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海啸》冰秋海棠

2、他记住他所有的小习惯 有些爱，从

　　临江一中的午休时间很短，只有四十分钟。
　　大部分学生会选择趴在桌上补觉，少数几个卷王会趁着别人睡觉的时间多刷一套题。但盛夏语不属于任何一种——他每天中午都会消失，直到上课铃响前五分钟才回来，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脸颊泛着健康的红晕，像是刚从什么地方跑回来。
　　没有人问过他去了哪里。
　　或者说，没有人觉得有必要问。盛夏语在大家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他做什么都不奇怪，做什么都让人觉得理所当然。他像是那种天生的发光体，走到哪里都能让人感到舒服，不必刻意解释自己。
　　但江年注意到了。
　　从转学的第三天开始，他就注意到了这个规律。
　　每天中午十二点二十五分，盛夏语会从抽屉里抽出那本《百年孤独》——他已经快读完了，书签从中间慢慢挪到了最后几十页——然后起身，把椅子轻轻推进桌下，从后门离开教室。
　　他的脚步很轻，几乎听不到声音。
　　江年坐在座位上，手中的笔停了。
　　他听到盛夏语的脚步声沿着走廊往西边去，经过水房，经过教师办公室，然后拐弯——楼梯间的方向。再然后，脚步声被午间的风吞没了。
　　江年盯着面前的数学卷子看了几秒钟，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三问他卡了快二十分钟，但现在他的脑子里全是那个消失的背影。
　　他把笔放下。
　　他在心里跟自己说：只是想去透透气。
　　然后他站起来，把椅子推进桌下，从后门走了出去。
　　走廊上空无一人，午休时间的校园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阳光从窗户涌进来，把瓷砖地面照得发白，空气里有细小的灰尘在光柱里浮动，像是某种缓慢的、无声的舞蹈。
　　江年沿着走廊往西走，经过水房——水龙头没关紧，水滴一滴一滴地落在不锈钢水池里，发出清冷的回声。经过教师办公室——门关着，窗帘拉了一半，里面隐约传来老周打呼噜的声音。
　　然后他上了楼梯。
　　天台的门没有锁。
　　这是临江一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教学楼顶楼的天台常年敞着，学校懒得装锁，学生也懒得去。高三学业太重，没人有闲情逸致跑到天台上吹风，除了偶尔几个体育生上来拉伸，大部分时候这里都是空的。
　　江年推开那扇铁门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
　　天台上风很大。
　　九月底的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潮湿的水汽和某种说不清的凉意。天空很高很蓝，云走得很快，像是有什么急事一样匆匆忙忙地往南边赶。
　　盛夏语站在天台边缘的矮墙前面，背对着门，双手撑在矮墙的水泥台面上，微微仰着头在看天。
　　风吹起他的头发，校服衬衫被灌满了风，鼓成一个不太规则的形状。他的影子被午间的太阳压得很短，缩在脚边，像是也不愿意打扰他。
　　江年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
　　他本想转身离开的。
　　他本不该来的。
　　他本可以假装自己只是走错了路，然后退回楼梯间，回到教室，回到那个隔着半米距离的安全区域。
　　但盛夏语忽然开口了。
　　“来了就过来呗，站那儿干嘛。”
　　他的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但语气里的笑意一点没少。他没有回头，但好像早就知道有人会来。
　　江年沉默了两秒，走过去，在他身后大约一米的地方停下来。
　　“你怎么知道是我？”他问。
　　盛夏语终于转过头来，逆着光，眯着眼睛看他，嘴角那个不对称的弧度又出现了：“脚步声啊。整个年级走路像猫一样没声音的，除了你没别人。”
　　江年没说话。
　　“而且，”盛夏语转回去，继续看天，“你会来的。”
　　这句话说得太轻太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江年听出了某种不一样的东西——不是笃定，不是自信，而是一种很奇怪的、像是期待了很久终于被证实了的、松了口气的感觉。
　　他没来得及细想。
　　风忽然大了起来，把天台角落堆着的几片枯叶卷起来，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然后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江年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盛夏语听到脚步声远去，以为他回教室了，心里忽然空了一下——那种空很细微，像是风吹过空旷的房间，门帘动了一下又归于静止。
