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债》》茂林花开

19、《半生债》中卷 第九章·南方见识

　　《半生债》中卷第九章·南方见识 上
　　一、栖霞山上的约定

　　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刻，王霖看见了另一片天空下的中国。

　　从东海飞往广州的航班，在午后的阳光中，平稳飞行，王霖紧攥着扶手，指节因用力而发白。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失重感带来的心悸尚未平复，但更大的不安，来自即将踏上的这片土地——那里有传说中遍地黄金的机遇，也有他未曾想象过的生存图景。

　　邻座的柳长青合上德文机械手册，推了推金丝眼镜：“放松点，就当坐长途大巴。等你看到珠江三角洲，就会忘记害怕。”

　　王霖勉强笑了笑。他的佳能90D相机放在脚边，这是张莉花了一万两千八百元买的专业单反，配了两个镜头。辞职后的这些天，他整天倒弄研究，终于拍出了让自己满意的照片，从此迷上了户外摄影。但他从没想过，这部相机会这么快就跟着他飞向千里之外的南方。

　　窗外的云海翻腾如棉絮，王霖的思绪回到了半个月前的那次相遇——

　　那是他辞去公职后的第三天，浑身轻松的他带着新相机登上栖霞山。深秋的山色斑斓如画，枫红、银杏黄、松柏绿在薄雾中层层晕染。他沿着石阶往上走，走到半山腰观景台时，看见一个中年人正架着三脚架拍摄云海。

　　那人一米八多的个头，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身体有些发福但不臃肿。他用的那台相机，王霖后来知道是索尼旗舰机型，价值十一万多元，一个长镜头就要三万多。

　　“佳能90D？”中年人主动搭话，声音温和醇厚，“入门级里的好东西。”

　　王霖有些吃惊地点点头。两人就站在观景台聊开了——从相机参数聊到摄影技巧，从户外旅行聊到人生际遇。谈话中王霖得知，这人叫柳长青，南开大学计算机系前副教授，下海经商三年，现在是深圳森宝陶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北方销售经理。

　　“最近想回东海自己干，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企业。”柳长青望着远方的山峦说，“正在考察期间。朋友邀约，才出来旅行散心，没想到遇见了你。”

　　山风吹过，松涛阵阵。柳长青忽然转向王霖：“要不要跟我去南方看看？机票食宿我包。”他顿了顿，语气诚恳，“你可以先跟着我干，无需投资，积累些资本，然后我们再一起做自己的实业公司。”

　　他继续描绘着蓝图：“你是财经方面的人才，我是销售方面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一定会有所作为。”

　　王霖看着这个刚刚认识的中年人，想起自己刚交的辞呈，想起财务室那堆烂账，想起张莉递过相机时说的“多拍点好看的回来”。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柳长青以为他要拒绝时，终于开口：

　　“好。”

　　那一声“好”轻飘飘的，落在他心里却重如千钧。

　　二、南方初印象：速度与汗水

　　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时，南方的热浪像一床湿棉被迎面扑来。十一月的北方已见霜色，这里却还是盛夏的闷热。空气里飘着复杂的气味——机油、茉莉花、汗水和某种甜腻的香水。

　　接机的司机小吴精干利落，接过行李时动作娴熟如军人：“柳总，直接去厂里？”

　　“走广深高速。”柳长青摇下车窗，“让王会看看什么叫南方速度。”

　　车驶上高速，王霖看见了那个传说中的“世界工厂”。

　　道路两侧厂房绵延不绝，招牌层层叠叠：电子、五金、塑胶、服装。巨大的广告牌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更远处，新的工地正在施工，塔吊的巨臂在灰蓝色天幕下缓缓旋转，打桩机发出沉闷的轰鸣。

　　但更震撼的是人。

　　公交站台挤成沙丁鱼罐头，年轻人背着双肩包跑过街头，汗水浸透了衬衫后背。他们的眼神里有种饥渴的光——不是对食物，是对机会。红灯时，一个女孩蹲在路边呕吐，吐完抹抹嘴，小跑着冲向对面的写字楼。

　　“电子厂质检员，刚下夜班。”小吴从后视镜看了一眼，“赶着去做兼职，快餐店端盘子，一小时八块。”

　　王霖举起相机。取景框里，女孩的背影瘦得像片纸，融进街角汹涌的人潮。他连续按下快门，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打工潮”。

　　车行一小时，深圳的轮廓渐渐清晰。与广州的老城气息不同，这里的楼更高、更密集，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座用镜片堆砌的城市。

　　“到了。”小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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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森宝精密机械公司：暴利行业的秘密

　　森宝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宝安三十七区。三层白色厂房在周边高楼映衬下有些矮，但蓝色玻璃幕墙擦得一尘不染，门口“精密机械”的招牌做得极其考究。

　　还未进门，先听见声音——不是机器的轰鸣，而是某种持续的低频震动，像大地深处的心跳。

　　“这里主要生产陶瓷模具。”柳长青边走边介绍，“国内高端制造用的陶瓷模具，百分之八十以上从德国进口。一套标准模具，德国报价二十多万人民币。”

