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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 14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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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的流感来得凶猛,吴知夏在周三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额头滚烫,喉咙像被砂纸磨过,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痛。母亲量了体温:38.7度。
“请假吧。”母亲说,往她嘴里塞了退烧药,“今天哪儿都别去。”
吴知夏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条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她看了三年,从没觉得它像什么。但今天,在高烧带来的轻微幻觉中,它像一条干涸的河床,像某种等待被填补的空白。
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她费力地伸手去拿,屏幕上是班级群的消息,关于今天的数学作业和明天的小测验。她滑动屏幕,看见相安的名字在聊天列表里,最后一条消息还停留在三周前。
她闭上眼睛。高烧让思维变得粘稠,那些严谨的实验数据、心理学理论、消退训练步骤,都像冰块一样融化了,只剩下最原始的感受:冷,热,疼,还有……空。
原来生病的时候,人是会变脆弱的。原来理性在体温超过38度时,会自动下线。
她睡睡醒醒,时间失去意义。下午两点,手机突然响了。不是消息提示音,是电话铃声。吴知夏睁开眼,屏幕显示一个没有存储的号码,但那串数字她记得——是相安的手机号。
她盯着屏幕,铃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接,还是不接?如果按消退训练的原则,她应该挂断。如果按理性分析,她应该等烧退了再处理。
但高烧中的大脑不按规则行事。她的手指先于思考按下了接听键。
“喂?”
声音出口时,她吓了一跳——那么哑,那么弱,完全不像是自己的声音。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相安的声音传来,很轻,带着犹豫:“吴知夏?”
“嗯。”
“听说你生病了。”他说,“陈老师说的。”
又是沉默。吴知夏听着电话里的背景音——很安静,可能有风声,可能是在走廊或者楼梯间。她能想象出他站在那里打电话的样子,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微微侧着头,眼神看向某个不确定的远方。
“烧得厉害吗?”相安问。
“38度7。”
“吃药了吗?”
“吃了。”
对话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一问一答,规规矩矩,每个句子都短得像电报。但在这简洁之下,有什么东西在流动——是呼吸声。吴知夏能听见相安的呼吸,平稳,轻缓,通过电流传来,竟然比退烧药更让她感到平静。
她闭上眼睛,专注地听着。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像潮汐,像某种古老的节奏。高烧带来的眩晕感在那种节奏中慢慢平息,心跳从杂乱的鼓点变成规律的节拍。
原来人的呼吸声,是可以被听见的。原来听见一个人的呼吸,是这样的感觉——像是隔着距离,却共享了同一个生命频率。
“吴知夏?”相安的声音把她拉回来。
“嗯。”
“你……”他停顿了很久,久到吴知夏以为电话断了,“你在做消退训练,对吧?”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高烧带来的混沌温暖。吴知夏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条裂缝,突然觉得它像一道伤口。
“你怎么知道?”她的声音更哑了。
“我看见了。”相安说,“你去心理咨询室。还有……你看我的眼神变了,记录本换成了黑色的,你刻意避开所有可能和我接触的机会。”
原来他都知道。原来她那些笨拙的尝试,那些自以为隐秘的观察,那些写在黑色本子里的数据和理论,他都看见了,都读懂了。
“林老师说,”吴知夏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对你产生的那些反应,可能是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结果。是行为塑造,不是真实情感。所以我需要……消退训练。”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几乎听不见。
“所以你就在做实验。”相安说,“把我当成刺激源,把你的心跳当成数据,把我们的……把一切当成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难道不是吗?”吴知夏问,声音里有她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如果不是实验,那是什么?如果那些心跳加速、呼吸紊乱、注意力分散都只是条件反射,那它们算什么?”
高烧让她的防线彻底崩溃,所有压抑的问题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如果连喜欢一个人都可以用心理学理论解释清楚,那还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如果连心跳都可以被归因于‘刺激-反应链’,那我们还剩下什么?”
她停下来,大口喘气。喉咙痛得像要裂开,眼眶发热,不知道是发烧还是别的什么。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只有呼吸声,平稳的,持续的呼吸声。吴知夏听着那个声音,突然感到一种深切的羞耻——她到底在做什么?对一个只是出于同学关心打来电话的人,发泄这些莫名其妙的质问。
“对不起。”她低声说,“我烧糊涂了。”
“不。”相安的声音传来,比之前更清晰,也更沉重,“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吴知夏愣住了。
“对不起,”相安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该是那个刺激源。”
窗外有鸟飞过,影子掠过窗帘。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到吴知夏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电话里相安的呼吸,两种节奏在空气中微妙地交错。
“从最开始,就是我打破了规则。”相安继续说,声音像在陈述一个思考了很久的事实,“我故意迟到,故意测试那个惩罚系统,故意把你拉进这个荒诞的实验里。然后我带你走那条路,我让你去医院,我在雪夜里送你回家……我做了所有可能成为‘强化物’的事情。”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所以林老师说得对。如果你对我产生了什么反应,那可能真的是被我塑造出来的。是我建立了一个斯金纳箱,然后把你放了进去。所以……该道歉的是我。我不该让你陷进这种困惑里。”
吴知夏握着手机,指节发白。高烧让她的思维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相安的道歉很诚恳,逻辑很清晰,解释很合理——一切都符合那个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理论模型。
可是为什么,她的心脏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所以,”她听见自己问,声音轻得像耳语,“你认为那些都是假的?那些心跳,那些瞬间,那些……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实验数据?”