　　但不到两分钟，脚步声又回来了。
　　这一次比刚才重一些，节奏也不太一样，像是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江年再次出现在天台门口的时候，右手多了一瓶水——不是超市里卖的瓶装水，而是他自己的保温杯，银色的，杯身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贴纸，看不清原本是什么图案。
　　他走到盛夏语身边，把保温杯递过去。
　　“你看起来很累。”他说。
　　声音很平，像是陈述一个事实。
　　盛夏语愣了一下，低头看着那只伸过来的手。江年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得很整齐，手腕上戴着一块很老旧的电子表，表带磨损严重，但表盘擦得很干净。
　　他忽然笑了。
　　“你这人，”他接过保温杯，拧开盖子，里面是温水，不烫不凉，刚好入口，“你是不是偷偷观察我好几天了？”
　　江年的耳朵又红了。
　　但他面不改色，只是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机——一部很旧的智能机，屏幕有一道裂痕——看了一眼时间：“还有十五分钟上课。”
　　“所以你是专门来给我送水的？”盛夏语喝了一口，眼尾微微弯起来，那种笑不是客气的、社交性质的笑，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像是有星星碎在里面一样的笑。
　　江年垂下眼睛，把手机揣回口袋。
　　“路过。”
　　他说完转身就走了，这次没有犹豫，脚步不快不慢，脊背挺得很直，像是怕被看出什么破绽。
　　盛夏语站在天台上，手里握着那个银色的保温杯，杯壁上还残留着一点江年掌心的温度。
　　他低头看了看杯身上那张褪色的贴纸。
　　是一颗星星。
　　一颗已经褪成淡黄色的、边缘有些卷起来的星星。
　　他忽然觉得嗓子有点紧，又喝了一口水，把那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压了下去。
　　上课铃响的时候，盛夏语准时回到教室，把保温杯放在江年桌上。
　　“谢谢。”他说。
　　江年没抬头，嗯了一声，把保温杯放回桌角，位置和之前分毫不差。
　　但接下来的日子，每天中午十二点二十五分，盛夏语起身去天台的时候，江年会比他早三十秒出去。等到盛夏语推开天台的铁门，那个银色的保温杯已经放在矮墙上了，杯盖半拧着，里面的水温永远刚好。
　　第一天是这样。
　　第二天也是这样。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都是这样。
　　盛夏语没有再说什么谢谢。
　　他只是每天准时出现在天台上，拿起那个保温杯，喝几口温水，然后看看天，吹吹风。有时候他会靠着矮墙翻几页《百年孤独》，有时候他会闭着眼睛听风声，有时候他会什么都不做，就那么站着，像是把自己停在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地方。
　　而江年从不留在天台上。
　　他把水放下就走了，从不逗留，从不搭话，像是完成了某个不容更改的程序。
　　但有几次，盛夏语翻书的时候，余光瞥见天台的铁门后面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那个影子停留几秒，然后无声地消失了。
　　他假装没有看到。
　　只是翻书的动作会慢下来，嘴角的弧度会微微加深一点，像是有什么秘密只属于他自己，不必让任何人知道。
　　一周后的某个中午，天台上忽然下了雨。
　　说“下”不太准确，临江的秋天很少有大雨，更多的是那种细密的、像雾一样的雨丝，落在皮肤上凉丝丝的，不怎么湿，但时间长了也会把人浸透。
　　盛夏语站在矮墙边，雨丝落在他头发上、肩膀上、翻开的书页上，他没有躲，甚至微微仰起脸，像是在感受什么。
　　江年推开铁门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几乎是本能地，他脱下校服外套，走过去，披在盛夏语肩上。
　　盛夏语转过头，雨雾里他的眼睛格外亮，像是有水光在里面流转。
　　“你不冷？”他问。
　　江年穿着里面那件薄T恤，手臂上的肌肉线条隐约可见。他不算壮，但身形很正，肩宽腰窄，像是骨架本身就长得很周正。
　　“不冷。”江年说。
　　然后他走回铁门边，站在门檐下，和盛夏语保持着五米的距离，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他从不越过去。
　　盛夏语裹着那件校服外套，闻到了一种很淡的味道——不是香水，不是洗衣液，更像是某种很干净的、属于江年本人的气息，像是冬天晒过的被子，像是清晨刚煮好的白粥，不浓烈，但让人安心。
　　他忽然想问一个问题。
　　“江年，”他的声音被雨雾裹着，听起来有些遥远，“你对每个人都这么好吗？”
　　江年在门檐下站着，雨丝飘进来，落在他的手臂上，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他没有回答，沉默了很久，久到盛夏语以为他没有听到。
