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无声》菩提本无树7

1、雪人再临

　　电话铃是半夜响的。

　　老陈正做梦呢，梦里又是那场雪，下得睁不开眼。贺瑞忱倒在血泊里，血是温的，冒着热气。墙上四个字，一笔一划都在淌血。

　　为民除害。

　　铃声响到第四遍，他醒了。心脏跳得发慌，像刚跑完五公里。摸黑抓起电话，听筒冰凉。

　　“喂？”

　　只有呼吸声。粗重，压抑，像有人捂着嘴在喘。

　　“谁啊？”

　　“……他回来了。”

　　声音哑得厉害，像砂纸磨过铁皮。

　　老陈的手猛地攥紧。塑料听筒硌得掌心生疼。

　　“谁回来了？说清楚。”

　　电话断了。忙音嘟嘟地响，在黑暗里格外刺耳。

　　他坐着没动，右手拇指下意识地去摸左手虎口。那里有道疤，白的，在夜里摸起来像条僵死的虫子。三十七年了，每次心里发慌，他就摸这道疤。

　　窗外雪正大。路灯的光晕在雪幕里化开，朦朦胧胧的，看不真切。老陈掀开被子下床，棉拖鞋踩在地板上，没声。老了，连走路都没声了。

　　书桌在客厅角落，对着窗。老陈没开大灯，只拧亮台灯。昏黄的光圈拢住桌面那一小块，像舞台的追光。

　　桌上摊着东西。1987年的现场照片，复印件，纸都黄了。五个现场，五张照片，摆成一排。每张照片里都有个红纸剪的雪人，圆脑袋，胖身子，粗糙得很。旁边是用血写的字：

　　为民除害。

　　老陈一张一张看过去。贺瑞忱死在办公室，张福贵死在胡同里，马春生死在值班室，刘建军死在检查点，赵德顺死在宿舍。都是警察，都死在雪夜，都死在同一人手里。

　　不，不是同一人。

　　是同一个“东西”。

　　老陈一直觉得，杀他们的不是人，是雪夜里生出来的鬼。来无影去无踪，只在现场留下个纸剪的雪人，还有那四个字。

　　他翻开硬皮笔记本。牛皮封面磨得发白，边角都卷了。里面是他三十年记的笔记，密密麻麻的字，有的墨水都褪色了。

　　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贴着张照片，是五个死者的档案照拼起来的。贺瑞忱、张福贵、马春生、刘建军、赵德顺。五张脸，五种表情，只有眼神是一样的——警察看镜头时那种标准的、带着点威压的眼神。

　　老陈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打开抽屉。

　　最底下有个牛皮纸档案袋，用棉线缠着，打了死结。他摸出剪刀，剪开线。里面是泛黄的案卷复印件，纸脆了，翻的时候得小心。

　　一页一页翻。

　　翻到中间，手停了。

　　那张照片不见了。

　　是张集体照。1986年秋天，市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表彰会”的合影。三十多号人，前排坐领导，后排站干警。五个死者都在照片里。

　　贺瑞忱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三个，咧着嘴笑。张福贵搭着他肩膀。马春生在后面只露半个头。刘建军和赵德顺勾肩搭背站在最右边。

　　但老陈要找的不是他们。

　　是照片最边缘，靠近树影的地方。

　　那里原本有个人。年轻人，侧着身，像是刚要离开镜头，又像是刚走进来。脸只拍到一半，模糊的，看不真切。

　　可老陈记得。

　　他一直记得。

　　因为那人的眼神不对。别人都在看镜头，在笑，在摆姿势。只有他，在看镜头外。眼神冷得像三九天的冰溜子。

　　当年他问过拍照的小王，这人是谁。

　　小王看了半天，摇头：“不认识。可能谁带来的朋友吧，蹭合影的。”