　　王霖脚步顿了顿。二十多万，相当于矿区五十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总和。

　　走进车间，王霖看见了那个暴利行业的真相。

　　流水线如银色长蛇蜿蜒，但这里的流水线，比他在北方见过的任何工厂都干净、安静。工人们穿着淡蓝色防尘服，在恒温恒湿的环境里工作，每个人都戴着白手套，动作精准得像在手术室。

　　“陶瓷模具的直接成本——原材料、人工、能耗，加起来不超过五万。”柳长青轻声说，“但技术门槛极高。国内能做精密陶瓷模具的，算上森宝，不超过三家。”

　　他带着王霖走到一台正在加工的数控机床前。乳白色的陶瓷模具毛坯在机床上缓慢旋转，金刚石刀具以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速度切削着表面，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精度要求是0.001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百分之一。”柳长青指着显示屏上的参数，“这套模具是给鹰牌陶瓷定制的，合同价二十二万。”

　　王霖蹲下身仔细观察。模具表面已经初现光泽，边缘处理得极其精细，每一个弧面都流畅自然。他想起在矿区时，最精密的工具也就是游标卡尺，精度0.02毫米就算高精度了。

　　“为什么这么贵？”他问。

　　“性能。”柳长青如数家珍，“耐磨性是钢铁的十倍，热稳定性好，不会像普通金属模具那样热胀冷缩影响精度。而且抛光后的产品，表面光洁度能提高两个等级。”

　　他拍了拍王霖的肩膀：“这就是我们要带回东海的东西。我已经想好了，公司名字就叫‘东海市新陶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主打陶瓷模具。”

　　王霖的心跳加快了。他快速在心里计算：如果一套成本五万，卖二十万，卖十套就是两百万，毛利一百五十万。扣除税费、销售费用……

　　“但技术门槛很高。”柳长青看出他的心思，“不是有钱就能做的。我们需要德国的数控设备，需要懂材料的工程师、模具设计师、需要经过严格培训的工人。”

　　他领着王霖来到车间角落的白板前，上面画着详细的生产流程图：“从原料到加工成型，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任何一道出问题，整套就报废。”

　　王霖突然明白柳长青为什么找他——这不只是需要财务，更需要一个能搭建管理体系、控制成本、培训员工的人。他在矿区那些混乱中积累的经验，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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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流水线上的青春

　　柳长青带着王霖走到一个女工身后。

　　她在安装微型电机的定位销，手指快得出现残影。工作台上贴着张便签，字迹娟秀：“阿芳，江西赣州，10月目标：弟学费1200，妈药费800，存500买裙子”。

　　“一天装三千六百个定位销，一个一分二厘。”柳长青轻声说，“在厂里五年了，从学徒干到师傅。手指得了腱鞘炎，晚上用热水泡，白天缠绷带继续干，能干，要强。”

　　像是听见了，阿芳转过头。很年轻，不会超过二十岁，眼睛很大却没什么神采。看见相机，她下意识侧身，耳后露出一小块蝴蝶状疤痕，像是烫伤留下的。她腼腆地笑了笑，又继续工作。

　　王霖按下快门。闪光灯没开，但阿芳还是眯了下眼，像被什么刺到了。

　　车间主任老陈跑来，递上两瓶冰镇矿泉水：“柳总，这批货要赶着出，日本客户催得紧。”

　　“给调度室和质检部强调一下。”

　　“好的好的我再说一声。”老陈赔笑，眼角皱纹深如刀刻。

　　王霖看着那些低垂的后颈——年轻或不再年轻的，都弯成相似的弧度。他忽然想起矿区，想起那些下井前深深弯下腰的矿工。原来无论南北，劳动的姿态如此相似，都是向生活低头的样子。

　　“工人都来自哪里？”王霖问。

　　“全国各地。”老陈扳着手指，“江西的多，四川湖南的也多，还有东北的、河南的。江西的大多懂陶瓷，但不懂机械；东北大多的懂机械，但不懂陶瓷。所以要培训，三个月到半年。”

　　柳长青补充道：“这也是我们回东海后要面对的。工人我会从全国招聘，但培训体系要我们自己建。”

　　王霖点点头，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培训成本、住宿安排、薪资结构。这些在矿区从未被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这里将成为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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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城中村的晚餐与算盘声

　　傍晚，柳长青的朋友阿甘开车来接。是个湖南汉子，光头，脖子上挂条粗金链，开辆白色丰田霸道。

　　“走，带你们体验真正的南方生活！”

　　车往关外开。路渐窄，楼渐矮，城中村的景象渐渐浮现。巷子窄得仅容两人并行，抬头是“一线天”——两侧楼房的晾衣杆伸出来，工装、内衣、孩子的开裆裤如万国旗飘扬。地面湿滑，洗菜水混着油污在青石板上淌成细细的河流。

　　“这才是深圳的底色。”阿甘在前头带路，“三百万人住在这种地方。但就是这样地方，走出了无数老板。”

　　他们走进一家湘菜馆。老板娘四十出头，烫着大波浪，口红涂得鲜艳，见阿甘便笑：“甘老板好久不来！”转身朝后厨喊：“剁椒鱼头加辣！腊肉多放蒜！”

