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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雪埋桂花 ...

  •   我叫北秋然

      我爸死得早,是让烟呛死的。我妈说,他咳了半辈子,最后那口痰没上来,脸憋得像猪肝。

      那年我七岁,只记得灵堂里劣质烟草混着香烛的味道,熏得人眼睛疼。我妈没掉泪,只是攥着我的胳膊,指甲掐进我肉里,很深。后来她一个人,在纺织厂三班倒,用那双被棉线勒出深沟的手,把我拉扯大。

      北秋然,这名字是我那上过大学的叔叔起的,他说这名字文雅,配读书人。可惜我只读到初中,厂里子弟校垮了,我也就歇了心思,在街口跟着人瞎混,有一搭没一搭地打零工。

      我遇见贺千楚,是在县文化宫边上那个快塌了的录像厅门口。

      夏天,知了叫得撕心裂肺,空气黏糊糊地糊在皮肤上。他蹲在台阶上,叼着半截烟,眯着眼看斜对面台球案子边上吵架的人。汗衫袖口卷到肩膀,露出精瘦的胳膊,上面有道新鲜的疤,蚯蚓似的趴着。我路过,被他叫住。

      “小孩,有火没?”

      我站住,掏出口袋里皱巴巴的火柴盒。他接过去,手指碰到我的,很糙,也很烫。点着了烟,他深吸一口,吐出灰白的雾,上下打量我。

      “北秋然?老北家的小子?”

      我点点头。

      “听说你妈不容易。”他把火柴盒扔还给我,“别在街口瞎晃,没出息。”

      他没说他是谁,但我知道他。贺千楚,在这一片有点名头。比我没大几岁,但好像什么都干过,修车、跑腿、倒腾些来路不明的玩意儿,有人说他手黑,也有人说他讲义气。书没读几年,但眼睛里透着街面上混出来的那种精明和狠劲儿,像饿久了又没完全驯服的狼。

      后来碰见的次数多了。有时他在修他那辆破二八大杠,满手黑乎乎的机油,见我路过,咧嘴一笑,露出一口不算白的牙。有时他蹲在杂货店门口和人下象棋,杀得对方片甲不留,赢了就拍着大腿笑,输了就骂一句娘,把棋子一推。不知怎的,我有点怵他,又忍不住想往他跟前凑。

      熟了以后,他偶尔会塞给我点东西。一把热乎乎的糖炒栗子,两只通红的海棠果,或者半包他没抽完的烟。我不要,他就硬塞进我衣兜里。“拿着,哥给的。”他说。语气不容拒绝。

      有一天,我帮人卸完水泥,灰头土脸地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他开着那辆不知道几手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停在我面前,溅起一片尘土。

      “上来!”他冲我喊。

      我爬上车斗,里面堆着些杂七杂八的铁家伙。他开得飞快,风呼呼地刮在脸上,路两边的杨树哗啦啦地向后倒。穿过县城那条总泛着臭味的水沟,一直开到城外的河滩。太阳快要落山了,河面浮着一层碎金。

      我们坐在河堤上,他递给我一根烟。我接了,学着他的样子点燃,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他在旁边笑,笑声在空旷的河滩上传得很远。笑完了,他忽然不说话了,就那么看着河面,侧脸在夕阳里显得有点硬。

      “然子,”他忽然开口,声音有点哑,“跟了我吧。”

      我没听懂,转头看他。

      他眼睛看着远处,没看我,手却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他掌心很热,汗涔涔的,还有股洗不掉的机油味,粗糙的茧子磨着我的皮肤。

      “跟了我,”他重复一遍,这次转过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烧,烫得我心慌,“往后,哥让你过好日子,只有甜头。”

      河风带着湿气扑在脸上,我的手被他攥得生疼,心在胸膛里跳得像要撞出来。我没说话,也没抽回手。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呜——呜——,长长的,像是要把这黄昏撕裂。

      那天之后,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还是那个北秋然,他也还是那个贺千楚,可我们之间,多了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拴着。他把我带进他的圈子,认识了些三教九流的人。他修车,我就在旁边递扳手。他谈事,我就蹲在门外守着。他喝了酒,脾气燥,摔过东西,也跟人红过脸动过手,但从来没冲我吼过。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沉,像夏天雷雨前积着的浓云。

      我妈察觉出点苗头。夜里,她坐在昏黄的灯下补袜子,针线穿梭,许久,才叹了口气:“秋然,贺家那小子……你离他远点。他那营生,不踏实。”