　　后来照片归档，老陈专门复印了一张，塞在案卷里。三十年，没动过。

　　现在这张照片不见了。

　　只留下个长方形的空白印子，在发黄的纸上，像块新鲜的疤。

　　老陈的手又开始摸虎口那道疤。一下，一下，摩挲得皮肤发烫。

　　谁拿的？

　　什么时候拿的？

　　家里就他一个人。老伴去儿子家带孙子了，得半个月才回来。门窗都锁着，没被撬的痕迹。

　　除非……

　　除非那人有钥匙。

　　老陈后背冒出一层冷汗。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撩开窗帘一角往外看。

　　雪还在下。楼下那排冬青树让雪压弯了枝，黑黢黢的影子在雪地里摇晃。路灯照着空荡荡的街道，一个人影都没有。

　　可老陈觉得，暗处有眼睛在盯着他。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市局指挥中心的号。

　　老陈接起来。

　　“陈老师，出事了。”

　　是小王，刑侦支队的，他以前的徒弟。声音发紧，像是咬着牙在说话。

　　“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李国强死了。退休那个辅警，您记得吗？”

　　老陈当然记得。李国强，五十八，去年刚退。以前在市局司机班，后来调派出所当辅警，一干二十年。老实人，话不多，见谁都点头哈腰。

　　“怎么死的？”

　　“家里。利器刺穿颈动脉。墙上……墙上写了字。”

　　小王停了一下，咽唾沫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楚。

　　“写了什么？”

　　“……为民除害。四个字，用血写的。”

　　老陈闭上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根弦断了。

　　“现场有剪纸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两三秒。

　　“有。一个纸剪雪人，放在电视机上。陈老师，您怎么知……”

　　“我马上到。”

　　李国强家住老城区，红砖楼，六层，没电梯。楼道里挤满了人，技术队的，法医的，派出所的，还有几个穿便衣的年轻人，一看就是刑警。

　　闪光灯在门里一下一下地亮，刺眼。

　　老陈在楼梯口被拦住了。

　　“现场勘查，闲人勿进。”拦他的是个年轻警察，板寸，眼睛亮得吓人，说话硬邦邦的。

　　“我是□□。”

　　“我管您是谁，现在……”

　　“让他进来。”

　　屋里走出个人，五十多岁，微胖，穿着勘查服，戴眼镜。是老赵，刑侦支队的，也是老陈的徒弟。

　　“师傅，您怎么来了？”

　　“指挥中心通知的。”

　　老陈走进屋。年轻警察侧身让开，可眼神还黏在他身上，像在打量什么可疑物件。

　　“这谁？”老陈朝年轻人努努嘴。

　　“周锐，新调来的，搞犯罪心理的，高材生。”老赵压低声音，“脾气冲，本事不小。”

　　屋子里有股味。血腥味，混着陈年的油烟味，还有樟脑丸的味。三股味绞在一起，呛鼻子。

　　李国强仰面倒在客厅中央，脖子上一道口子，肉翻着，血凝成了深褐色，在地上摊开一大片。墙上四个大字：为民除害。血写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把刀砍进墙里。

　　老陈盯着那四个字，看了足足半分钟。

　　然后他转头，看向电视机。

　　电视机顶上，立着个东西。

　　白色的纸，剪成雪人的形状。圆头，胖身子，两个黑点当眼睛，一根短线是嘴。不是平的，是立体的，纸折过，能自己站着。

　　“不是红的。”老陈说。

　　“什么？”老赵没听清。

　　“当年的剪纸是红纸，普通的红纸。这个是白的。”

　　老陈走近几步，眯起眼仔细看。纸是卡纸，厚实，挺括。剪工很细，边是齐的，不像当年那些毛毛糙糙的。

　　材质也不一样。手感就不同。

　　“师傅，您是说……”

　　“不是模仿。”

　　老陈转过身，看着老赵。

　　“是升级。”

