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春秋同序》君亓珩

3、夜渡 程砚秋x顾

　　民国二十六年，七夕，上海外滩。
　　顾明远在海关大楼前等了一个钟头。报童从他脚边跑过，喊着“华北战事吃紧”的号外。他没有买，只是把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半张脸。
　　约定的时间是七点，现在八点已过。黄浦江对岸的霓虹明明灭灭，倒映在水里，像一场随时会熄灭的梦。
　　终于，有人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肘。
　　他转身。程砚秋站在三步开外，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头发剪短了，人也瘦了一圈。从前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眼睛，此刻只是深深的望着江水。
　　“来晚了。”
　　程砚秋说，
　　“码头查的严。”
　　顾明远想说什么，喉头却像被塞了棉花。
　　他只是点点头，两人并肩走进外滩的夜色里。
　　他们没有目的地，只是走。
　　苏州河上的铁桥，南京路的橱窗，跑马厅外空旷的草地——这是他们少年时一同走过的路。
　　那时程家还没败落，顾明远还是顾管家的儿子。
　　他们在这条路上并肩骑车，程砚秋总是骑得飞快，回头喊他：“明远，你快些！”如今他不喊了。
　　他们并排走，隔着半尺距离，像两个规行矩步的陌生人。
　　“你该走了。”
　　程砚秋忽然停下脚步，
　　“月底的船票，我托人买好了。”
　　“你呢？”
　　程砚秋没有回答。
　　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沉闷悠长，像一声叹息。
　　“程先生……”
　　顾明远改了称呼。
　　那年他十七岁，在程家书房里替他磨墨，砚秋说：
　　“别叫我先生，叫名字就好。”
　　如今他又叫回了先生。
　　程砚秋转过头看他，路灯昏黄，勾出他侧脸清瘦的轮廓。
　　他伸手，极轻地替顾明远拂去肩上一片不知从何而来的落叶。
　　“明远，”
　　他说，
　　“往后，再别回来了。”
　　顾明远一把攥住他的手。
　　那只手很凉，骨节分明，比他记忆中更瘦。
　　“我们一起走。”
　　他说，声音低哑，
　　“香港，南洋，或再远些——哪里都行。”
　　程砚秋没有挣开，也没有回握。
　　他只是看着他们交叠的手，像看一件已然破损的旧物。
　　“程家败了，我不能走。”
　　他的语气平静，
　　“父亲还在日本人手里。我走了，他就是汉奸。”
　　顾明远的指节发白。
　　他当然知道，这一个月来，他跑遍了所有能跑的码头、求了能求的人，只想换两张船票、两个假身份。
　　“那你当年为什么要教我？”
　　顾明远忽然问，
　　“《诗经》《史记》，ABC，方程式……你教会我走出去，自己却要留下来？”
　　风大了，吹得程砚秋的衣角猎猎作响。
　　他沉默很久，久到顾明远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因为你是这世上，”
　　程砚秋一字一字说，
　　“唯一让我觉得，我还活着在人间的人。
　　他抽回手。
　　那夜，他们在弄堂口分别。
　　程砚秋往西，回程公馆。
　　顾明远往东，去码头附近的小旅馆。
　　谁也没有说再见。
　　黑暗中只有脚步声，一轻一重，渐渐散在风里。
　　船票是八月廿八。
　　廿六那夜，顾明远一夜未眠。
　　他坐在旅馆窗边，对着一江秋水，什么也没想。
　　天快亮时，有人敲门。
　　门外是程公馆的老仆，佝偻着背，递来一只樟木盒子。
　　“少爷说，这个还给您。”
　　顾明远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方旧砚台，边角磕破了一处。
　　那是他十七岁时，第一次领月钱，攒了三个月才买下的。
