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围猎》樊清不烦

17、·萨尔瓦多的暗巷

　　萨尔瓦多的空气闻起来像汗水、海腥和油炸木薯混在一起，发酵了三十年。渔船在破晓时分靠岸，码头上已经挤满了人——渔贩、搬运工、光脚的小孩、还有穿着花哨衬衫兜售劣质首饰的小贩。空气里飘着葡萄牙语的叫嚷、收录音机里嘈杂的桑巴，和远处贫民窟飘来的炊烟。
　　船长把我们放在一个堆满鱼筐的栈桥边，拍了拍我的肩。
　　“就到这儿了。往东走两条街有车站，能坐到长途巴士。但你们的证件……”他瞥了眼我们湿透的衣服和空空的口袋。
　　“丢了。”我说。
　　“那就麻烦了。”他摇头，从脏兮兮的裤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塞进我手里，“这点钱，够你们吃两顿饭。但没证件，在巴西寸步难行。警察，□□，甚至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会找你们麻烦。”
　　“谢谢。”我把钱攥紧，“怎么联系你？”
　　“不用联系。”他咧嘴笑了，露出被烟草染黑的牙，“我每年这个季节都在这片海域打鱼，如果你们还活着，也许还能碰上。但现在，走吧。天亮了，码头就不是安全地方了。”
　　他转身跳回船上，渔船的马达轰鸣着，掉头驶向深海。
　　清越推着我的轮椅，我们沿着栈桥，碾过一地鱼鳞和血水，挤进码头上涌动的人流。人群自动分开一条缝，不是出于礼貌，是出于对轮椅和两个明显是“外来者”的警惕。目光黏在身上，像苍蝇，甩不掉。
　　“哥，先找个地方换衣服。”清越低声说，她的嘴唇干裂，眼睛下有浓重的阴影。三天海上漂流，加上一夜未眠，她的体力快到极限了。
　　“前面有家店铺。”我指着一条巷子口，那里挂着块褪色的招牌，写着“二手衣物”，下面画着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的简笔画。
　　店里很暗，堆满了各种旧衣服，空气里有霉味和廉价洗衣粉的味道。店主是个胖女人，正靠在柜台后看肥皂剧，眼皮都没抬。
　　“自己挑，按标签付钱。不试穿，不退换。”
　　我们挑了两套最简单的T恤和长裤，又买了双拖鞋。衣服很旧，有洗不掉的污渍，但至少是干的。清越扶我进后面的隔间，帮我把湿衣服换下来。她的手指在碰到我腿上的皮肤时顿了顿——那里因为长时间泡水，已经开始发白、起皱，有些地方甚至有了轻微溃烂的迹象。
　　“得找医生。”她说。
　　“先联系江屿。”
　　我们换好衣服出来，胖女人扫了眼标签，报了个数。我递过去船长给的钱，她数了数，又抬眼打量我们。
　　“外国人？”
　　“嗯。”
　　“旅游？”
　　“探亲。”
　　“证件呢？”
　　“丢了。”
　　她嗤笑一声，把钱扔进抽屉：“那你们麻烦了。警察在抓偷渡的，□□在找肥羊。没证件，在萨尔瓦多活不过三天。”
　　“有什么建议吗？”我问。
　　“两条路。”她竖起两根手指，“一，去警察局自首，他们会把你们关进移民拘留所，等你们的国家来领人。运气好，关几个月。运气不好，关到死。”
　　“第二条路？”
　　“找个‘代办’。”她压低声音，“给钱，他们能弄到临时证件，够你们在巴西境内移动。但贵，而且不保证真。”
　　“去哪找这种‘代办’？”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从柜台下撕了张便签纸，写了个地址，推过来。
　　“这个人叫‘蟋蟀’，在这一带有点门路。但丑话说在前头，他不是善茬。谈生意时眼睛放亮点，别被坑了，也别惹毛他。否则……”她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我接过便签纸，地址是葡萄牙语，看不太懂，但下面画了个简略的地图：从码头往北，穿过三个街区，右转，有个废弃的修车厂。
　　“谢谢。”我说。
　　“不谢，给钱就行。”她伸手。