　　周锐蹲在尸体旁，戴着手套，用镊子夹着张纸巾，轻轻擦拭死者右手虎口的位置。动作很轻，很专业。

　　“有什么发现？”老陈问。

　　周锐头也没抬。

　　“死者指甲里有皮屑组织，可能是反抗时抓伤了凶手。已经送检了。”

　　“还有呢？”

　　“凶器应该是单刃匕首，刃宽两厘米左右，刺入角度略向上，说明凶手比死者矮，或者当时死者处于弯腰或坐姿。”

　　周锐站起来，脱掉手套。

　　“现场没有撬锁痕迹，门窗完好。凶手要么是死者熟人，要么技术开锁。我个人倾向于前者。”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周锐指向茶几。

　　茶几上摆着一套茶具。一个茶壶，两个茶杯。一个杯子是满的，没动过。另一个只剩半杯，杯沿有个很淡口红印。

　　“两个茶杯，说明死者死前在待客。但屋内没有打斗痕迹，死者是正面中刀，说明他对凶手没有戒心。”周锐顿了顿，“熟人作案，模仿三十七年前旧案，故弄玄虚。基本可以定性了。”

　　老陈走到茶几旁，俯身看那两个杯子。

　　普通的白瓷杯，印着“市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年头久了，字都磨淡了。有口红印的那个杯子，杯沿的印子很淡，粉红色，形状完整。

　　“李国强一个人住？”老陈问。

　　“对，离婚二十年了，儿子在外地。”老赵回答。

　　“那他家里为什么有口红？”

　　所有人都看向那个杯子。

　　老陈从勘查箱里取出个物证袋，小心地把杯子装进去。

　　“送检，查DNA，还有杯里的茶叶渣一起查。”

　　周锐皱起眉。

　　“可能是以前客人留下的，没洗。”

　　“李国强有洁癖。”老陈说，“他家里的杯子，用过必洗，而且要用开水烫三遍。这是当年市局司机班都知道的事。”

　　他顿了顿，拇指摩挲着虎口的疤。

　　“这个杯子，是凶手用的。”

　　老陈走出李国强家，在楼道里点了根烟。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着，手有点抖。

　　雪从窗户飘进来，落在水泥地上，化成深色的水渍。老赵跟出来，也点了根烟。

　　“师傅，真是那个人回来了？”

　　“电话里说，‘他回来了’。”

　　“谁打的电话？”

　　“不知道。声音处理过，听不出来。”老陈吸了口烟，烟雾在寒冷的空气里凝成白雾，“但照片丢了。那张合影，我放了三十年的合影，没了。”

　　“什么时候发现的？”

　　“就今晚。接完电话之后。”

　　老赵沉默了。两人站在楼道里，烟雾缭绕。楼下又有警笛声，由远及近，又一辆车到了。

　　“师傅，如果真是那个人……”老赵声音压得很低，“三十七年了，他为什么现在回来？李国强只是个退休辅警，当年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老陈没回答。

　　他看着窗外的大雪。雪花一片追着一片，密密麻麻，把天地都填满了。

　　“雪要是能盖住一切，还要警察干嘛。”他喃喃道。

　　“什么？”

　　“没什么。”

　　老陈掐灭烟头。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

　　“当年那五个，都是警察。贺瑞忱，副所长。张福贵，治安警。马春生，户籍。刘建军，交警。赵德顺，狱警。表面上没什么交集，但他们都死在同一人手里，用同一种方式。”

　　他转过头，看着老赵。

　　“现在第六个，是个退休辅警。为什么是他？”

　　“仇杀？随机？”

　　“三十七年了，要寻仇早就寻了。要随机，不会用一模一样的手法。”老陈顿了顿，“凶手在告诉我们，李国强和那五个人，是一类人。”

　　周锐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个平板电脑。

　　“陈老师，赵队，有发现。”

　　他把平板递过来。屏幕上是个放大图，墙上“为民除害”四个血字的特写。

　　“看这里。”

　　周锐用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一下，图片放大到局部。在“为”字的最后一笔，靠近墙角的位置，有个很小的红点。

