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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烂掉的18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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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霜临市被连绵冷雨裹得密不透风,湿冷的风像淬了冰的针,往人骨头缝里钻。凌晨五点半,合租屋狭窄的过道里飘着隔壁租户煮泡面的油腻气味,岑念摸黑套上洗得发白的旧卫衣,指尖触到布料上磨破的边角,连皱眉的力气都没有。
这是她辍学后的第二年,也是她离开那个所谓“家”的第三百一十七天。
十六岁之前的岑念,不是没有过短暂的安稳。那时她还坐在教室靠窗的位置,阳光落在课本上,能看见空气中浮动的尘埃,她以为日子会像所有普通女孩一样,读书、升学、长大,可一切都在她十六岁生日过后的第三天,碎得连渣都不剩。
那天放学回家,还没推开家门,里面就炸出了父亲岑建军的怒吼,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刺耳声响,尖锐得能划破耳膜。岑念攥着书包带的手指瞬间泛白,她僵在门口,听见母亲林秀兰撕心裂肺的哭嚎:“岑建军!你外面有人了是不是?你把家里的钱拿去给那个女人花,还欠了一屁股赌债,你让我们娘俩怎么活!”
“活不了就去死!”岑建军的声音粗暴又狰狞,跟着就是沉闷的耳光声,林秀兰的哭嚎戛然而止,只剩下压抑的呜咽,“老子在外面累死累活,你在家除了哭还会干什么?那个女人比你懂事一万倍!钱?老子欠的钱关你屁事,有本事你自己去赚”
岑念推开门的瞬间,正好看见岑建军一把将林秀兰推倒在地上,母亲的后脑勺磕在茶几角,渗出血丝,而父亲猩红着眼,抬脚就要往母亲身上踹。她疯了一样冲上去抱住父亲的腿,哭喊着:“爸!你别打妈妈!别打了!”
可她的力气在暴怒的男人面前微不足道,岑建军反手一甩,岑念就像个破布娃娃一样撞在墙上,后背传来钻心的疼,她趴在地上,看着父亲摔门而去,留下母亲坐在地上,头发凌乱,脸上是巴掌印,眼神空洞得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从那天起,家就成了人间炼狱。
岑建军再也没有回过家,偶尔回来一次,就是为了翻找家里仅剩的钱,找不到就对林秀兰拳打脚踢。林秀兰从最初的反抗,变成了后来的逆来顺受,她整日以泪洗面,嘴里念叨的不是女儿的未来,而是“他一定会回来的”“他只是一时糊涂”。岑念无数次看着母亲被打得鼻青脸肿,想拉着母亲离开,可林秀兰只会推开她,哭着说:“念念,妈妈离不开你爸,你别闹了。”
恋爱脑的母亲,暴戾嗜赌、出轨家暴的父亲,成了岑念十六岁人生里最狰狞的噩梦。
家里的东西被债主搬得一干二净,墙壁上被红漆写满了“欠债还钱”,催债的电话日夜不停地响,恐吓的短信一条接着一条。岑念躲在房间里,听着外面的叫骂声和母亲的哭声,浑身发抖,她以为父母就算感情破裂,也会顾及她这个女儿,可她错了。
离婚手续办得飞快,快到岑念都没反应过来。法庭上,法官问起抚养权,岑建军率先摆手,一脸不耐烦:“我外面欠着债,自己都养不活,不可能带她。”
林秀兰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声音细若蚊蚋:“我……我没有工作,以后还要嫁人,带着孩子不方便,念念还是跟着她爸吧。”
两个最亲的人,争先恐后地把她推出去,像扔掉一件烫手的垃圾。
岑念站在法庭中间,看着眼前这对面目可憎的男女,十六岁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她没有哭,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那一刻,她心里最后一点对亲情的期待,彻底死了。
法院最终把她判给了岑建军,可岑建军转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林秀兰搬去了新的住处,换了手机号,从此杳无音信。
没有家,没有钱,没有父母,十六岁的岑念被世界彻底抛弃。她收拾了仅有的一个旧行李箱,离开了那个充满家暴、争吵、冷漠的牢笼,辍学,打工,从此人间漂泊。
她才十六岁,未成年,没有学历,没有经验,能做的只有最底层、最辛苦的活。发传单,端盘子,洗盘子,在便利店上夜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到腰直不起来是常态。为了省钱,她租了老小区里最偏僻的合租屋,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摆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就再无空隙,墙壁薄得能听见隔壁的呼噜声,厕所和厨房都是五六个人共用,脏乱不堪。
房租便宜,可鱼龙混杂。合租屋里有三个游手好闲的男人,总是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她,故意在她洗澡时敲门,半夜撬她的房门,说些污言秽语。岑念吓得整夜不敢睡,把柜子抵在门后,手里攥着一把水果刀,瑟瑟发抖到天亮。
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个男人趁她下班回家,强行把她堵在楼道里,伸手就要摸她的脸。岑念拼尽全力推开他,疯了一样跑回房间,反锁房门,颤抖着拨通了报警电话。警察来的时候,男人矢口否认,隔壁的租户怕惹事,都选择了沉默,最后只是口头警告了事。
