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你为岸》晴砚

1、赤色褪尽时

　　搬家后的第一个冬天，湿冷像一层看不见的薄膜裹住皮肤。三层别墅空旷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回声，中央空调的低频嗡鸣是唯一的陪伴。我蜷在三楼书房的高背椅里，手指冻得有些僵，目光从《北欧神话》移向墙角那堆尚未整理的纸箱。

　　母亲前天说：“程云，你自己的东西自己整理。”她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什么——从我高中那场失败的出逃之后。

　　我起身走向纸箱，打开第一个箱子时，灰尘在窗前的光柱里缓慢旋转。教科书，试卷，练习册——所有纸张都散发着一股混合霉味与旧墨水的、教科书式的腐朽气息。我机械地翻捡，直到手指触到那抹红。

　　日记本。

　　它躺在箱底，硬壳封面曾经是鲜血般醒目的红，如今褪成干涸铁锈的暗色。边角磨损，露出底下苍白的纸板，像伤口翻出的皮肉。

　　我没有立刻拿起它。只是看着。

　　半晌，我伸手，将它取出。比记忆里轻了许多，又比想象中沉。封面触感光滑冰冷，像某种冷血动物的鳞片。

　　翻开第一页，日期是三年前。字迹工整刻板：

　　“9月1日。新学期。目标：进入年级前15%。每日计划：5:00起床，5:15-5:50英语，6:00-6:25早操，上午任务：一张英语报纸、两张物理试卷，下午任务：化学习题、一张数学试卷……”

　　每项计划后面都有红色批注：“未完成”“效率低下”“专注度不足”。有些页面上，“程云”两个字被反复描画，力道穿透纸背，像在诅咒这个名字的主人。

　　我翻得快了些。纸张哗哗作响。

　　变化出现在第三十七页。某一天，计划的格子之间，出现了一行小字：

　　“窗外有鸟飞过，翅膀是灰色的。”

　　此后，这些“无关紧要”的句子越来越多：“食堂的番茄炒蛋，今天的盐放少了。”“同桌换了新的笔袋，是蓝色的。”

　　然后，空白页上开始出现分行：

　　“如果我是风/想吹向哪个方向就吹向哪个方向
　　如果我是水/想流进哪条河就流进哪条河
　　可我是程云/只能走向他们指的方向”

　　字迹从工整变得潦草，

　　“头一次，开始记录时居然大脑一片空白，窗外的风无休止地吹着，降温了，很冷，风呼啸着撞击玻璃，屋里屋外我只听得见心脏跳动着要把自己震碎的声音，我很想笑，但不知为什么，可能是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要嘲笑这个懦弱的自己吧，我不觉得难过，大脑也处于兴奋状态，不过就是心口疼，一阵阵的疼。我尽力控制住自己不去回忆那些痛苦的细节，同学的冷嘲热讽、老师的恶语相向、家人的不理解，单单是让我回忆就已经感到心口一缩，我好累啊，从头到脚的狼狈与疲惫，不知今夜能否让我安心睡觉，我好累，不要失眠了好不好，晚安。”

　　再往后翻，纸张开始起皱。水渍晕开墨迹，有些字模糊成一片。然后是空白页上，反复写同一个字：

　　“逃逃逃逃逃逃逃……”

　　最后两页，有两封未完成的遗书。

　　第一封，抬头是“世界”：

　　“世界太大了，大得没有我的角落。而我太小了，小得装不下他们的期待。可能吧。可能我就是没有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

　　第二封，只写了开头：

　　“如果我将在今夜消失，一切于我而言将归于沉寂，是一整片的漆黑与空虚吧，若我离去，没有人会为我真正的哭泣，一切都是虚情假意，只有我，留在了十七岁，苦涩如歌的十七岁，此刻的我将永远停留。今夜的泪徐某了很久，宁静过后不知它是否还流，心口的泪会一直流的吧。。。”