      我低着头,“嗯”了一声。

      “妈就你一个指望。”她声音很低,像说给我听,又像说给自己听。

      我心里揪了一下,但想起贺千楚在河滩上说的“甜头”,那点揪痛又变成了滚烫的期待。我觉得我能抓住点什么,在这个一眼望到头的县城里,抓住点不一样的东西。

      陈天晴是我们邻居家的丫头,比我小两岁,她爹妈早些年出车祸没了,吃百家饭长大。小丫头挺瘦,眼睛很大,看人总是怯生生的。我拿她当亲妹妹看,有点好吃的会分她一半。她叫我“秋然哥”,声音细细的。

      有时候贺千楚来找我,碰见天晴,会顺手给她带块麦芽糖或者几颗玻璃纸包着的水果硬糖。天晴一开始怕他,躲在我身后。后来熟了,才敢接,小声说“谢谢千楚哥”。贺千楚就揉揉她枯黄的头发,“丫头,多吃点,长个儿。”

      贺千楚的“营生”渐渐有了起色。他不再只修车,和人合伙弄了个小煤场,从外地拉煤来卖。虽然还是辛苦,风里来雨里去,一身煤灰洗不净,但手头总算活络了些。他给我妈买过几次点心,包装得很仔细。我妈收下了,没说什么,只是夜里叹气的声音更长了。

      他也在县城边上租了间小房,不大,但总算有个落脚处。有个冬天的晚上,刮着白毛风,冻得人骨头缝都疼。他那里生了炉子,烧得挺旺。我们围着炉子烤土豆,土豆皮烤得焦黑,掰开来,冒出热腾腾的白气,香气扑鼻。窗外风声凄厉,屋里却暖得让人犯困。

      他忽然说:“等再攒点钱,把旁边那间也租下来,打通了,宽敞点。”

      我掰着土豆,没接话。

      “到时候,你常来。”他看着炉火,跳跃的火光映在他脸上,明明暗暗,“这儿就是你的地方。”

      土豆烫手,也烫心。我低着头,“嗯。”

      他伸过手,不是握,是用拇指的指腹,很慢地蹭了蹭我的脸颊,那里大概沾了灰。他的动作有点笨拙,甚至可以说是轻柔,和他平时那副样子完全不同。我的脸“腾”地烧起来,比炉火还烫。

      那晚我留了下来。炉火渐渐弱了,屋里冷下去,我们挤在那张不算宽的木板床上,盖着厚重的、有股机油和烟草味的棉被。他胳膊很重地压在我身上,呼吸喷在我颈窝,滚烫。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外面风停了,世界静得可怕,只有彼此的呼吸和心跳,擂鼓一样响在耳边。后半夜,我迷迷糊糊感觉他起来了一次,给炉子添了块煤,又把被子往我这边掖了掖。

      日子好像真的朝着他说的“甜头”滑去。煤场生意不错,他甚至盘算着来年开春再多租辆车。偶尔手里宽裕,他会带我去县里新开的、据说有“港台风”的录像厅,看那些吵吵闹闹的武打片或爱情片。屏幕的光影变幻打在我们脸上,在黑暗里,他会悄悄握住我的手,十指相扣,攥得很紧。散场出来,街上冷清,路灯昏暗,我们踩着长长的影子往回走,他会哼两句荒腔走板的流行歌。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他五音不全,唱得很难听。

      我却觉得,那大概是我听过最好听的歌。

      腊月二十三,小年。天阴沉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雪。空气里有股硫磺味,零星已经有人家开始放鞭炮,噼啪作响,炸开一团团青烟。

      那天是我生日。我自己都快忘了,我妈早上给我煮了碗面条,底下卧了个鸡蛋。“又大了一岁。”她看着我,眼神复杂。

      贺千楚前几天就说,小年这天要去临县结笔账,顺便给我带点好吃的回来。他说县百货大楼新进了种蛋糕,上面有奶油花,贵,但尝尝鲜。

      “等着啊,然子,哥给你过生日。”他跨上那辆旧摩托,发动机轰隆隆响,像他这个人一样充满不安分的劲儿。

      我站在门口看他走远,心里莫名有点慌。那慌没来由,细细的,却缠得紧。我妈在屋里咳嗽,一声接一声。这几年她身体越来越差,厂里的活儿早就干不动了。

      下午,我帮天晴把她捡的煤核搬回屋。小丫头脸冻得通红,呵着白气。“秋然哥,千楚哥晚上回来吗?”