　　塑料桌布油渍斑驳，但菜很实在。坐下不久，隔壁桌来了群年轻人。听口音像四川，工服上印着“鑫发电子”。点菜时小心翼翼，四个人只要了两个荤菜，啤酒只敢要四瓶。

　　“刚发工资，”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声说，“这个月加班多，拿了三千二。”

　　“我寄了两千五回去，”另一个说，“爸的腿要动手术。”

　　“还剩多少？”

　　“七百。房租四百，剩下三百吃饭。”

　　他们开始算账：早餐馒头五毛，午餐厂里食堂六块，晚餐自己煮挂面加青菜，一块五。这样一天八块，一个月二百四。剩下六十块买牙膏肥皂。

　　王霖的筷子停在半空。他想起矿区——矿工们算的也是这种账：一天下井补贴二十，一个月满勤六百，寄回家五百，剩下一百买烟买酒。原来无论南北，穷人的算盘珠子拨响的声音都一样，都是生存的脆响。

　　菜上来了，剁椒鱼头红得刺眼。阿甘开了瓶白酒：“王会，别光看。南方就是这样——有人吃鱼头，有人啃馒头。都是命。”

　　柳长青接过话：“但命可以改。二十年前我来深圳，睡过荔枝公园的长椅。现在呢？”他指指窗外隐约可见的高楼轮廓，“那些楼里，有我的客户，也有我曾经的工友。”

　　正说着，老板娘端来一盘赠送的花生米，顺势坐下点烟：“听你们说话，是北方来的老板？”

　　“我老家是河北秦皇岛，来这里考察。”柳长青说。

　　“考察好，考察好。”老板娘吐口烟圈，“我九二年来的，在流水线上焊电路板，眼睛差点焊瞎。后来摆摊，被城管追得满街跑。现在有这个店。”她弹弹烟灰，“我儿子在南山读私立学校，一年学费六万。你说，值不值？”

　　没人回答。后厨传来锅铲碰撞声，隔壁桌的年轻人开始划拳，笑声很大，大得像要把什么压下去。

　　王霖默默吃着，心里那团火却越烧越旺。他看见了机会，也看见了代价。而他要做的，是在这机会与代价之间，找出一条可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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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夜色酒吧：欲望与眼泪

　　夜里十一点，阿甘说：“真正的夜生活刚开始。”

　　车开到罗湖一处巷子深处。“夜色酒吧”的霓虹招牌，闪着暧昧的粉紫色光。推门进去，瞬间，音浪混着香水味、烟味、酒精味扑面而来，像一头无形的兽将人吞噬。

　　舞台中央，三个女孩正跳钢管舞。亮片短裙在旋转灯光下，碎成无数光点，她们的身体柔韧得像没有骨头，高跟鞋在舞台地板上敲击出诱惑的节奏。大腿在灯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腰肢扭动如蛇，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撩拨着空气，撩拨着台下男人们的神经。

　　王霖僵在门口。在北方，男女之情都藏在窗帘后、炕头上，含蓄得像深井里的水。就算在矿区最乱的时期，孙宝带人去“夜来香”，那些女郎陪喝酒、陪唱歌，搂搂抱抱，然后悄悄走进那些隐秘的房间。而这里，欲望被赤裸裸地悬挂在灯光下，明码标价，公开交易。

　　柳长青拍拍他的肩：“放松，只是看看。这也是南方的一部分。”

　　他们被领到卡座。黑啤泡沫丰盈，果盘雕成孔雀开屏的形状，西瓜切成薄如蝉翼的片。阿甘已经熟络地叫来两个女孩陪酒，很年轻，穿着改良的旗袍，开衩高到大腿根，坐下时白皙的腿露出来，在昏暗灯光下泛着象牙般的光泽。

　　“这是莉莉，这是芳芳。”阿甘一手搂一个，手自然地搭在女孩腰际，“都是湖南妹子，水灵吧？”

　　女孩们笑着，笑容挂在脸上，眼睛里却看不到笑意。莉莉给王霖倒酒，手指涂着鲜红的指甲油，故意碰到他的手背，冰凉。

　　“老板第一次来？”她问，口音软糯，带着湖南山区的尾音。

　　王霖点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精灼烧着喉咙，却压不住心里的躁动。他见过矿难后残缺的尸体，见过账本上肮脏的数字，但没见过这样直白的、被灯光照亮的欲望。这种欲望如此原始，又如此精致，像一件被打磨得光亮的商品。

　　舞台上换了节目。音乐变得舒缓，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走到台中央。她看起来很清纯，像大学生，头发扎成马尾，脸上带着羞涩的笑。音乐响起，是邓丽君的《甜蜜蜜》。

　　然后她开始跳舞。

　　不是钢管舞，更像是一种缓慢的、仪式般的自我展示。她的手指轻轻划过脖颈，滑过锁骨，滑过胸前，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暗示。连衣裙的拉链在背部，她反手缓缓拉开，像花瓣绽放。里面是黑色的内衣，蕾丝花边在灯光下泛着细腻的光，托起年轻的□□，沟壑在阴影中若隐若现。