　　我又抽出一张纸币递过去，她这才满意地靠回椅背，继续看她的肥皂剧。
　　出了店，清越推着我按照地图走。街道很窄，两旁是斑驳的殖民地风格建筑，阳台上晾晒的衣服在晨风里飘荡，像投降的白旗。越往北走，街景越破败。路面坑洼，积水里漂着垃圾，墙上的涂鸦狰狞得像某种警告。
　　偶尔有摩托车呼啸而过，车上的人用审视的目光扫过我们，像秃鹫在看腐肉。
　　“哥，我觉得……不太对。”清越的声音绷得很紧。
　　“嗯。”
　　“那个胖女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就告诉我们？”
　　“要么她想赚介绍费，要么……”我顿了顿，“这是个陷阱。”
　　“那我们还去？”
　　“没得选。”我看着前方越来越荒凉的街道，“没证件，我们哪儿也去不了。至少‘蟋蟀’可能是个突破口。小心点就行。”
　　清越没再说话，但推轮椅的手明显用力了。
　　拐过第三个街角，修车厂出现在视野里。
　　是栋半塌的建筑，铁皮屋顶锈穿了几个大洞，卷帘门扭曲着，露出一条缝隙。门口停着几辆报废的车，轮胎没了，车窗碎了，像被开膛破肚的钢铁尸体。
　　空气里有汽油、尿液和某种甜腻的腐烂味。
　　“是这儿？”清越停下。
　　“应该是。”我看了眼便签纸上的地图，又看了看眼前的建筑，“你在外面等，我进去。”
　　“不行，太危险了。”
　　“你在外面接应。如果半小时我没出来，或者里面有动静，你就跑，去找警察。”
　　“可警察——”
　　“至少警察不会当场杀了你。”我打断她，“听话，清越。这是我们说好的，任何时候，至少一个人活着。”
　　她咬着嘴唇，眼睛红了，但最终点头。
　　“半小时。”她说，“多一秒都不行。”
　　她从轮椅后袋里掏出那把小型□□，塞进我手里。我握住，冰冷的金属在掌心发烫。
　　然后她推我到卷帘门前，帮我拉开一条足够轮椅通过的缝隙。我深吸一口气，摇动轮子，滑了进去。
　　里面比外面更暗。
　　唯一的光源是从屋顶破洞漏下的几束光柱，灰尘在光里跳舞。地上堆满了废弃零件、油桶和垃圾。最里面有个隔间，门虚掩着，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
　　还有音乐。
　　很老的桑巴，从老式收音机里传出来，嘶哑，走调。
　　“有人吗？”我用英语喊。
　　音乐停了。
　　几秒后，一个声音从隔间里传出来，葡萄牙语，很哑，像砂纸摩擦：“进来。”
　　我摇动轮椅，碾过地上的碎玻璃和金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到门口，我停下来，没直接进去。
　　“蟋蟀？”
　　“是我。”那个声音说，“推门，别磨蹭。”
　　我推开门。
　　隔间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印章和□□。一个男人坐在桌后，很瘦，穿着花衬衫，头发油腻地贴在头皮上。他正在用一把小锉刀打磨什么东西，抬头看我时，眼睛很小，很亮，像老鼠。
　　“轮椅？”他挑眉，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新鲜。要什么？护照？驾照？身份证？”
　　“临时旅行证件，能坐长途巴士的。”
　　“去哪？”
　　“圣保罗。”
　　“圣保罗？”他笑了，露出几颗金牙，“那可不近。临时证不够，得弄全套——护照，签证，甚至社保号。贵。”
　　“多少钱？”
　　他伸出一只手，五指张开。
　　“五百？雷亚尔？”
　　“美元。”他说，“每人五百。两人一千，不还价。”
　　一千美元。
　　船长给的钱，加上我们身上剩的，连零头都不够。
　　“太贵了。”我说。
　　“那就滚。”他低头继续锉手里的东西，不再看我，“穷鬼别浪费我时间。”
　　我没动。
　　“我能用别的换。”
　　“你？”他抬眼，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腿上停了停，嗤笑，“你能有什么？肾？肝？抱歉，我不做器官生意，太麻烦。”