　　“这不是血喷溅形成的。光谱分析显示，成分和墙漆一致。也就是说，这个红点，是凶手在写字之前，用红色的什么东西，在墙上点了一下。”

　　“标记？”

　　“更像是个起始点。”周锐切换图片，是另一个角度的全景，“看这四个字的布局。以这个红点为圆心，四个字刚好分布在一个不规则的扇形区域里。凶手可能是先用这个点定位，再开始写字。”

　　老陈盯着屏幕。

　　“为什么？”

　　“不知道。但当年的案卷我看过，1987年的五起案子，墙上血字都没有这种标记点。”周锐抬起头，眼睛在昏暗的楼道灯下闪着光，“所以要么是模仿者的个人习惯，要么……”

　　“要么什么？”

　　“要么凶手在告诉我们，这不是模仿，是延续。”

　　天快亮了。雪小了些，风却大了，刮得楼外的树枝哗哗响，像有无数只手在拍打。

　　现场勘查基本结束，尸体运走了，技术人员在收拾器材。老陈站在楼下，仰头看着四楼那个亮着灯的窗户。

　　灯还亮着，可里面的人已经没了。

　　周锐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豆浆。塑料杯，烫手。

　　“陈老师，暖和一下。”

　　老陈接过，没喝。热气扑在脸上，湿漉漉的。

　　“你相信是延续？”

　　“我不相信鬼魂，也不相信三十七年后突然觉醒的杀人魔。”周锐说，“但现场的证据指向两个矛盾的事实：一是手法高度一致，包括剪纸雪人、血字、一击毙命的方式；二是细节又有明显差异，比如剪纸材质、血字标记点，还有……”

　　他顿了顿。

　　“还有什么？”

　　“凶器。虽然都是刃宽两厘米左右的单刃匕首，但根据伤口切面的微观痕迹，这次的凶器是新打磨的，锋利度极高。而1987年的凶器，根据当年的报告，刀刃有轻微卷刃，应该是旧刀。”

　　“所以？”

　　“所以凶手要么是个完美主义者，连凶器都要复刻到最新状态。要么……”周锐看着老陈，“要么凶手在告诉我们，他比三十七年前那个，更专业，更细心，准备更充分。”

　　老陈终于喝了口豆浆。甜的，烫的，顺着喉咙流下去，胃里暖和了点。

　　“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是后者。”周锐说，“凶手在炫耀。他在说，看，我能做到三十七年前那个人做的事，而且我能做得更好。”

　　“为什么要炫耀？”

　　“为了让你们查。”

　　周锐的语气很肯定，像在陈述一个定理。

　　“如果只是为了杀李国强，有一百种更隐蔽的方法。但他偏偏选择了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复刻一桩三十七年前的悬案。为什么？因为他想让这案子重新被关注，想让你们重新翻开1987年的案卷。”

　　他顿了顿。

　　“李国强不是目标。李国强只是个诱饵，是个信号。真正的目标，是三十七年前那五个人，和他们身上的秘密。”

　　老陈没说话。

　　他看着四楼的窗户，灯还亮着，光从窗帘缝里漏出来，在雪夜里显得格外孤寂。

　　三十七年前，也是这样的雪夜。

　　第一个现场，贺瑞忱倒在办公室里，脖子上一刀，血喷了满墙。墙上四个字：为民除害。电视机上放着个红纸剪的雪人。

　　那时候老陈还是个新人，跟着师傅出现场。师傅蹲在尸体旁看了很久，站起来时说了句话：

　　“这人有话要说。”

　　“什么话？”

　　“为民除害。”师傅指着墙上的字，“他在告诉我们，他杀的是坏人。他在给自己找理由，也在给我们出题。”

　　“什么题？”

　　“题目是，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配得上‘害’这个字。”