　　那年程砚秋要去北平读书，他不知该送什么，把自己攒的砚台磨得锃亮，偷偷塞进程砚秋的行囊。
　　他没有告诉程砚秋这是谁送的，他只是想，他的字那么好，应该用一块好砚。
　　盒子底还有一封信，信封空白，没有落款。顾明远抽出信纸。
　　程砚秋的字迹，他认得，每一笔都认得：
　　“明远：
　　见字如晤。
　　方砚我带去北平，又带回上海。
　　陪伴了我八年，可以说每一滴墨都认得你。
　　父亲昨日被释放。
　　代价是我必须接手他在伪政府的一切职位。
　　明日《新申报》会登载我的就职声明。
　　你看到时，大约已在海上。
　　你问我当年为什么要教你。
　　其实还有后半句：这人间还不算太坏，因为你在这里。
　　你走了，它便不剩什么了。
　　但那也不要紧，我教过你‘虽千万人吾往矣’，现在轮到我自己了。
　　这条路是我选的，走到黑也无怨。
　　只是——若来年清明替我烧一叠纸，便说是程家的旧仆，不要提我的名字。
　　你也不必回来。
　　程砚秋
　　廿六年八月廿六”
　　顾明远读完最后一个字，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
　　他没有哭，只是把信纸叠好，贴着心口放下。
　　廿八日，船离开了上海。
　　他站在甲板上，看陆地的轮廓一点一点模糊、消失。
　　海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
　　但他没有回头。

　　民国三十四年，秋。
　　战争结束了。
　　顾明远辗转回到上海。
　　他没有去程公馆，只是托人打听。
　　回话来得很快：
　　程砚秋于民国三十四年夏被处决。
　　罪名是通共。
　　据说他利用伪政府职务之便，向苏北新四军输送药品和情报。
　　刑场在龙华，具体葬地不详。
　　行刑那天下着雨，没有人为他收尸。
　　顾明远在苏州河边站了一整天。
　　河水还是那样流着，澄澈，波光粼粼，像多年前那个没有说再见的夜晚。
　　他想起程砚秋说的“走到黑也无怨”。
　　原来他早就是黑夜中的人了。
　　他取出那方破了一角的砚台，用指尖蘸了清水，在河堤石栏上，一笔一划写下一行字：
　　“此情可待成追忆——”
　　写完最后一笔，水痕已干。
　　他没有续下一句。
　　程砚秋教他的时候，说李商隐这诗写得太苦，他不喜欢。
　　顾明远问他喜欢哪一句。程砚秋想了想，念道：
　　“春蚕到死丝方尽。”
　　当时他不解，如今他懂了。
　　有些丝，缚住了就是一生，至死方休，死了也不休。
　　那方砚台，他带回暂住的旅舍。
　　夜里灯下研墨，墨色依然浓稠，砚底却已有了细细的裂纹。
　　像一个人的骨头，被压过，便再不能复原。
　　翌日他去龙华。
　　找了很久，最后在荒野处拣了几块断砖，垒在向阳的土坡下。
　　他没有烧纸，只是把叠了八年的那封信，就着秋风，一页页焚尽。
　　火光映着他鬓边新生的白发。
　　他三十三岁，已是半生。

　　番外 槐树
　　顾明远活到八十三岁，一个人。
　　他在槟城住了五十六年，开一间很小的杂货铺，卖油盐酱醋、针线纽扣、南洋各色的印花布料。
　　铺子没有招牌，熟人只管叫“顾记”。他从清晨坐到黄昏，拨着算盘珠子，一下一下，把日子拨成灰扑扑的流水。
　　他不提从前，邻居只知道他是上海人，逃难来的，不爱说话。
　　有人要给他说亲，他摇摇头，说不耽误人家。
　　后来年纪大了，也就没人再提。
　　他的铺子深处有一间逼仄的阁楼，楼梯窄得只容一人侧身。
　　他从不让任何人上去。
　　阁楼的窗边放着一只旧皮箱，民国十九年他离上海时买的，皮面已斑驳，铜锁锈得打不开。
　　他没有修，也没有换。
　　每年暮春，他会踩着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梯上去，在窗边坐一个下午。
　　窗外是槟城常年浓绿的芭蕉叶。
　　他看着那些阔大的叶子，看的却是另一棵树。
　　民国十六年，上海程公馆后园，有一棵百年的老槐树。
　　他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盛大的槐花。