　　“信息。”我说。
　　“什么信息？”
　　“关于一艘沉船的消息。”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
　　“沉船？”
　　“三天前，在离这里大概两百海里的地方，有艘货轮沉了。船上有些……特别的东西。如果你有门路，也许能捞点好处。”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放下锉刀，身体前倾。
　　“什么货轮？”
　　“‘海鸥号’。”
　　“运的什么？”
　　“精密仪器。”我顿了顿，“但底舱里，有些箱子没标记。我在逃生时，撞开了一个，里面是……医疗设备。很先进的，像实验室用的。还有几箱文件，密封的，印着德科的logo。”
　　我说谎了。
　　但我赌他听过“德科”这个名字。
　　果然，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德科生物？”
　　“你知道？”
　　“谁不知道？”他靠回椅背，眼神变得玩味，“三个月前那场大戏，全球直播。林岚，陈砚，‘净化计划’……德科是他们的金主。但德科倒了，资产被冻结，怎么还会有货在海上？”
　　“也许是漏网之鱼。”我说，“也许，是有人提前转移的。”
　　他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桌面上敲击，像在计算。
　　“货轮沉在哪？具体坐标。”
　　“我不记得坐标，但我能画出海图。风暴前的位置，沉没的大概区域。”
　　“画。”
　　他扔过来一张纸和一支笔。我凭着记忆，画了个简略的海图，标出大概位置。他拿过去看了很久，然后折起来，塞进口袋。
　　“信息有价值，但不够。”他说，“沉船在公海，打捞要船，要人，要打点关系。成本太高，回报不确定。最多抵一个人的证件。”
　　“两个人。”我说。
　　“不行。”他摇头，“要么你一个人走，要么加钱。”
　　我从口袋里掏出□□，放在桌上。
　　“这个，加上信息，换两个人的证件。”
　　他看了眼□□，笑了。
　　“玩具？”
　　“试试？”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伸手，拿起□□，检查了一下，又放下。
　　“军用型号，改装过。好东西。但你从哪弄的？”
　　“这不重要。”我说，“换不换？”
　　他犹豫了。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声音。
　　脚步声，不止一个人，正在靠近修车厂。
　　蟋蟀的脸色变了。
　　“你带人来了？”
　　“没有。”
　　“那他妈是谁？”
　　脚步声在门口停下。然后是清越的声音，紧张，但清晰：“哥？有人来了，三个，看起来不像好人。”
　　蟋蟀猛地站起来，冲到窗边，撩开脏兮兮的窗帘一角，往外看。
　　“操。”他骂了一句，转身冲回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两本证件，扔给我。
　　“拿着，快走。后门，从垃圾堆后面穿过去，是条小巷，通大路。”
　　“外面是谁？”我问。
　　“警察，或者□□，或者……别的。”他快速收拾桌上的文件，“不管是谁，被他们抓到，我们都得完蛋。快滚！”
　　我抓起证件，摇动轮椅冲向隔间后门。门很窄，轮椅勉强挤过去，外面是个堆满垃圾的小院，臭气熏天。清越已经等在那里，脸色苍白。
　　“走！”
　　她推着我冲向院墙后的缺口，那里果然有条狭窄的小巷，堆着更多垃圾，但能过人。我们刚挤进去，就听见前门传来撞门声，和吼叫。
　　“蟋蟀！开门！我们知道你在里面！”
　　是葡萄牙语，声音粗暴。
　　我们没回头，沿着小巷拼命往前冲。轮椅在坑洼的地面上颠簸，我紧紧抓住扶手，防止被甩出去。清越的呼吸越来越重，但没停。
