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煞孤星，竟是紫微大帝》山阳真君

3、九子夺屋 弟弟秋生是

　　弟弟秋生是在一九八〇年中秋节前一天出生的。

　　威清卫妇幼保健站里，他差点难产。妈妈在产房里熬了整整一夜，指甲把铁床的漆抠出一道道白印。早上十点，他的第一声啼哭终于落地。

　　秋生是个“后手”。

　　彼时我三天两头病危，爸妈生怕我哪天突然就没了，想着再生一个，好歹给冬生哥留个伴。他们没明说，但谁都看得出来——万一秋波撑不过去，这个家不能只剩一根独苗。

　　可“后手”还没派上用场，命运的镰刀已经挥下来了。

　　秋生满月后不久，妈妈就被带去了省道旁计划生育办公室右边一间小屋子。妈妈在那间屋子里挨了一刀。

　　而这还没完。一纸通知送到家里：超生三胎，罚款七百四十元。

　　这数字后来成了我弟弟的外号。擒龙村那几年超生的孩子不止他一个，被罚的人家都管孩子叫“七百四”。村里有人家拿不出钱，选了分期，孩子都上小学了，债还没还完。

　　但爷爷没让分期。

　　他把爸爸叫进里屋，关上门。没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只记得门再打开时，爸爸眼眶是红的，爷爷面色如铁。他从贴身衣襟深处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沓票子。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一沓毛票，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不知道攒了多久。那里面有他的棺材本，有他的养老钱，也许多少还藏着一点奶奶留下的体己。全掏出来了。

　　凑齐了，一次□□清。

　　消息传到伯父们耳朵里，炸了锅。

　　那天几个伯父约好了似的涌进祖屋。拍着桌子问爷爷凭什么十三家超生罚款要公中出。六伯阴阳怪气，说爹的心偏到胳肢窝里去了。崔氏站在院门口，不进也不退，只冷笑一声接一声，像刀子刮玻璃。

　　爸爸始终坐在灶房门口磨柴刀。他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找我爹闹什么。有事跟我说。”

　　伯父们看着他那双眼睛，那是珍宝岛下来的老兵的眼睛。没人敢往前迈一步。爷爷拄着拐杖走到堂屋中央，拐杖往地上一顿，闷响震得梁上灰尘簌簌往下掉。他说了一句，声音不高，却没人敢接：“我的钱，爱给谁给谁。”

　　伯父们散了。那以后，逢年过节还走动，面上还叫一声兄弟，但裂痕已经撕开了。

　　农闲和不带人训练时，爸爸开始四处打零工。

　　早上先骑着他的二八大杠去县城东郊的黔中省有机化工总厂，吃完午饭后又去航天航空部伟宏机械厂，晚饭后是县玻璃厂。都是临时工，没人要的苦活累活他抢着干，因为比正式工多几毛钱补贴。天不亮出门，半夜才归，工钱攥在手心，汗渍浸透，回家一张一张铺平了压在枕头底下。

　　后来，大姐曹珍的丈夫杨哥帮了一把。他们去了花溪大桥工地。后来又转去花鱼洞大桥。

　　那活更远，更苦。一个月干下来，三十来块钱。回来那天，人瘦了一圈，肩膀晒脱了一层皮，推门进来时我差点没认出他。他从兜里掏出一卷票子递给妈妈，说：“这个月的。”

　　妈妈接过去数了数，没说话，转身进了灶房。我听见她在里面擤鼻子。

　　秋生出生后，妈妈的身体也垮了。

　　尤其是结扎手术之后，她三天两头往县妇幼保健站跑。那时候“保健站”三个字在我们家，就像一个填不满的窟窿——先是我的病危通知书，然后是她的病历本。她脸色越来越白，走路越来越慢，纳鞋底的时候要停下来喘几口气。

　　后来实在撑不住，在保健站住了一阵子院。出院那天，医生叮嘱了一堆话，她一一应下，回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只是她不再下地挣工分了。身子吃不消。