　　民国十九年，他离开上海。
　　那天天没亮他就醒了。
　　租住的亭子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一只皮箱，便是全部家当。
　　他坐在床沿，等到天光从窗缝渗进来，等到巷子深处传来豆浆摊的吆喝。
　　他没有去程公馆辞行。
　　他去了码头，船是上午九点，他站在甲板上，望着灰蒙蒙的黄浦江。
　　江风很大，灌进领口，凉得他轻轻打了个寒噤。
　　他没有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走不成了。
　　船驶出吴淞口时，他忽然想起那年程砚秋问他：
　　你怕不怕我，他说不怕。
　　程砚秋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走上来。
　　他没有回答，他不敢说。
　　他不敢说是因为那年他十七岁，程砚秋十九岁，他是下人的儿子，程砚秋是程家的独子。
　　他不敢说是因为他从第一天起就知道，有些距离，不是并排走就能消弭的。
　　他更不敢说是因为——他怕自己走得太近，就再也舍不得走远了。
　　他在南洋辗转了七年。
　　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哪里能糊口便去哪里。
　　做过账房、管过货仓、摆过地摊。
　　最难的时候，他在码头扛过麻袋，一袋一袋白糖压在肩上，压得脊骨咯吱作响。
　　夜里躺在工棚里，浑身散了架似的疼。他闭上眼睛，却睡不着。
　　他想上海。
　　想程公馆后园那棵老槐树。
　　想程砚秋坐在树杈上，逆着光朝他伸出手，手心亮晶晶的汗。
　　“你上来，我拉你。”
　　他始终没能走上去。
　　民国二十六年，他再次离开上海前。
　　他在外滩海关大楼前等了一个钟头。
　　程砚秋来时，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头发剪短了，人也瘦了一圈，他们沿着苏州河走，走了很久。
　　程砚秋没有说话，他也没有。
　　走到暮色四合时，他忽然攥住程砚秋的手腕，指节用力到发白。
　　“程砚秋，”
　　他说，
　　“两张船票，月底去香港。你跟我走。”
　　程砚秋看着他，路灯昏黄，照进程砚秋眼底，那里没有他预想中的欣喜、犹豫、挣扎，只有一片沉沉的、望不见底的平静。
　　程砚秋说：
　　“你该走了。”
　　他的手慢慢松开。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回到小旅馆，在窗前坐了一整夜。
　　黄浦江在不远处流着，轮船汽笛一声长一声短，像在问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答案，他不恨程砚秋。
　　他只恨自己没有早十年开口。
　　如果民国十六年，他从树上下来之后，没有躲着程砚秋走；
　　如果民国十九年，他来辞行时，没有只鞠一躬便转身；
　　如果他曾在某一个寻常的午后，看着程砚秋的眼睛，把心里那句话说出来——但世上没有如果。
　　他知道了。
　　民国十九年，他以为的“来日方长”，是他这一生最愚蠢的错觉。
　　民国二十六年，他离开上海，去了槟城，只在民国三十四年回去了一次。
　　他开了一间杂货铺，在老城区一条僻静的巷子里。
　　铺子不大，货架是他自己钉的，漆成浅灰色，与程公馆书房的墙一个颜色。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这个颜色。
　　只是调漆时，忽然想起来，便定了。
　　日子久了，他开始习惯槟城的生活。
　　炎热的午后，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后芭蕉叶上滚着水珠，亮晶晶的。
　　他站在铺子门口，看着那些水珠出神，恍惚以为是槐花落了一地。
　　他学会了说闽南话，学会了辨认各种南洋香料，学会了煮肉骨茶和咖喱。