      “说回来。”

      “那有蛋糕吃啦?”她眼睛亮了一下。

      我笑笑,“嗯。”

      天快擦黑的时候,开始飘雪粒子,砸在地上沙沙响。鞭炮声更密了,空气里的硫磺味浓得呛人。我心里那点慌变成了隐隐的钝痛,坐立不安。我妈说:“兴许雪天路不好走,耽搁了。”

      我正要出门去看看,院门被猛地撞开。陈天晴跌跌撞撞扑进来,脸色惨白得像糊窗户的纸,眼睛瞪得极大,全是惊恐。她张着嘴,大口喘气,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手指着外面,抖得像风里的枯叶。

      “天晴?咋了?”我心头猛跳。

      她“哇”一声哭出来,尖利而破碎:“秋然哥!快……快……千楚哥……他……他躺在东头巷子……好多……好多血……不动了……”

      世界“嗡”一声,所有的声音都褪去了,鞭炮声,风声,我妈的咳嗽声,还有我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我只看见天晴的嘴在动,形状扭曲。腿自己动了起来,朝着东头巷子狂奔。雪粒打在脸上,生疼。

      巷子口围着几个人,指指点点,脸上有惊惧,有麻木,也有看热闹的稀罕。我拨开他们。

      他就躺在巷子中间,靠着污秽的墙根。身下是一滩暗红色的、半凝固的血,在雪泥里晕开,触目惊心。他蜷缩着,脸朝着巷子口的方向,眼睛半睁着,空洞地望着灰蒙蒙的天。脸色是死寂的青白。他穿着那件我熟悉的、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前襟被血浸透了一大片,颜色发黑。一只手压在身下,另一只手向前伸着,手指微微蜷曲,像是想抓住什么。

      离他不远的地上,摔着一个破了的纸盒子,奶油和糕体溅得到处都是,糊在肮脏的雪地上。几颗裹着冰糖的山楂滚了出来,鲜红鲜红的,沾了泥污,零落在血泊边,像一串凝固的血珠子,又像谁碎裂的眼珠。

      我跪下去,膝盖磕在冰冷坚硬的地上,没觉得疼。我想碰碰他,手伸出去,却抖得厉害。他的脸很冰,比地上的雪还冰。我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破风箱。

      周围的声音渐渐回来了。有人说:“是贺千楚……造孽啊……”

      “听说是几个生面孔,骑摩托的,找错人了?还是讨债的?”

      “活活打死的……啧,那下手叫一个狠……”

      “手里还拎着蛋糕呢……今天好像谁生日?”

      “警察来了没?”

      “刚有人去叫了……”

      我什么都听不真切。我只看着他的脸,看着他那双再也不会对我笑、对我发狠、映着炉火的眼睛。雪花落在他睫毛上,慢慢融成水,像泪。

      警察来了,拉起了警戒线。我被拽起来,拉到一边。有人问话,我张着嘴,发不出声。天晴在我旁边哭得撕心裂肺,我妈也被人搀扶着赶来,看到现场,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混乱。冰冷的混乱。

      后来断断续续知道,是几个外地来的混混,听说这一片有个姓何的欠了他们老大钱,喝多了酒,认错了人,把“贺千楚”听成了“何千楚”……一场荒唐的误认,一场残忍的围殴。他们很快就抓住了,关了进去。

      可没过多久,又因为“证据不足”、“主要责任人未成年”,加上据说他们老大家里有点关系,疏通打点,陆陆续续,都出来了。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给我妈熬药,手里的蒲扇掉进炉膛,燃起一簇短促的火苗,瞬间成了灰。

      贺千楚没了。那个说往后只有甜头的人,倒在了一年将尽的冰冷巷子里,手里还攥着我的生日。

      我的魂好像也跟着他那半睁的眼睛,望着的那个灰蒙蒙的天,一起走了。人还在,吃饭,睡觉,帮我妈煎药,应对警察和煤场那些未了的事。但里面空了,漏着呼呼的风,刮过都是血腥味和奶油甜腻的、腐烂的气息。

      我不再出门,整天呆在屋里。看着那破旧窗棂投下的光,从东移到西。我妈的病更重了,咳嗽时常带出血丝。她看着我,眼泪无声地流:“秋然,你别这样……你得活着……”

      活着?为什么活着?

      贺千楚总爱说,活着才有奔头,活着才有意思。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得灼人,仿佛前面真有金光大道。可现在,说这话的人没了,我的奔头在哪里?意思又在哪里?