　　王霖的手心出汗了。他想移开视线，但眼睛像被钉住。周围的男人们安静下来，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和酒杯轻碰的声音。他看见前排一个中年男人喉结滚动，另一个年轻些的已经把手伸进了旁边陪酒女的裙底。

　　女孩继续跳，午夜时分，衣服一件一件褪下，一件一件抛向躁动的人群，像一只在阳光下蜕皮的禅，动作缓慢轻柔充满着仪式感。她转过身，背对观众，褪去最后一块布料，□□！灯光照亮她的背部曲线，正面隐在阴影里。但正是这阴影，比正面赤裸更加撩人——因为人们的想象总是比现实更加诱人。

　　柳长青忽然凑近，声音很轻，却清晰得像刀片划过玻璃：“这是艺术，也是生意。她们卖的不是身体，是男人的幻想。”

　　王霖没有说话。他一直盯着女孩的眼睛，突然发现有泪光一闪，是的，是泪花！很短暂，短到让人觉得是幻觉。——那不是表演，是泪花，在浓妆下几乎看不见的泪花。

　　表演结束了，女孩鞠躬下台，掌声如雷，夹杂着口哨和叫好声。阿甘拍着桌子喊：“再来一个！加钱！”

　　吧台边，有个中年男人，把手完全伸进了陪酒女的裙底，女孩笑着，身体却僵硬，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旋转灯球，眼神空洞如两口枯井。

　　王霖站起身：“我去去趟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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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廊很暗，墙纸剥落，露出底下发霉的水泥。一个女孩蹲在墙角哭，妆花了，黑色眼线晕成两团，像被人打了两拳。是刚才台上跳舞的那个女孩。

　　听见脚步声，她慌忙抹脸，挤出笑容，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老板需要陪酒吗？”

　　王霖摇头，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过去。那是张莉塞进他包里的，印着碎花，带着北方阳光晒过的味道。

　　女孩愣了一下，接过，低声说了句谢谢。湖南口音，像王霖在矿区认识的一个湖南籍矿工。

　　“多大了？”

　　“十九。”她顿了顿，补充道，“真的十九。”

　　“为什么做这个？”

　　女孩笑了，笑容里有种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她点了支烟，手在抖，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点燃：“我弟弟在县城读高中，一年学费六千。我妈肾不好，一个月药费八百。我爸在建筑工地摔断了腰，包工头跑了。”她深深吸了口烟，烟雾从鼻孔缓缓溢出，“在电子厂，一个月拼死拼活两千，加班到凌晨也就两千五。在这里，一晚上运气好能挣一千，遇到大方的老板，也许更多。”

　　烟雾在昏暗的走廊里缭绕，形成诡异的图案。王霖想起矿区那些为了多挣二十块下井补贴，冒险去危险作业面的矿工。原来无论南北，当生存成为唯一命题时，尊严和身体都可以标价出售。

　　“叫什么名字？”

　　“小梅。”她站起身，拍拍裙子，动作熟练得像做过无数次，“老板，我要去工作了。今晚还有两个包厢要去。”她顿了顿，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谢谢你。你是第一个给我纸巾的客人。”

　　她转身走进包厢区，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由近及远，最后被震耳的音乐吞没。王霖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

　　回到卡座时，柳长青正和阿甘低声交谈。见王霖回来，柳长青举杯：“怎么样？开心不？”

　　“她们……”王霖斟酌着词句，“都不容易。”

　　“这世上谁容易？”阿甘大笑，金链子在灯光下晃动，“我当年睡天桥底下的时候，连哭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我有钱了，可以买她们的哭，买她们的笑，买她们的身体。”他灌了口酒，眼神变得锐利，“这就是公平——各取所需。她们需要钱，我们需要发泄。市场规律。”

　　王霖看着杯中深褐色的液体。他想说点什么，却又无从说起。在矿上，他见过孙宝用钱买通关系，买来平安；在这里，这些人用钱买来短暂的欢愉和慰藉。本质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用金钱交换某种需求，只是交易的内容不同罢了。

　　“但她们还是人。”王霖最终说。

　　“人？”阿甘嗤笑，“在流水线上，她们是劳动力；在这里，她们是消费品。王会，你别太天真。南方不相信眼泪，只相信钞票。”

　　柳长青摆摆手，示意阿甘适可而止。他转向王霖，语气温和但坚定：“王霖，你要记住今晚看到的。这不是猎奇，这是学习。学习这个真实的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等我们回东海做企业，客户应酬、关系打点，都绕不开这些。到时候，你要学会在规则里生存，同时守住自己的底线。”

　　“底线？”王霖问。

　　“对。”柳长青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我的底线是——可以陪客户来这里，但绝不强迫员工来；可以花钱买笑，但绝不骗人说那是爱情；可以逢场作戏，但绝不当真。”

　　这话说得坦率，坦率到让王霖无法反驳。他忽然意识到，柳长青带他来这里，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是一堂残酷的社会课——关于欲望，关于交易，关于在复杂的世界里如何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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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上 字数6905