　　邻居阿婆夸他手艺好，要给他介绍对象。
　　他笑着摇头，说一个人惯了。
　　阿婆说，老了总要有人照应的。
　　他说，有人照应的。
　　阿婆问是谁，距离远不远。
　　他顿了一下，说，很远。
　　程砚秋离世了很久，久到顾明远已经遗忘了程砚秋的死讯。
　　顾明远不敢去打听程砚秋的消息，不是打听不到。
　　而是他怕听见程砚秋福禄双全，子孙满的消息，更怕程砚秋早已离世。
　　于是他什么都不做，把那个人封存在民国二十六年的外滩，程砚秋永远站在那盏昏黄的路灯下，穿着藏青色中山装，头发剪短了，人瘦了一圈，对他说“你该走了”。
　　他没有走，他一直站在那里。
　　1957年，铺子里来了一位广东客人，闲聊时说起老家在宝山，离上海不远。
　　顾明远破天荒地多问了几句：上海现在如何，程公馆那片还在不在。
　　客人说，程公馆早就拆了，盖了新式公寓楼。
　　他点点头，没有再问。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阁楼坐到深夜。
　　皮箱打开了放在脚边，里面只有几样旧物：
　　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接长了一截；
　　一本民国十九年买的《唐宋词选释》，扉页空白；
　　还有一页泛黄的纸，边缘裱糊过，折痕处磨得快要断开。
　　是他十七岁时在程家祠堂抄的家规。
　　他不记得自己抄了多少遍，只记得程砚秋躲在窗下，看了他整整一个下午。
　　那天晚上，他在最后一遍家规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写了很久。
　　墨迹干了，他又描了一遍。
　　字很丑，像小学生描红，歪歪扭扭。
　　写的是：妻室。
　　没有写名字。
　　他不敢。
　　只是这一遍的家规被他偷偷留下了，没人知道。
　　1966年，马来西亚排华风潮，他的铺子被砸过一次。
　　他护着那只皮箱，被碎玻璃划了满手的血。
　　邻居送他去诊所包扎，问他箱子里是什么宝贝，命都不要了。
　　他沉默了很久，说，一个故人。
　　邻居说，什么故人，值得这样。
　　他说，教我写字的人。
　　其实他更想说，我的爱人。
　　1975年，他收到一封从上海辗转寄来的信。
　　信封皱巴巴的，没有寄信人姓名，邮戳模糊不清。
　　他拆开时手在抖，抖了很久才打开。
　　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纸，边缘被撕过，像是从某封信上裁下来的。
　　纸上只有一行字，清瘦的颜体，墨色很淡，有几处洇开了。
　　“明远，若有来生——”
　　纸在这里断了。
　　他把那半页纸贴在胸口，贴了很久。
　　他没有哭，他只是坐在窗边，从下午坐到黄昏，从黄昏坐到深夜。
　　窗外槟城的夜来得很慢，潮热的风吹着芭蕉叶，沙沙作响。
　　他听着那些声音，想起的却是民国十六年暮春，程公馆后园的老槐树。
　　风一吹，碎白落了满地。
　　他想起程砚秋坐在树杈上，低下头看他，伸出手。
　　“你上来，我拉你。”
　　他那时没有握住。
　　不，他握住了。
　　他怯生生地握住那只手，手心全是汗，隔着皮肤，滚烫地烧着他的脉搏。
　　他握住了，却终究没有走上去。
　　1987年，他回了一趟上海。
　　四十年了，外滩变了，苏州河变了，程公馆连地基都找不见了。
　　他站在陌生的街口，像一个走错了时空的异乡人。
　　他托人打听过程家旧仆的后人，辗转找到一个地址，在曾经法租界边缘一条老弄堂里。
　　接待他的是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了，有点耳背。
　　他问，程先生走时，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老太太想了很久，说，婆婆临终前交代，若有一位姓顾的先生找来，便告诉他：程先生从前说过，那些旧书信，不必留了。
　　他点点头，说，谢谢。
　　走出弄堂时，他看见巷口有一棵槐树。
