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的爱情故事》Asueler

5、苏联爱情故事

　　我是在1937年秋天来到莫斯科的。听着火车的鸣笛，□□揉揉我被秋风吹红的耳朵，和我说要在苏联学到有用的东西，再回到中国来，这比在日本人刀下多一个亡魂来的有益。他又眨眨眼睛笑笑说，在苏联和一个进步的女孩一起革命也是不错的嘛。他想让我笑一笑，我却笑不出来。7月，日本人进犯北平，华北迅速沦陷，而我却要在民族危亡之际离开中国，这让我感觉像做了逃兵一般，我攥紧拳头，我是中国的儿子，我的脚就站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我黑色的眼睛永远也不会忘怀这片东方的土地。□□只是笑笑，说苏联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说我去苏联取取经回来再对抗日本人也不迟。我低下头却没有讲话，火车再次鸣笛。
　　就这样一个16岁的中国男孩坐上了漫长的国际列车，裹紧他身上陕北妇女织的棉衣，穿过勒拿河，穿过外兴安岭，向温暖的伏尔加河流域驶去。我看着周边的丛林向后退去。每一条河流都在即将到来的冬天要封着坚冰，沉郁地等待下一个春天。乌拉尔山脉的那边，钢铁般的红色巨人正警惕地面向西方。
　　我到莫斯科时，深秋的寒风呼啸。一个魁梧沧桑的中年男人和一个20上下的青年来接应我。前者是这片分区的苏□□支部书记，后者是一个苏□□员，正在莫斯科的军事部门工作，叫做雅可夫。书记同我握手，用俄语叫我同志，我从他深深的蓝眼睛里感到了冰原上的烈火。
　　我在莫斯科住下后是雅可夫陪着我工作学习。他那年才20岁，性格跳脱但也可靠，谈起革命有十足的认真，他说他是在十月革命的那一年出生的，他见证着苏联的历史。他眼睛弯弯地笑，教给我一个俄语的单词，说是朋友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词的意思是兄弟。他会用俄语背诵共产党宣言，低沉的声音，每个字节都饱含感情。他说共产党人的愿望是解放全世界的人民，我问他包括德国人吗？当时德国人正蠢蠢欲动，想在欧洲各地燃起战火。他顿了顿，点头道，“德国人民是受到纳粹政府的压榨和愚弄的，德国人民也必须得到解放。”他好像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人，碧波荡漾的蓝色眼睛能看着全世界的人民。
　　我的生日在11月7日，这是苏联的国庆日，雅可夫知道后十分的惊喜。在那一天的前夜，他说他要忙活国庆日的筹备工作，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先睡觉。我夜起时却发现厨房还亮着灯，我透过窗户看着他站在案板前皱着眉头揉着面，旁边是一本沾着面粉的食谱书，是一段中文一段俄文的中文食谱俄译版。我揉揉眼睛感觉到了湿润，莫斯科的11月已然很冷。
　　我悄悄地回了屋。次日一早，他端来一碗面放在我的面前，粗细是不均匀的。他挠挠头说中国人过生日是要吃面的，这他知道，但是他第一次做，做的可能不好，要请我原谅。我吃着面，泪却一滴一滴的往下掉，在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地方，远在乌拉尔山脉的另一头，有个地方让我感到了家一样的温暖和兄弟一样的情谊。他有点手足无措，苏联的男孩从小都被教育着不许流泪，要像钢铁一样保护他们的国家和同志们。他不停地抹我的眼泪，一个劲的让我别哭了，我看着他憨厚的样子，笑了出来。
　　1937年底南京陷落，政府迁向重庆。我捏着手里的电报，“彼时南京尚存30万人，后竟未余一人。汝其勿悲，汝其勿悲。”我几乎昏迷过去，一想到南京城血泥遍布的城墙下，长江裹着尸首和血水向同样陷落了的上海流去，我的悲愤就在胸腔里填满，浑身的血液都向头顶涌去。日本人还在我的土地上作威作福着，猖狂的掠夺着中国的财富，杀戮着中国的人民。我感觉眼前一片金星，只远远的听到雅可夫在叫我的名字。
　　我醒来时，雅可夫就坐在我旁边，深蓝色的眼睛忧伤的盯着我。他蓝色的眼睛好像伏尔加河上的坚冰，冷静沉毅。他并没有说什么。面对法西斯骇人听闻的罪行，一切言语都显得失真了，他只有握着我的手不断摇晃着，让我冰冷的手感到一丝温度。
　　在那之后我照常工作学习，只是话少了许多，也找了几份零工，将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和其他的旅苏华人一起寄回中国，也想要为战争做些什么。在有空的时候我会沉默地望向东方，那里有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雅可夫站在我的身边，将他的一些积蓄也寄回了中国，我看向他，他只是温和地笑笑，说苏联没有战争，中国的战争要紧。