　　《半生债》中卷第九章南方见识 （下）

　　七、凌晨两点的街道与伤痕
　　凌晨两点散场时，巷口蹲着等客的摩的司机。一个特别瘦的蹲在路灯下啃着馒头，就着矿泉水。馒头很干，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嚼很久。王霖走过去，递了根烟。
　　司机抬头，眼神警惕。看清不是警察，才接过烟，含糊道谢。贵州口音，像矿区里那些贵州籍矿工。
　　“这么晚还等？”
　　“等里面散场的。”司机点燃烟，深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缓缓溢出，“有些老板喝多了，给的小费大方，够拉三天活。”
　　王霖在他旁边蹲下。地面还有白天的余温，但夜风已经凉了。
　　“不想进厂？”
　　“进过。”司机撸起袖子，小臂上有道蜈蚣状的疤，在路灯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在模具厂，机器卷的。老板给了五百块，说是我自己操作不当。”他冷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流水线那么快，稍微走神就出事。现在我开摩的，再累，命是自己的。”
　　巷子里涌出醉醺醺的人群。几个男人搂着女孩出来，大声说笑，钻进路边的出租车。女孩们站在车外挥手，笑容职业，等车开走，笑容立刻消失。
　　司机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生意来了。”
　　摩的引擎轰鸣，尾灯在夜色中划出红色弧线，很快消失在巷口。王霖站在原地，看着那些女孩三三两两地往回走，有的在数小费，有的在补妆，有的只是沉默地走着，像一群夜归的幽灵。

　　他举起相机，拍下这个场景——凌晨两点的城中村巷口，霓虹灯已经熄灭了一半，只剩下“住宿”“快餐”的招牌还亮着。几个女孩的背影在昏黄的路灯下拉得很长，长得像是走不到尽头。

　　柳总走到他身边：“看够了吗？”
　　“不够。”王霖收起相机，“但该看的都看到了。”
　　“那就好。”柳总拍拍他的肩，“记住这些画面。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工厂，要做得比这里好一点——哪怕只好一点点。”
　　这话很轻，但落在王霖心里却很重。他知道，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好一点点”已经是最奢侈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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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中山邮政所：汇款的河流
　　接下来的日子，王霖跟着柳总穿梭在广州、佛山、深圳。他用了半个月时间，看见了南方的完整图景这里不仅仅是飞速发展的繁华，更是灯红酒绿下无数人的挣扎与沉浮。
　　在佛山陶瓷厂，他看见老工人用锤子敲碎次品瓷砖，每一锤都像敲在自己骨头上，碎瓷声清脆得像骨头断裂；
　　在虎门服装批发市场凌晨四点的开市时刻，他看见搬运工扛着比自己还高的包裹奔跑，汗水在地上滴成一条断断续续的线，在昏黄灯光下闪着光；
　　在东莞人才市场门口，他看见穿褪色西装的年轻人蹲在台阶上啃面包，简历被手汗浸得发软，边角卷起。
　　但他的相机，更多地对准了那些隐秘的角落。
　　在中山一处工业区邮政所，王霖看见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

　　那是周六下午，汇款窗口排起了长队。队伍缓慢移动，像一条疲惫的河流。排队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脸上都有相似的表情——焦虑，期待，还有深深的疲惫。
　　一个年轻母亲背着婴儿填单，孩子哭闹，她用肩膀轻轻颠着，手里的笔没停。汇往贵州某县，金额栏写着“2500”。附言只有两个字：“保重”。
　　旁边蹲着个中年男人，抱着头。他的汇款单被退回来——收款人姓名写错了，得重填。他盯着那张单子看了很久，突然扇了自己一耳光，很响。
　　“这些钱养活了半个中国。”柳总站在王霖身后，声音很轻，“广东每年流出的汇款，抵得上一个中等省份的财政收入。但这些钱是怎么挣来的，没人问。”
　　王霖连续按快门。他拍那些攥着汇款单的手——粗糙的、开裂的、贴着创可贴的、指甲缝里还有油污。这些手在北方挖煤，在这里拧螺丝，共同点是都在为某个遥远的地方输送养分。
　　他想起了小李——如果小李来了南方，会不会也站在这样的队伍里，往老家寄他那份下井补贴？会不会也为了省五块钱手续费，宁愿排两个小时的队？
　　“想起你矿上的工友了？”柳总问。
　　王霖点头。
　　“但他们比矿工强。”柳总说，“至少在这里，他们有机会改变命运。我认识好几个老板，都是打工仔出身。在北方，你见过挖煤的变成矿主吗？”
　　王霖没回答。他想起孙宝——那算改变命运吗？踩着别人的骨头爬上去，脖子上金链子越戴越粗？
　　队伍还在缓慢移动。王霖看见一个女孩，很年轻，大概十八九岁，汇款单填得极其认真，一笔一划。她汇的金额不大，八百块，但附言写得很长：“妈，这月加班费，买件新衣服。我很好，勿念。”
　　女孩填完单，仔细检查了三遍，才小心翼翼地把单子和钱递进窗口。等拿到回执，她如释重负地笑了，笑容很干净，像山里的泉水。
　　但王霖看见，她转身离开时，手在微微发抖——那是长期重复一个动作留下的后遗症，他在森宝车间见过很多这样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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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临时夫妻：孤独的夜晚
　　在东莞一处工业村，他们见到了真正的“临时夫妻”。
　　那是栋老旧的出租楼，楼道里飘着劣质食用油和花椒的味道。三楼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单间里，住着一对“搭档”——男的是江西来的木工，女的是四川来的缝纫工，各自的配偶都在老家带孩子。
　　房间很小，一张双人床占了大半空间，床单是廉价的大红色，已经洗得发白。墙上贴着明星海报和孩子的照片——两张不同的全家福，并列贴在一起，形成诡异的对比。一张是男人和妻子、两个孩子，背景是江西老家的土屋；另一张是女人和丈夫、一个女儿，背景是四川的竹林。
　　“搭伙过日子，”女人炒菜时头也不抬，锅里是土豆丝和几片肥肉，“省房租，省饭钱，夜里也有个说话的人。”她的普通话很蹩脚，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男人蹲在门口抽烟，脚边放着半瓶廉价白酒。见王霖举相机，他猛地别过脸：“别拍。”
　　柳总递了根好烟过去，男人接了，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没舍得抽，夹在耳朵上。“去年我老婆来了趟，”他忽然开口，声音沙哑，“住了三天就走了。她说理解，可我知道她眼睛里的东西。”他顿了顿，狠狠吸了口手里的廉价烟，“我们这种人不算人，就是会干活的牲口。白天是机器，晚上……晚上连机器都不如。”