　　不是老槐，是新栽的，不过碗口粗。
　　这个季节不是花期，满树只有浓绿的叶子。
　　他站在树下，看了很久。
　　他不知道程砚秋葬在哪里。
　　龙华的荒野早已盖满楼房，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没有任何可供凭吊的痕迹。
　　他连一炷香都不知道往哪里烧。
　　他只在巷口那棵新槐树下站了一会儿。
　　风来时，叶子沙沙地响。
　　他听了很久，转身走了。
　　1999年，顾明远在槟城去世。
　　那一年他八十三岁。
　　没有病痛，只是老了。
　　临终前几日的黄昏，他忽然让邻居帮他买一张船票。
　　邻居问，去哪里。
　　他说，上海。
　　邻居说，你这样子怎么坐船，等好了再去。
　　他没有坚持。
　　他躺在竹椅上，望着窗外浓绿的芭蕉叶，很久很久，忽然说：
　　“槐花落了。”
　　他想起来了，程砚秋已经死了，死在了民国三十四年的夏至，死在了他回来前。
　　邻居没听清，问他什么。他已经闭上眼睛。
　　他这一生，没有娶妻，没有儿女，铺子盘给了邻居，存款捐给了槟城的华人义山。
　　遗物只有一只皮箱，邻居按他生前嘱咐，没有打开，直接送去火化。
　　火化那天，槟城下了暴雨。
　　有人看见火化场的烟囱里飘出细细的灰，混在雨里，很快被冲散了，什么都看不见。
　　那只皮箱里有什么，终究没有人知道。

　　很多年后，槟城郊外的华人义山里，多了一块小小的墓碑。
　　碑很小，没有照片，没有生卒年月，只有两行字，并排刻着。
　　一行是：程砚秋
　　一行是：顾明远
　　没有人知道这是谁立的。
　　义山管理员说，有位老先生临终前托付的，没有留名字，只说刻这两个人，并排，并肩。
　　每年暮春，碑前都会有人放一束槐花。有时是新鲜的，有时是干枯的。
　　没有人知道是谁放的。
　　义山的记录簿上，只有一行字：“某先生来扫墓，无姓名，献花一束，约六十许人。献毕即去，不留言。”
　　那棵槐树种在哪里呢。
　　种在民国十六年暮春的程公馆后园，种在顾明远离上海时回望的那一眼。
　　种在程砚秋窗前落了二十年的碎白。
　　种在半页没有写完的信纸上，墨迹洇开，字字未竟。
　　种在他胸前的内袋里，贴着心跳，揣了五十六年。
　　他没有等到后半页。
　　他也不知道，后半页写着什么。
　　但不要紧的。
　　他早就知道了。
　　民国十六年暮春，程砚秋坐在槐树上，逆着光向他伸出手。
　　“你上来，”
　　他说，
　　“我拉你。”
　　这一句话，他记了七十二载。
　　明远，若有来生。
　　若有来生，不做程家子，不为程家仆，只是两个人。
　　并肩走着，慢慢走着，走到槐花落满肩头。
　　走到你握住我的手，不再松开。
　　程砚秋写到这里，停住了。
　　烛火跳了跳，窗外起了风。
　　他把笔搁下，望着那半页未竟的信纸，良久，轻轻折起来。
　　不写了。
　　他怕写完，就成了真的。
　　他怕写完，就有了期待。
　　他怕写完，顾明远便会在某个来生里，傻傻地等。
　　他把那半页纸放进樟木箱最底层，与家规并排放着。
　　他在家规的空白处写的那三个字，墨迹早已干了。
　　他借着烛火，又看了一遍。
　　妻室，没有名字。
　　不敢写名字。
　　怕写了，便是私定终身。
　　怕写了，便是刻在三生石上。
　　怕写了，阎王殿前勾销名册时，会把你们分到同一道轮回。
　　他不敢，他只想在自己的这一本无字族谱里，偷偷记一笔。
　　神不知，鬼不觉。
　　他阖上箱子，吹熄了烛火。
　　民国三十四年，夏至，程砚秋死于龙华。
　　行刑那天下着雨。他跪在泥泞里，没有蒙眼。
　　枪口抵上后脑时，他听见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像民国二十六年，顾明离开上海的那个清晨。
　　他忽然想笑。
　　顾明远走那年，他站在程公馆的书房里，对着窗外的江天，站了整整一早晨。
　　他没有去送顾明远，他不知道那竟是永别。
　　如今轮到他走了。
　　雨水顺着额发流进眼睛，凉凉的，涩涩的。
　　他眨了眨眼，没有躲。