　　1939年开春，我带着雅可夫给我硬扣的熊皮帽子，裹得像个俄罗斯套娃，哼哧哼哧的在莫斯科郊外的白桦林里踩着略有点消融的雪，枝头的云雀转转脑袋，打量这个亚洲面孔的男孩。
　　是雅可夫要我过来的。有人拍了拍我这头行动都困难的小熊，我艰难的转头，果然是雅可夫那张笑嘻嘻的脸，他只穿了单衣，白皙的脸和柔软的脖颈全都露在外面，“来。”他拉着我往前走，在白桦林深处有一个小木屋，“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一手搭在我肩上，一手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高挑漂亮的姑娘，有着金色的麻花辫，几乎与我一般高，她一把把我和雅可夫拽进了屋，拍拍我熊皮帽子上的雪，“雅可夫你把这孩子裹得这么严实做什么？”她抱怨道，“一身汗吹着冷风更容易生病的，你不知道吗？”雅可夫挠挠头，“波洛娃你知道的，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中国人肯定是不如苏联人耐冷的，他们生活在南方。我认为还是多穿点好。”波洛娃懒得去理雅可夫，她把我从那一层层的严实的套娃里拔了出来，又拍拍我的肩。
　　“好啦，还是个挺好看的孩子呢，”她双手抱臂，转向雅可夫，“来找我做什么？”雅可夫搓手，“这孩子老穿我的衣服总是不好的，毕竟也不合身，我想请你帮他做一件衣服。”
　　搞不清楚状况的我猛然抬起头，就看见雅可夫涎皮赖脸地软磨硬泡，他拉过站在旁边的我一只手圈着我，一只手拉着我的手，伸开手臂比量，他比我高一头，我听见他说，“你看我们两个身材是相似的，衣服小一号就可以，很方便的。你给我做过衣服应该也很得心应手才对呀，回头我再感谢你。”雅可夫又恢复了那副涎皮赖脸的样子。波洛娃冲他翻了个白眼，“看在布尔什维克的面子上。”
　　只记得那天苏维埃联盟的天空上太阳很红，挂在白桦林的枝头，他笑嘻嘻地牵着我向莫斯科走去，伏尔加河静静的流淌着。
　　当波洛娃带着新的衣服来找我时，她淡淡的笑容像莫斯科一闪而逝的春天。我穿上那件苏式的军装，摆正了带红星的帽子，向他们敬了一个军礼，他们就这样笑着，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请让这伏尔加河永远静静的流淌下去。
　　雅可夫的生日在7月。1942年，我陪他过了第4个生日。但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双碧蓝色的眼睛。他要离开了。苏联的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正被德军围困着，斯大林格勒在苏德两军那数次易手。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城市几乎被完全摧毁，每一座房屋，每条小巷都是战场，每个地方都有尸体和烟灰。
　　斯大林格勒的制高点马马耶夫岗，这座只有100m高的小山，更是每秒都有无数的人冲锋着死去，在枪炮下化为混着硝烟的血泥。
　　雅可夫要去的正是这座血腥的人间绞肉机。作为从莫斯科抽调的支援部队。
　　我看着他那双蓝眼睛没有说话，没有问他能不能别去，我知道他并不害怕，这是他的决定，也是他的使命。我最后一次拥抱了他，将我帽子上那颗红星放在了他胸前的口袋里。
　　你们知道杀死一个人要多久吗？在斯大林格勒，一个苏联母亲抚养了18年的儿子，只需要6秒钟就会失去生命。
　　在1942年一个普通的一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那个6秒已经过去。
　　你是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英雄，你的手在千万只将红旗插上马马耶夫岗的手之中，如果没有人记得你的名字的话，那我将永远的铭记。
　　你是我的兄弟，也是我的老师，你碧波荡漾的蓝色眼睛教会了我坚韧和无畏。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军屡战屡败，1945年5月红军攻入了柏林。
