想说啥。他走过去,接过温热的饭盒,盖子有点紧,他使了点劲才扣上。“我走了。”他说。

      出门前,他照例摸了摸墙边立着的黑布袋。里头不是小提琴,是把京胡。今儿是礼拜四,晚上社区活动站有课,教几个老哥们拉《夜深沉》。教了仨月了,调门还找不准,可他们来得比上班还准时,把胡琴搂在怀里,跟抱着个金疙瘩似的。

      楼道里的声控灯早坏了,黑黢黢的。李鹏程扶着墙,一步一阶往下挪,脚底板蹭着水泥地,沙沙响。下到三楼拐角,上头传来开门声,紧接着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像撒欢的马驹子冲下来——是五楼老叶家的小子叶凡,背着书包上学去。孩子从他身边掠过,带起一阵风,喊了声“李伯伯早”,人已到了下一层。

      李鹏程侧身让着,瞅着那消失在昏暗里的背影。叶凡十五了,初三,个头蹿得快,校服裤子吊在脚踝上。他记得这孩子七八岁那阵,跟他学过一阵琴,手指头细长,是个材料,就是屁股坐不住。最后一次来,是九二年夏天,说不学就不学了。那把练习琴,怕还在床底下吃灰呢。

      楼口,他那辆飞鸽二八大杠靠着墙站着。车座的海绵早秃了,他用破劳动布缠了几道。锁有点锈,拧了好几下才“咔哒”弹开。推车出楼门,天已麻灰亮。春寒料峭,风贴着地皮扫过来,刮在脸上,像粗砂纸打过。

      从程林里到景恒工具厂,蹬车子得小半个钟头。李鹏程骑得慢,一手扶把,一手时不时按着后腰。过大光明桥时,他捏闸停下,从裤兜里摸出个小塑料瓶,倒出两片白药片,一仰脖,干咽下去。药片卡在嗓子眼,慢慢化开,一股子苦味泛上来。他拧开拴在车把上的水壶,灌了一口凉白开,才把那股劲压下去。

      七点四十,厂门口。看门的老赵正挥着大扫帚划拉院子,看见他,停了手:“李师傅,又来这么早?”

      李鹏程“嗯”了一声,推车进了车棚。棚里已停了一片自行车,大多是二八的,锈的锈,瘸的瘸,没精打采。他锁好车,拎起饭盒和琴袋。琴袋的背带断了,他用尼龙绳搓了股绳系着,结实,不好看。

      技术科在二楼。水泥楼梯,台阶边沿让无数双鞋底磨得溜光水滑。李鹏程上到一半,觉着气有点短,心口那块“扑腾扑腾”跳得没章法。他扶着油腻的木头扶手,站住了缓气。墙上贴着标语:“大干一百天,迎接新世纪”。红纸褪了色,边角翘着,在穿堂风里微微颤动。

      办公室里,人齐了。小李伏在图板上描线,小张翻着本厚厚的《机械手册》,老王端着搪瓷缸子吹茶叶末,主任周振邦在接电话,声音压得低。见他进来,小李抬了下头:“李师傅。”

      “哎。”李鹏程走到自己那张靠窗的旧木桌前。桌面裂了条缝,拿透明胶粘着,胶带也黄了。上头堆着图纸、计算尺、铅笔、橡皮。最上面,是他画了三个月的多功能刀具夹具装配图,还差最后几个尺寸没标。

      他坐下,套上那副洗得发白的蓝布套袖,袖口磨破了,是张世凤给细密密缝过的。从笔筒里抽出支HB铅笔,插进手摇铅笔刀里,慢慢摇。铁皮刀壳掉漆了,露出里头暗红的铁锈,铅笔屑一圈圈卷出来,落在脚边的废纸篓里。

      电话挂了。周主任踱过来,在他桌边站定,搓了搓手。主任五十出头,头发稀了,戴着副黑框眼镜,镜片厚。“老李,”他声音不高,“一会儿,上我屋一趟。”

      李鹏程点点头,没抬眼,继续摇铅笔。铅芯削得尖细。他把铅笔插回笔筒,拿起计算尺,核对图纸上的数字。字小,他得把身子往前凑。老花镜是前年配的,现在看东西,久了就发糊。

      八点半,他起身,往走廊尽头的主任办公室去。走廊墙上一溜奖状锦旗,蒙着层灰。技术革新能手、安全生产标兵、先进工作者……李鹏程三个字,在上头出现过不少回。八五年那张“厂级技术能手”奖状,照片里的他,头发乌黑浓密,站在C620车床前,笑得有点腼腆。

      主任办公室门虚掩。他敲了敲,里头传出声音:“进。”

      周主任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摊着个牛皮纸文件夹。屋子不大,一桌一柜两椅。窗台有盆半死不活的吊兰,叶子黄蔫蔫的。