　　然后他说了一句很轻的话。
　　轻到被风一吹就散了，但盛夏语听到了每一个字。
　　“我只对你这样。”
　　雨还在下。
　　细密的、像雾一样的雨丝把整座城市笼在一片朦胧里，远处的江水看不清了，近处的教学楼也看不清了，但站在天台上的两个人之间的那五米距离，忽然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盛夏语没有接话。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本已经被雨丝洇湿了几个字的《百年孤独》，翻到的那一页上有一句话被水晕开了，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墨团。
　　那句话原本写的是：“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他看了几秒钟，合上书。
　　“走吧，”他说，声音恢复了一贯的轻快，像是刚才那个问题他根本没问过，“要上课了。”
　　他把校服外套从肩上取下来，叠了一下——叠得不怎么整齐，但很认真——然后放在矮墙上，没有还给江年。
　　江年走过去拿外套的时候，发现衣领上多了一片很小的四叶草。
　　不是真的四叶草，是画上去的。
　　用圆珠笔画的，线条很简单，但能看出来画的人很用心，每片叶子的脉络都细细地描了一遍。
　　他不知道盛夏语什么时候画的。
　　也许是刚才翻书的时候，也许是更早。
　　他盯着那片小小的四叶草看了几秒钟，然后把外套穿上，拉链拉到最顶端。
　　领口贴着下颌的地方，有什么温热的东西轻轻触了一下。
　　不是四叶草。
　　是盛夏语的体温残留在衣领上的余温。
　　江年走下楼梯的时候，手不自觉地摸了摸那片画在领口的四叶草，拇指的指腹反复摩挲着那几道圆珠笔的痕迹，像是想在纸上找回某种丢失的东西。
　　他不知道的是，盛夏语走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也在做同样的事。
　　盛夏语右手揣在裤兜里，指尖握着一个东西。
　　是江年保温杯上那张褪色的星星贴纸。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它揭下来。
　　也许是因为那张贴纸已经卷边了，中间还有一道裂痕，随时都会掉。
　　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他说不清楚。
　　他只知道自己刚才在天台上等江年来的时候，手指无意识地在杯身上抠了几下，那张贴纸就完整地脱落了。他把它攥在手心里，犹豫了一秒要不要贴回去，但最终没有。
　　它现在在他校服裤子的右边口袋里，和一枚一元硬币、一张皱巴巴的超市小票待在一起。
　　他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个小东西。
　　它不重要，不值钱，褪了色，破了边，扔在地上都不会有人捡。
　　但他把它带回来了。
　　就像他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江年这个人一样。
　　转学不到两周，话都没说上几句，却每天准时在天台上放一杯温度刚好的水。冷了会给他披外套，热了会帮他拉开窗帘——他是后来才注意到的，每次午后的阳光直射到他桌上的时候，江年那边的窗帘总是“恰好”拉到了一半，不早不晚，刚好挡住照在他课本上的那束光。
　　这些事太小了。
　　小到说出去都显得矫情。
　　但所有的小事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种让他隐隐不安的东西。
　　不是害怕。
　　是……太满了。
　　像是一个杯子被水注到了最边缘，表面张力让水鼓成一个弧面，再多一滴就要溢出来。而他不知道溢出来之后会发生什么。
　　下午第一节课是老周的数学，讲的是数列求和。盛夏语坐在座位上，手伸进裤兜，指尖拨弄着那张星星贴纸光滑的背面，耳朵里听着老周在黑板上写公式的声音，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
　　昨天晚自习结束后，他在校门口等公交车，看到江年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车棚出来。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骑得很慢，像是不着急回家，又像是在刻意拉长这段路程。
　　盛夏语站在站牌下，看着他骑过来。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从五十米变成二十米，变成十米，变成五米。
　　江年骑到他面前的时候，捏了一下刹车，自行车稳稳地停住。
　　“上车。”他说。
　　“什么？”
　　“公交车还要等十五分钟，”江年的声音很平，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分割成明暗两半，“我顺路。”
　　盛夏语想说你怎么知道我住哪儿，但他忽然想起来，开学的时候每个人都填过家庭信息表，就贴在教室后面的公告栏上，谁都能看到。