　　三十七年了。

　　这道题，老陈还没解出来。

　　天蒙蒙亮。雪停了，可云还厚，灰沉沉地压着，像口倒扣的锅。

　　老陈回到车里，关上门，把寒冷隔在外面。车里还有刚才的烟味，混着皮革和汽油的味道。他喜欢这味道，踏实。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找到那个深夜的来电号码，回拨。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意料之中。他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拇指又开始摩挲虎口的疤。一下，一下，皮肤都摩挲得发热了。

　　车窗被敲响了。老陈睁开眼，看见周锐站在外面，手里拿着个物证袋。他降下车窗。

　　“陈老师，技术科在门把手上提取到半枚指纹，很新鲜，不是李国强的。已经送数据库比对了。”

　　“嗯。”

　　“还有，您让查的那个茶杯，结果出来了。”

　　周锐把物证袋递进来。里面是那个印着口红的白瓷杯。

　　“杯沿的口红，是香奈儿43号色，去年才上市的新色号。杯里的茶叶渣，是金骏眉，特级。李国强家里的茶叶是最便宜的茉莉花茶，二十块钱一斤那种。”

　　老陈接过物证袋，隔着塑料看杯沿那个淡红色的印子。印子很完整，唇形清晰，下唇比上唇丰满。

　　“所以客人是个女性，年轻，有一定经济能力，喝好茶，用新款口红。”

　　“而且很可能是李国强的熟人，不然不会这个点上门，还一起喝茶。”周锐顿了顿，“我们要不要查一下李国强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女性？”

　　“查。”

　　“还有别的指示吗？”

　　老陈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着，敲出一个不规则的节奏。

　　“帮我调一份档案。”

　　“什么档案？”

　　“1986年，市局所有外派任务和专项行动的名单，特别是11月到12月之间的。”

　　周锐愣了一下。

　　“1986年？为什么是……”

　　“李国强是1986年进的司机班。”老陈说，“贺瑞忱、张福贵、马春生、刘建军、赵德顺，这五个人，在1986年冬天，都出过同一个差。”

　　“您怎么知道？”

　　“我查了三十年。”

　　老陈转过头，看着周锐。年轻人的脸上有困惑，有不理解，但更多的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好奇。

　　“他们五个，加上李国强，1986年11月25日到12月3日，出差补助单上填的都是同一个地方：青山镇。事由是‘外调学习’。”

　　“这有什么问题吗？”

　　“青山镇当年根本没有办过任何培训班。”

　　老陈发动了车子。引擎嗡一声响，仪表盘的灯亮了，幽幽的蓝光。

　　“而且1986年11月25日，是星期三。一个市局的副所长，带着四个警察和一个司机，跨市去一个根本没有培训的地方‘学习’，学了一个星期。”

　　他挂上档。车子缓缓起步，碾过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雪要是能盖住一切，还要警察干嘛。但有时候，雪盖得太久了，就没人记得下面埋了什么了。”

　　车子驶出小区，尾灯在雪幕里划出两道红色的弧线，渐渐远去。

　　周锐站在原地，看着车尾灯消失的方向。雪又下起来了，细密的，安静的，从灰色的天空飘下来，落在他的肩上，帽子上，睫毛上。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赵队，陈老师让我调1986年的外派记录……对，特别要11月底的。还有，他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有点奇怪。”

　　“什么话？”

　　“他说，‘雪要是能盖住一切，还要警察干嘛。’”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赵的声音传过来，带着种说不清的疲惫：

　　“那是他师傅的口头禅。1987年第一个案子，他师傅说的。”

　　“他师傅？”

　　“嗯。1987年，他师傅是主侦。案子没破，他师傅第二年就提前退休了。走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

　　周锐握着手机，抬头看了看天。

　　雪越下越大了。密密麻麻的雪片子，从看不见的高处落下来，一层一层，盖住了地上的车辙，盖住了昨夜的血迹，盖住了发生过的一切。

　　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有些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雪盖得住一时，盖不了一世。

　　天总会晴，雪总会化。

　　到时候，底下埋的东西，就该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