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旧事》爱吃茉莉的猫

3、初到上海（2）

　　马车拐进一条弄堂。弄堂口有个门洞，上头有字，天黑看不清。进去之后两边都是楼房，三层高，一扇扇窗户透出灯光。

　　“大陆新村5弄。”王伯说，“18号。”

　　马车停下来。

　　我站在18号门前，抬头看。这是一幢红色的砖楼，窗框漆成绿色，门口有几级台阶。

　　哥哥站在我旁边，也抬头看着那扇窗。他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个窗户后面，会不会有人记得有一个上海女人，十几年前去了江湾，再也没有回来？

　　会不会有人知道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二岁，现在站在楼下，等着被收留？

　　风从弄堂口吹进来，灌进领口，凉飕飕的。我把手里的信封又攥紧了一点。

　　“上去吧。”哥哥说。

　　他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一步一步，走上那几级台阶。

　　我们来到门前。

　　铛铛铛。

　　哥哥敲了三下，声音在楼道里回响，又轻又脆，像什么东西碎在地上。

　　没人应。

　　哥哥又敲了三下。这回重了些，指节磕在木门上，闷闷的响。

　　还是没人。

　　我往后退了一步，仰起头看那扇门。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和敲门声一样。

　　“没人？”我小声问。

　　哥哥没说话，又敲了一遍。

　　楼道那头忽然有了动静。一扇门吱呀开了，探出半个身子来，是个大妈。她上下打量着我们，目光从我们的脸上落到脚上，又从脚上看到脸上，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

　　“你们找这家人家？”她问，声音尖尖的，带着点上海口音。

　　我点点头。

　　大妈没马上说话，只是又看了我们一眼。那眼神怪怪的，说不上来是什么意思，像是看什么稀奇事，又像是看什么不该出现的东西。

　　“造孽呦。”她忽然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男的死了，女的，女的可能得去长三堂子找了。”

　　我愣住了，没听懂。

　　王伯站在我们身后，脸色一下子变了。他看看那扇门，看看那个大妈，又看看我们，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长三堂子？”我问，“长三堂子是哪儿？”

　　王伯低下头看我，犹豫了一下，说：“是……是找乐子的地方。”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看着别处。我感觉到他在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清嘉，别乱问。”哥哥说。

　　他的声音很轻，但和平常不太一样。我闭上嘴，没再问。

　　楼道里静了一会儿。

　　哥哥忽然开口：“王伯，您好事做到底，带我们去看一下吧。”

　　他说话的时候站得很直，两只手垂在身侧，攥着自己的棉袄边。我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的后脑勺，耳朵尖冻得通红。

　　“不管怎么说，也是我和清嘉的亲人。”他说，“镇上我们是回不去了。”

　　王伯沉默了很久。那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从犹豫到为难，从为难到不忍，最后变成了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认命，又像是心疼。

　　“走吧。”他说。

　　长三堂子在一条热闹的街上。

　　马车拐进去的时候，我先听见了声音。是那种乱糟糟的、热腾腾的声音，男人的笑，女人的笑，唱歌的，划拳的，拉胡琴的，全搅在一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人裹在里头。

　　然后我看见了灯。满街的灯，红的、黄的、绿的，一盏挨着一盏，一串连着一串，挂在门楼上，挂在屋檐下，挂得满满当当的，把整条街照得亮堂堂的。灯影底下是人，来来往往的人，穿长衫的，穿西装的，穿马褂的，三三两两，进进出出。

　　还有女人。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女人挤在一处。她们站在门口，站在楼梯上，站在窗户边，穿着各种颜色的衣裳，红的绿的紫的，料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她们的头发烫得卷卷的，披在肩上，或者高高地盘起来，插着亮晶晶的簪子。她们的脸抹得白白的，嘴唇点得红红的，笑着，喊着，招着手，声音又尖又脆，像一把把小刀子在空气里划来划去。