　　他犹豫了两秒钟，然后跨上了后座。
　　江年的背很宽，隔着校服也能感觉到结实的轮廓。自行车在路灯下慢慢前行，链条转动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夜色。
　　十月的晚风已经有些凉了，吹在脸上很舒服。盛夏语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抓着自己膝盖，身体微微前倾，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
　　但路上的颠簸太多了。
　　临江老城区的路年久失修，每隔几十米就有一道裂缝或者一个坑洼。自行车碾过一道裂缝的时候，车身猛地一震，盛夏语的身体前倾，额头撞上了江年的后背。
　　很轻。
　　但两个人都僵了一瞬。
　　江年的脊背在那一瞬间绷紧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他的手指攥紧了车把，指节泛白，但车速没有变，呼吸也没有变，整个人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
　　盛夏语迅速直起身，拉开距离，心跳快得像擂鼓。
　　他想说对不起。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都说不出来。
　　因为那不是对不起的问题。
　　那甚至不是一个问题。
　　那是一种比他预想的要强烈得多的、不容置疑的知觉——他的额头贴着江年的后背的那一秒，他感受到的不仅是体温，还有一种让他头皮发麻的、近乎本能的安心感，像是在暴风雨里走了很久很久的人忽然找到了一个屋檐，虽然那个屋檐不大，虽然雨还是会飘进来，但至少，至少不用再淋雨了。
　　这种安心感让他害怕。
　　比任何东西都让他害怕。
　　自行车在他家小区门口停下来，江年一只脚撑着地，侧过头来看他。
　　路灯从江年身后照过来，把他的脸笼在一片逆光的阴影里，只有眼睛是亮的，像是两颗被谁不小心遗落在暗处的星星。
　　盛夏语下了车，站在小区门口的铁门边上。
　　“明天见。”他说，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轻。
　　江年点了一下头，脚蹬上踏板，自行车往前滑了两米，又停下来。
　　他没有回头。
　　但他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不大，但在空旷的街道上听得很清楚。
　　“明天中午，天台，水还是温的。”
　　然后他骑走了。
　　盛夏语站在铁门边，看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道尽头的拐角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过去，把他的影子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彻底看不见。
　　他站了很久。
　　久到门口保安大爷忍不住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小盛，还不回家？”
　　“……回了。”
　　他转身走进小区，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他的脚步太轻，灯没亮。他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地爬上五楼，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在借着这种沉重感来确认自己还在地面上。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
　　他爸妈都不在——他爸是货运司机，长年跑长途，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他妈在城东的服装厂上班，三班倒，经常深夜才回来。
　　他用钥匙开了门，屋里黑着灯，安安静静的。
　　这是常态。
　　他把书包扔在沙发上，去浴室洗了澡，换了睡衣，躺在床上，关了灯。
　　黑暗铺天盖地地涌过来。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却反复回放着一个画面——江年骑着自行车，路灯的光落在他肩膀上，他的背影在夜色中慢慢缩小、模糊、消失。
　　然后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高二下学期，他还在以前的学校。
　　那天下午，他做了一件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的事。
　　他一个人坐公交去了临江新城那边的一个楼盘——不是去看房，是去看一个人。