      天晴常来看我们,带着她做的一点简陋吃食。她瘦得更厉害了,眼睛显得更大,里面盛着和我一样的惊惶与悲伤。她不敢提贺千楚,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屋子,给我妈擦洗。有时她会看着我,嘴唇翕动,最终也只是低下头去。

      时间像个跛脚的老人,在压抑和死寂里,一瘸一拐地挪。春天来了,窗外的杨树又冒了嫩芽,可我的世界里没有春天。只有那摊血,那几颗冰糖山楂,和摔得稀烂的奶油花,在眼前反复复,日夜不休。

      我妈在一个清晨走了。她走得很安静,像终于耗尽了灯油的枯灯。弥留时,她枯瘦的手抓着我的,力气大得惊人:“儿啊……好好的……好好的……”她的手慢慢松了,滑下去,眼睛望着我,里面有不舍,有担忧,最后凝固成一片灰暗的死寂。

      我给她办了丧事,很简单。来的人不多,街坊邻居,几个旧日厂里的阿姨,看着我都摇头叹气。天晴哭成了泪人。我看着她,心里木木的,竟流不出一滴眼泪。眼泪好像在那个雪夜,就和血一起流干了。

      现在,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守着这间低矮的、充满记忆又空洞得可怕的屋子。贺千楚租的那间房,早退了,里面他的东西,有些被警察带走,剩下的,也不知道被谁收走了,或者扔了。

      好像这个人,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只有我怀里那个小小的木头相框,里面是我们四个人唯一的一张合照。有一年夏天,在县城唯一的公园,一个走街串巷的照相师傅给拍的。我妈坐在中间,我和贺千楚站在她身后,天晴蹲在她脚边。我们都看着镜头,笑得很傻,很用力,仿佛那一刻的快乐能永远定格。照片已经有些发黄了。

      我抱着相框,从白天坐到黑夜。屋子里很冷,炉子早就灭了,我也懒得生。饿了就啃一口冷硬的馒头,或者干脆不吃。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

      我想起贺千楚很多事。想起他掌心的汗和机油味,想起河滩上滚烫的誓言,想起炉火边他蹭过我脸颊的手指,想起录像厅黑暗里紧握的手,想起他五音不全的“甜蜜蜜”。想起他说,活着才有意义。

      可他没有活下来。

      而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承受这一切,直到再也承受不住吗?

      那天晚上,风很大,吹得破窗户纸哗啦啦响,像无数人在哭。我抱着相框,蜷在冰冷的炕上。意识昏沉中,好像闻到一股焦糊味。起初很淡,渐渐浓烈起来,还夹杂着木头爆裂的噼啪声。

      我睁开眼,看到门缝底下有红光在跳跃,浓烟正从那里钻进来。

      着火了。

      我心里异常平静,甚至有点解脱般的轻松。我没有动,只是把怀里的相框抱得更紧了些。照片上,我们的笑容在渐渐弥漫的烟雾里,变得模糊。

      火势蔓延得很快,屋顶的椽子开始往下掉带着火星的碎屑。热浪扑面而来,空气灼人。外面似乎传来了嘈杂的人声,惊呼,喊叫,还有急促的锣声——那是旧时示警的方式。

      “……北家!老北家着火了!”

      “快救人啊!里面好像有人!”

      “水!快打水!”

      脚步声凌乱,泼水声,木桶磕碰声,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吆喝声。但火太大了,风助火势,噼里啪啦,吞噬着这座老旧的房子。救火的声音显得那么无力,那么遥远。

      我听见了天晴的声音,尖利,凄楚,带着哭腔,穿透火焰的咆哮和人群的喧哗:

      “救救人啊!求求你们了!秋然哥还在里面!求求你们!救救他!”

      她在哭喊,在哀求,一声声,撕心裂肺。

      “我给你们跪下!求求你们!快啊!”

      我好像看见她跪在冰冷的地上,对着那些或慌乱、或犹豫、或麻木的面孔,拼命磕头。火光映着她满脸的泪和绝望。

      可火太大了。或许是这房子太旧,或许是风太猛,或许是……人心里的那点温热,终究化不开这腊月里积下的、厚厚的冰。

      有人试图靠近,又被烈焰逼退。泼上去的水,不过是杯水车薪,激起更大的蒸汽和浓烟。

      我抱着相框,闭上了眼睛。热,灼热,四面八方包裹上来。呼吸越来越困难。在意识彻底沉入黑暗之前,脑海里最后一个画面,异常清晰,甚至带着一点诡异的甜。

      是贺千楚有一次神秘兮兮塞给我的一个铝制饭盒,说里面有好东西。我打开,是半块桂花糕,米白色的,撒着金色的桂花末,香甜扑鼻。我吃了一半,留了一半,想等他回来一起吃。后来……后来忘了。那饭盒不知道塞到了哪个角落,再也没打开过。

      那半块桂花糕,应该还在1987年的那个铁皮饭盒底下吧。

      早就风干了。

      硬了。

      碎了。

      像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尝,就仓促摔碎的人生。

      外面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只有火焰欢快地、彻底地歌唱着,吞噬一切。

      黑暗降临。

      最后一丝意识里,是相框玻璃在高温下炸裂的、细微的脆响。

      我们的笑容,终于湮灭在无边无际的赤红里。

      ———正文完———
      20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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