　　空气里有股味道，浓得化不开。是脂粉味，香的，甜的，腻得让人发晕。可底下还有别的味，汗味，酒味，烟味，还有我说不上来的味，混在一起，钻进鼻子里，呛得人想打喷嚏。

　　我站在街口，愣住了。

　　王伯把我们送到这儿，站在街边，没有再往里走。他看看那条街，看看我们，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王伯？”哥哥喊他。

　　“娃子，”王伯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我就送到这儿了。这地方……我不能进去。”

　　他低下头，从兜里摸出几个铜板，数了数，塞到哥哥手里。

　　“拿着。回去的车钱，万一……”他没说完，把话咽回去了。

　　他又看了我一眼，伸手想摸我的头，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然后他转身就走，走得很快，像是怕自己再停下来。

　　“王伯！”我喊他。

　　他没回头。他的背影在人流里挤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拐个弯，不见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个方向，心里空落落的。

　　哥哥站在我旁边，也没动。过了好一会儿，他把那几个铜板塞进我棉袄里层的兜里，和那两块大洋放在一起。

　　“现在只有我们了。”他说。

　　我抬头看他。

　　“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点点头。

　　我们拿着那个皱皱的信封，走进那条街。

　　挨家挨户地问。

　　第一家，门房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接过信封凑到灯下看了半天，摇摇头，说没听过这个名字。

　　第二家，门房是个年轻人，正在打瞌睡，被我们叫醒很不耐烦，挥着手说去去去，什么沈嘉沈嘉的，这儿没有。

　　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

　　也有好心的。有个年纪大些的门房，接过信封看了半天，说：“沈嘉？这名字听着生。你们是找什么人？是客人还是……”

　　他没说完，但我知道他什么意思。是客人还是……还是什么？我说不上来，但隐约觉得那不是什么好话。

　　“是我们姨妈。”哥哥说。

　　那个门房愣了一下，又看了看我们，眼神软下来一些，叹了口气：“这地方，姓氏早就不重要了。进来的女人，大多不要姓氏了。有的连名字都不要了，只有花名。”

　　“花名？”我问。

　　“就是……”他想了想，“就是假名字。小红啊，翠花啊，美玲啊，什么的。真名没人问，也没人提。”

　　他把信封还给我们，摆摆手，示意我们走。

　　走到最后，是这条街尽头最大的一间房子。

　　门楼比别家的都高，挂的灯比别家的都多，门口站着的人也比别家的都好看。两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倚在门边，手里夹着烟，正说着什么，看见我们，眼睛瞟过来一下，又瞟开了。

　　门房里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穿着灰布棉袍，手里捧着个茶壶，正在打盹。哥哥走过去，敲了敲窗子。

　　那人睁开眼，懒洋洋地看了看我们，目光落在那个信封上。

　　“找人？”

　　“是。”哥哥把信封递过去，“沈嘉。您听说过吗？”

　　那人接过信封，看了看，皱起眉头。他把信封翻过来，对着灯照了照，又看了看我们，眉头皱得更紧了。

　　“沈嘉……”他咂了咂嘴，“这名字，听着是有点耳熟。不知道是不是……”

　　他没往下说，把信封还给我们。

　　“是不是什么？”哥哥问。

　　那人看了我们一眼，眼神有点复杂。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你们是她什么人？”

　　“外甥。”哥哥说，“这是她妹妹的孩子。”

　　那人愣了一下，又看了看我们。这回他看得仔细些，从我们脸上慢慢看过去，像是在找什么。

　　“等着。”他说，“我去问问。”

　　他站起身，往里头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说：“站在这儿别动，外头冷就进来坐，门槛上坐。别乱跑。”

　　我站在门槛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那些灯影里。

　　夜风从街口吹进来，灌进领口，凉飕飕的。我往哥哥身边靠了靠，他没有动，就那么站着，看着那个方向。

　　我不知道他等的是什么。但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