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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除夕 除夕那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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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张洁和刘雯没有回各自的家。她们把双方父母都接到了北京,在一家餐厅订了一个包间。张洁的父母从河北坐高铁来,刘雯的父母从另一个城市坐火车来。六个人,围着一张圆桌。
张洁的母亲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比去年白了一些,但精神很好。张洁的父亲穿着深灰色的夹克,坐在那里,话不多,但眼睛一直在看刘雯。刘雯的母亲穿着一件紫色的毛衣,头发烫了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刘雯的父亲穿着黑色的夹克,坐在那里,也不怎么说话,但眼睛一直在看张洁。
菜一道一道地上来。红烧肉、清蒸鲈鱼、糖醋排骨、干煸豆角、蒜蓉西兰花、凉拌黄瓜、番茄蛋花汤,还有张洁母亲带来的红烧排骨和刘雯母亲带来的酱牛肉。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
张洁的母亲端起酒杯,站起来。
“我说两句。”
所有人都看着她。
“我们家张洁,从小倔。五岁打球,打到十五岁进国家队,打到二十五岁退役,打到三十六岁跟你们家刘雯在一起。她认准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拦过,骂过,哭过。没拦住。”她看了一眼刘雯的母亲,“现在我不拦了。只要她幸福,我就高兴。”
刘雯的母亲也站起来。
“我也说两句。我们家刘雯,从小也倔。十三岁进国家队,打了十几年球,拿了世界冠军。她选的人,我相信她的眼光。”她看了一眼张洁,“这孩子我看着好。她对刘雯好,刘雯对她也好的。这就够了。”
两个母亲对视了一眼,同时举起酒杯。所有人都举起酒杯。六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一片清脆的“叮”。张洁低下头,眼泪掉进了酒杯里。刘雯伸出手,在桌子下面握住了她的手。
吃完年夜饭,两家人走在长安街上。路灯的光是橘黄色的,把六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嘭嘭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像心脏在跳动。
张洁的母亲和刘雯的母亲走在前面,挽着手,不知道在说什么,笑得很开心。张洁的父亲和刘雯的父亲走在中间,一左一右,谁也不说话,但步调出奇地一致。张洁和刘雯走在最后面,手牵着手。
“张洁,”刘雯说,“你妈跟我妈说什么呢?”
“不知道。听不清。”
“她们什么时候变这么好了?”
张洁想了想,说:“也许她们一直在等这一天。”
“等什么?”
“等我们不再藏了。她们也不用再装了。”
刘雯看着她,笑了。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光把整个天空照亮了。刘雯握紧了张洁的手,十指交缠。
“张洁,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远处的钟声敲响了,十二下,一声一声,沉沉地传过来,像在告诉这座城市,新的一年开始了。
二
三月,北京开始转暖了。月季冒出了新芽,老槐树也鼓起了芽苞,毛茸茸的,像还没睡醒的孩子。张洁站在体科所院子的角落里,蹲下来,看着那株蒲公英。去年长在水泥缝里的那株,冬天枯了,叶子黄了,花茎弯了。她没有拔掉它。她等着它。有一天,她发现水泥缝里又冒出了绿色。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贴着地面,颜色嫩得发亮。她蹲下来,仔细看了看。是蒲公英。不是去年那株,是它的孩子。去年飞走的种子,有一颗落在了这里,生根了。
她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海伦。
“去年的蒲公英的孩子。长出来了。”
海伦回复:“它没有忘记回家的路。”
张洁看着这行字,笑了。
“你说得对。它没有忘记。”
“你们也没有忘记。”
“我们不会忘的。”
张洁站起来,走回办公室。她坐在桌前,打开电脑。屏幕上是一封未读邮件。发件人是《体育科学》期刊的编辑部。她深吸一口气,点开了邮件。
“尊敬的张洁同志:您的来稿《退役运动员心理适应的个案研究——从身份认同到意义重构》已通过同行评审,拟于我刊下期刊发。请根据附件中的修改意见进行最后调整,于两周内返回修改稿。”
张洁把这封邮件读了两遍。然后她拿起手机,给刘雯发了一条消息。
“论文被《体育科学》收了。”
刘雯秒回:“什么论文?”