　　小巷尽头是条稍宽点的路，有行人和车辆。我们冲出去，混入人群，继续往前，直到拐过两个街角，确定没人追来，才在一个报亭旁停下。
　　清越靠着墙，大口喘气，汗湿透了衣服。
　　“是……是谁？”她问。
　　“不知道。”我检查那两本证件，做工粗糙，但照片是我们的——应该是蟋蟀用某种手段从系统里调出来的，或者伪造的。名字是假的，但出生日期和我们真实信息吻合。至少，表面看起来能用。
　　“现在怎么办？”清越问。
　　“去车站，离开这里。”我把证件收好，“不管追蟋蟀的是谁，都可能查到我们。萨尔瓦多不能待了。”
　　“可你的腿……”
　　“死不了。”我看了眼发白的皮肤，溃烂处开始渗液，但还能忍，“先到圣保罗，找江屿，再处理。”
　　她点头，擦了把汗，重新推起轮椅。
　　我们沿街问路，找到长途巴士站。那是个混乱的大棚，挤满了人、行李和叫卖的小贩。空气里有汗味、食物味和汽油味混在一起的刺鼻气息。电子屏上滚动着车次信息，大部分是葡萄牙语，看不懂。
　　清越去窗口问，我用生硬的英语加手势，终于买到两张去圣保罗的车票。下午四点发车，要开二十个小时。
　　还有三个小时。
　　我们在候车区找了个角落坐下，尽量不引人注意。清越去旁边的小摊买了水和面包，我们默默吃着，警惕地观察四周。
　　没人注意我们。
　　或者说，没人有空注意我们。这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写着疲惫、焦虑或麻木。像一锅煮沸的汤，每个人都在里面挣扎，没空看别人是沉是浮。
　　“哥。”清越低声说，“证件……能用吗？”
　　“不知道。”我说，“但蟋蟀既然给了，应该能混过检票。之后的事，之后再说。”
　　“那个沉船信息……你为什么要告诉他？”
　　“转移注意力。”我说，“如果真有人盯着那艘船，让他们去海里捞吧。我们没时间，也没能力去管那些箱子。”
　　“可如果是重要的证据——”
　　“那也会有人去捞。”我打断她，“索菲亚，江屿，国际刑警……他们会处理。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找到陈念，带她走。其他的，顾不上。”
　　她沉默，撕着面包，一点点喂进嘴里。
　　三个小时在煎熬中过去。
　　下午四点，巴士准时进站。是辆很旧的大巴，车身漆皮剥落，玻璃有裂纹。乘客排队上车，检票员是个睡眼惺忪的胖子，扫了眼我们的证件，又看了眼我的轮椅，皱眉。
　　“轮椅得上行李舱。”
　　“我自己能走。”我说。
　　“那你走啊。”
　　我撑着轮椅扶手，试图站起来。腿完全没力，刚离开座位就往下坠。清越扶住我，但我太重，她也踉跄。
　　“算了算了，麻烦。”检票员不耐烦地挥手，“上去吧，轮椅折起来放前面。别挡道。”
　　清越扶我上车，轮椅折叠后塞在司机座后面的空隙。车里已经坐了大半，空气闷热，混合着体味和廉价香水的味道。我们的位置在最后一排，靠着窗户。
　　坐下时，我腿上的溃烂处蹭到座椅，一阵刺痛。我咬牙忍住，没出声。
　　巴士缓缓驶出车站，开上公路。
　　萨尔瓦多在车窗外后退，那些殖民风格建筑、贫民窟、海滩，渐渐变成模糊的色块，最后消失在地平线。
　　我们离开了。
　　但更大的未知，在前方。
　　“睡会儿吧。”我对清越说，“路还长。”
　　她点头，靠在我肩上，闭上眼睛。但她没睡，睫毛在颤动，像在忍受什么。
　　“清越？”
　　“腺体……在跳。”她声音很轻，“很轻微，但一直在跳。像……有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在呼唤它。”
　　是裴渝的腺体，在感应什么？
　　还是陈念？
　　“能分辨方向吗？”我问。
　　“太模糊了。”她摇头，“但肯定在前面。圣保罗的方向。”
　　那就够了。
　　至少方向没错。
　　巴士在黄昏的公路上行驶，窗外是巴西东北部荒凉的景色——红土地，稀疏的灌木，偶尔出现的破败农舍。天空从橙红变成深紫，星星出来了，很多，很亮，像撒了一把碎钻在黑色天鹅绒上。
　　很美。
　　但美得很残酷。