　　翻到最醒目的一页。右下角，一个日期：“12.3”。钢笔反复描画，一遍，两遍，三遍，力透纸背，最后一笔戳破了纸张，留下一个细小的、黑暗的洞口。墨水从背面洇开，像干涸的血。

　　我的拇指按住那个洞口。

　　指腹能感觉到纸张粗糙的边缘，和破口下那一小片虚无。

　　然后，一股气味涌上来——不是回忆，是此刻真实从纸张深处散发出的：南方的霉味、旧墨水的酸涩，混合着某种更具体的、冰冷的腥气。

　　河水的味道。

　　---

　　记忆的第一层是声音。

　　确切说，是声音的消失。

　　2025年秋天，我坐在理科重点班的教室里，世界开始逐渐失声。老师讲课的声音变成模糊的背景嗡嗡，同学讨论题目时嘴唇张合却无意义，粉笔划过黑板发出尖锐的刮擦，但那些符号和公式拒绝进入我的大脑。

　　它们像水从玻璃表面滑落，不留痕迹。

　　期中考试后的家长会，母亲坐在我的座位上，盯着成绩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班级61名，年级1289名。班主任说：“程云很努力，但理科思维还需要加强。”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发火。她只是坐在我书桌前，看着墙上贴着的计划表，轻声说：“程云，你自己说说吧。”

　　“我努力了。”我说，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见。

　　“真的吗？”她说，“努力的结果是这个分数？”

　　从那天起，我的世界开始分层。表层是照常的起床、上学、听课、写作业。深层是持续不断的嗡鸣，像一台过载的机器在脑内运转，发热，发烫，消耗所有能量却无法驱动任何实质的前进。

　　11月19日，下午四点十分。物理周测刚结束。

　　最后一道大题，我连题目都没看懂。交卷时，监考老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太熟悉了：程云，你又没做完。

　　走出教室时，后排男生压低的笑声：“她这次能及格吗？”“悬，上次物理她考了多少？四十七？”

　　我没有回头。走廊很长，瓷砖地面反射着惨白的灯光。我的脚步很轻，轻得像在飘。

　　12月3日，晚上九点二十，我写好了遗书，走出教学楼，穿过操场，来到学校旁边的护城河。这条河不宽，水是浑浊的绿色，常年漂浮着落叶。对岸是老旧居民楼，晾晒的衣服在阴天里像褪色的旗帜。

　　我站在铸铁护栏边。护栏刷着剥落的绿漆，露出底下棕红色的锈迹。

　　脱下米白色羊绒大衣。动作很慢，像在执行某个仪式的第一步。大衣对折，放在脚边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冷空气瞬间穿透毛衣，我打了个寒颤。

　　好冷。真实的冷。

　　我双手撑上护栏，探身。水面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和我的模糊轮廓——一个苍白的、失焦的影子。

　　那个念头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早就住在我体内，像一颗休眠的种子，只是在今天破土了：

　　跳下去，就安静了。

　　不是想死。是想让那台过载的机器关机。想让那些永远解不出的函数、永远分析不清的电路、永远配不平的方程式，连同“程云你要努力”“程云你不能丢脸”“程云你这样太自私了”的所有声音，一起沉入水底。

　　水面上有个小漩涡，可能是水下有障碍物，也可能是光的错觉。它缓慢旋转，吞下漂过的落叶。

　　我踮起脚尖。

　　重心前移。手臂开始承重。

　　远处有老人散步的交谈声，有自行车铃响，有狗叫。但都隔着厚厚的玻璃。世界是静音的。

　　风穿过毛衣孔隙，冷得刺骨。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倒影，它在水波中扭曲、破碎、重组。像极了我的人生——永远在变形，永远无法固定成某个清晰的形状。

　　手臂微微弯曲。只需要再向前一点……

　　“——同学！！！”

　　吼声炸开。

　　一只手——戴着手套，粗糙有力——猛地抓住我毛衣后领，狠狠向后拽！

　　我向后倒去，撞进一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身体。学校保安，五十多岁，脸膛黑红，眉毛拧在一起。我们踉跄了两步，他几乎是把我拖离护栏。