　　女人把菜端上桌，很简单的两个菜：土豆丝和炒青菜。她盛了两碗饭，一碗给男人，一碗给自己。两人默默吃着，偶尔夹菜给对方，动作自然得像多年的夫妻。
　　王霖退出房间时，回头看了一眼。昏黄的灯光下，两人对坐着吃饭，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重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下楼时，柳总轻声说：“这样的‘临时家庭’，在珠三角至少有几十万个。有的是为了省钱，有的是为了生理需求，有的是……只是为了晚上有人说说话，证明自己还活着。”

　　王霖没说话。他想起在矿区，那些常年不能回家的矿工，也会在工棚里讲荤段子，也会攒钱去镇上找“相好的”。原来人类的孤独和欲望如此相似，无论身在何处。
　　那晚回到酒店，王霖翻看白天拍的照片。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一张张脸孔滑过：流水线上麻木的，酒吧里强颜欢笑的，出租屋里沉默的，汇款所前疲惫的。他想起矿区那些煤黑色的脸。。。。。。
　　——原来无论南北，在时代的齿轮下，人都薄得像张纸，随时可能被碾碎。
　　他特别放大了那张“临时夫妻”房间的照片。墙上的两张全家福，一张是男人和妻子、两个孩子，背景是江西老家的土屋；另一张是女人和丈夫、一个女儿，背景是四川的竹林。两张照片里的人都笑得很开心，不知道千里之外，自己的配偶正和别人组成临时的家。
　　王霖忽然感到一阵窒息。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南方的夜风温热潮湿，带着远处工厂排污水的腥味。楼下街道上，还有晚归的打工者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车篮里放着饭盒和安全帽。
　　这个世界如此庞大，又如此渺小；如此繁华，又如此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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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高端会所：精致的欲望
　　第二个周末，阿甘带他们去了一家更隐蔽的会所。
　　在福田一栋豪华写字楼的顶层，外面看是正经的贸易公司，玻璃门上贴着“国际商务中心”的金字。保安严密，需要预约密码才能进入电梯。
　　推门进去，却是另一个世界。大厅装修得像宫殿，水晶吊灯璀璨夺目，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陪酒的女孩都穿着精致的礼服，化着淡妆，谈吐优雅，像是写字楼里的白领。
　　“这里是高端场所，”阿甘低声说，“来的都是老板、官员、港商。消费最低五千起。”
　　他们被领进一个包厢。很大，有独立的舞台和舞池，音响设备专业。陪酒的女孩叫“公关”，不叫“小姐”。她们会和你聊经济、聊艺术、聊时事，然后再慢慢引导到别的方向。
　　那晚的表演更加精致，也更加露骨。女孩们在台上模拟各种场景——办公室、会议室、飞机头等舱。服装从职业套装到空姐制服，动作设计充满想象力。台下的男人们不再大声喧哗，而是低声交谈，偶尔举杯，但眼睛里的欲望更加赤裸。
　　王霖坐在角落的沙发上，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红酒。酒精让他麻木，也让他清醒。他看见一个女孩在表演间隙偷偷抹眼泪——不是用手，而是用纸巾轻轻按压眼角，怕弄花妆容；看见另一个女孩大腿内侧有新鲜的瘀青，粉底都盖不住；看见第三个女孩手腕上缠着透明的绷带，但跳舞时笑得最灿烂，像是要把所有的光都释放出来。
　　柳总坐过来：“在想什么？”
　　“我在想，”王霖晃着酒杯，看着杯中深红色的液体旋转，“城市的繁华，农村的日渐荒芜和那些留守老人和孩子”
　　这话说得很轻，但柳总听清了。他沉默了很久，才说：“所以我们要成功，要有钱，要有权。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想保护的人。”
　　“用钱保护？”
　　“用钱，用地位，用影响力。”柳总看向舞台上那些年轻的身体，“这个世界很残酷，王霖。要么你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要么你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没有第三条路。”
　　表演进入高潮。音乐变得激昂，女孩们开始脱去最后的束缚。灯光巧妙地打在他们身上，勾勒出青春的曲线。台下，一个港商模样的中年男人已经按捺不住，招手叫来一个女孩，在她耳边低语，然后两人相拥着走出包厢。
　　王霖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忽然想起小梅，想起那个在走廊里哭的女孩。她现在在哪里？是不是也在某个包厢里，对着某个男人强颜欢笑？
　　他站起身，再次走向洗手间。
　　这次他在走廊里遇见的是另一个女孩。她很年轻，不会超过十八岁，穿着空姐制服，蹲在墙角呕吐。吐出来的都是酒，混杂着胃酸的气味。