　　她改做了小生意，卖点李子，桃子等水果，批发点香烟摆在威清卫客车站旁茅草屋门面里零售。

　　分家之前，那间茅草屋只是妈妈做小生意的落脚点。她在门口支块摊板，煮一锅玉米，熬一桶酸梅汤。玉米一分钱一根，酸梅汤两分钱一碗，加糖三分。凌晨起来熬汤，天不亮就摆出去，赶上早班车的乘客。晚上收了摊，把锅碗瓢盆收进铺板后面，锁上门，回祖屋西厢偏房睡觉。

　　那时候茅草屋还不是家。只是一个挣命的地方。

　　真正属于我们的家，是那年除夕才拿到手的。

　　1980年除夕，曹家祖屋里摆了一场“九子夺屋”的大戏。村里人后来管这晚叫“分家产”，其实不过是一场赤裸裸的抢房夺地。爷爷被撸了生产队长，没了职位，也就没了约束力。那些忍了多年的算计，在这个晚上全翻了上来。

　　年夜饭开得早，四点就摆上了桌。按规矩，男丁坐正堂，女眷一桌，孩童一桌。我端着碗想往伯父家儿孙那桌凑，那边热闹，桌上还摆着花生瓜子。刚凑近，二伯父的长孙曹刚便斜眼瞪来。

　　嘴里嚼着肉，含糊骂了句什么。他比我大四岁，是崔氏的心头肉，平日没少欺负我。我早已习惯，只低头往桌边挤。

　　“挤什么挤？”

　　他猛地推来。我人小站不稳，碗脱手摔落，“哐当”裂成两半。白饭、苞谷饭，连同那几块过年才见着的红烧肉，全扣进泥地。油汪汪的肉沾了灰，看得我心口抽痛。蹲下身想捡，哥哥冬生一把拽住我：“二狗，脏了！别捡！”

　　我抬头，曹刚兄弟三人笑得前仰后合。哥哥眼眶骤红，转身指着曹刚嘶声骂出：“曹刚，我操你妈！”

　　那吼声如炮仗炸入油锅。饭厅霎时死寂。随即曹刚三兄弟扑上来，五个人扭成一团。我被撞倒在地，哥哥压在我身上，替我挨了数拳。他那么小，那么瘦，却死死护着我，一声不吭。

　　堂嫂徐秋怡抱着小我五个月的双胞胎女儿急喊“别打了”，声音被哭嚎淹没。妈妈从灶房冲出，拽出我们，厉声喝止。可那几个孩子仍不依不饶追打过来。

　　恰在此时，“啪！啪！啪！”三记耳光脆响。

　　十一姑曹薇叉腰立在当场，一人赏了一巴掌。她，爷爷最小的女儿，现任民兵连长，泼辣爽利，从不吃亏。指着曹刚三兄弟的鼻子骂：“倒反天罡了？连堂叔都敢打！冬生才五岁，秋波三岁，你们三个打两个小的，还要脸不要？”

　　曹刚捂着脸，泪光打转，却再不敢顶嘴。

　　十一姑曹薇领我们至女眷桌旁。十一姑父周卫国重新盛了两碗饭，特意拨了几块肉压在碗上，蹲下来看着我们吃。十二姑曹芮摸我们头发，红着眼眶低语：“不怕，有姑姑们在，谁也别想欺负我们秋波。”

　　我埋头扒饭，眼泪掉进碗里，和着米饭咽下去。那滋味，成了刻进骨髓的烙印。

　　饭后，正戏开场。

　　煤油灯下，伯父伯母及他们的子女围坐如狼，唾沫星子喷得火苗忽明忽暗。人影在墙上张牙舞爪，一个一个的，都不像人。

　　大伯母焦筱玉拍桌尖嚷：“长房住祖屋，天经地义！曹淳是老大，这屋子就该轮到我们！”

　　三伯母杜梓梅跳起来回骂：“你少拿长房压人！村口两间瓦房，婆婆亲口答应给我的！”

　　五伯曹海眯缝眼，指尖划过账本慢悠悠道：“按人头分水田，谁家人多谁多分，规矩如此。”