　　“你干什么？！”他吼，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不要命了？！”

　　我看着他制服肩章上脱线的校徽，没说话。

　　“哪个班的？！班主任是谁？！”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吞吞吐吐报出名字和班级。

　　他脸色变了，掏出对讲机走到一旁低声说话。十分钟后，班主任吴老师来了。他没说话，只是捡起我的大衣披在我肩上，然后轻轻揽住我的肩膀：“先回办公室。”

　　办公室里有暖气。李老师给我倒了热水，纸杯很烫，我双手握着，感受那灼热。

　　“刚才河边钓鱼的人看到了，联系了学校。”她声音很轻，“为什么不跟老师说呢？”

　　我盯着水杯里旋转的茶叶。

　　“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她停顿，“还是家里……”

　　“我没事。”我说出今天第一句话，声音沙哑，“就是头晕，没站稳。”

　　她看了我很久，最后叹了口气，打电话给我母亲。我听见听筒里传来母亲的声音，先是惊讶，然后是压抑的怒气：“又来了？她怎么总是……”

　　总是。这个副词像一根针。

　　李老师挂了电话，对我说：“你妈妈马上来。今天先回家休息。”她顿了顿，“这事我不会在班上说。你……调整好心态。”

　　她说得对。后来这件事在班里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可能有人听到风声，但没人当面问我。大家继续刷题、考试、讨论联考。我的“没站稳”只是高三这部精密机器运转中，一次微不足道的卡顿。

　　母亲来接我时，车里气压低得能凝水。一路无话。

　　到家后，她关上门：“程云，你知道这多丢人吗？”

　　我抬头看她。

　　“你爸在外面也算是有头有脸，你这么做，别人会怎么说？”她声音颤抖，不是担忧，是愤怒，“压力大？谁压力不大？你爸上班压力不大？我工作压力不大？就你承受不了？”

　　“我没有……”

　　“你就是自私。”她打断我，“太不负责任了。”

　　那晚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保安拉扯的力道还留在后颈，李老师温水的热度还留在掌心，母亲的话还留在耳膜。

　　它们交织成一张网，我在网中央，慢慢下沉。

　　但就是在最深的下沉中，一个相反的念头浮起：

　　如果我不能决定如何“停”，那我至少要决定如何“走”。

　　---

　　出逃发生在一个周三，距离跳河事件两周。

　　那天中午，全家在外面吃饭，庆祝弟弟奥数获奖。餐厅包厢富丽堂皇，水晶灯折射着虚假的光泽。

　　“小哲这次稳进省队了。”父亲笑着给弟弟夹菜，“程云，你也跟弟弟学学，专注一点。”

　　母亲接话：“她就是心思太杂。整天想些有的没的，怎么着，你这些个想法比学历重要？能当饭吃？”

　　弟弟低头吃饭，没说话。

　　我盯着盘子里的清蒸鲈鱼，眼睛空洞。鱼肉洁白，点缀着葱丝和姜片，看起来很完美。就像我们这个家，看起来完美无缺。

　　“上次那件事，”母亲压低声音，但桌边都能听见，“我跟李老师沟通了，她说你没调整好。程云，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给你请最好的家教，住最好的学区房，你还想怎样？”

　　我想怎样？

　　我想让这个世界静音。

　　“说话啊。”母亲的声音尖锐起来。

　　我放下筷子。

　　“我吃饱了。”

　　“你看她这态度！”

　　我站起来，椅子腿刮过大理石地面，发出刺耳声响。

　　“程云！”父亲喝道。

　　我没回头，径直走出包厢，穿过大堂，推开沉重的玻璃门。外面是阴天，风很冷，灌进大衣领口。

　　我沿着人行道走。脚步很快，大衣下摆扬起。

　　黑色轿车缓缓跟上来，父亲降下车窗：“上车。”

　　我没停。

　　“程云，别闹了！”