那天晚上,岑念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哭到失声。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承受这世间所有的恶意。父母不要她,生活磋磨她,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后来她换了工作,去了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做服务员,工资不高,但至少环境干净,不用面对那些肮脏的人。她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挤最早的公交车,晚上十点多才下班,回到合租屋,还要忍受隔壁的噪音和难闻的气味。她省吃俭用,每一分钱都攥得紧紧的,不敢生病,不敢买新衣服,连一顿十块钱的盒饭都要犹豫半天。她以为只要熬下去,总会有一点点光,可她不知道,命运对她的磋磨,远没有结束。
十八岁生日那天,她没有蛋糕,没有祝福,依旧在咖啡店里站了整整十二个小时。从早高峰的忙乱,到午后的疲惫,她的头一直隐隐作痛,视线时不时模糊,耳朵里嗡嗡作响,浑身发软,冒着凉汗。她以为只是太累了,咬着牙撑着,给客人点单、做咖啡、收拾桌子,脚步虚浮得像踩在棉花上。
傍晚六点,冷雨还在下,店里的客人不多,岑念端着一杯热咖啡转身的时候,脑袋突然传来一阵剧痛,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她的大脑,眼前一黑,身体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咖啡杯摔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刺耳又绝望。
再次有意识的时候,她躺在医院惨白的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腕上挂着输液瓶,冰冷的药液顺着血管流进身体,却暖不了她冰凉的四肢。
是咖啡店的老板和路过的好心人把她送进医院的,没有人联系她的家人,因为她根本没有家人可以联系。
医生拿着诊断报告,站在病床前,眼神里带着同情和惋惜,语气沉重得像一块巨石,砸在岑念的心上:“岑念是吧?你确诊了脑部恶性肿瘤,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情况很不乐观,最多……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脑癌,晚期,三个月。
这八个字像一把钝刀,一点点割开她本就残破的人生。
岑念睁着空洞的眼睛,看着天花板上惨白的灯光,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她早该想到的,那些频繁的头痛、呕吐、视力模糊,不是累的,是身体在向她发出最后的求救。
可她连难过的力气都没有了。
活了十八年,被父母抛弃,辍学打工,受尽欺凌,居无定所,吃尽苦头,最后换来的,是三个月的生命。
这世间,到底有什么值得她留恋的?
病房里很安静,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药液滴落的声音,窗外的冷雨敲打着玻璃,像是在为她送葬。岑念的意识渐渐模糊,时而清醒,时而混沌,现实和梦境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真,哪里是假。
她好像又回到了十六岁那个争吵不休的家,看见父亲对母亲拳打脚踢,看见母亲哭着说不要她;又好像回到了拥挤的合租屋,看见那个不怀好意的男人向她扑来;又好像回到了咖啡店里,累得直不起腰,却还要强颜欢笑面对客人。
所有的痛苦、绝望、委屈、心酸,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
就在她以为自己就要这样永远睡去,彻底解脱的时候,病床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那是一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穿着干净的白色裙子,头发柔顺,眼神清澈,周身散发着她从未拥有过的温暖和光亮。
女孩蹲在病床边,轻轻握住她冰冷的手,声音温柔得像一缕春风,却清晰地传进她的脑海里:
“岑念,我知道你活得好苦好苦,这个世界对你太残忍了,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我是平行世界的你,那个世界里,有疼你的父母,有安稳的生活,有光明的未来,没有家暴,没有抛弃,没有欺凌,没有病痛。”
“我来接你了,你愿意……代替我,去那个世界重新活一次吗?”
岑念的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她看不清女孩的脸,却能感受到那双手的温度,能听清那句充满救赎的话。
代替她,去另一个世界,重新活一次。
不用再被父母抛弃,不用再辍学打工,不用再忍受合租屋的肮脏和欺凌,不用再被病痛折磨,不用再活得像一粒尘埃,无人问津。
泪水终于从岑念的眼角滑落,浸湿了枕巾。
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在心里轻轻应了一声。
好。
只要能离开这个满是痛苦的人间,去哪里都好。
在霜临市冰冷的雨夜里,彻底走向了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