　　我跟着红军行军，却没有去柏林，我来到了斯大林格勒，三年之后，这里才长出了一点小花和一些稀稀疏疏的草，我坐在马马耶夫岗的制高点上，靠着那杆象征着胜利的红旗，抚摸着脚下的土地。仿佛抚摸到了深沉的血和苏联战士深沉的，对祖国的爱。书记在我旁边坐下，他依旧沧桑着。“当初你刚来苏联的时候，雅可夫看到你这个从遥远的东方过来的同志，他真的感觉到很高兴啊，在世界的这么多地方，有这么多的人在践行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与你接触的这些年里面，他有时候会问我关于中国的状况，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在战争结束以后去中国，帮助中国的人民帮助中国共产党践行伟大的解放事业。和你一起回到你的祖国。”这是雅可夫从来没有和我说过的，我笑了笑，眼泪却涌了出来。可惜在马马耶夫岗上，你的血已经沁入了土地里，你和苏联密不可分。我无理要求这个鹤一样远去的魂灵离开苏联热忱又寒冷的土地。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到中国吧，我的人民需要我，而你的人民也需要你。
　　“回中国去吧，”书记说，“日本人马上就要退出中国了，中国人民将迎来解放和胜利，苏联也很快就会出兵中国东北，帮助中国人民将日本那群矮子打回小岛上去。”
　　他递给我一枚磨损了的红星，我怔了怔，那是我给雅可夫的那一枚。“带着它回到中国去吧，就算是带着雅可夫也回去了。”我抬头望着灰白的天空，一个蓝色的魂灵似乎飘着，给我遥遥地指引东方的方向。
　　在苏联的8年里，莫斯科的寒风将我的眼睛也吹成了碧波荡漾的蓝色。如果不是眼泪，那就是苏联人的伏特加烈酒。□□不敢想象现在这个沉默如铁的男人是当初他送去苏联的那个柔弱的孩子。
　　我回到了陕北，回到人民中间，带着雅可夫的红星，我将在苏联学到的一切都带回了中国，我一直在一线工作着，我践行着解放的热情和解放的承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等待了100多年的解放，终于要到来了，在举国欢庆中，我独自来到了南京，南京和整个中国一起迎来了新生，政府宣布还都南京，一切都在朝好处发展，但是长江水是流去了，那些死去的魂灵呢，那些深深的埋在土地里的血和泪呢。似乎一切都迎来了新生，又似乎一切都就那么离去了。
　　1950年访苏回国的□□跟我说，莫斯科有人给我带来了一些东西，说是迟到了8年的话，再说没有用了，但是也想让你知道。
　　我拆开了包裹，里面是一本书和一个一封信。我拆开信封里面是歪歪扭扭的中文，只有落款是俄文的雅可夫。信早已显得皱缩了，或许是当初收敛战场的红军战士不通中文，当做简单的文件给封存了，8年过去了，一切都显得陈旧:
　　“我亲爱的中国朋友，
　　我是雅可夫，本来不想在中文还未熟悉时就写信给你，但是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握笔了。请勿责怪我的中文不好。
　　斯大林格勒已近在眼前了，其实当初一心去斯大林格勒的热血也还没有冷却，但是想到你我却久违的恐惧着。这不是战斗所带来的，死是一种告别，这才是我所恐惧的。和你在一起朝夕相处的5年里面，我们都不曾分开，一起学习工作，没想到你的进步还有很多的时间，我的进步却只能留在这个时刻了。
　　我们每天说话，到今天却仍有说不完的话想要和你讲，其实如果没有战争，我和你可能就是在苏联或者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吧，同志。我在城外看到了好多红军的尸体，他们都是我的好同志，希望冬天能够长一点，让他们能有清晰的脸孔，我也看到了很多德军的尸体，我想他们也有母亲和妻儿的吧，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伤痛。无论是苏联还是德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你也要坚持学习和工作，我知道你在攒钱买一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手稿》，我比你更先攒下了这笔钱，如果你回到中国去，只带波洛娃给你做的衣服和这本书就可以，莫斯科没有别的东西。
　　你的同志雅可夫。”
　　信件下面垫着的就是那本书，1942年再版的《政治经济学手稿》。扉页里面夹着的还有购书的收据，上面有他洋洋洒洒的俄文签名，如果他亲手交到我手上的话，一定是神采飞扬的样子吧？
　　我捧着书，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满面，我说请让那伏尔加河无止息的流淌下去，而生命的严冬如果到了，伏尔加河也会结冰，哭声传不到对岸的，他在风雪中向远处走去，任我呼喊也不回返。
　　但生命的严冬过去了，极西的地方就应该有一座纪念雕像了，她的名字叫做祖国母亲在召唤。在祖国母亲的剑锋之下，那个海蓝色眼睛的青年会回头，看向他曾经想要去过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