　　像在提醒我们，无论人间多糟，宇宙依旧沉默地运转，不为任何人停留。
　　清越终于睡着了，呼吸变得平稳。我看着她苍白的侧脸，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几乎要将我淹没的保护欲。
　　但我知道，我保护不了她了。
　　我的腿废了，腺体废了，连站起来都做不到。
　　现在，是她保护我。
　　这个认知，比腿上的溃烂更疼。
　　巴士在夜色里颠簸前行，像一艘在黑暗海洋里航行的船。
　　而我们，是两个伤痕累累的水手，朝着未知的彼岸，缓慢地，固执地，漂去。
　　前方是圣保罗。
　　是陈念。
　　也可能是，更深的黑暗。
　　但至少，我们还在往前。
　　至少，还没沉。
　　巴士在凌晨时分停在一个加油站休息。
　　乘客们下车透气、上厕所、买食物。清越扶我下车，轮椅在停车区展开，我坐上去。夜风很凉，吹散了车里的闷热，但也带来寒意。
　　我的腿更疼了。
　　溃烂处从刺痛变成了灼烧感，像有火在皮肤下烧。裤腿被渗液粘在皮肤上，每动一下都像撕下一层皮。
　　“得处理一下。”清越蹲下，想卷起我的裤腿看看。
　　“别。”我按住她的手，“这里不方便。到圣保罗再说。”
　　“可如果感染——”
　　“死不了。”我重复这句话，像在说服自己。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起身，去加油站的小卖部买了酒精、棉签和绷带。我们躲到加油站后面的阴影里，她小心地卷起我的裤腿。
　　溃烂比想象中严重。
　　皮肤发红、肿胀，有些地方已经化脓，黄白色的液体混着血丝，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光。味道很难闻，像肉在缓慢腐烂。
　　清越的手在抖。
　　但她没停，用酒精棉签小心地清理伤口。酒精碰到溃烂处时，剧痛让我眼前一黑，我咬紧牙关，没出声。
　　“哥……”她声音哽咽。
　　“继续。”
　　她咬着嘴唇，继续清理，然后涂上药膏，用绷带包好。动作很笨拙，但很仔细。
　　“对不起。”她包扎完，低着头说，“我该早点发现，在船上的时候就该处理……”
　　“不怪你。”我摸了摸她的头，“能活着到这里，已经是奇迹了。其他的，慢慢来。”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泪，但没掉下来。
　　“我们会找到陈念的，对吗？”
　　“对。”
　　“然后呢？”
　　“然后……”我看向远方的黑暗，“然后我们找个地方，安静地生活。你去看海，我去看书。偶尔去看看裴渝的墓，告诉他，我们都还好。”
　　“可那些事……‘牧羊人’，逃跑的核心成员，还有那些还在活动的组织……”
　　“交给江屿，交给索菲亚，交给该管的人。”我说，“我们累了，清越。我们打了太久，流了太多血。该休息了。”
　　她沉默，然后点头。
　　“嗯，休息。”
　　但她眼里的茫然，骗不了人。
　　她不知道该怎么休息。
　　就像我不知道，该怎么在没有裴渝、没有腺体、甚至没有腿的世界里，找到“生活”的定义。
　　但我们得试试。
　　为了那些死去的人。
　　也为了，还活着的我们。
　　休息时间结束，乘客陆续上车。清越推我回到座位，巴士重新启动，驶入更深的夜。
　　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黑暗。
　　脑海里，是蟋蟀最后的表情，是修车厂外的脚步声，是萨尔瓦多码头上那些审视的目光。
　　是谁在追蟋蟀？
　　是谁在盯着那艘沉船？
　　是谁，不想让我们到圣保罗？
　　没有答案。
　　只有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和清越均匀的呼吸。
　　像一首没有尽头的安魂曲。
　　为我们，也为所有还在路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