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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色枷锁 命运的屠刀 ...

  •   命运的屠刀,落得又快又狠。

      我出生第二年元宵刚过,黑土村便传来噩耗:外公和他年迈的父母,七天内相继离世。

      死因成谜,如同被无形的手掐灭了生命之火。爸爸抱着哥哥冬生,妈妈背着我,相扶着匆匆赶去奔丧。回来的路上,她勒得我几乎窒息,沉默如石,唯有冷风灌进衣领,刺得我脊背发寒。

      此后,噩耗如约而至,砸进曹家大门。二伯父曹沣,解放军营长,带抢险分队在清州谈指县抢险,被山体吞没;四伯父曹源,汽车兵班长,和战友路边歇息,被失控货车撞飞;九伯父曹湘,工程兵排长,为救战友,沉入湍急江水……

      六条人命,全折在同一个正月,走前毫无征兆,仿佛被命运精准地割下头颅。

      村里流言渐起,从窃窃私语到指指点点:“那眉心带痣的小子,命太硬了。”“生在乱坟岗,血里泡大的,能不硬?”“曹家正气重,压不住他身上的煞啊!”这些话如毒藤般缠上院墙,冷得扎骨。

      记得好像是三岁某天午后,天阴如泼墨。小姨抱着我坐在门槛上,用树枝画圈逗我。我咯咯笑着,眉心的红痣在晦暗天光下泛着暗红,像一滴不肯干涸的血。

      院门“哐当”被踹开!二伯母崔氏披头散发冲进来,素服沾满泥点,手中攥着半烧的纸钱。她目光如刀,直戳向我眉心:“就是你!这个吃人血长大的孽障!”她嘶吼着扑来,指甲几乎要抠进我的肉里。

      妈妈猛然从灶房冲出,将我死死护在身后,烧火棍横在胸前,火星子一明一灭。

      崔氏扑空踉跄,转而跪地痛哭,泥点溅起老高:“我男人是英雄!他不该死啊!”她倏地抬头,血丝密布的眼如淬毒匕首:“曹枚,你记着!你吃的每口饭,都是拿亲人的命换的!你不是人,你是灾星!”

      我名字从她嘴里出来,像一把刀,剜进骨缝里。

      我哭不出声,只蜷在妈妈怀里发抖。某种名为“原罪”的寒毒,自此生根。我什么都没做,可我的存在本身,就是罪。

      寒冬里也曾有微光。十一姑曹薇和十二姑曹芮会塞给我化开的麦芽糖,糖纸黏在掌心,撕下时生疼,甜味却让我记一整天。她们擦去我脸上的灰,低声说:“秋波别怕,姑姑信你。”有一回我被孩子扔石头,她们张开手护住我,对那群半大孩子吼:“再敢欺负我们秋波,找你们家长去!”可转身时,我看见了她们抹眼泪的手在抖。

      病弱的堂嫂徐秋怡,总在妈妈抱着我路过时,默默端出温水,用软布擦我的泪痕。哪怕被婆婆唾骂“晦气”,她次日依旧端水,柔声道:“秋波乖,不怕。”那暖意如烛火,终究抵不过流言的寒风。

      我一岁那年,开始成了药罐子,几乎掏空了爸妈多年的积蓄,那时候家里是由爷爷当家,我家和九位伯父家的工分都是由大队长爷爷统筹安排。

      爷爷为给我治病连给自己准备的寿木钱都拿出来了,家族里大多数人都颇有怨言,三伯母曾找爷爷诉苦,说十三家那个赔钱货,耗费大量钱粮,不如把他家分出去得了。

      爷爷不为所动,还把三伯母劈头盖脸骂了一通。接着 活着的六位伯父,三位伯父遗孀相继找爷爷说道说道。爷爷不胜其烦,经常到威清卫客车站旁的茅草屋里抽着闷烟。

      爷爷经常忘神地看着我们家茅草屋对面的青龙山,据说山上原有道观遗址。

      青龙山,据威清卫史书记载,原名火焰山,位于威清卫城南。山脚有民国时期修建的中山公园,动乱年代被“保皇党”和“411”的暴徒打砸破坏掉,□□结束,在原址修建县粮食局以及青龙山宾馆。

      在我进入初中之前,频繁光顾擒龙村卫生所、城关区医院、县人民医院,黔中省人民医院……病危通知书叠成册,医生摇头:“查不出因。”高烧反复如鬼魅纠缠,39度便休克,仿佛有东西非要拖我入地狱。

      小姨夜夜压住我抽搐的四肢,眼泪滴在我脸上:“秋波别丢下小姨!”

      妈妈清早锄地,午后续命般在威清卫客车站茅草屋铺面支起摊板卖玉米酸梅汤,深夜灯下纳鞋底,手指缠满胶布。我望着她佝偻如铁的背影,忽然觉得比珍宝岛的风雪更硬,比爸爸的枪更硬。

      爸爸是民兵连长,总深夜才归。偶尔停在我床边,冻伤的手悬在半空,终是收回。他什么不说,转身离去。后来我才知道,他常在月下站至天明,石头般的脸上,藏着水光……

      自三岁起,我被套进褪色的粉色荷叶裙,梳着歪扭小髻,活似个小哪吒。那是老道临走留下的法子:“当姑娘养,或可骗过脏东西。”

      那天,我不知哪来的脾气,一把扯下连衣裙扔在地上。

      妈妈没有骂我。她弯腰捡起来,拍掉灰,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吃什么:“秋波,不穿这衣服?行。等到了晚上,鬼就会把你抓去坟地,锁进棺材里。看你怎么出来。”

      看你怎么出来。

      就这一句,我当晚缩在被子里,从头到脚蒙得严严实实。黔中八月的夜闷热如蒸笼,汗把床单洇出一个人形,我宁可憋死,不敢掀开一条缝。

      从那以后,再没闹过脱裙子的事。

      1979年正月初三,肝脾肿大的我躺在省城妇产医院儿科病房里,妈妈照顾时不慎摔倒。那跤摔掉了她未出世的孩子,她扶着墙走到我病房,隔着门缝哭成碎鸟。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崩溃。

      当别的孩子野地疯跑时,我只能坐在门槛望天。我知道自己与他们不同——不仅因女装与红痣,更因身后六条染血的身影。那“天煞孤星”的宿命如悬剑,已斩六人,下一个会是谁?爷爷?外婆?姑姑?还是日夜守着我、手抖的小姨?

      那年冬夜,高烧中我陷入噩梦:立于乱葬岗废坟坑,脚下血土,头顶瘦月如纸灰。灰袍老道背对我摇铃,铃声轻颤,震得我魂魄发颤。他回头,没有五官,唯有眉心一点猩红,与我如镜相对。惊醒时,月光正照在滚烫的红痣上,如烧红的炭。

      那红,是宿命烙下的、永不熄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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