　　他想起民国十六年暮春，老槐树开满了花，风一吹，碎白落了满地。
　　顾明远站在树下，仰着脸看他，怯生生地伸出手。
　　他低下头，握住了顾明远。
　　那只手很烫，隔着薄薄的皮肤，脉搏一下一下，像受惊的雏鸟。
　　他握了很久，久到顾明远终于不再发抖。
　　久到父亲的脚步声从游廊传来，顾明远松开手。
　　顾明远从树上跳下去，低着头，替他担了掏鸟蛋的罪名。
　　他看着顾明远跪在祠堂蒲团上的背影，看了整整一个下午。
　　那是他这一生，离顾明远最近的时刻。
　　枪响了。
　　——明远。
　　——若有来生。
　　——该我不放手了。
　　你握不握？
　　他没有写完那句。
　　他相信顾明远会来的。

　　番外程砚秋的信

　　“见字如晤。
　　不知你可否安好？
　　近来上海总有些风雨欲来的倾向。
　　其实“风雨欲来”这四字，自我留下那日起，便不曾离开过这城。
　　只是如今，连梧桐叶子落下的声音都像在密报什么。
　　我常在深夜听见江对岸的汽笛，一声长，一声短，像是在问：你在哪里？
　　你何时回来？
　　我答不出，便只是听着。
　　不知战争何时会胜利。
　　我曾以为我能等到那一天，以我残躯，换你归来时，这城仍是干净的样子。
　　可近来记忆总是衰退不少，有时站在窗前许久，才想起自己方才在想你。
　　我害怕有一天，你站在我身边，我要好久好久才能认出你——不知你看到这，会不会怪我。
　　你大约不会怪我的。
　　你从来不曾怪过我。
　　思及此，每每回忆起当年在程公馆与你的初识，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时你是随你父亲来送新裁的冬衣。
　　我躲在书房不愿见客，母亲硬是将我拉出来，说：
　　“砚秋，这是顾师傅家的明远，比你小两岁，你带他去园子里走走。”
　　我低头看你，你穿着打了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衫，垂着眼睛不敢看我，耳朵尖红得像要滴血。
　　那一刻我便想：这个人，我往后要多逗逗他。
　　后来我确实常常逗你。
　　你是否还记得，那年暮春，我带你偷偷去爬后园那棵老槐树。
　　我爬惯了，三两下便上了树杈，回头看你还在树下仰着脸，又怕又羡慕的样子。
　　我说：
　　“你上来，上面有鸟窝，咱们掏蛋玩。”
　　你咬了咬嘴唇，便真的爬上来了。
　　爬得很慢，很笨拙手心全是汗，我拉着你，能感觉到你细细的颤抖。
　　你刚在我身边坐稳，还没来得及看清鸟窝里有什么，父亲的声音便从游廊那边传过来：
　　“砚秋！你在做什么！”
　　你吓得几乎要从树上掉下去，是我一把拽住了你的手腕。
　　父亲看见你，脸色更沉：
　　“顾家小子，你怎么也跟着他胡闹？上树掏鸟蛋，成何体统！”
　　你没辩解，你只是低着头，说：
　　“是我求少爷带我上来的，不关少爷的事。”
　　父亲罚你去祠堂抄家规。
　　你跪在蒲团上，一笔一画，写得很慢。
　　我躲在窗下，看你的背影，看了整整一个下午。
　　那天晚上，我把你抄的家规从祠堂偷了出来，压在枕头底下，压了很久。
　　后来那张纸一直被我放在心口，你的字，我记了一辈子。
　　明远，那不是什么“上树掏鸟蛋”。
　　那是我第一次牵你的手。
　　如今我写字的时候，手已经有些抖了。
　　大约是老了，也大约是那年在狱中落下的旧伤。
　　不要紧的。
　　父亲近来身体愈加衰退。
　　他始终不能接受我在伪政府为日本人做事，哪怕我从不曾告诉他，我递出去的每一份情报、换来的每一批药品，都去了哪里。
　　他只看得到我穿那身衣裳，坐在那些人身旁。
　　去年中秋，我回公馆看他。
　　他坐在书房里，背对着门，没有回头。
　　他说：
　　“程家没有你这样的子孙。”
　　我说：
　　“父亲，保重身体。”
　　他再没有说话。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离开了。
　　后来，族谱上的那一页，我的名字被红笔圈去。
　　这是旧例，逐出宗祠者，除名。