　　角落里的崔氏始终沉默。只红着眼，死死瞪向我。那目光如淬毒钢针，隔着堂屋扎进我骨头。我缩在妈妈怀里不敢抬头。崔氏嘴唇哆嗦，声音低哑如丝：“看……都是你，都是你招来的祸。”

　　争吵愈烈，战火终于烧到我家。大伯母被众人围攻，忽而转向爸爸，软中带硬：“十三，你来说句公道话！当年婆婆走得早，要不是我喂你奶水，你能活到今天？你这条命是我省出来的！你就眼睁睁看我被欺负？”

　　爸爸蹲在门边抽闷烟。手抖，烟灰簌簌往下掉。喉结上下滚动，拳头攥得咯咯响。终是低头狠吸一口，哑声道：“够了。”

　　爷爷突然暴喝如雷。

　　他撑着扶手颤巍巍站起来，扫视满堂子孙，目光像一把豁了口的镰刀：“眼里只剩砖瓦了？”

　　沙哑的声音砸在地上，满屋死寂。

　　“分！”他颓然靠回椅背，摆了摆手，“你们的心早分干净了。停下，容我想想。”

　　最终，在新任擒龙大队长与书记见证下，分家方案落定。

　　大伯分得祖屋与城关幼儿园后面的大院。二伯家得村西院落。三伯拿河坝水碾。四伯家遗孀分得村东菜地。五伯、六伯、七伯、八伯、九伯……九家各有斩获，皆大欢喜。

　　唯我家，始终如局外人。

　　爸爸蹲在院中，烟抽了一根又一根。这哪是分家？分明是分赃。早在他出生前，哥哥们便已搬进青砖瓦房。而我家从爸妈结婚起，便一直挤在漏雨的西厢偏房。

　　房产分毕，轮到养老。

　　六位伯父和三位守寡的伯母推诿半晌，终定“轮流抚养，一月一轮”。大伯母高声补了一句：“十三，你可来看爹，但你家那个赔钱货，”她的目光扫过来，没有点名，满屋却都知道她说的是谁，“不准踏进我家门槛！”

　　妈妈勒紧了我的手。

　　爸爸骤然站起，带倒凳子“咣当”一声。他环视众人，目光冷如腊月冰：“一个月轮一次？你们是遛爹还是奉养他？爹七十多了，经得起你们这样折腾？”

　　无人应声。

　　他一字一句，像淬了火：“不用推了。老爹，跟我家过。只要我曹湉有一口气，绝不让老爹饿冻一顿。有我干的，绝不让他喝稀的。”

　　妈妈背上熟睡的秋生，牵着我站到爸爸身旁。十一岁的小姨陈瑜默默攥紧了哥哥冬生的手。哥哥挣脱，笔直站定在另一侧。

　　妈妈的声音不高，却稳得像钉子钉进木板：“颍川侯陈氏女子择偶，不看门第出身，只看人品。十三，今日你没让我失望。哥哥们不要爹，我们要。爹也是我们黑土村颍川陈氏的姑父。”

　　“说得好。”曹薇眼眶发红，一步跨出来，“十三，即便哥哥们不要爹，我们三姐妹也要奉养。你和弟妹拖着四五个孩子，爹的养老花销，我们分摊一半。”

　　我们一家，与三位姑姑并肩而立。对面是六位伯父、三位伯母及黑压压的儿孙。人数悬殊，却无一人退却。

　　爷爷望了我们良久。

　　煤油灯的火苗在他浑浊的眼珠里跳。他不说话，手慢慢伸进贴身的衣襟，摸了很久，摸出一样东西。

　　是一份地契。纸页卷边，折痕起了毛，边角用米汤粘过好几回，却完好无损。这茅草屋是他当年从杨姑爹老娘手里买下的。买的时候，它就挨着威清卫客车站售票处，中间只隔三个门面，不到五十步。前屋一边是门面，上着铺板，拉开就能做生意。屋前头就是320国道，南来北往的客车排队停在路边，按序发车。他买下这间屋子，本是给最小的儿子留条活路——爸爸半岁丧母，他独自拉扯幼子与三个女儿，寄居大伯家时，三位姑姑被大伯母虐待。他咬牙掏出积蓄，买的不是田不是地，是一间能遮风挡雨、能在门口摆个摊的屋子。