　　他爸的货运公司在那附近，他有时候会跟车去玩。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男人从一栋写字楼里出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手里拿着一沓文件，站在路边抽烟。
　　那个男人长得很好看，四十岁出头的样子，眉眼之间有一种很沉稳的气质。
　　盛夏语只看了他一眼。
　　就一眼。
　　然后他就知道，那个男人是他爸和他妈之间那个不能说出口的名字。
　　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妈这件事，也从来没有跟他爸提过。他只是从家里各种蛛丝马迹中拼凑出了一个模糊的真相——他爸常年不回家，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是因为不想回家；他妈沉默寡言，不是因为她天生话少，是因为她在忍受一种名存实亡的婚姻。
　　而他，是这段婚姻里唯一剩下的东西。
　　一个必须存在、但又好像没有人在乎的理由。
　　他是在那个夏天开始变的。
　　以前的他不是这样的——以前的盛夏语也爱笑，但那是一种小孩子的、不需要理由的笑。高二之后的笑不一样了，他学会了在什么时候笑、对谁笑、笑到什么程度，把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武器，用来让别人喜欢他、靠近他、信任他，但永远不让他们真的走进来。
　　因为走进来的人，会看到那个破碎的、摇摇欲坠的、不敢面对任何真实感情的内核。
　　那个核心里面，有一句话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他害怕被爱。
　　或者说，他害怕的是——如果有人真的爱他，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应。他没有见过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子的。他爸妈之间的那种东西不叫爱，叫习惯，或者说叫忍耐。
　　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自己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不想让任何人因为爱他而受到伤害。
　　所以他要笑。
　　要看起来阳光、开朗、什么都扛得住。
　　要让所有人都觉得“盛夏语很好”“盛夏语不需要别人操心”“盛夏语是一个完美的人”。
　　这样就没有人会觉得他可怜。
　　也没有人会觉得需要为他做什么。
　　更没有人会因为他而受伤。
　　他已经很擅长这件事了。
　　但江年不一样。
　　江年太安静了，安静到他的每一次关心都像是没有痕迹的风，安静到盛夏语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去拒绝他——因为江年从不要求回应，从不追问答案，从不逼他说任何话。
　　他只是每天在天台上放一杯温度刚好的水。
　　只是在他睡着的时候给他披上外套。
　　只是在阳光刺眼的时候不动声色地拉上窗帘。
　　只是在他疲惫的时候出现，在他不需要的时候消失。
　　这种人最可怕。
　　因为没有办法讨厌他，没有办法推开他，甚至没有办法假装看不到他。
　　就像现在。
　　盛夏语在黑暗中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小时候贴的夜光星星贴纸，现在已经不太亮了，只能看到模糊的、黯淡的光点。
　　他伸手摸了摸其中一颗。
　　然后他忽然想到了一个词。
　　人间晚霞。
　　江年对他来说，就像是天边那种不刺眼、不霸道、安安静静烧成一片橘红色的晚霞。你不抬头看的时候它就在那儿，温柔得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代价；但你一旦抬头看了，就会发现它在慢慢黯淡下去，慢慢消失在黑夜来临之前。
　　而你不知道，明天它还会不会出现。
　　他闭上眼睛，把被子拉到下巴。
　　窗外的风大了，吹得窗框发出细微的声响。
　　他想起江年说的那句话。
　　“明天中午，天台，水还是温的。”
　　他在黑暗中无声地笑了一下。
　　不是那种他习惯的、挂在脸上的、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的笑。
　　而是一种很小很小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像是什么东西碎掉了一点又愈合了一点的笑。
　　然后他睡着了。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小区门口的路灯下，一个少年骑着自行车，慢慢地绕了一个圈，又绕了一个圈。
　　江年没有回家。
　　他在盛夏语家附近的那条街上骑了四十分钟，来来回回，把那片街区的每一条巷子都骑了一遍。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回去，也许是因为家里太安静了，也许是因为回不回去都是一样的——他妈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两次；他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知道盛夏语家住在哪里。