      “坐。”主任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李鹏程坐下,腰板挺直,手放在膝盖上。

      主任摘下眼镜,撩起衣角擦了擦,又戴上。他看看文件夹,又看看李鹏程,开口说得很慢:“老李,你这半年……考勤上,有点难看。”

      李鹏程没吱声,目光落在主任那个磕掉了瓷、露出黑铁底子的搪瓷茶杯上。

      “你家里的情况,我清楚。”主任接着说,“子民的病,大伙都明白。可车间有任务,技术科就这几杆枪。你这个月八天,上个月九天,你一歇,图纸没人审,工序就卡壳。”

      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摊开的文件夹上。李鹏程看见自己名字,后面跟了一串数字,都是缺勤记录,密密麻麻。

      “厂子眼下啥光景,你比我清楚。”主任声音压得更低,“效益摆在那儿,上头紧抓出勤。再这么下去,我这……坐蜡。”

      办公室里静,能听见楼下车间机床运行的嗡嗡声,闷雷似的。也能听见自己太阳穴血管“突突”的跳动。

      李鹏程张了张嘴:“周主任,我……”话起了个头,就堵住了。说啥呢?说子民昨夜里又抽了,牙关咬得死紧?说自己一宿没合眼,就坐在床沿盯着?说张世凤半夜心口憋得坐起来,喘气像拉风箱?这些话,这些年反反复复说得,自己耳朵都起茧子了,再说,也没味儿了。

      主任等了一会儿,不见下文,叹了口气。他从抽屉里拿出张表格,轻轻推到李鹏程面前。

      “工会老王,昨儿找我聊了。他说,你这种情况,特殊。可以考虑……办病退。”

      “病退”俩字,轻飘飘的,落在李鹏程耳朵里,却像两块沉甸甸的城砖。

      表格是《职工病退申请表》。白纸,蓝格格。顶上印着“天津市劳动局制”。要填的栏目多:姓名、性别、年龄、工种、工龄、病情诊断、医院证明、单位意见、工会意见……

      李鹏程盯着那张表。那些小格子,一个挨一个,看着让人眼晕。他忽然想起六九年,他刚进厂,填的那张《职工登记表》。也是这样的白纸蓝线,他趴在车间休息的长条凳上写,铅笔字,写错了用橡皮蹭,蹭狠了,纸就薄了,透了。带他的赵师傅在旁边瞅着,说:“小子,写仔细咯,这张纸,得跟你一辈子。”

      一辈子。三十年。从学徒到二级工、到技术员、助工、工程师。从住大王庄的篱笆院,到李公楼的临建房,再到程林里这间半旧公房。从光棍一条,到娶妻,到生子。

      眼下,轮到填这最后一张表了。

      “病退工资,”主任的声音把他拽回来,“按政策,是原工资的七成。你现在拿八百六,算下来是六百零二。工会那边说,可以帮着申请点困难补助,一个月兴许能多个百八十块。”

      六百零二。李鹏程心里默算。子民的药,一个月就得三百出头。剩下的,柴米油盐,水电房钱。张世凤的退休金是四百二。加起来一千挂零。紧,紧紧手,也够。

      “你再琢磨琢磨。”主任说,“不急今儿定。回去,跟家里商量商量。”

      李鹏程点点头。他把表格拿起来,对折,再对折,放进中山装的上衣口袋。口袋衬布早破了,表格的一角从破洞支出来,白剌剌的。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他没回技术科,径直下了楼,往车间走。车间里还是那股熟悉的味儿:机油、铁锈、冷却液混在一起,热烘烘的。机床轰鸣,说话得扯着嗓子喊。工人们埋着头干活,没人注意他。

      他走到自己早年开过的那台C620车床前。床子是六八年进的,老了,导轨的间隙大了,干精细活儿有点飘。现在是他徒弟小陈在开。小陈看见他,关了车床:“师傅。”

      李鹏程点点头,走近了看。卡盘上夹着个不锈钢阀芯,车了一半,闪着冷冷的银光。他伸手摸了摸加工面,光滑,微烫。

      “这活儿,”他说,“精车的时候,转速别给太高,容易让刀。”

      “记住了,师傅。”

      李鹏程又看了看旁边的工具箱。卡尺、千分尺、扳手、螺丝刀,码得整齐。这是他教小陈的:“家伙什儿,就跟唱戏的行头一样,乱了,戏就唱不好。”

      小陈是他带的最后一个徒弟,九五年进的厂,老家在蓟县山里头,人实在,肯钻。李鹏程教他看图,教他算切削量,教他用最笨的法子保证精度。有时候下了班,车间空了,小陈会从工具柜底下摸出根笛子吹,笛子是废PVC水管做的,音不准,可吹得挺起劲。李鹏程就站旁边听着,不言语,只是听。