　　王霖递过纸巾和水。女孩抬头，眼睛很大，很清澈，像山里的泉水。“谢谢。”她说，声音很轻。
　　“不能喝就别喝了。”
　　女孩苦笑：“不喝就没钱。我妈癌症，化疗一次三千。我爸跑了。”她站起身，整理制服，动作稚嫩，还不习惯高跟鞋的高度，“我得去工作了。客人还在等。”
　　她走了几步，又回头：“你是好人。但好人在这里活不下去。”
　　这句话像根针，扎进王霖心里。他站在昏暗的走廊里，听着包厢里传来的音乐声和笑声，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
　　好人在这里活不下去。
　　那么在哪里能活下去？在矿区吗？在那里，好人一样活不下去——刘铁柱死了，只值五百块；他想主持公道，就要被人堵在山坳里围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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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最后的谈判：合同与未来
　　在深圳的最后一晚，柳总带他登上地王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
　　电梯上升时耳膜刺痛，玻璃窗外，深圳的灯火一片片铺展开来，璀璨得不像人间。从这个高度看下去，那些厂房、城中村、流水线都变得渺小，只剩下璀璨的灯火，像一条用钻石铺就的河流。
　　侍者领他们到窗边位置。菜单是皮面的，烫金中英文。柳总点了红酒和牛排，对王霖说：“来，我们干一杯。算是庆祝你看清了南方。”
　　“看清了什么？”王霖问。
　　“看清了真实的世界。”柳总晃着红酒杯，看着杯中液体在灯光下泛着宝石般的光泽，“不是你在财经课本里学的那个，是血淋淋的、有温度也有残酷的那个世界。”
　　牛排上来了，三分熟，切开时渗出血水，像某种生命的象征。王霖想起白天在肉联厂看到的场景——生猪被赶进流水线，电击、放血、分割，最后变成包装精美的肉块，出现在这样的餐厅里，被优雅地切开、咀嚼、吞咽。
　　“柳总，”他放下刀叉，“你说要带我一起干。具体怎么干？”
　　柳总眼睛亮了。他放下酒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厚厚的合同草案，封面上写着“东海市新陶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合资协议（草案）”。
　　“这是我这几个月准备的。”柳总翻开合同，推到王霖面前，“我占股百分之八十，你占百分之二十。你不需要出钱，但需要出人、出力、出时间。前三年，我们都不拿工资，所有利润再投资。”
　　王霖快速浏览条款。合同写得很详细，从股权结构到决策机制，从利润分配到退出条款，甚至包括技术保密和竞业禁止。柳总显然已经思考了很久，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
　　“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王霖问。百分之二十的干股，在这个暴利行业简直是天文数字。
　　“因为我知道，这个事业需要更多的人才能做成。”柳总认真地看着他，“我懂技术、懂市场，但你懂管理、懂人。而且，”他顿了顿，声音变得诚恳，“我需要一个能在我头脑发热时泼冷水的人。需要一个在看见工人手指流血时，会想给他们买手套的人。”

　　王霖想起在栖霞山初遇时，柳总说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原来那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这一切。
　　“我需要时间考虑。”王霖说。
　　“当然。”柳总合上合同，“这趟回去，你有半年时间。看资料，学技术，也想清楚。但半年后，我要你的答案。”
　　他把合同复印件和几本书递给王霖：“《精密机械原理》《德国工业4.0》《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先看这些。半年后，我要考你。”
　　书很厚，王霖接过来时，心里却莫名的踏实。他知道该学什么了，知道路在哪里了。
　　“还有，”柳总补充道，指着窗外那些高楼，“等我们做成了，也要在这样的高楼里设办公室。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们做到了。”
　　王霖看向窗外。深圳的夜景璀璨如星河，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为生存奔忙，也有人在为梦想奋斗。而他，即将加入这个行列。
　　“好。”他说。
　　这次说“好”，比在栖霞山时坚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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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归途：改变的开始