　　不是从公告栏上看到的，是在更早之前就知道的。
　　高二那年，他在盛夏语转学来到临江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人了。
　　那是另一个故事。
　　一个他还没有准备好告诉任何人的故事。
　　江年在路灯下停了车，单脚撑地，抬头看着五楼那扇黑着灯的窗户。窗帘拉得很严实，什么都看不到，但他知道那扇窗户后面躺着一个人，那个人刚洗完澡，头发还没完全干，蜷在被子里，不知道有没有在做梦。
　　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从校服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在最新的一条笔记里打了一行字。
　　“第14天。他喝完了整杯水。”
　　保存。
　　关掉。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踩下踏板，自行车在夜风中无声地滑了出去。
　　远处有火车经过铁轨的声音，呜呜的，像是某种古老的、穿越了整个夜晚的呼唤。
　　江年逆着风骑车，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是在黑夜里烧着了两簇不肯熄灭的火。
　　他想起十年前的那个黄昏。
　　九岁。
　　他在临江老城区的一个弄堂里被人堵住了，四五个比他大几岁的孩子把他围在墙角，要“借”他的零花钱。
　　他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哭。
　　就在他准备把钱交出去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弄堂口传过来。
　　“喂，你们在干嘛？”
　　一个穿着蓝白条纹T恤的男孩站在弄堂口，手里拿着一根冰棍，脸上的表情既不是害怕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让人摸不透的、介于好奇和不耐烦之间的神色。
　　那些大孩子看到他，竟然真的散了——不是因为怕他，而是因为他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大概是他的爸爸或者叔叔。
　　男孩走过来，看了江年一眼，把手里没吃过的那根冰棍塞给他。
　　“下次别走这条路，”他说，语气像是大人教训小孩，“这条弄堂晚上特别黑。”
　　然后他就走了。
　　江年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根冰棍，包装纸上画着一只笑脸的太阳。
　　他看到那个男孩跑向不远处的一辆货车，拉开车门跳上去，车里传来一个男人低沉的笑声，车子发动，慢慢开走了。
　　江年记住了他的脸。
　　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孩。
　　但他记住了那根冰棍的牌子，记住了那张笑脸太阳的包装纸，记住了那个男孩转头看向他的时候，阳光正好落在他眼睛里的样子。
　　他一直不知道那个男孩叫什么名字。
　　直到高三转学那天，他走进临江一中高三A1班的教室，看到一个穿着校服的男生歪着身子靠在椅背上，手边放着一本《百年孤独》和一罐可乐，笑着说——
　　“你好啊，新同学！我叫盛夏语。”
　　十年。
　　他等了他整整十年。
　　而那个人不知道。
　　江年在夜色中骑着车，风从耳边呼啸而过。
　　他想，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告诉他。
　　也许这份喜欢，会像那本笔记本里的名字一样，永远锁在书包最里层的拉链后面，随着时间慢慢泛黄、褪色、模糊，最终变成一段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记忆。
　　但他还是会在每天中午把水放在天台上。
　　还是会在他睡着的时候给他披上外套。
　　还是会在他不需要的时候消失，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
　　不是因为勇敢。
　　是因为他做不到不去做这些事。
　　就像他做不到不喜欢他一样。
　　街道尽头，一个转弯，江年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
　　路灯还亮着，风还吹着，秋天还在慢慢地深下去。
　　而那个藏在校服口袋里的星星贴纸，和那个藏在书包里层的笔记本，都在黑暗中安静地等待着。
　　等待一个也许永远都不会来的明天。
　　有些爱，从九岁那根冰棍开始，就注定了要用一生去忘记。
　　而有些人，你连忘记的权利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