      “师傅,”小陈忽然开口,声音在机器噪音里显得有点飘,“您要是……以后不常来了,这床子我……”

      “你好好开。”李鹏程打断他,声音不高,“记着我跟你说的,手稳,心静。”

      他没再多说,转身出了车间。阳光晃眼,他眯缝起眼睛。厂区中间那根旗杆上,红旗被风吹得舒展开。旗杆底座的水泥台上刻着字:“景恒工具厂,一九五八年建厂”。

      五八年,他九岁。在胡同口看游行,敲锣打鼓,红旗一片。他挤在人堆里,手里举着个纸糊的小三角旗,也跟着瞎喊。那会儿,他可不知道自个儿的半辈子,会搁在这个厂里。

      回到办公室,他坐下继续画图。铅笔在硫酸纸上“沙沙”地走,线条又细又匀。他画得慢,每一笔都稳当。标尺寸时,他用的是工程仿宋,字不大,一笔一划,清清楚楚。这是三十年磨出来的规矩——图纸是工人的舌头,不能打绊。

      中午,他没去食堂。打开饭盒,小米粥凉透了,凝成一坨。他拿勺子挖着,慢慢嚼。粥是香的,可到了嘴里,没滋没味。

      下午,工会主席老王来了。老王六十了,胖,说话嗓门大。他拖了把椅子坐到李鹏程旁边,蒲扇似的手拍在他肩膀上:“老李,琢磨透了?”

      李鹏程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对折的表格,展开,放在桌上。已经用蓝黑钢笔填好了,字迹工整,墨迹有些洇。

      老王拿起表格,凑近了看,又抬头看看李鹏程。眼神里有东西,说不清是同情,是可惜,还是别的什么。他从随身带的黑人造革公文包里掏出个红布包,打开,里头是工会的公章,木把儿,印面字迹有些模糊了。

      “这儿。”老王指着“工会意见”那栏。

      李鹏程把表格抹平。老王把章在印泥盒里使劲按了按,鲜红一片。他瞄了瞄位置,手腕一沉,按下去。抬起手,一个红色的圆戳:“天津市景恒工具厂工会委员会”。印泥蘸得不匀,半边深,半边浅。

      老王又掏出厂里的公章,同样的动作,盖在“单位意见”栏。两个红圈圈并排着,像俩句号。

      “后续手续,我跑吧。”老王把章仔细包好,收回包里,“下礼拜一,你就不用来了。工资从这个月算,下个月十五号,财务室领。”

      李鹏程又点点头。想说句“麻烦您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老王站起来,又拍了拍他肩膀,这次拍得轻,像怕拍散了架。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渐渐远了。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小李的画板响,小张的翻书声,老王喝茶的吸气声。李鹏程坐着,看着面前即将完工的图纸。就差最后几个引线标注了。

      他拿起铅笔,接着画。画完最后一根引线,标上最后一个公差,他放下铅笔,拿起橡皮,把图纸上多余的辅助线轻轻擦去。橡皮屑落在桌上,灰白的一小堆。

      然后,他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笔筒里的铅笔,按长短排好。计算尺用一块软绒布包起来。图纸一张张理齐,用长尾夹夹住。抽屉里东西不多:几本边角卷起的《机械设计手册》,一沓印着厂名的信纸,几个笔记本。笔记本也是厂里发的,褐色塑料皮,印着“工作笔记”。他用了三本。翻开最早那本,第一页写着:“1978年3月,构思新型夹具草图”。字迹带着点学生气。

      他把笔记本合上,和其他零碎一起,放进一个装过打印纸的旧纸箱。箱子不大,刚好装下他这三十年的“细软”。盖上箱盖,他找来一段麻绳,十字交叉捆好,打了个死结。

      下班电铃响了,尖利而悠长,五点整。工人们从各个车间门里涌出来,说笑声、自行车铃声、互相招呼声,一下子充满了厂区。李鹏程抱起纸箱,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锁门时,黄铜钥匙在锁孔里拧了三圈,“咔哒”一声,锁舌弹进。

      下楼时碰见小陈。小陈手里提着个蓝布包袱,看见他,紧跑几步过来:“师傅……这个,给您。”

      包袱里是把京胡。琴杆是紫竹的,油亮;琴筒蒙着鳞纹清晰的蛇皮;琴弓是新扎的,马尾雪白浓密。琴轴上,还系着根红绸子,扎成朵简单的花。

      “我们几个徒弟……凑的。”小陈声音有点哽,“知道您去教课,用得着。”

      李鹏程接过胡琴。入手不重,心里却沉了一下。他手指拂过冰凉的琴筒,蛇皮绷得紧实,轻轻一弹,“嘭”一声轻响,是好木头好皮子的声音。

      “难为你们了。”他说。

      小陈摇摇头,眼圈有点红。他还想说啥,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出来,只是用力挥了挥手,扭头快步走了,像是怕被人看见什么。

      李鹏程把纸箱捆在自行车后座,京胡挂在车把上。推车出厂门时,看门的老赵正倚着门房抽烟,看见他,直起身:“李师傅,这就算……走了?”