　　飞机回程那日，广州下起小雨。
　　雨水打在机场巨大的玻璃幕墙上，蜿蜒而下，像无数道泪痕。候机时，王霖翻看这半个月拍的两千多张照片。最后他停在一张上：夜色酒吧走廊，小梅蹲着哭的那个瞬间。阴影里，她的侧脸像幅油画，光与影的交界处，泪痕清晰可见。她的手里还攥着他给的那张印着小碎花的纸巾。
　　他想起小梅说的：“你是好人。但好人在这里活不下去。”
　　也想起柳总说的：“要么你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要么你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
　　还想起阿甘说的：“这就是公平——各取所需。”
　　这些声音在他脑海里交织、碰撞，最后沉淀成一个模糊但坚定的念头：他要回去，要跟着柳总干，要成功，要有钱有权。不是为了奢华的生活，而是为了有资格说“不”，有力量保护想保护的人，有能力在规则里划出自己的底线。
　　也许这很天真，也许这最终会变成自我安慰的借口。但此刻，他需要这个念头，需要这个理由，支撑他走接下来的路。

　　登机广播响起时，柳总拍拍他的肩：“记住，这趟不只是看南方，是看未来的自己。”
　　飞机冲破云层，北方灰蓝的天空渐渐清晰。王霖靠在舷窗上，手摸着相机和那几本厚厚的书。书角硌着手心，有点疼，但疼得真实，疼得踏实。
　　他闭上眼睛，开始想象半年后的场景。在东海某栋高楼的办公室里，他坐在电脑前处理财务报表，柳总在外面跑客户。窗外是这个北方城市的天际线，也许不如深圳璀璨，但那是他们自己的江山。他们会建自己的工厂，招自己的工人，定自己的规矩——也许不能改变世界，但也许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做得好一点。
　　机轮触地的震动传来时，王霖睁开了眼睛。空乘广播响起：“各位旅客，飞机已降落在东海机场，地面温度摄氏十一度……”
　　他系好安全带，握紧了那几本书。书角硌着手心，有点疼，但疼得真实，疼得踏实。
　　走出机舱，北方干冷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熟悉的煤烟味和尘土味。王霖深吸一口气，忽然笑了——不是开心的笑，而是一种释然的笑。
　　他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就像相机底片曝光的那一刻——光与影一旦交汇，影像就再也无法抹去。南方已经烙印在他的记忆里，那些灯火、那些泪水、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身影，都将伴随他走接下来的路。
　　远处，张莉站在接机的人群里，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在灰扑扑的人群里像朵干净的云。她看见他，没挥手，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等，眼神里有担忧，有关切，也有某种说不清的疏离。
　　王霖快步走过去。相机包在肩上沉甸甸的，书在手里沉甸甸的，心里装着的南方见闻，更是沉甸甸的，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回来了。”张莉说，声音很轻。
　　“嗯。”他点头，“回来了。”
　　但两人都知道，这个回来的人，已经不是离开时的那个了。南方的风已经吹进他心里，带着灼热的气息，也带着沉重的真相；带着遍地黄金的诱惑，也带着血泪交织的代价。
　　他拥抱了张莉，很用力，像是要从她身上汲取某种力量。张莉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手轻轻拍着他的背。
　　“累了？”她问。
　　“嗯。”他把头埋在她肩头，闻着她身上熟悉的雪花膏香味，“看到很多，学到很多。”
　　“那就好。”张莉说，没再问别的。

　　走出机场，北方的天空是铅灰色的，像是要下雪。王霖回头看了一眼起降的飞机，忽然想起柳总在飞机上说的话：“你看那些烟囱，每一根都在日夜不停地吐着钞票。”
　　现在他明白了，那些钞票上，沾着汗，沾着泪，也许还沾着血。
　　而他，即将加入这个吐钞票的行列。
　　车开上回市区的路，张莉忽然问：“相机好用吗？”
　　“好用。”王霖说，想起拍下的那些照片，“拍了很多。”
　　“那就好。”张莉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不管看到什么，记得回家的路。”
　　王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像那天在机场递给他相机时一样。
　　“记得。”他说。
　　但心里知道，有些路，一旦走上去了，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起点。
　　车窗外，北方的冬天正在降临。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晃，行人裹紧大衣匆匆走过。这个城市还没有深圳那种灼热的速度感，但变化已经在发生——新的工地正在开挖，新的广告牌正在竖起，新的故事正在酝酿。
　　而他的故事，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南方的见识，将成为他未来事业的底色。那些在流水线前涂口红的女孩，那些在酒吧里强颜欢笑的女孩，那些在出租屋里组成临时家庭的男女，那些在路灯下啃馒头的摩的司机——他们都将成为他记忆里的坐标，提醒他为什么出发，又将走向何处。
　　车停在楼下时，天开始飘雪。细碎的雪花在路灯下旋转，像无数个微小的命运，在风中飘摇。
　　王霖抬头看着自家窗户透出的暖黄色灯光，忽然想起小梅说的最后一句话：“你是好人。但好人在这里活不下去。”
　　他深吸一口气，握紧了张莉的手。
　　“走吧，”他说，“回家。”
　　雪落在他们肩上，很快融化成深色的水渍，像看不见的伤痕。
　　而真正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第九章·南方见识完下7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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