“退役运动员心理适应的那篇。”
“那篇‘张的故事’?”
“对。”
“那现在不是‘张的故事’了,是‘所有人的故事’了。”
张洁看着这行字,觉得刘雯说得对。那篇论文从来就不是她一个人的故事。里面有她,有陈瑶,有每一个退役后迷茫过的运动员。它只是借了她的骨头,长出了肉。
她给赵敏发了一条消息:“论文被收了。”
赵敏回复:“恭喜。请客。”
“好。涮羊肉。”
“行。”
张洁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老槐树。树枝上冒出了嫩绿的新芽,毛茸茸的,像刚睡醒的孩子。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桌上,把键盘照得发亮。她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水。水是热的,透过杯壁传到掌心,在三月的温暖里成了一种恰到好处的温度。
她想起海伦说的话。“它没有忘记回家的路。”她也没有忘记。她走了很远的路,绕了很多的弯,但最终,她回到了乒乓球的世界。不是站在球台上,是站在球台旁边。不是用球拍说话,是用文字说话。方式变了,但心没变。
手机又震了。
“张洁,你今天下班早吗?”刘雯问。
“不早。论文要改。”
“改到几点?”
“不知道。”
“我去接你。”
“你别来了。太远了。”
“我不怕远。”
“我怕你累。”
“我不累。”
张洁看着“我不累”三个字,笑了。刘雯每次说“我不累”的时候,都是在骗人。但她不拆穿。因为被一个人骗,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
“那你来吧。”她回复。
“好。”
傍晚,刘雯站在体科所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薄外套,牛仔裤,白色运动鞋,头发散着。五月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轮廓照得很柔和。张洁走出大楼,站在她面前。
“你怎么来的?”张洁问。
“地铁。”
“累吗?”
“不累。”刘雯说。
张洁看着她,没有拆穿。
“走吧。请你吃饭。”
“去哪?”
“涮羊肉。赵主任说要我请客,论文被收了。”
“那我蹭一顿。”
两个人并肩走在街上。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地上,像两条平行线,靠得很近。
“张洁,”刘雯说,“你论文里写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吗?”
“是。”
“你写她退役后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是。”
“后来呢?”
“后来她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
张洁想了想,说:“找到了另一条路。不在球台上,但在球台旁边。”
刘雯看着她,笑了。
“就像你现在这样?”
“就像我现在这样。”
刘雯伸出手,握住了张洁的手。十指交缠。两个人走在阳光下,走在三月的北京,走在一条普通的街道上。路边的月季还没开,但叶子已经绿了,在微风中轻轻摇晃。远处有孩子在笑,声音脆脆的,像风铃。
三
四月,蒲公英开花了。体科所院子水泥缝里那株,还有张洁阳台花盆里种的。它们同时开了,黄色的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花瓣很薄,几乎透明,脉络清晰可见。张洁每天浇水,看它们一点一点地长高,一点一点地张开。刘雯有时候会来,蹲在花盆前面,看很久。
“张洁,”她说,“它们什么时候飞?”
“快了。等风来。”
风来了。不是大风,是那种轻轻的、柔柔的、像羽毛扫过脸颊的风。蒲公英的绒球散开了,白色的种子乘着风飞起来,小小的,像一群精灵。它们飞过阳台的栏杆,飞过老槐树的枝头,飞过体科所灰色的屋顶,飞向天空。
张洁站在阳台上,看着那些种子越飞越远,越飞越高,最后消失在蓝天里。刘雯站在她旁边,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张洁,你说它们会飞到哪里?”
“不知道。也许飞到墙角的裂缝里,也许飞到隔壁的院子里,也许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明年它们会长出来吗?”
“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蒲公英就是这样。飞走,落下,生根,开花,再飞走。一年又一年。”
刘雯看着她,笑了。
“就像我们?”
张洁看着她,也笑了。
“就像我们。”
两个人站在阳台上,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远处的天空很蓝,云很白,风很轻。这座城市里有两千多万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等待,自己的蒲公英。
她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但这一刻,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