　　我拐进一条小巷。车进不来。我听见身后车门开关的声音，但没回头，在老城区巷道里快速穿行——这里我小时候常玩，知道每条岔路。左转，右转，穿过晾晒被单的天井，跳过一堆废弃砖块。

　　十五分钟后，我到家。

　　如我所料，空无一人。

　　我冲上三楼自己房间，反锁房门，从床底拖出准备好的行李箱——几天前就收拾好的，藏在最深处。里面有几件衣服，充电器，那本红色日记本，身份证，基本的洗漱用品。还有从客厅柜子里偷偷翻找出的被没收的手机。

　　然后我打开梳妆台抽屉，取出一个小丝绒盒。里面是一条钻石项链，十六岁生日礼物，标签还没拆。价格标签上的数字：¥68,000。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三秒，然后把它塞进外套口袋。

　　拖着行李箱下楼时，我没有环顾这个家。没有留恋。只是走到门口，换上运动鞋，用手机叫车。

　　“去高铁站。”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小姑娘一个人？这么大箱子？”

　　“嗯。”

　　车开动了。我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后退，像电影倒放。小学门口的文具店，初中常去的奶茶店，高中那条种满梧桐的路。它们曾经是我的整个世界，此刻却像布景板一样迅速远离。

　　没有不舍。只有一种冰冷的、清晰的决绝。

　　我要去汉口——一个足够远的、陌生的城市。不是旅游，不是散心，是消失。从程云这个名字里消失，从“程家的女儿”这个身份里消失，从那个永远考不好试、永远让父母失望的躯壳里消失。

　　高铁站人流如织。巨大的电子屏上列车信息滚动闪烁。我站在自助售票机前，手指冰凉。

　　选择目的地：汉口。
　　选择车次：G1023，14:37发车。
　　选择座位：商务座。

　　确认。

　　机器吐出车票。蓝色票面，黑色字迹。G1023次，3车A座。

　　我握着那张票，穿过安检，走上自动扶梯。候车大厅里人声嘈杂，婴儿哭闹，广播重复，行李箱轮子滚动。我走进商务候车室，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真皮沙发，免费茶点，落地窗外列车安静地停在轨道上。我坐下，点了一杯红茶。茶水滚烫，我小口抿着，感受那灼热从喉咙滑到胃里。

　　手机开始震动。屏幕亮起：妈妈。我没有接。

　　再次震动：爸爸。我没有接。

　　第三次：弟弟。我看着那个名字，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三秒，最后还是按了拒接。

　　广播响起：“前往汉口的G1023次列车开始检票……”

　　我起身，拖着行李箱走向检票口。商务通道没人排队，闸机感应车票，绿灯亮起，门开。

　　站台空旷，风很大，吹乱我的头发。我找到3号车厢，乘务员微笑验票：“程小姐，这边请。”

　　商务座像个小包厢，座椅宽大，可以完全放平。我坐下，系好安全带。车窗倒映出我的脸：苍白，眼下有淡青色的阴影，但眼睛很亮，是一种烧尽后的余烬般的亮。

　　列车缓缓启动，先是极慢，然后逐渐加速。站台开始向后滑动，建筑物越来越快地向后退去。然后，城市边缘出现，田野展开，整个世界像一幅被拉开的卷轴。

　　我长长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身体深处那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啪”地断了。

　　不是轻松，不是解脱，是某种更彻底的东西：一种悬浮的、失重的虚无。我不再是程家的女儿，不再是理科重点班的吊车尾，不再是那个差点跳河的懦弱女孩。我只是G1023次列车3A座的乘客，一个去向汉口的、没有过去的人。

　　手机再次震动。这次是短信。

　　母亲：“你回来。我们好好谈。”

　　父亲：“位置共享打开。立刻。”

　　弟弟：“姐，你在哪？我担心你。”