      “走了。”

      老赵从烟盒里磕出一支“恒大”,递过来。李鹏程摆手:“戒了。”

      老赵自己点上,深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缓缓喷出:“得空了……回来转转。”

      “成。”

      李鹏程蹬上车。骑得比往常更慢。过北安桥时,他又捏了闸。这回不是腰疼,就是觉着该停停。

      海河的水浑浊,缓缓地流。河沿有钓鱼的老头,一动不动像塑像;有挎着胳膊散步的年轻人;有追着风筝跑的孩子。夕阳铺在水面上,碎金乱跳。对岸那些厂房、烟囱、楼房,都泡在这暖洋洋的金光里,像幅搁久了的年画,颜色旧了,却有了味道。

      他伸手摸了摸车把上挂着的京胡,红绸子穗儿在风里轻轻晃,像一簇小小的火苗。

      到家时,天已黑透。张世凤在厨房炒菜,锅铲碰着铁锅,叮当响。听见门响,她探出头:“今儿咋这晚?”

      “归置东西。”李鹏程说。

      他把纸箱搬进屋,放在墙角。取下京胡,墙上原来挂小提琴的钉子空着,挂上去,长短正好。

      张世凤擦着手走过来,看看纸箱,又看看墙上新挂的胡琴,没多问,只说:“洗手,吃饭。”

      饭桌上,子民异常安静,低着头,筷子扒拉着碗里的饭粒,动作慢而刻板。李鹏程给他夹了筷子炒鸡蛋,他抬头望了一眼,眼神空空的,又低下去。

      吃完饭,李鹏程踱到阳台上。十年没碰烟了,这会儿却莫名地想抽一口。他从抽屉角落里翻出半盒不知哪年客人落下的“前门”,烟卷都软了。点上一支,吸了一口,烟草味呛得他连咳了几声。

      张世凤跟过来,站在他旁边。两人都没说话,望着楼下。程林里一片片窗户亮起灯,黄澄澄的,像是谁打翻了一篮子橘子。

      “手续……都妥了?”张世凤问。

      “妥了。”

      “下个月钱……”

      “六百零二。”

      张世凤点点头。她伸出手,握住李鹏程的手。手很凉,但握得紧。

      “往后,”她说,“有我呢。”

      李鹏程听着,嘴角慢慢扯开一点,笑了。这笑,许久没有过了,带着点如释重负的涩。他把才抽了两口的烟在窗台捻灭,扔进边上的破搪瓷盆里。然后转过身,抱住了张世凤。抱得紧,把几十年风霜雨雪的分量,都压在了这个沉默的拥抱里。

      阳台外面,不知哪家传来胡琴声,吱吱呀呀,拉的是《小星星》,跑调走得厉害,可拉得挺认真。琴声在初春的夜风里飘着,忽高忽低。

      李鹏程松开手,走到墙边,摘下那把新京胡。他坐下,调了调弦,音准了。把琴筒夹在两膝间,琴弓搭上。

      张世凤看着他:“拉段啥?”

      “《夜深沉》。”

      琴弓一抖,第一个音蹦出来,沉郁顿挫,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夜色仿佛被这声音搅动了。他闭着眼,手腕运着弓,时而急促如雨打芭蕉,时而缓滞如老牛拖车。琴音在这窄小的阳台碰撞、回旋,撞着冰冷的墙壁,撞着蒙尘的玻璃,最后都撞回他自己的腔子里。

      子民不知何时从里屋出来了,倚在门框边,静静地看着。黑暗中,他的眼睛亮着两点微光。

      一曲终了。李鹏程放下弓,长长地吁出一口气,额头上竟沁出了一层细汗。

      张世凤走过来,用袖子替他擦了擦额角。动作很轻,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

      “明儿个,”她说,“我跟你一块儿去活动站。那帮老家伙,该等急了。”

      李鹏程点点头。他把京胡仔细装回布袋,重新挂上墙。然后起身,走到子民跟前,抬手,轻轻落在儿子有些蓬乱的头发上。

      子民没动,只是仰脸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嘴唇翕动了一下,发出很轻、却异常清晰的两个字:

      “爸,好听。”

      李鹏程的手停在半空。然后,他弯下腰,紧紧抱住了儿子。抱得那么用力,仿佛要把所有未曾说出口的,都摁进这个拥抱里。

      窗外,胡琴声又断断续续响起来了。还是那曲《小星星》,依然跑调。可听着听着,那调门,好像比刚才准了那么一丝丝。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23章 第二十三章 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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