　　这张地契被他贴身藏了多少年，贴着心跳，贴着体温，任谁要都不给。成家的儿子们来要过、磨过、吵过，他没松手。

　　他等啊等，终于等到最小的孩子需要它的那一天。

　　分家文书逐一落定，轮到我家时，他把地契按在桌上，指节枯瘦如老树根。声音沙哑，却清晰：“十三……威清卫客车站旁边那座茅草屋，归你们。”

　　堂屋里窃窃私语骤起。

　　“茅草屋？四面透风那破屋？”“爹老糊涂了？”“好歹是份家产……”

　　大伯母尖笑掀翻屋顶：“哈！我就知道！爹偏心，把‘金贵’屋子留给十三！”

　　众人哄笑附和，轻蔑满溢。

　　爷爷没理。他自顾自地说起往事，声音很轻，像在跟自己说话。说到最后，他抬起头，望着爸爸，又望我。千言万语终凝成一句：“拿着。那里……是你们的根。”

　　他顿了顿。粗糙的手搭上我的头顶，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石头。

　　“二狗，爷爷给你们留的。别嫌破。”

　　我仰头看他。他叫我“二狗”。是那个从乱葬岗里刨出来的贱名。那名字从他嘴里出来，不脏，是暖的。

　　风雪肆虐的除夕夜，我们一家七口走出了曹家祖屋。十一姑曹薇抱着我走了一段，两位姑父分担着行李。十姑曹芳与十二姑曹芮一左一右扶着爷爷。妈妈背着秋生，小姨拉着冬生哥，爸爸扛着铺盖卷走在最后。

　　身后祖屋灯火通明，笑语猜拳声隐约传来，像隔了一辈子。

　　我下地，攥紧爷爷的衣摆。他粗糙暖手牵住我，最后回望了一眼祖屋，长叹一声，继续向前。脚下的积雪咯吱作响，寒风灌进领口，可我胸口却燃着一团小小的、沉默的火。

　　那火很弱，被风一吹就晃。却怎么也不肯灭。

　　等着瞧吧，我的……伯父们。

　　我攥紧爷爷的手。他低头看我，没说话，却同样攥紧了我的。

　　那个除夕夜之后，茅草屋成了我们的家。

　　说是屋子，其实就两间。一间灶房兼堂屋，一间卧房。墙是黄泥夯的，年深日久裂了好几道缝，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屋顶铺的是茅草，隔两年就得翻一回，不然烂透了漏得满屋都是水。但铺板一卸，前屋就是个现成的门面。门前不到五十米就是车站售票处，客车在320国道边排队等发车，南来北往的乘客从早到晚不断。

　　妈妈依旧在门口支摊。一锅玉米，一桶酸梅汤，蒸汽腾腾地往上冒。阳光穿过白烟照在她脸上，她眼睛里有光。她说，这是自己的地盘，不用看谁脸色，不用寄人篱下。

　　秋生就在这间茅草屋里长大。他比我命好，不发烧不抽搐，吃饱了就睡，睡醒了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梁上的蜘蛛网，咿咿呀呀地笑。妈妈常说，七百四就七百四，值。

　　有一天傍晚，爸爸从花鱼洞工地回来，难得天还没黑就到家了。他破天荒没有进门就找活干，而是坐在门槛上，把秋生抱在膝盖上逗他玩。夕阳从汽车站那边斜照过来，把茅草屋的影子拉得老长。爸爸举起秋生，举过头顶，秋生咯咯笑出声。那笑声清脆得像铜铃铛，在暮色里滚出去老远。

　　我坐在门槛另一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感觉说不清，只觉得喉咙发紧，鼻子发酸。不是难过，也不是高兴，就是觉得——这一刻，我们一家七口，一个都不少。茅草屋四面透风，却挡住了最冷的风；爷爷被撸了生产队长，却给孙子留下了最硬的骨头；妈妈挨了一刀，却用剩下的半条命撑起了一个摊板；爸爸打了一个月的工挣三十块钱，却从没让锅里断过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