　　我看着那条弟弟的短信，手指在回复框上悬停很久，最后还是退出了。关机。

　　窗外天色渐暗，车厢内灯光柔和。乘务员送来晚餐和饮品，我摇头说不用，只要了一瓶水。

　　列车高速行驶，窗外的景色模糊成色块。田野，水塘，零星村庄，远处丘陵的轮廓。一切都陌生，一切都与我无关。

　　我打开红色日记本，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想写点什么。笔尖悬停许久，却只落下三个字：“汉口市。”

　　然后我拿出那条钻石项链。丝绒盒子打开，钻石在车厢顶灯下折射出冰冷锐利的光。我取出项链，标签还挂在上面。¥68,000。这个数字曾经代表爱，或者某种爱的替代品。

　　现在它什么也不是。

　　我看着标签，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不是生理上的，是心理上的——对这串数字，对这个标签，对它所代表的一切的厌恶。

　　我撕掉标签。纸质标签很容易撕碎，我把它撕成极小的碎片，撒在小桌板上。白色碎纸像微型雪花。

　　我想把它扔掉。我松开手。

　　钻石项链像一道微弱的银色流星，从我的指间滑落，瞬间掉到了地上。

　　我看着自己空掉的手掌。没有后悔，没有快意，只有一种更深的空洞。我在用最幼稚、最极端的方式宣告：你们给的一切，我都可以不要。

　　然后我看向窗外。

　　列车正在经过一座大桥，桥下是宽阔的河流，河水在暮色中泛着铁灰色的光。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汉口还有两个小时。到了之后去哪里？不知道。住哪里？不知道。然后呢？不知道。

　　但至少此刻，我在逃离。至少此刻，我是自由的——哪怕这种自由是悬崖边的跳跃，是燃烧自己的火光，是把自己连根拔起的暴力。

　　乘务员轻轻走来：“程小姐，需要毯子吗？”

　　我睁开眼，点头。

　　她拿来一条灰色薄毯，我裹在身上，依然觉得冷。那种从骨头里渗出的、无法被任何织物温暖的冷。

　　窗外完全黑了。偶尔有零星灯火闪过，像黑夜眨了一下眼睛，又迅速闭上。远处有城市的轮廓，灯火连绵成片，像大地倒置的星河。

　　我不知道的是，这趟列车会把我带向哪里。不知道两天后父母会开车来汉口找到我，不知道我会在能看到长江的酒店房间里发呆三天，不知道最后我会跟他们回家，继续完成高三。

　　不知道后来的后来，我会考上汉口的大学，真正离开那个家。

　　不知道三年后的今天，我会坐在这栋三层别墅的书房里，翻看这本红色日记本，像翻看别人的故事。

　　此刻，2025年冬天的列车上，只有我，和我的逃离。

　　---

　　日记本从我手中滑落，掉在书房的羊毛地毯上，没有声音。

　　窗外的别墅区完全沉入夜色，只有我的书房还亮着灯。我维持着同一个姿势坐了多久？不知道。

　　三年了。

　　那条钻石项链当然没有真的扔掉——在松开手的最后一秒，我收回了。它现在躺在我卧室首饰盒最底层，再没戴过。偶尔整理东西时看到，会拿起来对着光看一会儿。钻石依然折射着冰冷的光，但那种刺眼的感觉消失了。它现在只是一块石头，一个过去的物证。

　　那次汉口之行，我只待了三天。住在一家能看到长江的酒店，每天坐在窗前看船来船往。江面上货轮缓慢移动，鸣笛声低沉悠长。我几乎没出房间，叫外卖，喝水，睡觉，发呆。

　　第三天早上，我打开手机，有37个未接来电。我拨回去，母亲接的，第一句话是：“你在哪？我们报警了。”

　　我说：“汉口。长江边的酒店。”

　　“房号。”她说，“待着别动。”

　　他们真的来了。父亲开车，母亲坐在副驾，弟弟也在。八百公里，八个小时。见面时没有责骂，母亲抱住我，哭了。不是愤怒的哭，是那种压抑后的崩溃。父亲拍拍我的肩：“回家吧。”

　　回家路上，弟弟悄悄塞给我一盒巧克力：“姐，这个好吃。”

　　一切好像没变，但一切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