相安静了。这一次的沉默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长。吴知夏能听见背景里的风声变大了,可能他走到了窗边,可能外面起风了。
“我不知道。”他最终说,声音里有一种深深的疲惫,“我只知道,当我听说你晕倒在操场上的时候,当我听说你发烧请假的时候,我……我希望那些反应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它们是真的,”相安的声音在颤抖,“那就意味着,我在你痛苦的时候,什么也做不了。意味着我看着你写实验报告、做消退训练、把自己逼到晕倒,却只能站在远处看着。意味着我明知道你在挣扎,却还要配合你玩这个‘反向操作’的游戏。”
他深吸一口气:“如果是假的,至少我还可以告诉自己:这只是一场实验,结束了就好了。但如果是真的……”
他没有说完。但吴知夏听懂了。如果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因为她而痛苦,而他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远离。
原来这就是相安的反向操作的真相——不是冷漠,不是不在乎,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如果我的存在是你的问题,那我就离开。如果我离开能让你好受一点,那我就走远一点。
多么理性,多么无私,多么……残忍。
“相安。”吴知夏轻声说。
“嗯。”
“现在,你在哪里打电话?”
“学校天台。”
“能看到操场吗?”
“能。”
“旗杆还在那里吗?”
“在。”
“你还记得升旗那天吗?”
相安静了几秒:“记得。”
“那天早晨有雾,旗杆顶端几乎看不见。我们走上去的时候,我的手在抖,因为紧张。你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别紧张,跟着我的节奏呼吸。’”
吴知夏闭上眼睛,回忆那个画面:“然后我就跟着你的呼吸走。一,二,一,二。国旗升起的时候,雾刚好散了,阳光照下来。那时我在想……”
她停住了。
“在想什么?”相安问,声音很轻。
“我在想,”吴知夏说,眼泪终于流下来,滚烫地滑过脸颊,“如果这是条件反射,那它也太美了。美到我不想让它消退。”
电话那头传来相安吸气的声音,很短促,像被什么击中了。
“所以,”吴知夏继续说,声音带着泪意却异常清晰,“别再道歉了。别再说什么你不该是刺激源。因为如果这个实验一定要有一个结果,那我希望那个结果是——”
她停顿了一下,把涌到嘴边的话压回去,换成更安全的版本:
“我希望结果是,即使是条件反射,即使是行为塑造,即使是所有科学理论能解释的东西……它们也有存在的权利。它们也值得被认真对待,而不是被当成需要被消除的错误。”
高烧让她的头很痛,但心里某个地方突然轻松了。像是卸下了背了很久的重担,像是终于承认了什么一直不敢承认的事情。
“吴知夏。”相安叫她的名字,声音里有种她从未听过的情绪。
“嗯?”
“你烧到38度7,还能做这么清晰的逻辑陈述。”他说,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你真的……很厉害。”
吴知夏也笑了,虽然笑的时候喉咙更疼了。“谢谢夸奖。”
“好好休息。”相安说,“多喝水,按时吃药。”
“好。”
“那……我挂了?”
“等一下。”吴知夏说。
“怎么了?”
“能再等一会儿吗?”她轻声问,“就一会儿。我想……听听你的呼吸声。”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但呼吸声还在,平稳,轻缓,通过电流传来,在安静的房间里像一种温柔的陪伴。
吴知夏闭上眼睛,握着手机,听着那个声音。高烧带来的寒冷在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温暖,从胸口蔓延到四肢。
她不知道这个电话改变什么。不知道明天烧退了,理性回来了,那些理论和数据会不会再次占据上风。不知道消退训练还要不要继续,不知道实验报告还要不要写。
但此刻,在病中,在高烧带来的脆弱时刻,她决定暂时放下所有问题。
就只是听着一个人的呼吸声。
就只是承认:有些东西,即使能用科学解释,也无法用科学消除。
有些温暖,即使知道它可能只是条件反射的结果,也还是想要靠近。
窗外天色渐暗,房间陷入温柔的昏暗中。电话里,相安的呼吸声持续着,像承诺,像陪伴,像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吴知夏握着手机,沉沉睡去。
这一次,没有做梦。只有一种深沉的、疲惫的、却莫名安心的平静。
而在城市另一端的学校天台上,相安握着已经挂断的手机,看着远处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站了很久很久。
风很大,吹得他的衣服猎猎作响。但他感觉不到冷。
他只感觉到,胸腔里某个冰冻了很久的地方,正在缓慢地,艰难地,开始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