　　明远，你不知道那一刻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在想，幸好。
　　幸好我早已将你的名字，一笔一画，刻在了另一本只属于我的“族谱”里。
　　那本谱没有人见过，只有我知道，从民国十九年你离沪赴港那一日起，程砚秋的妻室一栏，便只写着三个字，顾明远。
　　荒唐么？可这便是我此生唯一真实的家。
　　我不知我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
　　有时夜半醒来，窗外风雨大作，我也会问自己：
　　砚秋，你这一生，值不值。
　　可这念头只是一闪。
　　我既身为官家子弟，幼时读圣贤书，老师教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教我“虽千万人吾往矣”。
　　如今家国将倾，千万人已往，我岂能因一身清誉，便躲在后方，看如你这样的人去赴死？
　　我做不到。
　　我只是不曾想到，这条路，竟是这样孤寂。
　　白日里，我与那些人周旋，要笑，要敬酒，要称兄道弟。
　　他们以为我是同类，是贪生怕死、贪慕荣华的纨绔子弟。
　　我听着，只是笑，一杯一杯饮下去。
　　回到住处，对着空荡荡的四壁，把酒吐出来，喝着水，将嘴里的血一并咽回去。
　　没有人可以说话。
　　没有人可以知道。
　　有时候我会想起你。
　　想起你在海关大楼前等我时，那件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
　　想起你在苏州路河边攥着我的手，说“我们一起走”，指节白得像纸。
　　想起你在甲板上，是不是终究回头望了一眼。
　　顾明远，不知你是否还安好？
　　南洋热不热？
　　你吃不吃得惯那边的饭食？
　　有人给你缝补衣裳么？
　　你夜里失眠的毛病，可好些了？
　　你还留着那方砚么？
　　那天我托老仆送去给你的，其实不是我唯一想给你的东西。
　　我还想给你一封信，写了三年，改了几十遍，最后全部烧掉了。
　　烧掉的信里，有一封写着：
　　“明远，这人间很苦。但有你在的那些年，是糖。”
　　我没有寄出，这样的话，不该成为你的负累。
　　如今我写这封信，也不打算寄出。
　　我只是忽然想，若有一日，我不在了，你回来，总该知道这些年我过得如何。
　　我过得很好，真的。
　　只是想你。
　　那年初夏，你从槐树上被我拽下来，手心全是汗。
　　你低头抄家规，脊背挺得很直，像一株不肯弯腰的竹子。
　　我躲在窗下看了你很久很久，久到暮色四合，久到母亲来寻我吃饭。
　　那时我便想：这辈子，我大约是会栽在你手里了。
　　如今想来，一语成谶。
　　——砚秋
　　民国三十四年初夏，于上海”
　　窗外雨声渐歇。
　　程砚秋搁下笔，将信纸仔细折好，却并不装进信封。
　　墙角的樟木箱里，已摞了厚厚一叠这样的信。
　　每一封都以“见字如晤”起头，每一封都写至夜半、署着无人可寄的日期。
　　从民国二十六年到三十四年，八年了，他写给一个人的话，已足够装满一只箱。
　　他从不去想这些信最终的归宿。
　　也许有朝一日，会与他这具腐朽的躯壳一同焚化；
　　也许在某个雨夜，会被老仆发现，当作无用字纸尽数烧去。
　　都没有关系，他只是想写。
　　想告诉他，这人间纵然风雨如晦，但他爱过、也被人爱过的那一程，是这晦暗中唯一不灭的光。
　　翌日，程砚秋照常去伪政府“办公”。
　　公文包夹层里，是一份刚刚收到的、需转交苏北新四军的情报。
　　傍晚时分，他在法租界边缘的电车站被捕。
　　搜查时，特高课从他贴身内袋里搜出一方旧砚台，边角磕破了一处，却并不是当年的那个。
　　审讯官将那砚台反复端详，没看出任何名堂，随手掷在地上。
　　砚台应声裂为两半。程砚秋没有回头去看。
　　他只是垂下眼，嘴角竟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
　　——原来这个也有裂纹，他看见了。
　　顾明远，我再也不会孤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